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融合观对当代碑体行草的启示价值
碑帖融合观对当代碑体行草的启示价值杨天才
作为书法史上的两大体系——碑与帖，无论从美学观念、风格和技法上皆不可取代，将碑帖结合，是继帖学、碑学高峰之后有效的可行之路。碑与帖提供的创作源泉是无穷无尽的，其差异，不只是技法上和风格上的差异，还有着内在气韵和精神的差异。因此，将帖中的飘逸、流畅、自然之境与碑中的稚拙、古朴、浑厚之意巧妙地融于一炉，提炼成新的风貌，亦成为碑体行草创作的一大特色。 康南海的碑体行草，克服了北碑书家常见的描头画尾的弊病，极大地调动了笔墨挥运时的表现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他将北碑书特有的“形”上的大气度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同时又有余裕兼顾在书法的形式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势”的顺达通畅。这使他的碑体行草在遇到合作时，体现出前此书家作品中少见的纵横酣畅、气势恢弘的神韵。故其书“有纵横奇宕之气”，“洗涤凡庸，独标气格”。这些都是对这种审美效果的精确表述。比较而言，赵之谦的行草化，还没有把对北碑书的创造性转化工作推进到这—步，这不能不说是康南海的一大贡献。 本世纪以来，大量出土的简牍书法，不但填补了书法史上的空白，而且对书家来说，又是一个新的继承、开采的保障。这些妙迹众多的简牍，有着随意挥洒、真率急就的特点，其不苟的天然之趣，正符合当代人的生活节奏和思维，很快赢得了书家的钟爱，将其融化在创作之中。
当代书法创作接续了清末康有为等人的碑学传统，游走于帖学与碑学的边缘，并能够创造性地吸收甲骨、简牍、墓志、写经等民间书法，从而树立一种新的审美范式。碑体行草创作，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以“二王“为基础，并旁参孙过庭、魏碑、墓志等古人的笔意，儒雅又不乏洒脱，清刚遒丽之中，刚柔相济，分寸把握娴熟能做到不激不厉。二是以唐张旭、怀素为绳墨，结字简远而华赡、用比纵放姿肆，以气势过人，追求雄强，奔放为风尚。三是学苏如绵里裹铁，字丰腴饱满而强健；学黄虽长枪大戟挥洒自如，能在清瘦中藏雅隽；学米行笔迅猛而带涩势，流畅圆劲而欹正自如。四是学王铎者，写意酣畅的笔趣，劲健苍浑，隐约处正是从篆隶用笔而来。大开大合，上下连绵不断，游丝萦带满纸可见，但不悖于字理。五是以行书为矩式，时溶合草书结字，笔姿，虽字字独立，幽深天际，古雅有余。此类是书坛所称之“行夹草”或“草夹行”。
碑体行草在既能把握住当下书法创作的时代审美特征，又能够确立一套属于自己的审美准则，既能对以“二王”帖学为宗的传统经典笔法进行创造性地吸收，又能融入到当代书法创作之前沿，在传统的书法笔墨语言中探索出一条新的程式和方法。 一批三四十岁的中青年书法家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在书法创作中碑帖互补，弱化碑帖的边界，成为一个时期书法创作的主流方向。
近年来，书家又开始了对传统书法的回归。新一代青年书家，自觉地追求碑帖融合，选择碑派用笔与帖派用笔的结合。这一时期自觉追求碑帖融合，往往视野开阔，不拘囿于某碑、某派的痕迹，在用笔、造型上对碑帖两方面的资源进行融汇，因而，他们所创作的作品往往兼有碑帖两方面的艺术语言。在取法上，不仅重视“二王”，也同样重视唐、宋、元、明；在观念上，不仅注重传统的回归，在继承的同时更注重创造；在风格上，尽管求晋韵、追唐风、学宋意的不乏人在，但更多的是追求气势和情性的表现。碑体行草为书法创作开辟了新的审美空间，碑学又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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