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雅贿潜规则

网站编辑

　传统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做什么事都要依靠关系，没有关系可能寸步难行。关系和人情靠什么来维系呢?靠礼物。馈赠礼物既便于传达人情，又可以拉近关系。
　　礼物有很多种，书画作品其一也。
　　以书画作为“雅贿”由来已久。早在唐代，进献书画就是求官的捷径。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贞观、开元之代，自古盛时，天子神圣而多才，士人精博 而好艺，购求至宝，归之如云。……或有进献，以获官爵;或有搜访，以获锡贲。……时有潘淑善，以献书画，拜官。”元代的李秉彝，做过两浙转运使，“历官有 刚介惠绩。传称有人求吏，以东坡、颖滨二先生手写奏议三十册赂之。”
　　明代不仅官俸微薄，而且还常常难 以兑现。故有长物之好的官吏要获取值高价昂的书画，不可能花费自己的官俸，只可能用贪腐得来的灰色收入，或者依靠下级官史与商贾的直接馈赠。收受书画比直 接收受财物要安全得多，书画价格的模糊性保证了它的安全性。再则，明代书画是可以充当俸银的，皇帝曾多次将内府所藏书画折成俸禄，分封大臣，以补国库之 需。既然可以充当俸银，自然也可以充当礼金。于是，名家书画成为交通上官的利器，“雅贿”蔚然成风。
　　成化时，苏州籍名臣吴宽位高权重，他与画家沈周交谊甚厚。沈周经常有作品赠他，他也投桃报李，在沈的画作上题诗，以为之延誉。一来二往，社会上都知道吴宽 喜欢沈周的画作。于是，沈家便求画者踵门，让沈周不堪其苦。可以说，正是因为当权者的爱重，沈周的画作才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近自京师，远至闽楚川 广，无不购求其迹，以为珍玩。风流文翰，照映一时。”
　　嘉靖年间，严嵩官居首辅，位极人臣，权倾朝野， 势焰张天，又聚贿不止，时人谓之“钱痨”。他和养子严世藩嗜好书画，下级官吏便穷搜宇内，投其所好。为了向严氏父子献媚，中书舍人罗龙文不惜白银千两从文徵明手中购得唐代书法家怀素的《自叙帖》。浙江总督胡宗宪也以数百两白银的高价从仁和丁氏手中购得《越王宫殿图》、从钱塘洪氏手中购得《文会图》进献。严 世藩垂涎吴城汤氏收藏的李昭道《海天落照图》，立即有官吏为他收罗。
　　有明一代，张居正不算贪官。他死 后两年，万历皇帝抄了他的家，“所蓄不及十万”，据说还是家属所敛。辽帅李成梁封伯时，为了感谢他，送他万两白银千两黄金，被他婉拒。但对于书画这种价格 模糊的雅贿，他似乎并不拒绝。王世贞和他有同年之谊，想做尚书，送了他许多礼物，其中就有一件极为名贵的古人法书。
　　以书画做礼品，为馈送行为涂上了文雅的保护色，送者安心，受者坦然。
　　雅贿并非局限于官场，许多士绅或商贾也用书画来逢迎好事的官吏，以拉拢关系。海外汉学家卜正民评价说：“那些涉及专利贸易的商人，总是要努力与官员发展 友好关系，用以减少官府掠夺的危险，并在与其他商贾有冲突时取得官员的支持。为了这样做，他们致力寻找切入点，以进入官员的文化圈子。”书画既是官场上流 行的礼品，自然也可以作为商贾交结达官显贵的媒介。
　　归根结底，雅贿也是一种交易。来而不往非礼也，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回报的形式和内容因人而异，但求取回报是雅贿的出发点，更是雅贿的实质。
　　雅贿成风，不仅增大了书画需求，而且抬高了书画价格。如王世贞所言：　“若使用事大臣无所嗜好，此价当自平也。”《书画跋跋》中的一段记载提供了极有价 值的佐证：“昔人谓画可摹，书不可摹。摹出画亦即可赏，何必真也，此所云摩诘《奕棋图》者。隆庆己巳，时昆　山顾氏曾携入京，欲售之朱忠僖。索千金，忠僖 酬之三百，不肯。曰：往《清明上河图》是其家物，彼时实获千金，此二宝同价。忠僖曰：彼时买者欲取刻契于时相，非此无以重之，岂特千金，即再倍之亦不为 重。今我但取为案上清玩，即此三百亦聊酬汝远来意耳。若据实言，二百亦已多矣。顾犹执前说，留数月竟不售持去。”顾氏认为王维《弈棋图》与张择端《清明上 河图》应该同价，既然《清明上河图》卖出了千金的高价，《弈棋图》也该价值千金。然而朱忠僖的话却揭示出《清明上河图》价格陡重的实质。“彼时买者欲取刻 契于时相，非此无以重之，岂特千金，即再倍之亦不为重。今我但取为案上清玩，即此三百亦聊酬汝远来意耳。若据实言，二百亦已多矣。”由此可知，其一、为了 取悦上官，购买者往往不惜重金，甚至用高于实际价值数倍的价格也在所不惜。其二、在朱忠僖心目中，《清明上河图》的实际价格“二百亦已多矣”。雅贿对书画 价格的影响真令人瞠目。
　　明代立国之初，朱元璋采取刑戮与监察相结合的办法，重典治吏，吏治相对清明。 到了明朝中后期，特别是正德以降，随着官吏铨选方式的变化，吏治日趋腐败。赵翼总结说：“洪武以来，吏治澄清者百余年，当英宗、武宗之际，内外多故，而民 心无土崩之虞，由吏鲜贪残故也。嘉、隆以后，吏部考察之法徒为具文，而人皆不自顾惜，抚按之权太重，举劾惟贿是视，而人皆贪墨以奉上司，于是吏治日偷，民 生日蹙。”当官吏的升迁不系于百姓的公论，而系于上级的好恶时，贿赂公行是必然的。民间也世风大坏，人心不古。对于致仕归乡的官吏，不问人品高下，只问怀 金多寡。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贪墨之风。贪腐一旦相沿成风，整个官场就会变成一个酱缸，纵使有出淤泥而不染的雄心，要想做到也难上加难。“有一清廉自爱 者，则共道其矫，共骇其异，不去之不已。”贪腐成为官场不具文的潜规则，而清正廉洁就是最大的犯规，清廉者也会被同僚视为寇仇。贪腐让明代后期的政治江河 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