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杜甫、诗《蜀相》

书法创作人

唐代、杜甫、诗《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诗人介绍】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别名：杜陵野老，杜陵布衣，汉族，祖籍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一般认为出生于巩县（今河南巩义）。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作有“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一生写诗1500多首，诗艺精湛，被后世尊称为“诗圣”。
　　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经历了唐代的由盛到衰的过程。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杜甫与杜牧是远房宗亲，同为晋朝灭孙吴的大将杜预之后裔（杜甫为杜预二十世孙）。在杜甫中年因其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虽然杜甫在当朝不为世人所知，但经过后世的研究，他的作品最终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作品集为《杜工部集》。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称他的诗为“史诗”。　　
          杜甫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因而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的诗篇流传数量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
【诗作介绍】
　　《蜀相》由杜甫创作的一首咏史诗。诗人借游览武侯祠，称颂丞相辅佐两朝，惋惜他出师未捷而身死。既有尊蜀正统观念，又有才困时艰的感慨。诗的前半首写祠堂的景色。首联自问自答，写祠堂的所在。颔联“草自春色”、“鸟空好音”，写祠堂的荒凉，字里行间寄寓感物思人的情怀。后半首写丞相的为人。颈联写他雄才大略（“天下计”）忠心报国（“老臣心”）。末联叹惜他壮志未酬身先死的结局，引得千载英雄，事业未竟者的共鸣。
【诗作背景】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七五九年）十二月，杜甫结束了为时四年的寓居秦州、同谷（今甘肃省成县）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到了成都，在朋友的资助下，定居在浣花溪畔。第二年（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七六O年）的春天，他探访了诸葛武侯祠，写下了这首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 杜甫虽然怀有“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但他仕途坎坷，抱负无法施展。他写《蜀相》这首诗时，安史之乱还没有平息。目睹国势艰危，生灵涂炭，而自身又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因此对开创基业、挽救时局的诸葛亮，无限仰慕，备加敬重。
【蜀相介绍】
　　诸葛亮（公元181-234年），字孔明，号卧龙(卧龙先生)，三国时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散文家、外交家。诸葛亮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出生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县）的一个官吏之家。诸葛氏是琅邪的望族，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诸葛亮父亲诸葛圭，字君贡，东汉末年做过泰山郡丞。诸葛亮3岁母亲张氏病逝，8岁丧父，与弟弟诸葛均一起跟随由袁术任命为豫章太守的叔父诸葛玄到豫章赴任。东汉朝廷派朱皓取代了诸葛玄职务，诸葛玄就去投奔老朋友荆州牧刘表。建安二年(197年)，诸葛玄病逝。诸葛亮和弟妹失去了生活依靠，便移居南阳之西二十里隆中隐居乡间耕种，维持生计。建安四年（199年），19岁的诸葛亮与友人徐庶等从师于水镜先生司马徽。　刘备屯兵新野时，徐庶为幕僚，向刘推荐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才与其相见，并立刻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即占据荆、益二州，联合孙权，对抗曹操，统一天下的建议，深得刘备的赞赏。自此开始辅佐刘备。后助刘备败曹操于赤壁，佐定益州，使蜀与魏、吴成鼎足之势。曹丕代汉为帝后，刘备也称帝，诸葛亮出任丞相，总理国家大事。章武三年（223年），刘备在永安病危，召诸葛亮瞩托后事。后主即位，诸葛亮受封武乡侯，建立丞相府以处理日常事务，又兼任益州牧。当时，全国的军、政、财，事无大小，皆由诸葛亮决定。在公元228年至234年先后指挥五次北伐曹魏。建兴十二年（234年）八月，诸葛亮患疾病，暴卒于前线，时年五十四岁。他死后葬在陕西勉县定军山下。他在遗嘱里要求依山造墓，墓穴能容下棺材就行，入殓时穿平常的衣服，不需要随葬器物，由此可见诸葛亮的一生廉洁。
【诗作解析】
　　《蜀相》是中国唐代伟大诗人杜甫七律中的名作。
　　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任命诸葛亮为丞相，蜀相的意思是蜀汉国的丞相，诗题“蜀相”，写的就是诸葛亮。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曾经为刘备制定了一系列统一天下的方针、策略，辅佐刘备振兴汉室，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与曹魏、孙吴三足鼎立的局面。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又辅佐他的儿子刘禅，多次出师北伐中原，因身心交瘁，积劳成疾，最后死于军中，实现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铿锵誓言，赢得了后世人们的景仰和推崇。
　　杜甫虽然怀有“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但他仕途坎坷，抱负无法施展。他写《蜀相》这首诗时，安史之乱还没有平息。目睹国势艰危，生民涂炭，而自身又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因此对开创基业、挽救时局的诸葛亮，无限仰慕，备加敬重。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十二月，杜甫结束了为时四年的寓居秦州、同谷（今甘肃省成县）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到了成都，在朋友的资助下，定居在浣花溪畔。第二年（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的春天，他探访了诸葛武侯祠，写下了这首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丞相祠堂”，今称武侯祠，在成都市南郊。成都是三国时期汉国的都城，诸葛亮在这里主持国政二十余年，立下了勋业。晋代李雄在成都称王时为他建立了祠堂。后来桓温平蜀，成都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只有武侯祠完整无损。“锦官城”，是古代成都的别称。成都产蜀锦，古代曾经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他们住在成都的少城（成都旧有大城、少城），所以又称成都为锦官城、锦城或锦里。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成都地近锦江，这里山川明丽，美如绣锦，因而得名。“森森”，是形容柏树长得高大而茂密。据《儒林公议》、《太平寰宇记》等书记载，武侯祠前有大柏树，相传是诸葛亮亲手栽种。这首联两句，前一句“丞相祠堂何处寻”是自问。这里不称“蜀相”，而用“丞相”二字，使人感到非常亲切。特别是其中的“寻”字，表明此行是有目的的专程来访，而不是漫不经心地信步由之；又因杜甫初到成都，地理不熟，环境生疏，所以才下了这样一个“寻”字。这个寻字有着丰富的含义，它还有力地表现出杜甫对诸葛亮的强烈景仰和缅怀之情，并因人而及物，同时也表明丞相祠堂是诗人渴望已久、很想瞻仰的地方。后一句“锦官城外柏森森”自答。这是诗人望中所得的景象，写的是丞相祠堂的外景，点明祠堂的所在地，用来呼应前一句。“柏森森”三个字还渲染了一种安谧、肃穆的气氛。这两句直承“蜀相”的诗题，起得很得势，用的是记叙兼描述的笔墨。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映阶”，映照着台阶。古代的祠庙都有庭院和殿堂。人们要进入殿堂，要拾级而上。“好音”，悦耳的声音，形容鸟的叫声好听，这里指鸟鸣。这颔联两句，有如特写镜头，由远写到近，从祠堂的外部说到祠堂的内部，写的是丞相祠堂的内景。“映阶碧草自春色”，是承接第一句的丞相祠堂。碧草映阶，足见草深，表明祠堂缺人管理和修葺，游人也很少来到这里。“隔叶黄鹂空好音”，是承接第二句的古柏森森。黄鹂隔叶，足见树茂；黄鹂空作好音，表明武侯呕心沥血所缔造的，已被后人遗忘。这两句诗衬托出了祠堂的荒凉冷落，并含有诗人感物思人、追怀先哲的情味。它同时还含有碧草与黄鹂并不理解人事的变迁和朝代的更替这一层意思。特别是诗句中的“空”和“自”两个字的巧妙运用，使这一联的含义更加丰富。对于这两句，杜诗的评注者们有的认为是写景，有的认为是“真正抒情，而非实在写景”，这两种说法当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确切些说，应当把这两句看成是“景语含情，情语寓景”。这样的例子在杜诗中是屡见不鲜的。如杜甫在夔州时所写的《武侯庙》一诗，开篇两句：“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写出了庙外景色的荒芜，寄托着诗人对诸葛武侯身后凄凉的哀惋，就是生动的一例。杜甫的写景抒情诗句，可以说是真正达到了这种境地。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三顾”，这里指诸葛亮在南阳隐居时，刘备三次登门拜访的事。诸葛亮《出师表》上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频烦”，多次地烦劳。另一说见清代汪师韩的《诗学纂闻》，汪师韩认为“频烦”是唐代俗语，意思与“郑重”差不多。“天下计”，是指统一天下的谋略。具体地说，这里指诸葛亮所制定的以荆州、益州为基地，整饬内政，东联孙权，北搞曹操，而后统一天下的策略。“两朝”，指蜀先主刘备和后主刘禅两代。“开济”，“开”指帮助刘备开创基业；“济”是指辅佐刘禅匡济艰危。“济”，有完成的意思，也可以解释为守成、成了事业。“老臣心”，指诸葛亮尽忠蜀汉，不遗余力，死而后已的精神。这颈联两句写得格外厚重，含义十分丰富，既生动地表达出诸葛武侯的雄才大略、报国苦衷和生平业绩，也生动地表现出他忠贞不渝、坚毅不拔的精神品格。同时还郑重地道出诗人所以景仰诸葛武侯的缘由。因为这一联是全首诗的重点和核心，所以诗人从开篇起便暗运斧斤，不断蓄势，一路盘旋，到此才着力点明，并用了浓重的笔墨。这也正合乎律诗中间二联“宜乎一浓一淡”的写作法则。这一联同时还是杜甫以议论入诗的范例。本来，以抒情为主是诗歌的显著特征，一般并不夹有议论。但是杜甫在这方面却打破了常规，而常以议论入诗，这不仅使他的诗歌内容有了特色，还体现了杜诗的一种技巧。清代沈德潜曾经说过：“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 ……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杜诗的议论正由于有情韵，不仅没有冲淡诗的气氛和完整形象，反而使诗的抒情气氛更为浓重，形象更为丰满。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澿”。“出师”句指的是诸葛亮为了伐魏，曾经六出祁山的事。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234年），他统率大军，后出斜谷，占据了五丈原，与司马懿隔着渭水相持了一百多天。八月，病死在军中。“英雄”，这里泛指，包括诗人自己在内的追怀诸葛亮的有志之士。这尾联两句承接着五、六句，表现出诗人对诸葛亮献身精神的崇高景仰和对他事业未竟的痛惜心情。这两句诗是叙事兼抒情；再加上前面六句有力铺垫，使读者感到收束得既有精神，又有余味。
         在我国古典诗歌中，凭吊古迹的作品非常多，有的人到一处名胜古迹，照例做一首诗，里面有没有感情呢？多少有一点，但谈不上深厚。人们说杜甫是抒情的好手，在凭吊古迹的诗中，虽然说的是古代的事，但也抒发了他内心的情感。《蜀相》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这首诗前半首写景，后半首抒情。前后两个部分以一个“自”字，一个 “空”字为纽带。诗人看到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伟人的祠庙竟变得如此破落，荒凉，从而引起种种感慨。此诗看似抒发吊古之情，实际上也是作者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
【诗作评析】
       《蜀相》是唐代伟大诗人杜甫定居成都草堂后、翌年游览武侯祠时创作的一首咏史诗。作者借游览古迹，称颂蜀汉丞相诸葛亮辅佐两朝，惋惜他出师未捷而身死。既有尊蜀正统观念，又有才困时艰的感慨。字里行间寄寓感物思人的情怀。写诸葛亮雄才大略和忠心报国，叹惜他壮志未酬身先死的结局，引得千载英雄事业未竟者的共鸣。
         律诗由“起”、“颔”、“颈”、“结”四联组成。这首诗的“起联”两句一问一答，貌似平常，实则不然。这里，诗人以近乎口语化的诗句点出了武侯祠堂的地理位置和古柏森森的自然环境，其间一个“寻”字妙笔天成，使得一问一答两相连属，恰如其分地道出了诗人急欲瞻仰武侯祠堂的情不可耐的心绪，这一方面暗示出杜甫与诸葛亮虽不同世却思想相通，另一方面也替后面的赞颂、痛惜之辞预为伏笔，使得全诗和谐统一，首尾相衔。杜甫的这首《蜀相》的开头，可以说是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诗人善用赋笔而又切忌平直的特点。
         如果说，“起联”两句还是从总领通篇的角度由全貌着笔作概括叙写的话，那么，“颔联”两句则进而把“镜头”转向武侯祠庙周围景物的细部。“映阶碧草”、“隔叶黄鹏”仿佛是两个特写镜头，一在渲染“春色”之怡目，一在强调“好音”之悦耳。然而，诗人用了一个“自”字，一个“空”字，含蓄地表达了他对这些景物的与众不同的特殊感受——盎然春意固然是美好诱人的，可是，丞相祠庙却是如此寂寥冷清，悄然而无人迹，只有诗人形只影单而来，孤寂伤怀而返。难道说，武侯已经被世人遗忘了吗？不难看出，在“颔联”两句里，诗人句句写景，却字字含情，诗行中寓静于动，寄情于景，婉转地流露出因国家分裂而悲怆伤怀以及亟盼早日平叛实现统一的情绪。真可谓“情融乎内而深且长，景耀于外而远且大”（谢榛《四溟诗话》）。
           “颈联”两句，诗人笔锋一转，胸臆直泄，以高度凝炼、警策的语言概括了诸葛亮一生的生活际遇、政治理想和辅国功业。诸葛亮隐居隆中（今湖北襄樊城西）时，刘备三顾茅庐，于公元207年，同他商讨天下大计。出山后，诸葛亮先是辅佐刘备开创基业；刘备死后，他又匡济危难，扶佐后主刘禅。这就是所谓“两朝开济”。诸葛亮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忠贞不渝，尽了“老臣”之心。当然，艺术的概括是不能同科学的、历史的评价相提并论的。但是，透过诗人的饱含深情的诗句，读者不仅可以了解诸葛亮这位“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丞相的一生的事业，以及他对后人的感召力量，而且能够感知诗人对他的钦羡仰慕之情。这一联与前一联一样，属对工致，沉郁顿挫。遣辞虽不藻丽，却行文壮阔，潇洒飘逸，可与诗人另一首写诸葛亮的诗《八阵图》中的“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二句联璧生辉。
         假若诗意仅此而已，或许还难以收到激动人心的艺术效果和取得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前人说，“诗贵有眼”。“结联”两句是全诗的点睛之笔，可谓《蜀相》的“诗眼”。“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已经超出一般的凭吊和拜谒之辞。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载：诸葛亮于建兴十二年（234年）春，出兵伐魏，在渭水南五丈原（今陕西郿县西南）与魏军相持百余日后，于当年八月在军中抱憾病逝。武侯壮志未酬而身先亡，诗人饱经丧乱而屡失意，经历虽各有不同，可是就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一点来说，他们个人的命运是颇有相似之处的。正因为如此。诗人落笔沉挚，力透纸背，写得苍凉悲壮，催人下泪。可见，千百年来，人们习惯于用这警句一般的诗行对赍志而殁的仁人志士寄予痛惜与同情是不无道理的。《蜀相》是杜甫的名篇之一，对于壮志未酬者，它既是颂辞，又是挽歌。唐代诗人刘禹锡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里，工于诗者能之。”《蜀相》一诗囊括历史，融汇古今，语言凝炼而内涵丰富。如果把刘禹锡的话用来评《蜀相》，杜甫是当之无愧的。
【诗作赏析】
　　古代诗歌跟古代散文一样，很讲究起承转合的章法。所谓“起承转收，一法也”。《蜀相》这首诗的第一、二句，紧扣诗题，写专程寻访丞相祠堂，这是“起”；第三、四两句，直承上文，写祠堂内的春色，这是“承”；第五、六句，推开一层，写对诸葛武侯评价，这是“转”；第七、八句，收束全诗，写对诸葛武侯的悼念，这是“ 合”。在短短的八句当中，有叙事，有写景，有议论，有抒情，笔墨淋漓，感情深挚，统体浑成，充分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这首诗的另一个写作特点是：成功地写出了丞相祠堂的特定情境，准确地摄取了森森的古柏、映阶的春草和隔叶的黄鹂这些最能表现典型环境特征的景物，用来烘托一种寂静、肃穆的氛围，借以表达在这种氛围中诗人所产生的凭吊古人的特定心境。此外，诗句还具有非凡的概括力，这突出地表现在第五、六句对诸葛亮的为人和一生功业的表述上。“李杜文章万丈高，就中诗律杜陵豪。”杜甫的律诗的确取得了他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尤其是夔州以后的诗作，更加成熟。他的律诗对仗工妥，用字精当，声音和谐。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那样，“晚节渐于诗律细”、“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律诗的这些长处，读者在细读《蜀相》这首诗时，是能够领悟得出的。
　　这首诗是杜甫在漂泊西南时，为追怀诸葛亮所作。诗在艺术上颇具特色：一是抓住祠堂典型环境的特征，来渲染寂静、肃穆的气氛，把诗人对诸葛亮的怀念表现得十分真切。二是对诸葛亮的政治活动作概括的描述，勾画出了一个有为的政治家的形象。结尾两句，更从诸葛亮功业未遂留给后人无限怀念，表达了对诸葛亮的赞美和惋惜之情。这两句诗苍凉悲壮，是千古传诵的名句。
　　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力扶王室，志清宇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形象，成为后世忠君爱国的士大夫们崇拜学习的榜样。每逢国家动荡之秋或偏安之时，总有一些诗人们将诸葛亮形诸笔墨，通过热切地呼唤英灵来寄寓自己希望当代英豪站出来平定天下的理想。杜甫此诗作于上元元年(760)初到成都之时。这时持续了五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国家命运仍在风雨飘摇之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杜甫到成都郊外的武侯祠去凭吊，写作此诗，自然不单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含有忧时忧国的深心的。读着这首诗，读者脑际浮现的，决不只是往古英雄诸葛亮的形象，还有抒情主人公伤时感事、叹息哭泣的荧荧泪光。这是一首感情极为浓烈的政治抒情诗，它的悼惜英雄、感伤时事的悲痛情绪渗透在每一句每一字之间，但表现手法却颇有奇特之处。它既不直言直抒，也不婉转托意，而是采取前半描写景物，后半纯乎用事与议论的办法，以写景时的心理活动线索开启出对于凭吊对象的精当评论，从中自然透发出诗人满腔的激情。
　　诗的前四句，描写祠堂之景，在描写中隐然流露出同样是忠君爱国者的杜甫对于诸葛亮的迫切仰慕之情。首联二句，自为问答，记祠堂之所在，但目的不是为了交代地理位置，而是为了寄寓感情，故用“何处寻”以显访庙吊古心思的急切。次联二句，写祠庙荒凉之景，“自”“空”两个虚字是此联之眼，其作用有二：一是感叹碧草娇莺无人赏玩，显出英雄长逝，遗迹荒落；二是惋惜连与英灵作伴的草木禽鸟不解人事代谢，不会凭吊那位伟大的古人。“自春色”“空好音”的叹息，流露出对诸葛亮的深沉悲痛。以此景中含情的描写，过渡到后半篇作者自己站出来对诸葛亮进行评论与哀悼，便显得前后紧密呼应，感情十分真挚强烈。宋代以后，有不少诗话家不主张诗中发议论，认为诗以不犯本位为高，议论便落言筌，不是诗的本色。明清有些论者，甚且以为老杜的包括《蜀相》在内的许多名篇是“纯乎议论”之作。这些评论并不恰当。诗既然要表达作者喜怒哀乐之情，就免不了有时要议论，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议论，而在于议论得好不好，有没有分寸，是否有助于深化作者的感情和篇中的意境。
　　此诗后半的四句议论，就是可为后世诗人效法的成功范例。首先，这段议论从生动的写景中自然地引发出来，丝毫也不生硬枯燥，而是饱含情韵。既切合吟咏对象的形象内涵，又带着抒情主人公自己的强烈感情，它精辟而凝炼，将全篇的主题思想升华了。其次，议论中用的就是诸葛亮本人的故事，它们具有极高的概括性，本身便含有形象思维，能够唤起读者对于渚葛亮一生的联想。“三顾”句令人想起三顾茅庐和隆中决策，“两朝”句与“出师”句更令人怀念诸葛亮辅佐先主刘备、后主刘禅两朝，取两川、建蜀汉， 白帝托孤、六出祁山和病死五丈原等等感人事迹。这与一般抽象议论绝然不同，是既能寄托作者感情、又能启发读者激情的诗化的议论。从全诗抒情层次来讲。“天下计”推崇其匡时雄略，“老臣心”赞扬其报国忠忱。老杜本人的忧国之心也隐隐然寄托其中。有这两句的沉挚悲壮，末联再作痛心酸鼻的哀哭之语，才显得全篇精神振起，有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末联二句，道出千古失意英雄的同感。唐代永贞革新的首领王叔文、宋代民族英雄宗泽等人在事业失败时都愤然诵此二语，可见这首诗思想内容与艺术技巧所铸成的悲剧美是如何历久不衰了。
【诗作鉴赏】
　　这首七律《蜀相》，抒发了诗人对诸葛亮才智品德的崇敬和功业未遂的感慨。全诗熔情、景、议于一炉，既有对历史的评说，又有现实的寓托，在历代咏赞诸葛亮的诗篇中，堪称绝唱。
古典诗歌中常以问答起句，突出感情的起伏不平。这首诗的首联也是如此。“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一问一答，一开始就形成浓重的感情氛围，笼罩全篇。上句“丞相祠堂”直切题意，语意亲切而又饱含崇敬。“何处寻”，不疑而问，加强语势，并非到哪里去寻找的意思。诸葛亮在历史上颇受人民爱戴，尤其在四川成都，祭祀他的庙宇很容易找到。“寻”字之妙在于它刻画出诗人那追慕先贤的执著感情和虔诚造谒的悠悠我思。下句“锦官城外柏森森”，指出诗人凭吊的是成都郊外的武侯祠。这里柏树成荫，高大茂密，呈现出一派静谧肃穆的气氛。柏树生命长久，常年不凋，高大挺拔，有象征意义，常被用作祠庙中的观赏树木。作者抓住武侯祠的这一景物，展现出柏树那伟岸、葱郁、苍劲、朴质的形象特征，使人联想到诸葛亮的精神，不禁肃然起敬。接着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茵茵春草，铺展到石阶之下，映现出一片绿色；只只黄莺，在林叶之间穿行，发出宛转清脆的叫声。
　　第二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所描绘的这些景物，色彩鲜明，音韵浏亮，静动相衬，恬淡自然，无限美妙地表现出武侯祠内那春意盎然的景象。然而，自然界的春天来了，祖国中兴的希望却非常渺茫。想到这里，诗人不免又产生了一种哀愁惆怅的感觉，因此说是“自春色”、“空好音”。“自”和“空”互文，刻画出一种静态和静境。诗人将自己的主观情意渗进了客观景物之中，使景中生意，把自己内心的忧伤从景物描写中传达出来，反映出诗人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透过这种爱国思想的折射，诗人眼中的诸葛亮形象就更加光彩照人。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第三联浓墨重彩，高度概括了诸葛亮的一生。上句写出山之前，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策，指出诸葛亮在当时就能预见魏蜀吴鼎足三分的政治形势，并为刘备制定了一整套统一国家之策，足见其济世雄才。下句写出山之后，诸葛亮辅助刘备开创蜀汉、匡扶刘禅，颂扬他为国呕心沥血的耿耿忠心。两句十四个字，将人们带到战乱不已的三国时代，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刻划出一位忠君爱国、济世扶危的贤相形象。怀古为了伤今。此时，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国家分崩离析，人民流离失所，使诗人忧心如焚。他渴望能有忠臣贤相匡扶社稷，整顿乾坤，恢复国家的和平统一。正是这种忧国思想凝聚成诗人对诸葛亮的敬慕之情；在这一历史人物身上，诗人寄托自己对国家命运的美好憧憬。
　　诗的最后一联“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咏叹了诸葛亮病死军中功业未成的历史不幸。诸葛亮赍志以殁的悲剧性结局无疑又是一曲生命的赞歌，他以行动实践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使这位古代杰出政治家的精神境界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产生使人奋发兴起的力量。
　　这首诗分两部分，前四句凭吊丞相祠堂，从景物描写中感怀现实，透露出诗人忧国忧民之心；后四句咏叹丞相才德，从历史追忆中缅怀先贤，又蕴含着诗人对祖国命运的许多期盼与憧憬。全诗蕴藉深厚，寄托遥深，造成深沉悲凉的意境。概言之，这首七律话语奇简，但容量颇大，具有高度的概括力，短短五十六字，诉尽诸葛亮生平，将名垂千古的诸葛亮展现在读者面前。后代的爱国志士及普通读者一吟诵这首诗时，对诸葛亮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特别是一读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二句时，不禁黯然泪下。
在艺术表现上，设问自答，以实写虚，情景交融，叙议结合，结构起承转合、层次波澜，又有炼字琢句、音调和谐的语言魅力，使人一唱三叹，余味不绝。人称杜诗“沉郁顿挫”，《蜀相》就是典型代表。本诗借游览古迹，表达了对诸葛亮雄才大略，忠心报国的赞颂，以及对他出师未捷而身先死的惋惜。
【诗作点评】
         伟大诗人杜甫，是一位毕生持有崇高志向（所谓“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而又始终未获展布（所谓“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的悲剧人物，在诗人五十九载生活旅程当中，时时不忘的一件事就是如何“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亦即如何匡辅君主靖世安民的问题。因之，在历史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蜀汉贤臣诸葛亮，便成为诗人终生所最服膺所最推崇的楷模。在诗人许多怀古诗歌当中，直接间接地，专题与旁及地称颂诸葛亮的篇章，不下十几首。特别是当他流浪四川期间，由于常和蜀汉的历史江山接触，更给诗人提供了凭吊前贤的便利与条件。于是他屡次寻访诸葛武侯各处祠堂，着意抚摩孔明庙前古老柏树。并且每至一处，必定哦诗题壁、慷慨陈辞。常常密意低回，长歌当哭。发出“复汉留长策，中原仗老臣”（《谒先主庙》）“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咏怀古迹五首》）的感喟，一派钦迟之意，溢于言表。在此类凭吊诸葛亮的诗作当中，最典型最集中最具概括性的篇章，要算那首早期写作的脍炙人口的《蜀相》一律了。
      《蜀相》一诗，依照仇注，断为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七六○年)春天，杜甫“初至成都时作”。当时唐王朝正处安史乱中，中原鼎沸，万姓流离。诗人从华州弃官西走，辗转抵达西南，在成都城郊，自筑草堂一所，暂时得以落脚。但是锦城虽好，毕竟不是故乡。所谓“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成都行》)，一种去国登楼感伤离乱的情思，是极其明显的。就在草草安顿的余暇，诗人怀着满腹深情，只身前往附近的一座诸葛武侯祠堂，去作瞻依凭吊。随即写下此首著名诗章。
         全诗八句，前四写景，后四论事。《蜀相》这一标题，就在显示作者是以十分尊敬的心情，把诸葛亮生平地位与事业规模，作了概括的揭示。开头二句，诗人运用带有咏叹情调的自问自答句式，把一种追思缅想情意，作了极为深微的表达。“丞相”这一称呼，则较《蜀相》递进一步，自然仍是表示尊仰之意。作为唐帝国盛、中时期人物的杜甫，能否像南宋偏安年代朱熹在《通鉴纲目》中大书“丞相亮出师”那样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称呼诸葛亮，是大可置疑的。“何处寻”三字设问，自然是以叙述追寻古人踪迹之义来表自己登临凭吊之情。这个首联一句，就已奠下全诗“沈挚悲壮”的风格基础，并且洋溢着一种蕴借哀凉气氛。第二句，是为首句作答。给首句找出着落，明确了祠堂地点，也勾勒了自远眺望的祠堂风貌。“柏森森”，主要是指传系孔明手植的“新枝耸云”的古柏来写祠堂历史的悠久。
　     三、四句一联，是借对祠堂庭宇景色的描写，进一步抒发凭吊情怀。是因景抒情的千古名句。诗人看到那照映阶除的碧草，仍自呈现怡性的春色，听到那身藏密叶的黄鹂，徒然啭弄着悦耳的佳音。院落似此荒凉，门庭如彼阗寂。一种“感物怀人之意，即在言外。”碧草盈阶，黄莺隔叶，本来是极可赏心娱目的景象，然而一用“自”“空”两字周旋，抒情状态，便翻然改异。这里正是杜甫“一字为工”极“变化开阖”之致之处。比起诗人另篇《春望》中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来，尤为耐人吟味。当然，决定诗人所以如此使用“自”“空”二字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诗人当时的思想。
从这两名诗里，我们仿佛看见一位当日失路诗人对于异代无时宰相的一种深沉的精神默契。这两句诗，在古人凭吊诗中，具有广泛的一般意义。人人读过，都不免勾起一种遐思，受到它的强烈感染。所谓“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杜牧)，正是指的此等诗句所具的扣人心弦的独特艺术魅力。诗题是《蜀相》，不宜多作景物描绘，所以下面四句，便转入议论是非。对诸葛平生，作了集中的归纳，本质的总结。
          五、六两句，是诸葛亮一生行藏出处的高度概括，也正是申述诗人所以如彼徘徊瞻恋的情感的实际基础。诸葛亮的所以值得推崇，原在于他的“匡时雄略”与“报国苦衷”。在于他接受了刘备当年三顾草庐的殷勤，替刘备描下天下大计的蓝本；在于他协助先主立业开基，辅佐后主守成济美。可是尽管才德如此高尚的诸葛武侯，在现实生活逻辑当中，却竟遇到极为怆痛的结论。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最后两句，便成为千古传诵的名诗，和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同是永远点燃人们爱国主义心胸的至情言语。由于诸葛一生始终抱着“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宏伟志望，所以他曾经六出祁山，以图统一天下。然而，事情不幸的是，当他在后汉建兴十二年（公元二三四年），最后一次出师，占据五功县的五丈原，和司马懿相拒于渭水时，竟然病逝军中。“哲人云亡”，“将是遽陨”，成为遗恨千古令人“痛心酸鼻”的莫大憾事！“未捷”，是指可望奏凯而尚未奏凯，“身先死”，是说竟把“兴汉讨贼”的艰难事业，丢在身后。
         “长使英雄泪满襟”一句，自然不仅指的凭吊者的诗人自己，它也概括着千古以来具有同等爱国深情的无数志士。这两句诗，对于后代读者，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强烈的移情作用。唐代政治家王叔文，在自己革新企图遭到挫败时，就曾反复吟诵此诗，为之流涕不已；南宋爱国将领宗泽临终时，就是“诵此二语”“三呼渡河”而卒的。这里的“英雄泪”，是爱国豪杰之泪，因之并不含有任何颓丧气息；相反地，它还蕴藏着一种令人愤悱启发的积极力量。
        《蜀相》一律，标志着唐时怀古作品的典则，是凭吊武侯诗歌的极致。明代作家杨慎，也曾于成都武侯祠壁发现过好的品题，并且深表嘉许。今天看来，该篇诗作，虽也甚好；但和《蜀相》比较起来，则就显得有些刻露浮薄，不及《蜀相》含蓄深厚了。
【书论与碑帖】
         杜甫在唐代艺术史上以诗歌著名 ,其涉及书法的诗歌有助于我们把握唐代书法史。他从褚遂良、薛稷书法出发提出的“书贵瘦硬方通神”的观点 ,实际就是对唐代开元以前书法史的概括 ,他在诗歌中吟咏的张旭草书、李潮八分书以及他所反对的崇尚肥厚的风气都反映出开元间书法状况 ,“书贵瘦硬”论奠定了杜甫在书法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其书法创作楷、隶、行草兼工 ,整体以意行之 ,赞赏古而雄壮的风格 ,注意书写中的速度、节奏、笔势、墨法等等内容 ,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书家 ,从其诗歌中还可看出他的书法创作观无疑也是成熟的。“书贵瘦硬”论奠定了杜甫书法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
“书画相通”，这是中国艺术史及美学史上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杜甫知画又知书，今人如安旗即有言：“除文学外，杜甫对其他艺术也很留心。例如书法，‘九龄成大字，有作成一囊’，他不但本人从小就开始学习书法，后来在他的《观薛少保书画壁》、《观张旭草书图》、《李潮八分篆歌》诸诗中，我们还可以窥见他对书法的兴趣和修养。”又云：“后人常以‘沉郁顿挫’称杜诗，顿挫者，指诗的章法曲折，意境深远。……这不是和书法的‘一波三折’等笔法相通么？”
          诗人一生作有三千多首诗歌，其传世一千四百多首作品中，论画说书者有好几十首，且在中国书画艺术史上具有深远广泛影响。就书法言，其直接论书之作就有《李潮八分小篆歌》、《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观薛稷少保书画壁》，而象《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等篇亦寄寓着诗人重要的书法美学思想，其他散见于诗歌中有关书法的言论更是屡见不鲜，这类作品如《饮中八仙歌》、《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序）、《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赠特进汝阳王二十二韵》、《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醉歌行赠公安颜十少府请顾八题壁》、《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州》、《赠虞十五司马》、《得房公池鹅》、《醉歌行》、《发潭州》、《壮游》、《摇落》等。唐代书法家中，杜诗言及的有张旭、李邕、虞世南、褚遂良、郑虔、薛稷、张彪、李潮、顾戒奢、韩择木、蔡有邻等人。对年长于甫的草书大家张旭，杜甫十分推崇，诗中一再提及并尊之为“草圣”；在当时即以诗书画“三绝”名世的郑虔，与诗人是过从甚密的“诗酒友”（《历代名画记》卷十），两人的真挚友情在杜诗《醉时歌·赠广文馆博士郑虔》、《八哀诗·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公虔》、《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题郑十八著作丈故居》中历历可见。前朝书法家中，工部诗提及的有李斯、蔡邕、钟繇、张芝、卫夫人、王羲之等名家大师，引及的书坛典故有“中郎石经”、“张芝临池”、“逸少换鹅”等。以书体论，杜诗对篆、隶、楷、行、草均有涉及，不可谓不广泛。至于其论书诗中堪称抗鼎之作的《李潮八分小篆歌》开篇即云：“苍颉鸟迹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云。陈仓石鼓又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则以洗炼的笔法“叙书之颠末，可谓详尽”（郭曾炘《读杜剳记》），为我们勾勒出中国书法古往今来的发展演变史迹。以上事实表明，杜甫作为一代艺术大师，他在书法艺术方面有着稔熟的知识和厚实的学养。
           杜子美“知书”当无可怀疑，诗人自己的书法造诣如何呢？历史上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五便谓杜甫“于楷、隶、行无不工者”，认为一代诗圣亦善书。元代郑杓《衍极》卷四《古学篇》称“太白得无法之法，子美以意行之”，刘有定注曰：“子美……善楷、隶、行书。”又，五代牛峤《登陈拾遗书台览杜工部留题慨然成咏》：“北厢引危槛，工部曾刻石。”‚该刻石或为杜公手迹。元、明人称杜甫“善书”、“工书”并非无稽之谈。诗人习书，亦有家学渊源，据《旧唐书·杜审言传》载，其祖父杜审言就颇自负地宣称“吾之书，合得王羲之北面”。杜甫晚年作《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自述刘、杜世交，称季祖审言和刘祖允济时亦有言：“学并卢、王敏，书偕褚、薛能。”自幼生长在“奉官守儒”之家的诗人，受此熏陶而“九龄书大字”便一点也不奇怪。在《赠虞十五司马》中，杜诗开篇即云“远师虞秘监”，并有“凄凉怜笔势”等追怀语。虞指虞世南，其书法得王羲之第七世孙、隋代书家智永禅师亲传，所谓“师范秘监，师范其书法也”（《杜诗详注》卷十引卢  语）。又，《发潭州》诗云：“贾傅才未有，褚公书绝伦。”褚指褚遂良，按仇兆鳌的理解，诗人“但举才名书法者，盖借以自方耳”，而“公之善书，此又一证。”（《杜诗详注》卷二十二）虞、褚二人皆名列四大书家（另外两位是欧阳询和杜诗曾提及的薛稷），是初唐书坛二王书风的代表人物，杜甫或奉其为师或借以自比，可见其书承魏晋古脉。自负如其祖父，杜子美作诗也曾自比王右军，如《得房公池鹅》云：“房相西池鹅一群，眠沙泛浦白于云。凤凰台上应回首，为报笼鹅随右军。”《杜诗详注》卷十二引《杜臆》：“公素善书法，故自比王右军。”还有，《详注》卷十九注《摇落》句“鹅费羲之墨”引顾宸语：“公本善书，故自比羲之。”子美书法敢与“书圣”媲美固未可信，但诗人自幼便奠定了不差的书法功底则是不必怀疑的。
          唐代书法空前盛行与皇家重视和提倡有关。唐铨选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谓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证；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既以书为艺，故唐朝人无不工楷法。”唐代文人工书是事实，如诗人《饮中八仙歌》提及的贺知章，其书名虽被其文名所掩，但据古藉载录，他“善于草、隶，当世称重”（《宣和书谱》卷十八），是一有名的书家，连吴道子早年也曾从他和张旭“学书”（《历代名画记》卷九）。既然如此，若说身处“以书为艺”时代又素有从政怀抱的文士杜子美“不能书”，显然有悖情理。
《书法“瘦硬通神”论》
          提起杜甫的书法审美观，人们首先会想到他标举的那个在书法美学史上影响大又争议多的美学命题——“瘦硬通神”。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诗人先叙说书之源流，而后写道：“秦有李斯汉蔡邕，中间作者绝不闻。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意思是说，秦汉书家中仅李、蔡得以传名后世，可惜就连他俩的作品也或因“野火焚”或因“刻失真”而使后人难睹真貌，幸有苦县光和碑尚存，犹能让我们得以领略其以骨力美取胜的“瘦硬通神”风采。李斯篆书，康有为证以琅琊、泰山诸刻石曰：“相斯之笔画如铁石，体若飞动，为书家宗法。”（《广艺舟双楫·说分第六》）关于蔡书，梁武帝萧衍指出：“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书法钩玄》卷四《梁武帝评书》）可见杜甫论李、蔡书重骨并非无根游词。然而，在诗人所处时代，社会风尚使然，书风“皆趋于肥”，能禀承“瘦硬”古脉作书者属麟角凤毛，鲜有所见。尤喜甫之外甥李潮能步李、蔡，故诗人继而不无激动地写道：“惜哉李蔡不复得，吾甥李潮下笔亲。尚书韩择木，骑曹蔡有邻，开元以来数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剑长戟森相向。八分一字值百金，蛟龙盘拿骨倔强。吴郡张颠夸草书，草书非古空雄壮。岂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张旭乃众所周知的草书大家，韩择木、蔡有邻据欧阳修《集古录》载，同李潮一样是“唐世以八分名家者”。据黄庭坚《山谷题跋》卷四《跋张长史千字文》指说，张旭草书风格有别于怀素之“瘦”，“长史草工肥”。又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四：“唐初字书得晋宋之风，故以劲健相尚，至褚（遂良）、薛（稷），则尤瘦硬矣，开元、天宝以后，变为肥厚，至苏灵芝辈，几于重浊。”显而易见，时尚趋肥，张书“非古”亦盖在其体丰肥，而由李、蔡所传之古脉乃是“瘦硬”。杜甫在诗中先叙书之源流后又借当朝书家作陪衬，表层是意在褒扬其甥李潮法古人而不随流俗的书风，深层却旨在纵横古今的评书论书中突出张扬他偏爱骨力之美、主张“瘦硬通神”的书法审美观，检视杜诗，其论书重瘦劲骨力美非仅见于此。薛稷是“初唐朝四家”之一，杜甫在《观薛少保书画壁》中论其书艺，开篇即赞“少保有古气”，又形容其作“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这“古气”之“古”与评张旭“非古”之“古”当同义，实指晋宋、初唐以来与“肥俗”相对的书法“瘦劲”风格（参见米芾《海岳名言》：“开元以来，缘明皇字体肥俗”，时尚趋之，“经生字亦自此肥，开元以前古气，无复有矣。”）；老杜评薛书用“蛟龙”之喻，亦与评李潮书“快剑长戟”、“蛟龙盘拿”之手法同类，“俱形容瘦硬”（《杜诗评注》卷十八注《李潮八分小篆歌德》引王嗣  语）。何况，薛书学褚，时人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之说（《唐朝名画录》），而褚遂良书法正以“疏瘦劲练”著称（董  《广川书跋》卷七）。后世惟米元章讥薛书肥如“蒸饼”并推言老杜“不知书”，这恐怕难以使人信服。除薛稷外，杜甫在《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里又高度赞扬了友人张彪的草书，谓其技艺“绝伦”而且“古”气盎然。这位张山人诗、书并佳，元结《箧中集》选诗极严，所录七人之一即为张彪。彪之草书，据韦续《书品》介绍，“如孤峰削成，藏筋露骨，与孙（过庭）、邬（丹）并称”，显然也以骨力瘦劲见长。评薛、张二诗可证，出自《李潮八分小篆歌》的“瘦硬通神”并非一个孤立命题，它是诗人书法艺术鉴赏论的核心所在。
          诗人论书尤其高扬骨力瘦劲的风格美，其深层缘由何在呢？
          1、从个人学书经历看其对传统的继承。由上观之，诗人自幼习书，尝师法虞、褚，自比右军，可见其书艺宗魏晋古风而非随时俗。追踪华夏美学发展史迹可知，社会风尚和审美趣味随时代演进而嬗变，汉代以前多喜欢拙朴厚重，魏晋以来因清谈玄风熏染而更偏爱疏朗清瘦。“骨”这一标志“生命力”的范畴虽先秦哲学中已见，但自此“文的自觉”时代始被正式引入书艺美学领域，体现在书法趣味上，便是对骨力瘦劲美的张扬和对体肥肉丰态的贬弃。东晋卫夫人《笔阵图》即鲜明地喊出这时代之音：“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一代“书圣”王羲之，《晋书》评其为人以“骨鲠”，他早年曾学书于卫夫人，受其影响乃是自然，故宋人有云：“书至瘦硬，似是逸少迥绝古人处。”初唐书坛，在艺术理想和审美情趣上仍承晋宋一脉，故二王书风深得朝野上下一致喜爱。酷爱书艺的唐太宗对王羲之就顶礼膜拜，其从僧人手中计赚逸少绝代名作《兰亭序》是流传千古的书坛佳话。他的《温泉铭》、《晋祠铭》是历史上最早以行书写碑之作，其书风即深受王羲之影响。太宗论书亦重“骨力”，尝自言：“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唯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唐朝太宗论书》）初唐四家皆太宗朝名臣，也是二王书风的发扬者。欧、虞、褚、薛之书莫不从二王出，也无不以 瘦硬为审美创造准则。清康有为论唐代书风三变有云：“唐初欧、虞、褚、薛、王、陆，并辔轨叠，皆尚爽健。”（《广艺舟双楫·体变第四》）这“爽健”，也就是前引《苕溪渔隐丛话》所谓“劲健”、“瘦硬”。欧阳询杜诗未及，但其书瘦劲挺拔、风骨峻峭为众所周知。薛稷之书，已见前述。虞世南曾随尤得“书圣”笔法精髓的王羲之七世孙智永习书，“得智永笔法为多”，故其书“内含刚柔”（张怀瓘《书断》），即“不外耀锋芒，而内含筋骨”（刘熙载《艺概·书概》）。褚遂良乃唐代诸名士中“得羲之笔法最多者”（米友仁《跋雁塔圣教序》）而又能自成家法，其书“提笔空，运笔灵，瘦硬清挺，自是绝品”。理清以上脉络不难看出，杜甫在书法审美取向上独标骨力瘦劲之美，其从“书体百变”的蔡邕书中惟取“瘦硬通神”者为贵，实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正是由此，我们发现，诗人“瘦硬通神”的书法美学观之所以对后世有强辐射式影响，盖在其本身是植根于传统美学之深厚土壤的。
          2、从所处时代背景看其对时弊的矫正。“书势自定时代”（翁方纲《跋汉朱君长题字》），书法艺术的流变取决于时代和社会的迁移。异于初唐书风的爽健瘦劲，歌舞升平的盛唐时期，书坛乃至整个社会审美风尚都弥散着以丰润肥腴为美的气息，如康有为指出：“开元御宇，天下平乐，明皇（书）极丰肥，故李北海、颜平原、苏灵芝辈，并趋时主之好，皆宗肥厚。”（同上）唐代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其时书法流行及书风演变，莫不跟皇家倡导有关。太宗爱逸少，故有四家对二王书风的发扬。开元以来，明皇善隶书章草，从他传世的《凉国长公主碑》、《石台孝经》等书迹来看，其字的确“笔实体肥”，故而引起朝野书法审美趣味变化。当时，为“合时君所好”，非惟有徐浩等书坛名家以肥为美，连一般“经生字亦自此肥”，世风如此，“开元以前古气，无复有矣”（米芾《海岳名言》）。可是，诗人不为此甜腻世风所迷，“众宾皆醉我独醒”（《醉歌行》），他毅然用自己的诗去高歌“以骨传神”的书法美学观，有意弹奏出与时俗相左的不和谐乐音，并在总结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瘦硬通神”这一对华夏书法美学有深刻影响的命题。保守地看，你也许会以为诗人固守已有审美心理定势不变；积极地看，他正是担心书风在一片肥美颂歌中渐趋柔靡而骨力不振，才自觉从传统中借来“瘦硬”以矫正、补救之。宋人胡元任论杜谈及唐代书风演变时，曾说老杜论书力标瘦硬美乃是“有激于当时”（《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四），可谓杜甫数百年后一知音。诚然，书体之“环肥燕瘦”如苏轼所言本无可轩轾，但就生命力表现（传神）而言，“骨”比“肉”、“瘦硬”比“肥腴”显然更胜一筹。作书一味肥腴难免少气乏力、骨格不振，所以元和以后，书坛自柳公权出又转向“专尚清劲”以“矫肥厚之病”（《广艺舟双楫·体变第四》）。又，开元中曾为翰林供奉的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  有感于“今之时，人或得肉多筋少之法”，曾借相马品评书法，其曰：“夫马筋多肉少为上，肉多筋少为下，书亦如之。”书与马之佳皆在于“骨肉相称，神貌洽然”，“若筋骨不任其脂肉，在马为驽骀，在人为肉疾，在书为墨猪。”（《书法钩玄》卷二《张怀瓘 评书》）杜、张二人有无交谊固不得考，但他俩在世风趋肥的书坛潮流中不约而同地唱反调，这在当时是极难能可贵的。他俩的书法审美理论，不能不说是对时弊的一种补救而自具闪光价值。
           杜子美“瘦硬通神”的书法审美观，宏观视角看，既可谓是初唐书风之理论反照又可谓是盛唐书风之美学批判；微观视角看，则可谓是其偏爱瘦劲骨力美之个人审美趣味的体现。后来苏东坡不满杜公此论，似乎也是从个人趣味角度出发的，其有诗曰：“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工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认敢憎？”（《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其实，苏不取杜，亦有他个人方面原因，“盖东坡学徐浩书，浩书多肉，用笔圆熟，故不取此语。”（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六）徐浩乃唐玄宗朝有名书家，开元以来缘皇上字肥，作书趋之以投其所好的始作俑者便是此人（见米芾《海岳名言》）。坡学浩书，其体势不难推想。世传苏东坡、黄山谷开玩笑，互评对方书法，苏曰“树梢挂蛇”讥其枯瘦而黄曰“石压虾蟆”诮其扁肥。又，“世传苏文忠公喜墨书，至有‘墨猪’之诮。”……不过，苏学士似乎忽略了两点：一是诗人身处唐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自天宝末年安史之乱起，社会秩序的剧烈动荡和时代精神的巨大裂变使得士人的高昂激扬蜕转为悲苦哀吟，其审美情趣亦随之发生深刻变移，杜甫不随流俗的“怪伟”书体和尚骨审美观乃至后来韩愈等人的追求“险怪”诗风，正是这一扭变之精神文化体现。即是说，饱尝安史之乱的苦头而对国运衰颓和世事艰难有切肤之痛的杜子美，再难有兴致去欣赏和称颂那平和舒适的丰腴之美，时代变幻的风云在他胸中凝成了奇诡峭拔之气，所以他才会在大历初年作于“高江急峡雷霆斗”之夔州的《李潮八分小篆歌》中高唱“瘦硬通神”的颂歌。就此而言，杜甫晚年论书重骨重瘦的美学观，又正是审美时尚由盛唐向中唐嬗变的理论先声。其二，就是诗人固然偏爱骨力瘦劲美，但从他现存论书诗作来看，亦非全然不能正确看待其他风格的书家及作品。例如，在同是大历初年客居夔州时作的《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中，其对旭书即评价甚高，谓之“锵锵鸣玉动，落落群松直。连山蟠其间，漠涨与笔力”；入蜀前旅居京城，作《饮中八仙歌》追忆长于他的旭时又由衷地赞美“张旭三杯草圣传”；在《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序言里，则提及他幼年在偃城看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听到张长史因观此舞而书艺大进的故事。可见杜甫对张旭的敬重是终其一生的，其对张书之妙亦深有心领。但如前所述，旭书是以“肥劲”见长的。至于《李潮八分小篆歌》借张衬李，目的无非是故意用夸大其辞的方式来突出所评对象，即仇兆鳌所谓“张旭名重当时，故又借以相形”（《杜诗详注》卷十），并不意味着他对张的全盘否定。这是一种“借宾定主”手法，即“以肥为宾，以瘦硬为主”；若不明这种“诗家轩轾之法”，片面认定诗人是说旭之草书不足贵，则“何异说梦”（郭曾《读杜甫记》）。类似借宾形主手法，在杜甫书画批评中非仅此一例，对之我们应当遵循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原则来把握，切忌“以文害辞”、“以辞害志”的偏识。
           3、情穷造化，学贯天人——书法本质论。以上两点实际表述了诗人从“动”、“静”辩证立论入手对书法创作主体特征的认识。那么，他对书法艺术之审美本质的看法又如何呢？或曰，对书法审美创造本身，他又作何看待呢？在《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中，杜甫借评李邕书提出了一个自见深刻的美学命题，即：“情穷造化理，学贯天人际。”从情理交融、天人相契、主客统一高度界定书法美的本质，当是诗人识见高明处。
关于中国书法的审美特征，前人向有二说：一曰“书为心画”（扬雄《法言》），视书法之美为作者心灵创造、人格投射的产物；一曰“书肇自然”（蔡邕《九势》），以师法万象、取诸造化为书法美之本源。二说看似对立，实则互补，它们从不同角度建构和完善着传统书法审美本质论。微观而言，书法是人类个体生命的表现，因为“书法一般被看作是心理力的活的图解”；宏观而言，书法又是宇宙造化生命的体现，因为，“那推动我们自己的情感活动起来的力，与那些作用于整个宇宙的普遍性的力，实际上是同一种力。”ˆ
           书法审美的最深层奥秘，就在它是标志着物与我、人类与造化“异质同构”玄机的一种“力的结构”，一种文化代码。实践证明，中国书法的审美特质，既非纯粹再现亦非绝对表现，而是表现中有再现，再现中有表现，乃二者的有机统一，是在既“肇乎自然”又“造乎自然”、既“立天定人”又“由人复天”（刘熙载《艺概·书概》）的环扣中完成其人文建构的。清代周星莲有言：“前人作字，谓之字画。……后人不曰画字，而曰写字。写有二义：《说文》：‘写，置物也’；《韵书》：‘写，输也’。置者，置物之形；输者，输我之心。两义并不相悖”，若失却任何一方，则“书道不成”（《临池管见》）。也就是说，书法一方面表达着作者的“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韩愈《送高闲上人序》评张旭语，下同），是创作主体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内心世界结构与秩序的形象体现；一方面，它又是“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嘉可愕，一寓于书”，乃宇宙自然普遍性形式和规律的感受同构。书法艺术创作所奏响的，正是这种主体（我）和对象（物）、人类（人）和自然（天）、内在心理结构（情）和外在宇宙秩序（理）相碰撞、调节以至谐和的伟大生命交响曲。惟其如此，中国书法才成其为一门反映人对自然之深层体验的表达生命活力、充盈生命意识的艺术。
          杜甫有关书法创作的美学观点不止上述。《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云“有练实先书，临池真尽墨”，则涉及作者后天学习问题；《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州》曰“顾侯运炉锤，笔力破余地”，又涉及书家独创风格问题。其评书多书、文并举（如《赠虞十五司马》、《醉歌行》以及评李邕、张彪、郑虔等人诗），可见诗人对书家文学功底的看重；《八哀诗·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公虔》谓郑“天然生知资，学立游夏上”，又知他对习书者天赋与学养的辩证眼光；至于《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写曹先习书后作画终得大成，《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序记张旭因观舞而书艺长进等，则跟诗人一贯主张的“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的习艺观相吻合。
        《存世碑刻》唐代乾元二年（759年）书，拓片高121厘米，宽70厘米。《严公九日南山诗》据传是目前发现的杜甫唯一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