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娟:以《书兰亭诗并后序》卷为例看明清时期法书鉴藏的错判与书史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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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娟:以《书兰亭诗并后序》卷为例看明清时期法书鉴藏的错判与书史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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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娟: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史系,副教授,中国美术史教研室主任。开设课程有中国五代辽宋金元明清美术史,专业论文写作,中国古代画论,中国美术史籍概论,古代汉语,中国美术史名著选读,专业考察等课程,指导本科学士、同等学历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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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介绍】

杜娟: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史系,副教授,中国美术史教研室主任。开设课程有中国五代辽宋金元明清美术史,专业论文写作,中国古代画论,中国美术史籍概论,古代汉语,中国美术史名著选读,专业考察等课程,指导本科学士、同等学历毕业论文。


 
        杜娟:以《书兰亭诗并后序》卷为例看明清时期法书鉴藏的错判与书史想象

        1、《石渠宝笈》中的错判

杜娟:我的题目是“从江南到宫廷:以《书兰亭诗并后序》卷为例看明清时期法书鉴藏的错判与书史想象”。这件东西现在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是一个无款的作品,这件作品被认为是唐柳公权的真迹,但是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学界认为并不是柳公权的真迹。那么以往一直被认为是柳公权的而且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作品,是源于明清时期的鉴藏家的看法,而且是很多位鉴藏家的看法,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么多的鉴藏家出现这种群体性的错判现象,这一鉴定案例触及或揭示了哪些与鉴定或者鉴藏史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否对我们当下的书画鉴定有什么启示?或者是借鉴?

        2、历代鉴藏和著录情况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历代鉴藏还有包括著录的情况。上面有很多宋金的题跋,还有他们的印章。有一些是真迹,但是徐邦达先生的研究已经表明是挪移过来的,后配的。像蔡襄的跋都是北宋人的伪跋。

        那么之所以被认为柳公权的真迹,实际上是从明清时候开始这么判,从明清中后期开始,到清代中期,截止到乾隆的宫廷,有上海的顾崇德,苏州地区的文嘉、王世贞、张丰毅,松江地区的莫世龙、董其昌、王宏旭,还有前唐的高士其等,他们的题跋和印章都在这个手卷上出现了,包括清高宗、乾隆帝的很多的印章还有题跋。

在晚明孙况、张丑或者他们的一些题跋中,也表明了他们认为是真迹的这样一种情况。这是明清人的题跋,这个是王世贞的两个跋,这是他的一个诗,这个是文字两段,后边是莫世龙的、文嘉的、张丰毅的、这是王鸿旭的,但是都没有高士其的跋,但是这个出版物上有高士其的跋,这是最早的我们知道的明代的鉴藏家顾崇德他的印章在这个部位,和他经常用的这个印。

那么他们家确实收藏过这件东西,他的弟弟顾崇义也曾经将这件东西上过石,王世贞的题跋里就提到说他是从顾氏,这个顾氏显然就指的顾崇德。

后面人的一些题跋都出现了,柳公权柳上师,这是文嘉的,这是董其昌的印章在这个部位,他虽然只有一方印章,但是他把这个刻进了他的帖,而且他还临摹过这件东西,我们可以看到他那个并不是很忠实的,风格不太一样。

那么到了清初我们会发现这个东西在高士其、王鸿旭的手里头,我不知道是中间还有没有别的藏家,进入到了宫廷之后,乾隆非常重视这个东西,他还请张照康,雍乾三朝的词臣、书家去临了这件被认为是真迹的柳公权的行书,他不仅对柳公权的书法感兴趣,很重视,他对董其昌的临本也非常重视,所以这个临本也很有意思,也是在这几个人中间,因为他们是关系很密切的一个社交圈子,还有一些亲戚关系,他又命张照临董其昌的临本,表示出他的一个兴趣和重视的程度。

        更有意思的是到了乾隆四十四年,他把有关《兰亭修葺》的书法集为了《兰亭八柱》,我们知道前三个都是最著名的临帖,那么后五件非常有意思,都跟这件所谓的柳公权真迹有关,我们看到第四是柳公权行书《书兰亭诗并后序》,第五是《内府钩填董其昌的那个刻本》,第六是他请于敏中来补一些缺笔;第七就是这个柳公权,不是董其昌的临本,后来也进入到了宫廷,成为他的一个收藏;第八是乾隆御临董其昌临柳公权《书兰亭诗》,而且他临了很多次。

        所以这个东西进入了宫廷,而且被著录了两次,在《初编》里头被著录了一次,《续编》又被著录了一次,这是在《初编》的著录,可以看到在养心殿是被列为上等。这是《续编》,《续编》我们看到是跟《兰亭八柱》放在一起的,所以它第四。

        3、《初编》和《续编》中著录的区别

两个我进行了一个比对就发现还是有区别的,《初编》其实已经很全了,但是他还是有一些选择,比如说只把入乾隆内府之前的进行著录,没有把这个本幅诗文著录进去,而《续编》是无一不录,求其全备,不仅有尺寸书题材质,而且把内容也全部录下来。

        在进行文字著录和手卷的对比时发现它有一些失误,比如说把“孙统”误记为“孙措”,而且它多了高士其的跋,那么《续编》在体例上就更加合理,包括它的编排的顺序。

        4、导致错判的深层的原因

对于一个书家他的书法风格的认知我们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以往的文献对它的记载,二是遗存的书法作品。

        那么关于文献方面我有一个梳理,追溯这个文献的源头,最早推到了大家普遍使用的基础文献《旧唐书》,这是《旧唐书》中关于他书法方面的文字就有这么多,《新唐书》实际上大同小异,没有不同的意见。

宋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的有一些更加具体的关于他的书风的认识,最不同的就是米芾,米芾发表了与众不同的一个见解,他认为柳公权的书法是丑怪恶诈之祖,非常尖刻的一个批评,那么我们回到明清时期的鉴藏家王士贞对柳公权书风的认识,通过他的题跋我们就发现基本上这个以往的文献的基础认识,他都接受了。

关于柳公权的书法遗存,有学者已经做过一些研究,因为书法跟绘画不一样,不仅有墨迹,还有一些刻帖,碑刻、拓本,所以比较复杂,我们所说的他的作品遗存就是包括这几个方面。在宋代的一些著录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经常会提到一些作品,有学者进行了统计,根据当时两宋的一些文献记载和碑刻,一共是80余件左右,这是宋人大致的一个著录的情况。

在这个著录里头我们发现碑刻数量最多,而墨迹的非常少,在墨迹遗存中又以楷书为主,我们知道柳公权楷书是他成就最大的,墨迹一共也就是20余件,楷书大概十来件,行草书加起来十来件,其中我们就发现了这个红字的《送梨帖跋》,就是王献之的《送梨帖》,后面柳公权一个跋,这个东西我们今天的学界统一看法是唯一的一个墨迹的真迹,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只能看到这一件真迹。

那么这件东西呢,王世贞他的弟弟收藏的,明代的时候看到的肯定没有宋人那么多,但也能看到一些,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一些宋人著录里边没有出现的这个墨迹出现了,比如说《蒙诏帖》还有这一件《书兰亭诗并后序》,那么王世贞根据他自己的文字著录和一些文集,大概是20余件左右,包括碑帖、碑刻,其中墨迹他只看了四件,他也是见得比较多的一个收藏家,这个红字的部分就是四件墨迹,蓝色的就是他收藏的《大观太青帖》里头的一件,被今天的学者认为是真迹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是王世贞他能看到的对柳公权的一个鉴定,他一定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其他人的情况我没有做一个很详细的统计,但是有一个赵函,他是一个金石学家,据说他近三十年时间仿碑他只看到了四件柳公权的碑刻,所以说我们名人能够看到的东西就非常少,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柳公权风格真伪的一个判断。

       那么王世贞他是大约在万历元年之前收录的,他自己说用了他一年的俸禄,当时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考证,我认为是他在一个三品官职上,大约是420旦年薪,根据明史的材料大概值210两,应该算是重金了,很有意思的是一百多年之后到了高士其的手里,高士其的题跋里他说架三百两,他说从手里买过来是用了三百两,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在他们的书画目里头他却写的是一百两,就是搞不清楚这里头是一个什么猫腻,但是这个一百两也不便宜了,他最贵的才五百两,就是王羲之的。

      为什么他们会误判?其实在方法上,王世贞跟徐邦达先生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从风格分析,比如说一些可靠的这个墨迹或者碑刻帖来进行比对,还有就是从文献上考证。那么王世贞认为一些依据的,比如说《宣和书谱》的著录,他没有看到,他望文生义,他说这个应该就是这一件,但是实际上徐邦达先生看到了这个东西之后发现那是一个书札。

        那么王世贞是不是真的就一点没有怀疑呢?不是,他是有疑问的,他说初看觉俗气,但是再看就觉得还可以,乍看之似有一二熟笔的,久可就怎么样好了。这是他的这个题跋里提到的。但是他弟弟买这个东西是在他重金购买《兰亭诗文》之后,在万历八年,所以当时他没有可能来向徐邦达先生来做鉴定,后来他也买了这个帖,但是当时他可能没有看到这个,但是至少他收藏的这个是在他购买这个书法之后。还有就是书信他没见到,所以他以为说的是那件作品。

所以徐邦达先生他有这张材料,现在的鉴定家因为资料的公开性反而能够看到一些更多的东西,在鉴定上条件更好一些。所以我说错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受到时代的局限,尽管他交游再广他看到的东西不如宋人和现代人那么多。

        但是,我刚才说王世贞他是有一个怀疑的,但是他收进来之后,王羲之,王献之的那个《送梨帖》后面的柳公权跋,为什么他还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我想这可能是东西到手了,他就不再说什么了。詹景凤提出过怀疑,但是他不给依据,他的这种推测徐邦达先生就说过于武断,并没有根据。

       所以这个在文献上也不是没有经过考鉴,只是说他没有像现在上升到鉴定学的研究层面,他都是简单地研究一下,浅尝辄止,所以影响到他们进一步地发现在文献方面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比如说这个黄伯思的题跋,他跟书里不一样,唐人变成了柳公权。这个区别也有可能题跋的和书里的不一样,所以还不足以引起他的重视,其实他的这个年款和他的职位也有变化,而这个是不可能的。

        那么按理说王世贞作为一个史家他应该可以考鉴出来,但是他没再去深入地去考,所以就出错了。而且黄伯思的书法到底怎么样,实际上明人也见不到了,至少王世贞他没有提到他看过黄伯思的书法,所以在认识上也不一样,有的人说他写的好,有的人说写的不好,所以徐邦达先生说黄伯思的尾跋写的也不好,但是在你没有真迹的情况下你怎么来判断他的好不好,所以明清的人他也认为是真的跋,也没有发现是有问题的。

第二个是他们过于依赖前人的一些判断,他们对于书史的认知里头有很多是他们结合文献去做了一个适当的想象。

第三个原因就是他浅尝辄止没有进入一个更深入的研究,不像现在我们的鉴定是以论文的形式出现的,上升到了鉴定学的这样一个层面,所以就能够做出更深入的这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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