论说中国草书之发展 王根权
刘锡山在《论草书》中说:“草书在书法艺术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草书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皇冠。狂草则是这个皇冠上的明珠。谁攻下了草书，谁就登上了中国书坛的巅峰，谁就是大师，谁就是一代宗匠。”于右任先生讲：“吾国习俗，文之善者曰文豪，草之善者曰草圣。” 回顾中国书法史，草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形成期，起于秦，终于晋。从实用中产生，因实用而成体，基本作用和目的就是实用。这一时期的标志是，草书从隶书中脱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定格的书体。这一时期的集大成者首推张芝，其次就是王羲之。第二个时期为发展期，起于晋，终于唐。这一时期的草书开始了从实用向艺术的转型过渡，其标志就是孙过庭《书谱》中所提出的书法艺术创作理论：“达其情性，形其哀乐”。这一理论提出来了，但并没有把它推广开来，在书作实践中，“达其情性，形其哀乐”也仅仅处于自发阶段，还没有达到自觉阶段。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首推孙过庭，其次就是张旭和怀素。第三个时期为成熟期，起于唐，终于当代。这一时期草书的实用作用几乎没有了，变成了一种完全的艺术。“达情表意”被作为明确的草书创作目的，其标志就是薛铸先生“书法创作要以表现思想情感为最高目标”书法理论的提出，将草书推向了一个新的巅峰。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达其情性，形其哀乐”那种自发抒情意识就变成了“达情表意”的自觉抒发情感的意识和行为，这就表明了草书作为一种书体，它已完全步入了成熟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就是毛泽东与薛铸。张怀瓘在其《六体书论》中说：“草书者，张芝造也。”①庾肩吾《书品》云：“草势起于汉时，解散隶法，用以赴急，故曰草书。”②羊欣《采古能书人名》中云：“弘农张芝，高尚不仕，善草书，精劲绝伦。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每书，云：‘匆匆不暇草书’，人谓为‘草圣’”。③《宣和书谱·叙论》中云：“秦苦隶书之难，不能投速，故作草书，是不知杜度倡之以汉，而张芝、皇象皆卓卓表见于时。崔瑗、崔寔、罗晖、赵袭各以草书得名，世号章草。至张伯英出，遂复脱落前习，以成今草。” ④虞世南《书旨述》云：“史游制于急就，创立草藁而不之能，崔杜析理虽则丰妍，润色之中失于简约。伯英重以省繁，饰之钅舌 利，加之奋逸，时言草圣，首出常伦。” ⑤庾肩吾《书品》中又云：“求诸故迹，或有浅深，辄删善草隶者一百二十八人，伯英以称圣居首，法高以追骏处末。”“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⑥《萧衍·草书状》云：“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以张为祖，以卫为父，索范者伯叔也。二王父子可为兄弟，薄为庶息，羊为仆隶。”文中简称：张（张芝）、卫（卫诞）、索（索靖）、范（范怀约）、薄（薄绍之）、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羊（羊欣）。⑦以上书评告诉我们， 草书产生的原因是“赴急”，创作的目的在于实用，孙过庭《书谱》中所说的“厥用斯弘”。同时还勾画出了草书从首创到定形这一发展延续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先前书法家各自的作用、贡献及其在草书史上的定位。尊张芝为“草圣”，历代书家们的看法和意见是一致的，没有分歧，看来张芝这个“草圣”众望所归，是服众的。书家定位向来相争激烈之极，为什么张芝能服众呢？分析起来原因有三条：一是变章草为今草；二是草书确实写得很好，别人服气；三是习书的刻苦执着精神感人。三个原因中第一条是硬条件，别人没法去争，也无法去谤，所以“草圣”的位子也就稳了。后世书家与张芝的争比只能在第二条和第三条上，但张芝有第一条作基础，虽有争比，始终无法改变其“草圣”之尊位。论说草书，王羲之是必须提到的一位书家。唐太宗李世民尊其为“书圣”，其在后世书坛的影响太大了。一篇《兰亭序》“情深调和”，一举成名天下知，皇帝钦点御批，把“书圣”这把交椅封给了王羲之。王羲之坐上“书圣”这把交椅后，后世书坛敬拜至今，无人问鼎。王羲之以行书显名，其草书写的也非常好，水平略低于张芝。孙过庭《书谱》引王羲之语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又云：“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这说明王羲之对张芝的草书是认同并服气的。敬贤荐能这正是王羲之书品人品的高尚之处。王羲之在行书方面的成就使得后世书坛在拜圣习行的同时，自然不会忘记其草书，故此王羲之以其“书圣”的权威，高超的草艺，影响着后世草书的发展，其对草书的传承发扬光大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唐代是中国书法发展的第二个鼎盛时期，草书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开始从赴急实用向“达情表意”这一艺术方向转变。这一时期，最值得提及的人物有三个，孙过庭、张旭和怀素。孙过庭《书谱》的问世，真正意义上的书法理论才告开始。此前所称书论者，充其量只能算是方法、技巧、经验、感受、体会，评说之类。孙过庭的《书谱》涉猎的内容很多，其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书法理论观点，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重要的书法理论大都没有能够给予阐述和论说。但是可以肯定，它们均已具备了书法理论刍形。被孙过庭称作“书旨”的“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既是书法创作的目的，也是书法创作的要求，也是书法理论的精髓和核心。孙过庭的书法理论应该说是时代的产物，是众多书法家长期努力奋斗的结果。但孙过庭将其升华了，将其明确地提出来了，所以说孙过庭这个人很了不起。可以说也正是他的这一书法理论刍形将中国草书乃至中国书法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促使了草书从实用向艺术的过渡。孙过庭的草书水平是相当高的，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孙过庭留至今天的书作太少了，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其《书谱》，而且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有理由相信，孙过庭的草书艺术水平应该要比其《书谱》水平要高。因为《书谱》的写作目的在于说理，情感表现是其次。尽管如此，其书法艺术语言和艺术手法在其中表现和反映的也是很明显突出的，亦堪为后世草书之楷模。宋高宗谓其《书谱》“此谱妙备书法”。米芾《书史》中称：“孙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近前而直，……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清代李承泽在《庚子销夏记》中评：“唐初诸人无不摹右军，然皆有蹊径可寻，独孙虔礼之《书谱》，天真潇洒，掉臂独行，无意求合而无不宛合。此有唐第一妙腕。” ⑧这一时期有两位草书大家是必须提及的。一个是张旭，一个是怀素，世称“颠张狂素”。颠张是说张旭好饮酒，经常是豪饮大醉，呼叫狂走，然后挥笔作书。有时甚至有些疯颠，竞“以头濡墨而书”。张旭从“挑夫争道”和“公孙大娘舞剑”中感悟作书。怀素亦好酒，尝一日九醉，人谓“醉僧”。作书时也喜欢狂呼乱叫，其《自叙帖》中有这样一首诗可以说明。“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中气。忽然绝叫三两声，满壁纵横千万字。”两个人的草书写的都很好，对后世的影响很大。这里需要清醒地指出，作为一个书法大家，应该是心胸坦荡，心平如水。看来两个人的修养都还达不到这一点。都爱饮酒，酒后呼叫作书。应该说两个人的生理上都没有问题，精神上是正常的。喝酒可以认为习好，作书狂叫又是为何呢？只有一种解识：胸中的垒块，心中的情节仅凭手中的笔是难以言尽的，或者说还远不能排遣，只好凭借狂叫发泄。狂叫之余的情感应该是留滞于笔的。这就使得他们的书作中饱含了情感、抒发了情感，仅此一点，也就超越了他人。张旭、怀素他们和孙过庭虽然属同一时代人，但都晚于孙过庭。那个时候，信息不象现在传递这么快。第一种可能，也许他们压根就没有见过孙过庭的《书谱》。如果说这种情况属实，那么，就应该解释为他们具备了这一时期书法创作的思想意识，他们的书法创作意识与孙过庭“书旨”理论思想相暗合。另一种可能，也许他们见到了《书谱》且熟读了《书谱》，那么他们必然受到了孙过庭“书旨”理论的影响和启迪，如此一来，解释他们的草书就更入情理。不管他们读没读过《书谱》，他们的草书都是有意识地抒发了情感。仅此一点，就是他们的伟大过人之处，也正是他们的书作能够旷世的原因。特别应该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书法的创作理论思想提是提出来了，但作为书法理论其本身并没有完善成体，没有独自成论。作为理论还不够具体，还不够细致，还不具有说理性和说理的透彻性。因此，我们说还不成熟。这样以来，这一理论对草书创作实践就不具有明确的指导作用，也未能引起当时以及后世书家们的普遍重视，也就谈不上推广和普及。在后世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没有一个书家就其书法艺术思想予以发展，使其以完全意义上的书法理论展示于中国书坛。这就使得后世很长一个时期草书的创作实践一直处于自发阶段，而未能发展到自觉阶段。这也是唐以后草书发展非常缓慢之原因。当代，是草书发展最快、成就最高的一个时期，可以说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个鼎盛时期。唐以后草书的实用性逐渐消退，艺术性不断提高。到了当代实用性几乎没有了，绝大多数人都不认识它了，甚至连一些书法家辨识起草书来都有了困难。草书的存在可以说完全成了观赏性即艺术性了。草书脱离了实用性，变成一种纯艺术性的书法形式，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草书又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书法鼎盛到来的大环境当属社会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其直接原因则是书法从实用中彻底脱离出来了，成为了一门专业艺术，有了一支专门研究书法和学习书法的人群，即书法家队伍。其根本原因则是书法艺术思想理论的完全成熟。这一时期无论是书法家的数量、书法理论研究成果、书法的艺术水平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在众多书法家中成就最高、贡献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首推毛泽东和薛铸两位书法大家。毛泽东是我国书法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位书法大家。我们尊他为一代大家，看看他大在什么地方。第一，大在他的书法艺术的天才上。千百年来无人能懂孙过庭《书谱》的书旨，他老人家自我感悟出的书法艺术主导思想竟然能与孙过庭《书谱》书旨相暗合。毛泽东当属第一人。第二，大在他所表达的书法情性上。老人家的书法情性是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诗人的情性。“达其情性”书法史上能有如此之大情性者，无出毛泽东其右。第三，大在他所形的哀乐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老人家所形的哀乐是革命的哀乐，是全国人民的哀乐，是“天下”大哀乐。“形其哀乐”，书法史上能以“天下”哀乐为已哀乐者也就只有毛泽东了。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书法艺术家，并不在于他的书法艺术语言掌握的精熟程度，即不在于他的书法基本功有多么的深厚，笔墨如何娴练，书体如何多变。这些作为书法大家的毛泽东肯定是达到和掌握了的。但这些东西一般的书法家都能达到。至于变化，各有千秋。毛泽东书法艺术的伟大之处，当在于他的书体形式能与他的书写内容达到完美的统一，在于他的书体形式始终为其书写内容服务，且能随书写内容的不同而不同，随书写内容的变化而变化。这一点一般的书法家就做不到了。还在于他的书法作品始终以表达思想情感为最高目标，能够熟练应用书法艺术语言充分地表现和反映他的思想和情感，直抵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书法史上可以说是少之又少的。更在于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其书法艺术的思想和情感是随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而动的，他在书法艺术中所表现和反映出来的思想情感是中国人民的思想情感。能够达到这一点的人，在中国书法史上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绝无仅有，空前绝后，也就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毛泽东草书的气势空前绝后，无人可比。这是由老人家博大的胸怀，深厚的政治思想文化底蕴所决定的，别人无法相比，也无能达到。于右任先生致力于草书的简化和规范，前无古人，功不可没。他们是伟人，他们是职业革命家，却并非职业书法家。他们在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方面投入了毕生精力，功德无量。其书法艺术在伟人身上只能是一个闪亮点。薛铸是中国书法艺术思想理论的集大成者，薛铸对中国书法有五个方面的贡献。上边我们说了，“有唐第一妙腕”孙过庭提出了“达其性情，形其哀乐”的书法理论思想，但他却未能完成其论著，在后世很长的一段时间未能受到习书人的重视。到了当代，情况不同了。孙过庭的这一书法理论受到了书法大家薛铸的高度重视，并将这一思想进行了完善和发展。薛铸在论证“书法艺术语言”存在的同时，给“书法艺术语言”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蕴藏在书法作品的字里行间的能够感染读者情绪和陶冶读者性灵的具有语言功能作用的成分和因素。在此基础上，薛铸写成了《论书法的艺术语言》一文。该文提出书法家必须了解、熟悉、掌握书法艺术语言，从而很好地运用它，把它溶注到自己的书作实践中，溶注到自己的书作中，通过它把自己的思想情感传递给读者。其后，薛铸又完成了《论书写内容与书体形式的统一》一文。该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传统书法艺术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这一理论虽然显见易解，然而应用时的难度却非常大，对书法家的书法水平要求很高。一般书法家无能力做到，故而也就不敢提及。它要求书法家必须熟练地掌握多种书体，而且不得强调自己的书写个性和特点，不得固守自己已有的书写习惯，不得恪守已成形固定的书体。应该“学宗一家，变成多体”，以适应书写内容的广泛性和多变性。不得刻意张扬书写形式，要以表现和反映书写内容情感为目的。论证时，薛铸应用了最浅显、最生动、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他举例，用颜真卿既粗又肥的大楷书写陆游的“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词句能让人感到柔情蜜意吗？用宋徽宗的瘦金体书写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诗句能感到黄河之水的气势吗？这个道理说起来人人明白，但千百年来却无一人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分析论证。提出“书写内容与书体形式的统一”这一理论，薛铸乃第一人。道理浅显做起来很难，能真正理解并做到“书写内容与书体形式相统一”的书家可以说少之甚少，薛铸做到了。大多数书家作书时是不论书写的内容和书体形式的，不管写什么内容都是一个体。一方面是他们没有这一作书意识，另一方面是他们没有这方面的书艺才能。平时书写中只掌握了一两种基本的书体，现在要求其随书写内容之意境而变体，他们如何变得过来。薛铸，熟练地掌握了一百多种书体，做到这一点那就容易多了。再后来，薛铸又完成了《论书法创作要以表现思想情感为最高目的》一文。该文阐述了书法创作和评判的更高标准和要求。这一理论要求书法家要通过书写去表达和反映自己的思想情感，这就把中国书法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艺术层面。薛铸的书法艺术思想理论与中国书法艺术实践结合的非常紧密，道理明显、确定、易懂、实用。反映的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基本规律，从习书开始到成名成家以后都能适用，而且是必须应用，不能不用。薛铸书法艺术思想理论与前人相比有三个特点：一是有明确的理论思想；二是有严格的说理论证过程；三是说理的正确性和透彻性。与前人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实用性和系统性。在薛铸之前的千百年间，中国书法一直被视为玄学与神学。学书人迷盲，作书人迷盲，赏书人迷盲，藏书人更迷盲。薛铸书法艺术思想理论有拨云见日之能，立竿见影之效。“薛铸之前，薛铸不遗。薛铸之后，不遗薛铸。”这是著名书法家费新我先生对薛铸的评价。“薛氏三论”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太重要了，在薛铸之前没有任何一位书家对书法艺术思想理论阐述的如此透彻，如此全面。在薛铸之前，所有书法家、书法大家，包括我们的“书圣”，没有一个作书时是在明确的书法创作思想理论指导下实践的，全都是凭着自己书法实践的一种感觉。王羲之的“神品”书作《兰亭序》的创作过程，以及后来王羲之再写不出同样的作品就是最好的例证。薛铸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假令王羲之能够再世的话，他就再也不会为写不出第二篇《兰亭序》而遗憾了。回顾中国书法史，名义上的书法理论极其丰富，而实际上极为空乏。确切一点说，书法理论非常幼弱，甚或缺位。数以万计的书法论著中，很少能找出属于完全意义上的书法思想理论文章和著作，更不可企其成为一个思想理论体系。薛铸的书法“三论”，从书法的基础论及到了书法的深层，相互联系，相互依存，逐步递进，构成了完整的书法艺术思想理论体系。故此，我们说“薛氏三论”填补了书法史上长时间的理论缺位。据此，薛铸的书法“薛氏三论”就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三论”的问世，使中国书法开始了新的纪元，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薛铸是一位非常全面的书法家。薛铸5岁习字练书，20岁西安美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国书法的圣殿西安碑林从事碑贴研究工作，一沉就是二十四个春秋。研碑炼字，相得益彰。砺精图艺，造就惊世。人们对能写一手好字的人，看高三分；对能书数种书体的人敬佩不已。薛铸能书一百余种书体，且体体精湛，神情并茂。这在我国书法史上绝无仅有，当属第一奇才。薛铸是书法史上少有的一位职业书法家。薛铸一生从事书法工作，习文弄墨，别无他业，是书法史上第一位职业书法家。1973年中国吏制史上首设专司书法的官吏——书法专干。薛铸就是第一任。在职期间，薛铸组织过大型书展数十次，其中西安“西城门楼书展”破中国书法史之天荒，开中国群众性大型书展之先河。打破了长期以往中国书坛的沉寂，为后来中国书法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薛铸参加各类书展活动无数，接待各类书法使团来访和带团出访次数之多已无从计起。最多时一天内接待来访使团达五次之多。薛铸是一位杰出的书法组织家和活动家。薛铸发起成立了书法史上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书法群众组织——陕西省书法研究室。这就是陕西省书法家协会的前身。发展了120名会员，后来多数都成了书法名家。发起成立了第一所书学院——陕西书学院。发起成立了第一家省级书法组织——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奠基了中国书协。呼吁成立中国书协的三个发起人中，薛铸乃是其首，成立中国书协的呼吁倡仪书就是他起草的。中国书协，是于陕西书协成立后两年成立。没有陕西书协的成立，中国书协的成立从时间上说，毫无疑问还得往后推。薛铸为中国的书法事业呕心沥血，功绩莫大，原中国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佟韦先生誉其为“第一大功臣”。薛铸将中国草书推向了颠峰。论说书法，人们似乎非常熟悉，非常清楚。但论及其概念定义，论及其定义域又都比较陌生。这里有必要将写字、书法和书法艺术三个概念加以说明和予以区别。写字就是按照汉字的笔画要求将汉字写出来。写字的目的在于让别人辨认。写字的要求是工整。书法是在写字的基础上，将字写美写漂亮。书法的目的在于观赏，让人喜欢看、爱看。书法艺术则是用书法的形式去表达和表现思想情感。也就是说书法艺术是将字写美写漂亮的同时还要能很好地表达书写文字内容的思想情感和书家自己的思想情感。看来书法艺术的层次比起书法的层次要高出了许多。以往人们不大注意区分这些概念，只知道或者听人说谁的字写的好就行了。现在为了研究问题，必须将这些概念加以区分。草书在所有书体中是最能表达思想情感的书体。以往的书法理论只论及到了草书单个字的造形造势，笔墨的运用，谋篇布局等。显而易见，这些都只还停留在书法这一层面。“薛氏三论”书法艺术思想理论，将书法（草书）提高到了书法艺术的层面，这也正是书法（草书）的最高境界。可见，薛铸书法艺术思想理论对于中国草书的发展和推动作用之大。以往的草书水平最高只达到了书家思想情感的自然渲泻。薛铸先生之草书，背羲献而无失，违钟张而尚工。鸾舞蛇惊，鸿飞兽骇。崩云蝉翼，智巧兼优。金戈铁马，锋出八面。力能撼山，气可吞虹。手笔之大，登峰造极。笔触之细，古今绝伦。让人震撼，使人陶醉。薛铸的草书则达到了能充分运用书法艺术语言，作到书体形式与书写内容的完美统一，自觉地、积极主动地表现原作的思想以及原作者的情感，同时抒发书者自己的情感。因此我们说：一代书法大家薛铸将中国草书推向了巅峰。以上五点这在中国书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作为衡量一个时代的整体书法水平，衡量这一时代书法大师的条件全都是挤干了水分的硬条件。据此五说，我们说,这个时代属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薛铸超越了以往中国书坛的大家，与这个时代是合拍的，堪称中国书坛第一巨笔。纵观中国书法史，书体的产生和发展始终都在沿习着一个规律：“厥用斯弘”。从应用中产生，随应用的发展而发展。当书法上升为艺术层面的时候，其“书旨”即艺术理论指导思想就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以表现思想情感为最高目标。张芝将中国草书从章草发展到了今草并使其成为定体，被后世尊为“草圣”。孙过庭提出了“达其情性，形其哀乐”这一书法理论指导思想，使中国草书得以发展，堪称“有唐第一妙腕”。薛铸创立了“薛氏三论”书法艺术思想理论新体系，将中国草书推向了巅峰，开创了中国草书新纪元。这就是中国草书发展的基本脉络和线索。（2007年7月1日）
（选自王根权/《中国书法品评》） 毛泽东薛铸？ 回复 2# 旋风想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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