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书法从写字、书法、艺术及理论研究全解读--马占禄

罗迅

                       论毛泽东书法从写字、书法、艺术及理论全解读

                                                                  甘肃省临夏  马占禄

　　 毛泽东从临帖到书圣，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风风雨雨。他学习书法， 唐代书法家孙过庭云：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我们根据毛泽东的生平将其书法分为四个时期，将根据书法楷行草三个阶段的演变规律分别对毛泽东代表性作品进行赏析，尽量多地选取作品中所隐含的古代书法大家的信息，求得相对的取法脉络和过渡方法，来探讨毛体发展变化规律。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二者基本是重合的，因为历代书法家都主张以楷书筑基，继而再涉其他书体。

　　清朝书法家蒋衡在《拙存堂题跋〈祝京兆真书·过秦论·报燕王书〉》中说：“昔人善草者必先工楷法，楷工则规矩备，善草则使转灵。楷工而不能草，由于天资鲁钝也，若不能楷而徒习草，则点画狼藉，必流于怪僻也。张旭以草圣传，而书《郎官碑》极端楷。我于京兆此册亦云然。”毛泽东也是这种观点的实践者，1960年初，他在谈技术革新时以书法为例说：“像小孩写字，要先学楷书，再学草书。”

　　一、楷书：师承欧阳询、颜真卿，上溯魏碑，旁涉多家

　　1904至1921年是毛泽东初学书法，奠定书法基本功的时期。毛泽东从少年时代就酷爱书法。先是入私塾学习，接触汉字的基本书写工具——毛笔，私塾先生要求他每天摹帖临习，由唐楷入手反复苦练。在家中用毛笔帮助父亲记账，使他对毛笔更加熟悉。后来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期间，一师的书写功课要求极严，他对书法的兴趣越发浓厚，勤练不辍。当时他常说：“字要写得好，每天要起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炼；刻苦自励，穷而后工，才能得心应手…………学字要有帖，帖中要发挥。”当时毛泽东的书法成绩已是同学中的佼佼者。从目前现存的资料看，他不仅临摹欧阳询、颜真卿等古代书法家的作品，还在游学中留意考察古代碑石、佛家写经和民间书法，从中吸取营养。

　　如何临帖？每个人不尽相同。有的人是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依葫芦画瓢重形似，追求小刀细工，一辈子也走不出来；有的人不求形似，以意会之，追求神韵，得其风骨，如董其昌；还有的人既求形似，更要神似，形神兼备，如毛泽东师法先贤，吸收各方营养，他的临帖，无论是楷书师从欧阳询、颜真卿，还是草书追摹怀素，都属于形神兼备者，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留传的作品和他身边工作人员及其女儿的回忆中得到印证。

　　（一）崇尚欧阳询

　　欧阳询（557一641），字信本，出生于衡州（今衡阳），祖籍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楷书四大家之一。隋时官至太常博士，唐时封为太子率更令，也称“欧阳率更”，他与同代另三位（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欧阳询练习书法最初仿效王羲之，后独辟蹊径自成一家。他的正楷骨气劲峭，法度严整，被后代书家奉为圭臬，以“欧体”之称传世。欧阳询传世的墨迹有《仲尼梦奠帖》、《张翰帖》等，碑刻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等，均乃书法艺术的瑰宝。

　　1904年，11岁的毛泽东在韶山关东桥私塾念书的时候，师从塾师毛咏生学习欧体，这为后来毛泽东的欧体书法达到相当高造诣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其书法作品具有明显欧体风格的代表作品有《离骚经》、《讲堂录》。

　　（二）取法颜真卿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 唐代中期杰出书法家。他创立的“ 颜体”楷书端庄雄伟，气势开张， 行书遒劲舒和， 神采飞扬。颜真卿与赵孟、柳公权、欧阳询在中国书法史上并称为“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颜真卿的代表作品有《多宝塔碑》、《颜勤礼碑》、《祭侄文稿》等。毛泽东书法具有浓郁颜体风格的作品有《明耻篇》、《记事录》，书信作品则有《致李思安》、《致黎锦熙》。

　　（三）上溯魏碑

　　魏碑是我国南北朝时期（420—589）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称，大体可分为碑刻、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刻石四种。魏碑书法是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渡性书法体系，对当时的隋和唐楷书体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历代的书法家的创新变革也多从其中汲取有益的精髓。魏碑代表石刻有《始平公造像记》、《郑文公碑》、《云峰山石刻》、《石门铭》、《张玄墓志铭》、《刁遵墓志铭》等。特别是《始平公造像记》名列“龙门二十品”中第一品，它一反南朝靡弱的书风，开创北碑方笔的典型，以阳刚之美流传后世，历来为书家所重。

　　清乾隆年间，南北朝碑刻大量出土，金石文字学兴起，在书法方面人们开始反思“馆阁体”的弊端。到了嘉庆、道光时代，魏碑受到书法理论家们的重视，其中鼓吹魏碑最力者早期有阮元、包世臣，后期有康有为。阮元写《北碑南帖论》和《南北书派论》，首倡“碑学”；包世臣《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一反宋朝以来对淳化阁帖的推崇，提出“尊碑抑帖”的观点。此后碑学盛行，魏碑的价值得到普遍的认可，修习楷书的人除了取法“晋唐”外，更多的人选择魏碑，从中汲取营养。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到魏碑这种书风的兴盛：“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

　　2012年1月中央档案馆研究员、毛泽东手稿鉴定专家齐得平老师，做客党史频道谈道：从中央档案馆收藏的毛主席1920年以前的手迹，特别是1916年以前的手迹来看，他青年时代主要是习魏碑、欧阳询等。1949年进城后他收集阅览了历代名家字帖，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可以称之为“毛体”。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主席的书体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了解毛泽东青年时代书体的人，如果与他五六十年代的手迹相比，很难看出这些是出自主席一人之手。

　　毛泽东习字年代正处在清末民初魏碑盛行时期，学习魏碑时风使然。他的书体深受魏碑影响，方笔、捺脚这种魏碑特有的笔法在毛体作品随处可见，特别是早期书写的《忆秦娥·娄山关》、《沁园春·雪》均有明显的魏碑风格，书信如《致杨钟健信》行文清秀明朗，受魏碑大家赵之谦的影响大些，题词方面魏碑风格代表作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二、留心寺庙书法，从佛家写经中吸取营养

　　打开一部中国书法史能够发现，佛教写经书法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碑，到卷帙浩繁的敦煌经卷，再到名胜古迹的寺庙书法，中国佛教写经书法以其庄严、静穆、安详、自然的美学境界，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不仅渗透到日常生活中，而且对中国书法史和佛教史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与经学书法渊源由来已久。毛泽东曾说：“中国庙宇古色古香，也是书法胜地，许多古庙都有造诣很高的书法艺术，许多字真是妙笔生花，栩栩如生，堪称书法艺术的宝库，我们应该很好地研究和学习。”

　　毛泽东的外祖母和母亲都笃信佛教。在毛泽东出生前，他的母亲文氏已生过两胎，均夭亡。1893年12月26日，文氏生下第三个儿子毛泽东，格外疼爱，她唯恐这个儿子再夭折，她坚持吃“观音斋”的历史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文氏还不放心，为了使儿子“根基稳固”，特将儿子毛泽东寄养在娘家“棠佳阁”。棠佳阁有个龙潭，内有清泉流出，四季不涸，矗立着一块高二丈八、宽二丈的石头，传说石下镇有一妖怪，石上建有小庙，人们称为“石观音庙”。这座庙宇远近闻名，经常有人前来祷告。毛泽东出生不久，外婆就和母亲把他抱到“石观音庙”，烧香叩拜，拜石头为干娘。因毛泽东排行第三，他的小名就叫“石三伢子”。毛泽东自家的堂屋供有菩萨像，也是依时按节烧香叩拜，从未间断，有时他还和母亲一起到附近的凤凰山寺庙里去拜佛。

　　1917年7月中旬暑假期间，24岁的毛泽东邀同好友萧子升徒步从长沙出发，进行了一次游学。在游历湖南五县时，曾在寺院住了一个晚上并受到方丈及百余僧人的热情款待。可能自幼受到母亲的熏陶吧，毛泽东对佛教写经感到特别亲切，他特意拜访了老方丈，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与方丈讨论了佛理，愉快而又充实的体验使他难以忘怀。

　　三、师承名家的行书

　　（一）行书取法王羲之、王献之

　　王羲之，东晋书法家，字逸少，祖籍琅玡，后迁会稽（今浙江绍兴），晚年隐居剡县金庭。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人称“王右军”、“王会稽”，有“书圣”之称。 王羲之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冶于一炉，其书法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自成一家，影响深远。代表作品楷书有《黄庭经》、《乐毅论》，行书有《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兰亭序》、《初月帖》，草书《十七帖》等。其中《兰亭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毛泽东尤其喜爱王羲之的书法 。他身边工作人员韩桂馨回忆：“主席有一次曾跟我说过，王羲之当初跟卫夫人学书法，也学张芝的草书，能博采众长，也有他自己的风格，笔势流畅，秀丽多变。 ”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别号抱一，江苏省川沙（今属上海市）人。他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政治活动家、教育家、职业教育的首创者。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等职。

　　黄炎培是上海人，但他既有上海人之精细，也有北方人之豪迈。黄炎培交际广泛，朋友遍天下：他既和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过往甚密，也与袁世凯、蒋介石、杜月笙等枭雄周旋裕如；他和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冯玉祥是朋友，又同张謇、康有为私交甚笃，这种合纵连横、长袖善舞的为人之道，鲜有比肩者。黄炎培一生兴学办校，桃李满天下，赫赫如张闻天、徐特立、钱昌照、华罗庚等，连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也是其旗下门生。

　　1949年毛泽东进北京后，住在京西香山的双清别墅。双清别墅坐落在香山寺以南的山腰中，是一个依山而建的小庭院，淡雅幽静，院内山、水、树、石顺其自然，甘洌的泉水汇集一池。池边有亭，亭后有屋，因材借景，秀丽非凡。在这里居住，春日可赏花，酷夏可避暑，秋可观红叶，严冬可踏雪，真可谓香山之“园中园”。第一个被邀请到香山别墅做客的党外人士就是黄炎培及其夫人姚维钧。为了表示尊敬，毛泽东让自己的夫人江青和周恩来作陪，这等殊荣，只有黄炎培独享，可见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1959年以后，毛泽东对书法用功尤甚，好像是有意再征服另一座高峰似的。 再说这黄炎培老先生，一辈子克勤克俭，廉洁奉公，生活极其朴素，唯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他视如命根，珍藏多年。当毛泽东知道了这一国宝后，也很想一睹为快，便向黄炎培借阅。真迹借来之后，借期一月。毛泽东爱不释手，工作一停下来便拿起真迹翻看研究，反复揣摩，时而拿起笔来对照练习，练到兴头上，连吃饭也忘了。但毛泽东没有忘记借期。然而，黄炎培更珍惜他的这本书法名帖。借出一个星期之后，他便不断打电话询问主席看完没有，什么时候归还。卫士婉转地报告主席说：“黄炎培那边又来电话了。”毛泽东很恼火地说：“怎么他也学会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给他数着呢。”卫士解释说：“他不是催要，是问问主席还看不看。”“我看，”毛泽东喝了口茶，拿起烟嘴继续说道，“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可是，黄炎培还惦记着他的艺术珍品，又来电话了，这次电话一直打到毛泽东那里，先是谈了些别的事情，最后又问起那本真迹。毛泽东说：“任之先生， 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事后，毛泽东风趣地说：“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一个月到了，毛泽东将王羲之的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地夹好，交给卫士，并郑重嘱咐：“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卫士说：“黄老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多看几天没关系。” 毛泽东严肃地说：“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 朋友交往要重信义。”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王羲之真迹痴迷达到何等程度！尽管他十分喜爱王羲之的真迹，却没有让李世民“ 智赚《兰亭》”的故事重演。

　　毛泽东一生除精研王羲之法帖之外，还对王羲之的生平事迹也做过较深的研究，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1959年初夏的一天，毛泽东在杭州与秘书们聊天时，引发了一场关于真伪《兰亭序》的学术讨论。田家英说：王羲之书写的《兰亭序》真迹已经做了唐太宗的殉葬品，现存的都是名家临摹经过石刻的拓本。陈伯达坚持说：《兰亭序》陪葬于武则天，留存在世上的均是宋人伪托。林克则说：古籍中有萧翼赚《兰亭》的传说，显然支持田家英的观点。毛泽东开始观而不语。稍许，他讲了一个“入木三分”的故事，接着又讲了“一笔鹅字”、“ 墨池”等王羲之刻苦勤练的故事，末了才说：“《兰亭序》不但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在书法艺术上的价值更大。要是真迹能留下来，那可是国宝啊！可惜葬到唐皇的坟墓里去了。”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东晋琅玡人，书法家、诗人，王羲之第七子。王献之幼年随父王羲之学书法，兼学张芝，诸体皆精，尤以行草著名，敢于创新，不为其父所囿，为魏晋以来的今楷、今草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欧阳修《集古录》有云：“羲献世以书自名，而笔法相去甚远…………献之用笔外拓，结字欹侧而又连贯流畅。”张怀瓘《书议》评王献之书法：“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其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花开，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毛泽东深得王献之连绵书法三昧，代表作有“坚持游击战争”、“新民主主义论”。

　　（二）结体受宋明帝、李邕、郑板桥影响

　　宋明帝（439—472），名刘彧，小字荣期，庙号太宗，南朝刘宋王朝皇帝，宋文帝第十一子，为藩王时好读书，曾撰《江左以来文章志》，续卫瓘所注《论语》二卷。即位初任贤用能，故能平定四方叛乱，末年好鬼神，多忌讳，奢侈无度，民不堪命，刘宋王朝自此而衰。毛泽东点评历代君王时这样评价宋明帝：刘彧——登基可谓奇。宋明帝书法作品清婉可嘉，深具章草笔意，字间大小错落有致，牵丝萦带，欹侧多姿，舒缓有致，富有节奏感。毛泽东《论持久战》书法深受宋明帝的影响。李邕（678—747）唐代书法家，字泰和，广陵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人。李邕少年即成名，后召为左拾遗，曾任户部员外郎、陈州刺史、北海太守等职，人称“李北海”。《宣和书谱》说：“邕精于翰墨，行草之名尤著。初学右将军行法，既得其妙， 乃复摆脱旧习，笔力一新。”魏晋以来， 碑铭刻石， 都用正书撰写，入唐以后， 李邕用行书写碑。书法的个性非常明显， 字形左高右低， 笔力舒展遒劲， 给人以险峭爽朗的感觉。

　　毛泽东的行楷书， 深受李邕之影响， 他不囿于传统书法结字 “平正”之规， 字的形体左低右高，由欹侧而顿生险绝之势。虽是大角度的倾斜造险，但因其字的重心稳定， 主线立根， 故斜而不倒， 险而不危， 威风凛凛， 器宇轩昂，通体和谐。当年湖南长沙、湘潭一带的古建筑和古碑一般都是采用行书和楷书。行书以李邕书法为主导，楷书以唐代欧阳询和清末状元黄自元为主，其中“东山书院”匾额就为黄自元所题，岳麓山有李邕的行书碑刻。毛泽东在长沙师范求学期间，常登岳麓山，留心名人碑帖，耳濡目染李邕行书，自然深受影响。他的“为教育新后代而努力”、“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等代表作，都具有李邕鲜明的审美特征。

　　郑板桥（1693—1766），名燮，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清代著名书画家，金石家，诗人。早年家贫，后曾在山东范县、潍县任县令，为官清正，因触犯豪富利益，被撤职罢官，回到阔别10 多年的家乡扬州， 卖画为生。他与当时聚居扬州的另外七位画家一起，切磋画艺，开一代书画风气，号称“扬州八怪”。郑板桥的艺术作品诗、书、画、印有机融合， 浑然天成。他的书法吸收真、草、隶、篆四种书体所长，创出自称六分半的新书。

　　1949年， 对于毛泽东来说，是繁忙而愉快的一年，打倒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虽然千头万绪，但书道未废。大约从这一年起，他似在审视和品尝郑板桥的“怪”味。这个“怪”字的含义有贬也有褒，郑氏的“怪”主要是文人书法的趣味。实际上，从1949年开始，在毛泽东的私人书信里，郑板桥的书味就很足。1949 年6月19日致宋庆龄的信中“专诚欢迎，以便就近” 等字； 1949年8月19日致江庸（翊云）的信中“时局发展甚快”等字。尤其是到了1950年3月14 日致龙伯坚的信和致刘揆一的信，那就不仅是字形，就连章法行气，都可看到“板桥体”的影子。这时的书法长枪大戟没有了，变成了温厚灵动的面貌。

　　毛泽东特别欣赏郑板桥的作品，他身边工作人员韩桂馨曾回忆毛主席给她讲板桥书法： “ ………… 你再看郑板桥的帖，就又感到苍劲有力。这种美不仅是秀丽，把一串串字连起来看，有震地之威，就像要奔赴沙场的一名猛将，好一派威武之姿啊！郑板桥的每一个字，都有分量，掉在地上能砸出铿锵的声音，这就叫掷地有声啊！”言语之中吐露出对郑板桥书法羡慕兴奋之情。毛体书法具有郑板桥风格的代表作有“坚持持久战”、“无上光荣”。

　　四、中和之美的行楷书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战争硝烟的逐渐散去，中国革命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书法也随之发生了大的变化，经历了“正—奇—正”的书法演变规律，他的作品由铁骨峥嵘向淡雅中和的境界靠近，每一副作品既动感十足而又韵味深长，博大的气势夺人心魄。

　　由于此阶段主要以行楷书的题词居多，市井百姓更容易接受，社会影响反而比后期艺术性强的草书更大。如： 1950年2月给中共松江省委题词“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1950年2月为哈尔滨团市委题词“学习马列主义”，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1950年6月“开幕词”，1951年8月为陕甘宁老区人民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1952年6月为全国体育总会成立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953年8月为公安部队首届功臣模范代表大会题词“提高警惕，保卫祖国”；1 9 5 5 年6 月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1957年1月为刘胡兰重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1958年5月25日为北京昌平修建的十三陵水库题词“十三陵水库”；1960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现更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题词“艰苦奋斗”，这些都是毛泽东书法的精品之作。

　　五、草书：宁肆勿谨，追踪旭素

　　书分五体，唯草为圣。草书发轫于魏晋而盛于唐，它的出现突破了理性的框架，体现出书法家超理性的精神气息，使书法实用性退化，成为纯表现的艺术形式。但因草法难识难记，章法变幻莫测，不仅对技法的要求甚高，还要求作者具有盖世之才、吞吐大荒、容纳万物的宽广胸襟以及浓郁炽烈的情感，故涉足者众多但功成名就者稀少。

　　张旭、怀素、黄庭坚可谓中国草书的三座高峰，他们的狂草各具特色、各领风骚。张旭首开狂草之先河，体势连绵，笔意奔放；怀素以狂继癫，把狂草推向了最自由、最写意的巅峰；黄庭坚的草书大字行笔凝练有力，结构奇特，几乎每一字都有一些夸张的长画，并尽力送出，形成中宫紧收、四缘发散的结字方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自宋代黄庭坚以来数百年间又涌现出如王铎、傅山等草书大家，他们形成明代张扬的尚势之风。

　　（一）毛泽东的草书成就

　　时至近代，晚年的毛泽东以政治家的胆识、诗人的浪漫、革命家的胸襟、超人的天资和浓厚的国学修养勇敢地接过了狂草这杆大旗，他取人之不敢取，得人之不能得，于浪漫大化中不失自我，于千变万化中不泯本真，在狂草书法创作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毛泽东的草书，发乎情意，纵笔自由，随意改变运笔节奏，以笔画的长与短、粗与细、曲与直、断与连，以及体势的大与小、肥与瘦、正与欹、疏与密等悬殊变化形成强烈反差，甚至把对比反差发挥到极致。这种创作手法显然是浪漫主义的，如《七律·长征》中，“闲”字宽阔而高大，独占三个字的位置，突兀显赫。末尾“颜”字，与上端平齐，独占六个字位置，与落款签名及日期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此收笔，出乎意料。

　　当代书法家沈鹏在《浪漫主义精神的高扬》一文中对毛泽东书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毛泽东浪漫主义行草书的杰作，强调个性，强调主观表现，纯然是高屋建瓴、所向无碍、汪洋恣肆、纵横捭阖的气概，着眼总体战略而不拘泥一城一池之得失，自由烂漫而毫不顾忌胶柱鼓瑟之成规。”

　　（二）宝剑锋从磨砺出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对于毛泽东同样如此。以下是身边工作人员在回忆毛泽东钻研草书方面所付出艰辛劳动的点点滴滴。

　　田家英（1922—1966），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3岁丧父，9岁丧母，11岁被迫辍学，在哥嫂开的中药铺做学徒。田家英生性喜爱读书，在辍学的日子里，田家英靠着一本字典通读了《资治通鉴》、《史记》和许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田家英性格倔强，不甘听凭命运摆布，在床头挂着一副对联，“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1935年，13岁的田家英就在报刊不断发表诗歌和文章，在川中被称为“神童”。1937年11月下旬，田家英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告别故乡，踏上了去往延安的路。12月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2月，田家英加入中国**。入党后，田家英相继在马列学院、中宣部等单位工作。1941年至1943年间，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陆续发表了《奴才的见解》、《从侯方域说起》等文章。《从侯方域说起》一文得到毛泽东的赞赏，虽说那只是千余字的杂文，但从中可看出作者深厚的文史功底和敏锐思想，并且文笔如此老辣深沉的作者竟是一位20出头的小伙子，这让毛泽东颇为感慨，从此也记住了田家英。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国外，汉语讲不好，毛泽东打算请一位老师教他历史、语文。这时毛泽东很自然地想到了田家英——熟悉文史，又与毛岸英同庚。就这样，田家英当起了毛岸英的老师，从此与毛泽东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国共两党大决战的时刻，也是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的工作异常繁忙，需要增加新秘书。1 9 4 8年8月，在陈伯达、胡乔木的推荐下，26岁的田家英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很珍惜这份工作，在主席身边工作，他也很自豪。事无巨细，凡是主席需要他做的他都尽力做好，从起草文件、下乡调查、处理信访直至保管存折。1954年后田家英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在主席的影响下，田家英还逐渐对书法产生了兴趣，这封信是1958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给田家英的：“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片（王羲之等） 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这封信很短，却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毛泽东在钻研草书。它对于研究毛泽东的书法艺术，无疑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件。田家英的字写得不算好，但特别喜欢看字，酷爱碑帖字画。在难得的闲暇中，他到荣宝斋等旧店铺购买和搜集字画，买回来往往先送到毛泽东那里，两人共同欣赏切磋。田家英还常常把自己喜欢的对联、中堂挂到毛泽东的卧室以供欣赏，他收藏了上千件清代学者的墨迹，其所收作品之富之精，在个人收藏中堪称中南海内第一大家。逄先知（1929— ），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中共党史研究专家。1929年10月出生于山东胶县，1950年毕业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进入中南海工作，负责管理毛泽东的图书、报纸杂志，是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的助手，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见习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毛泽东著作研究组副组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由于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1 7 年，逄先知对主席可以说记忆深刻。他回忆道：“1961年10月27日，毛泽东要看怀素《自叙帖》，并指示我们把所有的字帖都放在他那里。从此，我们就在北京和外地买来很多字帖，包括一批套帖和《三希堂》、《昭和法帖大系》等，都放在他的卧室外间的会客室里，摆满了三四个书架。在他卧室的茶几上、床铺上，办公桌上，到处都放着字帖，以便随时观赏。1964年12月10日，毛泽东要看各大书法家书写的千字文，我们又很快地为他挑选了30余种，行草篆无所不有，以草书为主，包括自东晋以下各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智永、怀素、欧阳询、张旭、米芾、宋徽宗、宋高宗、赵孟、康熙等，还有近人于右任的作品。除了买字帖供毛泽东观赏外，我们有时还要到故宫借一些著名书法家真迹给他看。”陈秉忱（1903—1986），山东潍县（今潍坊市）人，是清末著名金石家陈介琪之曾孙，家学渊源，1937年参加革命，后在中央机关工作。陈秉忱于文学、书法、绘画、金石等有深厚的根基，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谈判之前，先签订的一个文件，就是由陈秉忱正楷缮写的。1950年毛泽东去苏联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的正式文本，《毛泽东选集》1—4卷本的封皮隶书“毛泽东选集”五字，也是陈秉忱的笔迹。因为陈秉忱身居伟人之侧，承办党和国家的重要事宜，书法之名并不为世人所知，在他逝世后，党和国家还专为他举办了《陈秉忱书画展》。以陈秉忱的地位和经历来看，他的回忆文章是具有权威性的。陈秉忱回忆道：“我们从仅存的一张明信片的笔迹来看，毛主席早年似受晋唐楷书和魏碑的影响，用笔谨严而又开拓，是有较深功力的。在延安时期，毛主席领导抗战和建党，工作、著作任务那样繁忙，但仍时常阅览法帖，阅过的晋唐小楷等帖，一直带在身边。1949年12月访苏时，也以《三希堂法帖》自随。1955年开始，主席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广置碑帖，二十年中间，所存拓本及影印本碑帖约有六百多种，看过的也近四百种，‘二王’帖、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则是时常披阅。毛主席不但博览群帖，而且注意规范草书写法，如古人编辑的《草诀要领》和《草诀百韵歌》等帖经常翻看。”陈秉忱还说：“毛主席十分重视我国传统的书法遗产，并借以奠定自己的书法基础，但决不就此停步。更可贵的，是他推陈出新，创造自己独特的风格，并且不断演变，不断发展。毛主席早年攻楷书，后来多行书，晚年则是行书和草书，凡此皆不拘于成规。通过毛主席阅读碑帖的情形和大量的墨迹来看，我个人的体会，他以晋唐楷书和魏碑锤炼了书写的功力，进而吸收‘二王’行书的长处，再则十分喜爱怀素、孙过庭的草书，同时博览群帖，这样浇灌滋润出毛主席独创一格的书法艺术之花。”读帖是毛泽东研究古人书法的重要方式。毛泽东读帖不重版本是否珍贵，而着眼于分析各家的长短，体其风貌，察其用笔、结构、章法等，吸取其精髓，以丰富自己的书法艺术。韩桂馨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毛泽东热爱书法艺术》，其中有一大段就是谈毛泽东怎么教她读帖的。主席说：“第一要多看帖，第二要多练习。写多了就熟了”，“你要反复看、反复记。等到帖的内容能够快记下来时就更熟了”，“记字的结构、造型、行笔、章法”，“对字帖要学它，又不全学它。学得又像又不像，要发挥你自己的特点”。这些话无疑是毛泽东学帖的经验之谈，即使今天，对我们书法人也是十分有用的。韩桂馨还回忆道： “ 主席指着手中的字帖说：‘字的结构有大小、疏密，笔画有长短、粗细、曲直、交叉，笔势有虚有实、动与静；布局上有行与行间的关系，黑白之间的关系。你看，这一对对的矛盾都是对立而又统一的，既有矛盾又有协调统一。中国的书法充满了辩证法呀！’主席接着又给我讲王羲之：‘我就喜欢他的行笔流畅，看了使人舒服。我对草书开始感兴趣就是看了此人的帖产生的，他的草书有“十七帖”。’”毛泽东书法造诣，固然是他转益多师的结果，同时也和他善于从生活中吸取美的营养分不开。诗人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朱光，原名朱光琛，曾用名朱曼生、朱愈之。广西博白县人，自幼喜爱书画，能两手同时执笔写字，曾受业于中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王力。后朱光到达延安，从事戏剧演出工作，所演《血祭上海》一剧，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赞扬，被指派担任鲁迅艺术学院秘书长。1937年毛泽东就曾与朱光等人说过：“杜甫这段话说出了舞蹈、戏剧等艺术与书法艺术相通，是至理名言。”那时毛泽东曾表示想看朱光表演莎士比亚的名剧《奥赛罗》，以便用戏剧艺术来丰富自己的书法。毛泽东之女李讷回忆：“据我所知，老人家早年学书法是从欧阳询的楷书开始的。后来专学颜体、魏碑。行草书喜欢学王羲之、王献之、孙过庭、怀素的。父亲对书法是极下功夫的，除了工作、读书、散步、游泳外，就是不停地写，甚至吃了安眠药，睡意未来，也在写，直写到半睡眠状态，才上床睡觉。那样日积月累，将是何等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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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毛泽东草书师承有家

　　综合各方资料显示，毛泽东草书用笔主要受“二王”、怀素的影响。以下是对毛泽东草书风格形成影响较大的书法家简介及其作品介绍。

　　1.张旭

　　张旭，唐代书法家，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史称“草圣”。张旭的书法，始化于张芝、“二王”一路，以草书成就最高，他自己也以继承“ 二王” 传统为自豪，另一方面又效法张芝草书之艺，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来，其状惊世骇俗。传说张旭每当灵感到来，就把宣纸铺在地上，用长发作毛笔，直书狂草，醉酒当歌，洒脱自在。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赞张旭草书：“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唐代文学家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一文中说到张旭的书法：“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张旭的狂草代表作有《古诗四帖》、《肚痛帖》。毛泽东书法学张旭的典型例子是手书陆游《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中锋建骨，侧锋生姿，字势连绵，一片烟云，意笔相从，豪迈飞动。

　　2.怀素

　　怀素，唐代书法家， 以“狂草”名世。怀素少时就爱好书法，性情疏放，锐意草书，却无心修禅，饮酒吃肉，交结名士，与李白、颜真卿等都有交游。唐代文献中有关怀素的记载很多：“运笔迅速，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李白《草书歌行》赞曰：“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笺麻素绢排数厢，宣州石砚墨色光。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王公名流也都爱结交这个狂僧。唐任华诗写道：“狂僧前日动京华，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谁不造素屏，谁不涂粉壁。粉壁摇晴光，素屏凝晓霜。待君挥洒兮不可弥忘，骏马迎来坐堂中，金盘盛酒竹叶香。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之后始颠狂。” 诗僧贯休赞怀素草书：“我欲山为墨兮磨海水，天为笔兮书大地，乃能略展狂僧意。”

　　怀素的草书用笔圆劲有力，使转如环， 奔放流畅， 一气呵成， 和张旭齐名， 后世有“ 张颠素狂” 或“ 颠张醉素”之称。怀素的代表作《自叙帖》是古典浪漫主义代表，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在中国书法中， 毛泽东最喜爱草书， 而在草书中， 毛泽东又受怀素影响最大。毛泽东对怀素的《自叙帖》、《论书帖》、《苦笋帖》百读不厌，爱不释手。徐中远，1966至1976年在毛泽东身边从事图书服务管理工作，熟知毛泽东晚年读书的具体情况。谈到几十年前那一次和毛主席面对面谈怀素书法，徐中远依然历历在目：1973年8月11日上午，毛主席要看唐代著名书法家怀素的字帖和墨迹。我将这两种字帖送给他之后，他老人家立即高兴地翻看起来，一边翻看，一边问我们：“你们知道怀素是什么地方人？”我和在场的几个同志一时都回答不出来。他笑着说道：“怀素是我的老乡，湖南长沙人也，俗姓钱，字藏真。”徐业夫秘书和我看到他老人家谈兴很浓，便开玩笑说：“怪不得您爱看怀素的字帖，原来他是您的老乡！”他老人家马上回答：“你们此话差矣，我爱看怀素的字帖不是因为他是我的老乡，而是因为怀素的草书写得好，有大家风度，狂草尤为独特。”说着他还问我们：“唐代有位大诗人曾专门写诗赞扬怀素的狂草，你们知道是谁吗？”我们更不知道了。他：“又是一个不知道，我告诉你们吧，就是那个号为青莲居士的李太白。李太白的《草书歌行》就是专门赞扬怀素狂草的。”说着他老人家就抑扬顿挫地给我们背起诗来，背完之后，我们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看我们鼓掌，他老人家也笑了起来。1974年，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访华，毛泽东在书房接见了他。一阵亲切交谈之后，毛泽东还特地赠送给他一本自己喜爱的怀素《自叙帖》的仿制品，大平正芳十分高兴。田家英认为：毛泽东的书法，特别是草书，和怀素《自叙帖》有相同的地方：一是笔画都较细圆；二是字形都较大；三是在大草的布局上，都采用了行行逶迤、翩翩恣肆的写法；四是“神”上很相似。毛泽东热爱怀素的狂草，但他又不拘泥于此，而是勇于创新，逐渐形成了自家的“毛体”。

　　综合各方观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的草书用笔主要受怀素《自叙帖》的影响，线条盘钩环绕，多力丰筋，圆融遒逸，外柔内刚，神采飞扬，轻提多于重顿，以提为按，笔笔离纸，而又笔笔镇纸，如锥划沙。由于作品贯注了作者的主体精神和情绪，故运笔大胆肯定，略无滞碍，但见走墨连绵，势不可当，又如惊砂坐飞，气势雄浑。

　　狂草用笔贵在疾速，疾而谨于法度尤难。毛泽东深谙此理，故于回环盘绕的运笔中时时参以折笔、断笔，这样圆中寓方，以断为连，将笔下大与小、曲与直、动与静、长与短、点与线的诸多对立因素很好地融为一体，其线条舒展处如行云流水，激荡处如瀑泄千里，顿挫处似高山凝云，大大丰富了作品的审美内涵。

　　3.黄庭坚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北宋书法家，擅长行、草、楷。黄庭坚书法初以宋代周越为师，后来受到颜真卿、怀素、杨凝式等人的影响，得力于《瘗鹤铭》，结体布局十分夸张，几乎每一字都有一些夸张的长画，并尽力送出，形成中宫紧收、四缘发散的结字方法，章法富有创造性，经常运用移位的方法打破单字之间的界限，形成新的组合，节奏变化强烈，被称为“理性的草书”。黄庭坚对于自己的草书非常自负，曾说：“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耳，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宗其趣，其余碌碌耳。”对于怀素的《自叙帖》，黄庭坚亦表示出难得的欣赏，“予尝见怀素《自叙帖》草书近千字，用笔皆如以劲铁划钢木”，他甚至还坦言正是比较了此帖，才发现自己书法的不足而悟到草书真谛。黄庭坚的代表作品有《诸上座帖》、《李白忆旧游诗草书卷》、《竹枝词》、《廉颇蔺相如列传》。毛泽东的行草书深受黄庭坚的影响，其书法最动人处或者说最能表现个性特征者在于其独特的结体及一以贯之的纵长体势，在理法允许的范围内或变形或离，完全是率意而为，变动如鬼神，不可端倪，但却能和谐统一于宽博大气的整体基调下。1941年后，虽然战争环境恶劣而困苦，但总算安定了些，此期间毛泽东似在学苏轼、黄庭坚，有四五年之久。典型的例证是，1945年“庆祝抗战胜利”的题词，虽长枪大戟，字势险绝，但点画精到，真力弥漫，大有苏黄气韵。　1975年秋，著名眼科大夫唐由之为毛泽东做白内障摘除手术。为了让大夫放松情绪，毛泽东与他闲聊起来，当问及姓名后即笑着说：“你这名字是从鲁迅的诗句来的吧！”随即以抑扬顿挫的湘音吟诵起来。唐大夫一时反应不过来，于是请求毛泽东将此诗写下来。在几乎失明的情况下，毛泽东在随手撕下的工作手册纸页上用铅笔写下了鲁迅的七绝《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为毛泽东的博识和风趣而钦佩，唐由之更是将毛泽东书写的几张散页视为至宝。手术进行得很顺利。隔了几天，唐由之将精心裱装的毛泽东手书册页带去让主席辨认，毛泽东正在看黄庭坚的字帖。毛泽东很高兴地看清了几天前在几乎失明的情况下书写的鲁迅诗，并兴致勃勃地在册页的封面上写下“学黄鲁直”几个字，复在这行字下随手画了两条直线以示醒目。黄鲁直即宋代书法家黄庭坚，毛泽东由读鲁迅诗而想及“学黄鲁直”，足见其对黄庭坚书法的熟悉和读鲁迅诗的深入。

　　芦荻（1931— ），原名芦素琴，祖籍湖南，出生于辽阳，书香门第，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抗美援朝期间，她跨过鸭绿江，做战地记者。朝鲜战争结束后，芦荻于1954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文学，“文革”期间调往北京大学中文系。毛泽东自1974年春天开始，视力明显减弱了，被医生诊断为“老年性白内障”，毛泽东素来手不释卷，视力的减弱，对他来说极为痛苦。于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副主任张耀祠，委托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从北大中文系物色主席陪读人选。没几天，谢静宜就送来北大中文系几位教师的档案，毛泽东说：“就让芦荻来吧！ ”原来，博览群书的毛泽东，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历代文选》，很喜欢其中的《触龙说赵太后》、《别赋》、《滕王阁序》。记忆力甚强的毛泽东，当时便记住了文章选注者芦荻的名字。“那时的感觉就像见着了至亲啊，哎呀，反正不知道我那种感受，就哭起来了，就在那站着流眼泪，当时也不敢大声哭，我就一直抽泣。” 芦荻回忆道，“主席说，‘你喜欢秋天吗’，要是一个人突然在这种场合问你这么没头没脑的话，就觉得还是做梦吧，我没有吱声，后来毛主席笑了，就说：‘你会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那首诗吗？’我说：‘我会背。’‘那你背一个。’我就开始往下背，无目的地背，背到最后一句，我才忽然意识到最后一句是‘故垒萧萧芦荻秋’。我的名字在上边，我这时候才意识到了，我就笑了，就觉得很自然，哎呀，这么回事。”芦荻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持续了六个多小时，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四点。也就是在这次谈话之后，芦荻搬到了中南海的一间宿舍里住下。每当毛泽东想要听古文、讲古文的时候，芦荻便骑着自行车在10分钟之内即刻赶到。主席一向关心历史、哲学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工作，更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当时，他老人家虽在病中，日理万机之余，仍是手不释卷，尤其爱读鲁迅的文章，读时，常常发出赞许的笑声。偶或，他也让芦荻提些问题，然后通过解答，亲切慈祥地给她讲点历史、文学史和鲁迅。芦荻曾向他请教过关于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1975年8月13日，芦荻又请教了关于他提到过的那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他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的问题，然后谈到了《水浒》。关于《水浒》，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说，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的史诗。但到1974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却透露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又很大，所以这篇文章就没有发表。因此，当谈到《水浒》时，芦荻顺便向主席请教了这件事。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接着芦荻又请教他：既然如此，那么《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芦荻记录了毛泽东的见解：《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单八将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这一段时光中，芦荻亲眼看见了晚年毛泽东的真实生活，原来心目中的“神”也逐渐变成一个熟悉的老人。据芦荻回忆，毛泽东晚年对黄山谷的墨迹爱不释手，情有独钟。

　　4.深受明代草书大家的影响

　　晚明时期，美学思想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影响着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表现为注重主体意识，重个性，重创造，重情感的抒发。当然书法也摆脱不了时风的影响，有激情，有气势，从而有别于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的书风，树立了明人尚势书风。1959年10月，田家英和陈秉忱向故宫借了20件草书字帖供毛泽东学习，其中8件是明代大书法家的作品，包括徐渭、张瑞图、文征明、董其昌、王铎、解缙、张弼、傅山等。文征明和董其昌都属儒雅的“二王”体系，书法功底很深，艺术风格上文质彬彬，徐渭、张瑞图、王铎、解缙、张弼、傅山的草书，则个性张扬、放笔恣肆，是明代尚势书风的代表，可能更合毛泽东的审美习惯。文征明（1470—1559），祖籍湖南衡阳，享年90岁。文征明小楷造诣最高，主要师法王羲之的《黄庭经》、《乐毅论》，钟繇《宣示表》，王献之《洛神赋》等，后又融入唐人小楷笔法，形成“温纯精绝”的自家风貌。文征明的行书大致可分两大类风格：一是以王羲之《圣教序》笔意为主的行书小品；一是以黄山谷笔意书写的大行楷。当然他并未停留在这个阶段，而是入古知出，对古法进行了扬弃，最后求得适合己性的自家笔法。董其昌（1555—1636），明代后期著名画家、书法家、书画理论家、书画鉴赏家，“华亭派”主要代表。董其昌通禅理、精鉴藏、工诗文、擅书画，执艺坛牛耳数十年，是晚明最杰出、影响最大的书画家。王铎（1592—1652），明末清初书画家，字觉斯，号十樵、嵩樵， 又号痴庵、痴仙道人，别署烟潭渔叟，孟津（今河南孟津）人，世称“神笔王铎”，与董其昌齐名，明末有“南董北王”之称。他的书法用笔，出规入矩，张弛有度，但又流转自如，力道千钧。王铎擅长行草，笔法大气，劲健洒脱，淋漓痛快。戴明皋在《王铎草书诗卷跋》中说：“元章（米芾）狂草尤讲法，觉斯则全讲势，魏晋之风轨扫地矣，然风樯阵马，殊快人意，魄力之大，非赵、董辈所能及也。”王铎的墨迹传世较多，不少法帖、尺牍、题词均有刻石，其中最有名的是《拟山园帖》和《琅华馆帖》。

　　1954年以后，毛泽东的字骤然一变，变得遒美跌宕，刚气内藏了。这好像是取法王铎 “提按分明类”、“顿挫转折”等笔法。最能说明这一进程的，有三书作：一是手书温庭筠《经五丈原》，二是手书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折》，三是手书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除以上三件外，其他追摹王铎的书作很多，如手书王之涣《登鹳雀楼》、手书李白《将进酒》、手书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手书刘禹锡《听旧宫人穆氏唱歌》、手书崔护《题都城南庄》、手书李商隐《筹笔驿》、手书李商隐《马嵬》、手书高蟾《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等；在私人书信中，典型的是1954年3月31日致彭石麟的信。毛泽东诗词中是1956年12月5日写的《水调歌头·游泳》；毛泽东题词中是1958年题词“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等。　解缙（1369—1415），号春雨，江西吉水人，文才名噪一时，曾主持纂修《永乐大典》，为人刚正不阿，前两次被贬谪，第三次遭奸人诬告下狱，竟被强行灌醉后，埋入雪中活活冻死，一代文豪就此陨落，年仅47岁。解缙的书法，楷行俱佳，尤以狂草著称，纵荡狂放，开合跌宕，直抒胸臆。明朝著名的文艺家王世贞对他评价很高，说他的书法能使元朝书坛领袖赵孟失价，百年之后也少有人能与他匹敌。毛泽东在阅读从故宫博物院借来的解缙草书手卷的时候，说：“我就喜欢这类字体，是行草又有一定的内容的书法，这样既学写字，又读诗文，一举两得。”张弼（1425—1487），号东海，松江华亭人，恃才傲物，自诩文章第一、诗歌第二、书法第三。《明史》说张弼草书“怪伟跌宕，震撼一世”。和唐朝张旭、怀素一样，张弼喜欢酒酣之际挥毫，顷刻间疾书数十纸，如蛟龙舞狂雨，震荡人心目，世人喻之为“张旭再生”，名扬海外，人们竞相求购其手迹。他在南安当官时，军内武将立功领赏，宁愿得到他的书法，而不愿领取金帛。　傅山（1607—1684），山西人，由明入清，誓不出仕，以行医为业，是著名的妇科病专家。康熙皇帝诏举博学鸿儒科，以绑架形式让他进京，他以死相抗，拒不进紫禁城赴试。康熙知道后，不但免了他的拒不从命之罪，反而加封他为中书舍人，但傅山仍自称为“民”。这样的气节，这样的性格，使他的书法也独具风格。傅山认为“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并提出了独特的书法审美观：“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这“四宁四毋”正是他书法个性的自白。傅山的行草书，运笔有狂势，连绵不绝，极富生气，给人以雄奇郁勃之感。 毛泽东书法作品深受傅山的影响，如“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等。　统计资料显示：毛泽东所存的拓本及影印本碑帖有600多种，看过的有400余种，一套《三希堂》，无论是居家办公还是出国访问，书不离身。从著录和存世的资料来看，毛泽东所涉及的书法家有：王羲之、王献之、宋明帝、智永、欧阳询、颜真卿、张旭、怀素、李邕、孙过庭、贺知章、宋徽宗、宋高宗、黄庭坚、赵孟頫、董其昌、文征明、王铎、张弼、解缙、傅山、康熙、于右任、沈尹默等，渉猎之广、用功之勤令人惊叹。

　　

　　偏见与困惑—对毛泽东书法现实遭遇的思考      

                  甘肃省临夏监狱    马占禄

　　为了纪念伟大领袖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受中国毛体书法家协会委托，笔者开始编著《毛泽东书法 从临摹到创作》一书。编写过程中，发现网上就毛泽东的书法讨论得是热火朝天，叫好的有，说坏的也不少。文化多元时代，普通大众发表些不同观点可以理解，毕竟他们不是专业书法工作者；而一些所谓的书法家针对毛泽东书法也分别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毛泽东是个书法家，但写毛体书法没有出路。”问其原因，曰：“只有经典的才有出路，领袖书体，在国展不便品评。”当问到教授们如何看待毛泽东书法时，或言辞闪烁，或曰书风狂放，伟人气魄，无法学习。周围人则窃窃私语，一脸不屑，似乎这样的问题多么不合时宜。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书坛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学术自由在当代书法界体现得多么淋漓尽致。即使抛开政治因素不讲，鼓吹三十年来中国书法在理论和创作上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 的“专家们”，作为研究者是以何根据来评价毛泽东书法的？是出于个人喜好，标新立异，还是对政治进行报复抑或回避？我们在对一代书法家做出评价的时候，是就其书法艺术、代表作的影响力来讲，还是就其书界地位，抑或对书法界的贡献而言？这必然涉及一个评价基础和学术道德问题。

　　一、自成一家 终以韵胜

　　所谓艺术，就是有美的感受，百看不厌。书法作为一门艺术，自有其艺术渊源和评价体系。评价一位书法家的历史地位，简而言之，无非就是：一、字写得好，风格鲜明；二、继往开来；三、代表作的影响力；四、对书法界的贡献。本文结合上述四个方面对毛泽东书法做一个简单的评价。

　　（一）毛泽东书法风格鲜明

　　针对毛泽东的书法风格，书法家、原中央办公厅研究室顾问陈秉忱曾经说过：“毛主席早年攻楷书，后来多行书，晚年则是行书和草书，凡此皆不拘于成规。通过毛主席阅读碑帖的情形和大量墨迹来看，我个人的体会，他以晋唐楷书和魏碑锤炼了书写的功力，进而吸收‘二王’行书的长处，再则十分喜爱怀素、孙过庭的草书，同时博览群帖，这样浇灌滋润出毛主席独创一格的书法艺术之花。”

　　就整体形象而言，毛泽东书法风格鲜明，个性十足，气势之豪迈，就是与史上有名的张旭、怀素、黄庭坚相比也毫不逊色，同时代的书法家于右任、沈尹默、吴玉如、林散之、沙孟海等与之相比则相形见绌。在这里，我们说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书法家，不是指他作为政治家之余的书法家，而是就其书法本身而言的伟大。他对艺术的真诚和创新，其书法常常充盈着对现实的高度关注以及对人民和生活的热爱，为了一个报头，毛泽东常常三番五次地书写，若干年后感觉不满意还可再写，其治学态度之真诚令人感动。

　　有人说，由于毛泽东所处的政治位置和惊涛骇浪的政治经历让他可以拥有磅礴的气势，但是并非书香世家出身和小农经济家庭氛围以及其个性，特别是他把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夺取政权和建设国家等原因，致使他的书法作品在技法上欠缺学院派婉约细腻的专业底蕴，甚至有点牵强潦草之嫌，且风格过于强烈，未可学也不易学。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相对于古来那些主要以书法见长的书家而言，毛泽东书法在笔法上确有失精到之处，但那些书法家在境界气魄上却又与毛泽东的书法作品相去甚远，何况还有个比较对象的问题。毛泽东题写的高校牌匾、各大媒体的报头书法，其功力、法度、意韵都是令人拍案叫绝的。已出版的《毛泽东书法大字典》上有毛体单字与历史上著名书法家墨迹的比较，相信读者自会有明确的判断。

　　（二）继往开来的毛泽东书法

　　谈到书法，就要说到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有知名专家说：“要做一位名垂青史的大书法家，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继承性，就是延续过去悠久的历史传统，并有所扬弃，公认字写得好。第二，开拓性，自出机杼，成一家之风貌。舍其一则不足以称为一代书家。在这两方面，毛泽东都胜任有余——他的颜体、欧体功力扎实，怀素书法风格明显。对于书法上的创新，毛泽东知行合一，他的书法出于怀素，人称“毛体”，举世公认。

　　谈到书法的继承性，我们要防止两个问题：一是厚古薄今，食古不化；二是没有基础地胡乱创新。针对食古不化者，毛泽东曾说过：“如果每个人写的字都和字帖上某家的字一模一样，那书法就停滞不前，没有发展了。”事实上也不可能一样，启功曾说，人人若笔法一样，法院也就不会依此断案了。著名画家齐白石则以亲身经历谈到创新，他曾辛辣地指出：

　　刻印，其篆法别有天趣。胜人者，唯有秦汉人。秦汉人有过人处，全在不蠢，胆敢独造，故能超出千古。余刻印不拘前人绳墨，而人以为无所本。余常哀时人之蠢，不知秦汉人，人子也，吾侪，亦人子也，不思吾侪有独到处。如令昔人见之，亦必钦佩。

　　这个“蠢”字用得极好，骂尽了一切保守主义、食古不化者。

　　（三）毛泽东对书法界贡献巨大

　　20世纪50年代，文艺界不少人士不把书法当作一门艺术，理由是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绝大多数都没有把书法列入艺术门类的。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书法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毛泽东知道后，责问文联领导：“多一门艺术有什么不好？”在他的关注和鼓励下，全国才涌现出一批有很高知名度的书法大家，如郭沫若、舒同、沈尹默、沙孟海、赵朴初、林散之、启功等。事实上，这些人的字过去写得都很好，只是养在深闺人未识。

　　关于十年“文革”对中国书法的推动，曾任中国书协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的书法家周俊杰回忆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书法开始复苏了。当时的情况是：每个人都要写大字报，在机关单位别的东西没有，却有用不尽的纸、墨汁、毛笔。不同字体的大字报贴在街上，可谓书法的大展示。那些年代整个中国除了毛泽东肖像、语录之外，就是他放大了的《满江红》等书法作品，十亿多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一次高水平的书法普及教育。另外，当时人们在那个状态下没事干，思想空虚，很多人就开始偷偷拿起字帖写字。所以在“文革”时，很多二三十岁的人都是在老一辈的影响下开始学习书法的。

　　时至今日，当大部分书写工具被键盘和拇指所替代，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至上，拜金之风盛行的今天，全国各级书协会员达数百万之众，他们上寻甲骨秦篆，中游魏晋汉唐，下觅摩崖石刻，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各种书法研究会如雨后春笋，一片蔚然，中国书法散发出独有的魅力。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确实不应该忘记毛泽东对中国书法的推动和贡献。

　　二、百花能否齐放

　　《唐朝名画录》记载了开元年间的一段逸闻。其时，画圣吴道子、草圣张旭和擅长舞剑的裴旻将军邂逅东都洛阳。于是乎，中国书画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幕上演了：将军舞剑，气贯长虹；张旭狂草，风起云涌；吴生奋笔，有若神助。东都洛阳，万人空巷，天宫寺内，观者云集。都邑士庶皆云：“一日之内，获睹三绝，三生有幸矣。”后世论者在谈起这段轶闻佳话时，都把观察的目光聚集在舞剑、绘画、书法这三种不同门类的艺术在审美意趣上的一致性上，却独独忽略了为什么会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中华民族艺术天空上闪烁着一颗又一颗熠熠的明星。

　　历史学家讲，一个时代的艺术能否有大的发展，将基于两种情况：一种是百花齐放。如果各种各样的艺术观点、风格都能够展现出来，那么这个时代的思想、艺术就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另一种是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孕育了多少大家：老子、庄子、孔子、墨子、韩非子…………一个个名字如雷贯耳。当时人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在相互对立、论辩甚至是攻击的情况下，才出现这么多的大思想家，创造了文化盛世。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1965年毛泽东对“兰亭论辩”的鼓励、支持甚至参与，为我们树立了学术典范。当今，在书法领域倡导“双百”方针，就是要做到艺术形式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在坚持主流的同时，鼓励不同艺术和风格的自由发展，不同观点自由讨论，互相尊重、取长补短。的确我们需要有长于考证的学人，更期望目光四射的思想者。

　　这二十多年来，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的理论家将太多的精力放在了“历史的天空”上，书不魏晋，归于野途，其他则等而下之；书学文章只有考据、赞歌、辉煌，没有批评、鞭挞；对于艺术家只能说“才华横溢”，否则就上法院告你降低当事人的社会评价；创作者们则看到了书法是一种“时空”艺术，忘记了书法应具有艺术性和实用性两种属性。虽然我们在“时空”的探索和实践上有了可贵的进展，但却忽略了书法在新时代应具有的社会责任，致使书法艺术在发展中距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我们沾沾自喜于线条的挺拔，构成的巧妙和情感的宣泄，沾沾自喜于用墨的干湿变化乃至强烈对比，沾沾自喜于豪放大气的评价，没有温婉玉润，结果忘记了读者、大众，沦落为展览和其他媒体上的视觉快餐，沦为商家操作的剩汤。我们专注于达官贵人的邀请，却总是那样的一厢情愿，每次宣泄之后，剩下的就只有那凋落满地的花瓣和清凉；以至于书法变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了“遗产”，还不清醒，依然在举杯庆贺；当若干年过去，当喧嚣的大潮退后，我们才发现，一些所谓的时代“弄潮儿”原来只穿了一条短裤冻得瑟瑟发抖站在后人的面前…………

　　每人都有喜欢与崇拜的自由，但不能把自己的喜好强加给别人，动辄封杀或冷冻暴力。试想过去的“摩崖石刻”、“汉隶”，哪个不是从“野狐禅”走过来的？我们不能口头宣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脚底下尽是“潜规则”。我们在忽略这样一个人，确立一个新的主张的时候，既不要厚古薄今，也不要厚今薄古，更不要妄自菲薄，一定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因为历史是基于事实的学问，历史的叙述离不开事实，历史的评价同样离不开事实，只有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的事实和本来面目，才能更好地总结近现代书法史的经验教训，才能有所进步！

　　三、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经典作品

　　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前夕，全国政协组织了一场为奥运会闭幕式而创作的书法盛会。国内书法界稍有名头的艺术家们，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与《唐朝名画录》记载的张旭等在东都洛阳天宫寺内即兴泼墨的盛况类似，不同的是这次盛会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儿“擂台赛”的意味。各路大师，笔走龙蛇，挥毫献技，隶、篆、楷、行、草，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大师们用尽所有的书写方式，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海洋中寻章摘句，虽则华章灿灿，满殿生辉，但与奥组委的要求相比，却总有遗憾。据现场参与者回忆说，当其时也，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毛体书法家不动声色地出场，改变了这种尴尬的场面。他以毛体书法固有的狂傲、豪放、目空一切的气质，书写了一幅特大号的“天下和”，成为奥运会闭幕式选用的书法作品。

　　伟人已逝，三十八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现在重温毛泽东书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书法能否迎来一个新的30年呢？

   马占禄。男，汉。大众文化。籍贯；甘肃和政县，中共党员，职务；副调研员。单位；甘肃省临夏监狱。通讯地址：甘肃省临夏市新民路6号楼641.电话；1319001099.    邮编；731100，QQ374383253，微信；mzl551201.

罗迅

论毛泽东书法从写字、书法、艺术及理论全解读

                             甘肃省临夏  马占禄

　　 毛泽东从临帖到书圣，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风风雨雨。他学习书法， 唐代书法家孙过庭云：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我们根据毛泽东的生平将其书法分为四个时期，将根据书法楷行草三个阶段的演变规律分别对毛泽东代表性作品进行赏析，尽量多地选取作品中所隐含的古代书法大家的信息，求得相对的取法脉络和过渡方法，来探讨毛体发展变化规律。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二者基本是重合的，因为历代书法家都主张以楷书筑基，继而再涉其他书体。
　　清朝书法家蒋衡在《拙存堂题跋〈祝京兆真书•过秦论•报燕王书〉》中说：“昔人善草者必先工楷法，楷工则规矩备，善草则使转灵。楷工而不能草，由于天资鲁钝也，若不能楷而徒习草，则点画狼藉，必流于怪僻也。张旭以草圣传，而书《郎官碑》极端楷。我于京兆此册亦云然。”毛泽东也是这种观点的实践者，1960年初，他在谈技术革新时以书法为例说：“像小孩写字，要先学楷书，再学草书。”
　　一、楷书：师承欧阳询、颜真卿，上溯魏碑，旁涉多家
　　1904至1921年是毛泽东初学书法，奠定书法基本功的时期。毛泽东从少年时代就酷爱书法。先是入私塾学习，接触汉字的基本书写工具——毛笔，私塾先生要求他每天摹帖临习，由唐楷入手反复苦练。在家中用毛笔帮助父亲记账，使他对毛笔更加熟悉。后来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期间，一师的书写功课要求极严，他对书法的兴趣越发浓厚，勤练不辍。当时他常说：“字要写得好，每天要起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炼；刻苦自励，穷而后工，才能得心应手…………学字要有帖，帖中要发挥。”当时毛泽东的书法成绩已是同学中的佼佼者。从目前现存的资料看，他不仅临摹欧阳询、颜真卿等古代书法家的作品，还在游学中留意考察古代碑石、佛家写经和民间书法，从中吸取营养。
　　如何临帖？每个人不尽相同。有的人是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依葫芦画瓢重形似，追求小刀细工，一辈子也走不出来；有的人不求形似，以意会之，追求神韵，得其风骨，如董其昌；还有的人既求形似，更要神似，形神兼备，如毛泽东师法先贤，吸收各方营养，他的临帖，无论是楷书师从欧阳询、颜真卿，还是草书追摹怀素，都属于形神兼备者，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留传的作品和他身边工作人员及其女儿的回忆中得到印证。
　　（一）崇尚欧阳询
　　欧阳询（557一641），字信本，出生于衡州（今衡阳），祖籍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楷书四大家之一。隋时官至太常博士，唐时封为太子率更令，也称“欧阳率更”，他与同代另三位（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欧阳询练习书法最初仿效王羲之，后独辟蹊径自成一家。他的正楷骨气劲峭，法度严整，被后代书家奉为圭臬，以“欧体”之称传世。欧阳询传世的墨迹有《仲尼梦奠帖》、《张翰帖》等，碑刻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等，均乃书法艺术的瑰宝。
　　1904年，11岁的毛泽东在韶山关东桥私塾念书的时候，师从塾师毛咏生学习欧体，这为后来毛泽东的欧体书法达到相当高造诣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其书法作品具有明显欧体风格的代表作品有《离骚经》、《讲堂录》。
　　（二）取法颜真卿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 唐代中期杰出书法家。他创立的“ 颜体”楷书端庄雄伟，气势开张， 行书遒劲舒和， 神采飞扬。颜真卿与赵孟、柳公权、欧阳询在中国书法史上并称为“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颜真卿的代表作品有《多宝塔碑》、《颜勤礼碑》、《祭侄文稿》等。毛泽东书法具有浓郁颜体风格的作品有《明耻篇》、《记事录》，书信作品则有《致李思安》、《致黎锦熙》。
　　（三）上溯魏碑
　　魏碑是我国南北朝时期（420—589）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称，大体可分为碑刻、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刻石四种。魏碑书法是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渡性书法体系，对当时的隋和唐楷书体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历代的书法家的创新变革也多从其中汲取有益的精髓。魏碑代表石刻有《始平公造像记》、《郑文公碑》、《云峰山石刻》、《石门铭》、《张玄墓志铭》、《刁遵墓志铭》等。特别是《始平公造像记》名列“龙门二十品”中第一品，它一反南朝靡弱的书风，开创北碑方笔的典型，以阳刚之美流传后世，历来为书家所重。
　　清乾隆年间，南北朝碑刻大量出土，金石文字学兴起，在书法方面人们开始反思“馆阁体”的弊端。到了嘉庆、道光时代，魏碑受到书法理论家们的重视，其中鼓吹魏碑最力者早期有阮元、包世臣，后期有康有为。阮元写《北碑南帖论》和《南北书派论》，首倡“碑学”；包世臣《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一反宋朝以来对淳化阁帖的推崇，提出“尊碑抑帖”的观点。此后碑学盛行，魏碑的价值得到普遍的认可，修习楷书的人除了取法“晋唐”外，更多的人选择魏碑，从中汲取营养。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到魏碑这种书风的兴盛：“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
　　2012年1月中央档案馆研究员、毛泽东手稿鉴定专家齐得平老师，做客党史频道谈道：从中央档案馆收藏的毛主席1920年以前的手迹，特别是1916年以前的手迹来看，他青年时代主要是习魏碑、欧阳询等。1949年进城后他收集阅览了历代名家字帖，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可以称之为“毛体”。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主席的书体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了解毛泽东青年时代书体的人，如果与他五六十年代的手迹相比，很难看出这些是出自主席一人之手。
　　毛泽东习字年代正处在清末民初魏碑盛行时期，学习魏碑时风使然。他的书体深受魏碑影响，方笔、捺脚这种魏碑特有的笔法在毛体作品随处可见，特别是早期书写的《忆秦娥•娄山关》、《沁园春•雪》均有明显的魏碑风格，书信如《致杨钟健信》行文清秀明朗，受魏碑大家赵之谦的影响大些，题词方面魏碑风格代表作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二、留心寺庙书法，从佛家写经中吸取营养
　　打开一部中国书法史能够发现，佛教写经书法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碑，到卷帙浩繁的敦煌经卷，再到名胜古迹的寺庙书法，中国佛教写经书法以其庄严、静穆、安详、自然的美学境界，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不仅渗透到日常生活中，而且对中国书法史和佛教史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与经学书法渊源由来已久。毛泽东曾说：“中国庙宇古色古香，也是书法胜地，许多古庙都有造诣很高的书法艺术，许多字真是妙笔生花，栩栩如生，堪称书法艺术的宝库，我们应该很好地研究和学习。”
　　毛泽东的外祖母和母亲都笃信佛教。在毛泽东出生前，他的母亲文氏已生过两胎，均夭亡。1893年12月26日，文氏生下第三个儿子毛泽东，格外疼爱，她唯恐这个儿子再夭折，她坚持吃“观音斋”的历史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文氏还不放心，为了使儿子“根基稳固”，特将儿子毛泽东寄养在娘家“棠佳阁”。棠佳阁有个龙潭，内有清泉流出，四季不涸，矗立着一块高二丈八、宽二丈的石头，传说石下镇有一妖怪，石上建有小庙，人们称为“石观音庙”。这座庙宇远近闻名，经常有人前来祷告。毛泽东出生不久，外婆就和母亲把他抱到“石观音庙”，烧香叩拜，拜石头为干娘。因毛泽东排行第三，他的小名就叫“石三伢子”。毛泽东自家的堂屋供有菩萨像，也是依时按节烧香叩拜，从未间断，有时他还和母亲一起到附近的凤凰山寺庙里去拜佛。
　　1917年7月中旬暑假期间，24岁的毛泽东邀同好友萧子升徒步从长沙出发，进行了一次游学。在游历湖南五县时，曾在寺院住了一个晚上并受到方丈及百余僧人的热情款待。可能自幼受到母亲的熏陶吧，毛泽东对佛教写经感到特别亲切，他特意拜访了老方丈，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与方丈讨论了佛理，愉快而又充实的体验使他难以忘怀。
　　三、师承名家的行书
　　（一）行书取法王羲之、王献之
　　王羲之，东晋书法家，字逸少，祖籍琅玡，后迁会稽（今浙江绍兴），晚年隐居剡县金庭。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人称“王右军”、“王会稽”，有“书圣”之称。 王羲之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冶于一炉，其书法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自成一家，影响深远。代表作品楷书有《黄庭经》、《乐毅论》，行书有《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兰亭序》、《初月帖》，草书《十七帖》等。其中《兰亭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毛泽东尤其喜爱王羲之的书法 。他身边工作人员韩桂馨回忆：“主席有一次曾跟我说过，王羲之当初跟卫夫人学书法，也学张芝的草书，能博采众长，也有他自己的风格，笔势流畅，秀丽多变。 ”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别号抱一，江苏省川沙（今属上海市）人。他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政治活动家、教育家、职业教育的首创者。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等职。
　　黄炎培是上海人，但他既有上海人之精细，也有北方人之豪迈。黄炎培交际广泛，朋友遍天下：他既和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过往甚密，也与袁世凯、蒋介石、杜月笙等枭雄周旋裕如；他和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冯玉祥是朋友，又同张謇、康有为私交甚笃，这种合纵连横、长袖善舞的为人之道，鲜有比肩者。黄炎培一生兴学办校，桃李满天下，赫赫如张闻天、徐特立、钱昌照、华罗庚等，连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也是其旗下门生。
　　1949年毛泽东进北京后，住在京西香山的双清别墅。双清别墅坐落在香山寺以南的山腰中，是一个依山而建的小庭院，淡雅幽静，院内山、水、树、石顺其自然，甘洌的泉水汇集一池。池边有亭，亭后有屋，因材借景，秀丽非凡。在这里居住，春日可赏花，酷夏可避暑，秋可观红叶，严冬可踏雪，真可谓香山之“园中园”。第一个被邀请到香山别墅做客的党外人士就是黄炎培及其夫人姚维钧。为了表示尊敬，毛泽东让自己的夫人江青和周恩来作陪，这等殊荣，只有黄炎培独享，可见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1959年以后，毛泽东对书法用功尤甚，好像是有意再征服另一座高峰似的。 再说这黄炎培老先生，一辈子克勤克俭，廉洁奉公，生活极其朴素，唯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他视如命根，珍藏多年。当毛泽东知道了这一国宝后，也很想一睹为快，便向黄炎培借阅。 真迹借来之后，借期一月。毛泽东爱不释手，工作一停下来便拿起真迹翻看研究，反复揣摩，时而拿起笔来对照练习，练到兴头上，连吃饭也忘了。但毛泽东没有忘记借期。然而，黄炎培更珍惜他的这本书法名帖。借出一个星期之后，他便不断打电话询问主席看完没有，什么时候归还。卫士婉转地报告主席说：“黄炎培那边又来电话了。”毛泽东很恼火地说：“怎么他也学会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给他数着呢。”卫士解释说：“他不是催要，是问问主席还看不看。”“我看，”毛泽东喝了口茶，拿起烟嘴继续说道，“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可是，黄炎培还惦记着他的艺术珍品，又来电话了，这次电话一直打到毛泽东那里，先是谈了些别的事情，最后又问起那本真迹。毛泽东说：“任之先生， 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事后，毛泽东风趣地说：“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一个月到了，毛泽东将王羲之的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地夹好，交给卫士，并郑重嘱咐：“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卫士说：“黄老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多看几天没关系。” 毛泽东严肃地说：“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 朋友交往要重信义。”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王羲之真迹痴迷达到何等程度！尽管他十分喜爱王羲之的真迹，却没有让李世民“ 智赚《兰亭》”的故事重演。
　　毛泽东一生除精研王羲之法帖之外，还对王羲之的生平事迹也做过较深的研究，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1959年初夏的一天，毛泽东在杭州与秘书们聊天时，引发了一场关于真伪《兰亭序》的学术讨论。田家英说：王羲之书写的《兰亭序》真迹已经做了唐太宗的殉葬品，现存的都是名家临摹经过石刻的拓本。陈伯达坚持说：《兰亭序》陪葬于武则天，留存在世上的均是宋人伪托。林克则说：古籍中有萧翼赚《兰亭》的传说，显然支持田家英的观点。毛泽东开始观而不语。稍许，他讲了一个“入木三分”的故事，接着又讲了“一笔鹅字”、“ 墨池”等王羲之刻苦勤练的故事，末了才说：“《兰亭序》不但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在书法艺术上的价值更大。要是真迹能留下来，那可是国宝啊！可惜葬到唐皇的坟墓里去了。”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东晋琅玡人，书法家、诗人，王羲之第七子。王献之幼年随父王羲之学书法，兼学张芝，诸体皆精，尤以行草著名，敢于创新，不为其父所囿，为魏晋以来的今楷、今草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欧阳修《集古录》有云：“羲献世以书自名，而笔法相去甚远…………献之用笔外拓，结字欹侧而又连贯流畅。”张怀瓘《书议》评王献之书法：“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其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花开，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毛泽东深得王献之连绵书法三昧，代表作有“坚持游击战争”、“新民主主义论”。
　　（二）结体受宋明帝、李邕、郑板桥影响
　　宋明帝（439—472），名刘彧，小字荣期，庙号太宗，南朝刘宋王朝皇帝，宋文帝第十一子，为藩王时好读书，曾撰《江左以来文章志》，续卫瓘所注《论语》二卷。即位初任贤用能，故能平定四方叛乱，末年好鬼神，多忌讳，奢侈无度，民不堪命，刘宋王朝自此而衰。毛泽东点评历代君王时这样评价宋明帝：刘彧——登基可谓奇。宋明帝书法作品清婉可嘉，深具章草笔意，字间大小错落有致，牵丝萦带，欹侧多姿，舒缓有致，富有节奏感。毛泽东《论持久战》书法深受宋明帝的影响。李邕（678—747）唐代书法家，字泰和，广陵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人。李邕少年即成名，后召为左拾遗，曾任户部员外郎、陈州刺史、北海太守等职，人称“李北海”。《宣和书谱》说：“邕精于翰墨，行草之名尤著。初学右将军行法，既得其妙， 乃复摆脱旧习，笔力一新。”魏晋以来， 碑铭刻石， 都用正书撰写， 入唐以后， 李邕用行书写碑。书法的个性非常明显， 字形左高右低， 笔力舒展遒劲， 给人以险峭爽朗的感觉。
　　毛泽东的行楷书， 深受李邕之影响， 他不囿于传统书法结字 “平正”之规， 字的形体左低右高，由欹侧而顿生险绝之势。虽是大角度的倾斜造险，但因其字的重心稳定， 主线立根， 故斜而不倒， 险而不危， 威风凛凛， 器宇轩昂，通体和谐。当年湖南长沙、湘潭一带的古建筑和古碑一般都是采用行书和楷书。行书以李邕书法为主导， 楷书以唐代欧阳询和清末状元黄自元为主，其中“东山书院”匾额就为黄自元所题，岳麓山有李邕的行书碑刻。毛泽东在长沙师范求学期间，常登岳麓山，留心名人碑帖，耳濡目染李邕行书，自然深受影响。他的“为教育新后代而努力”、“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等代表作，都具有李邕鲜明的审美特征。
　　郑板桥（1693—1766），名燮，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清代著名书画家，金石家，诗人。早年家贫，后曾在山东范县、潍县任县令，为官清正，因触犯豪富利益，被撤职罢官，回到阔别10 多年的家乡扬州， 卖画为生。他与当时聚居扬州的另外七位画家一起，切磋画艺，开一代书画风气，号称“扬州八怪”。郑板桥的艺术作品诗、书、画、印有机融合， 浑然天成。他的书法吸收真、草、隶、篆四种书体所长，创出自称六分半的新书。
　　1949年， 对于毛泽东来说，是繁忙而愉快的一年，打倒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虽然千头万绪，但书道未废。大约从这一年起，他似在审视和品尝郑板桥的“怪”味。这个“怪”字的含义有贬也有褒，郑氏的“怪”主要是文人书法的趣味。实际上，从1949年开始，在毛泽东的私人书信里，郑板桥的书味就很足。1949 年6月19日致宋庆龄的信中“专诚欢迎，以便就近” 等字； 1949年8月19日致江庸（翊云）的信中“时局发展甚快”等字。尤其是到了1950年3月14 日致龙伯坚的信和致刘揆一的信，那就不仅是字形，就连章法行气，都可看到“板桥体”的影子。这时的书法长枪大戟没有了，变成了温厚灵动的面貌。
　　毛泽东特别欣赏郑板桥的作品，他身边工作人员韩桂馨曾回忆毛主席给她讲板桥书法： “ ………… 你再看郑板桥的帖，就又感到苍劲有力。这种美不仅是秀丽，把一串串字连起来看，有震地之威，就像要奔赴沙场的一名猛将，好一派威武之姿啊！郑板桥的每一个字，都有分量，掉在地上能砸出铿锵的声音，这就叫掷地有声啊！”言语之中吐露出对郑板桥书法羡慕兴奋之情。毛体书法具有郑板桥风格的代表作有“坚持持久战”、“无上光荣”。
　　四、中和之美的行楷书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战争硝烟的逐渐散去，中国革命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书法也随之发生了大的变化，经历了“正—奇—正”的书法演变规律，他的作品由铁骨峥嵘向淡雅中和的境界靠近，每一副作品既动感十足而又韵味深长，博大的气势夺人心魄。
　　由于此阶段主要以行楷书的题词居多，市井百姓更容易接受，社会影响反而比后期艺术性强的草书更大。如： 1950年2月给中共松江省委题词“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1950年2月为哈尔滨团市委题词“学习马列主义”，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1950年6月“开幕词”，1951年8月为陕甘宁老区人民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1952年6月为全国体育总会成立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953年8月为公安部队首届功臣模范代表大会题词“提高警惕，保卫祖国”；1 9 5 5 年6 月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1957年1月为刘胡兰重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1958年5月25日为北京昌平修建的十三陵水库题词“十三陵水库”；1960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现更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题词“艰苦奋斗”，这些都是毛泽东书法的精品之作。
　　五、草书：宁肆勿谨，追踪旭素
　　书分五体，唯草为圣。草书发轫于魏晋而盛于唐，它的出现突破了理性的框架，体现出书法家超理性的精神气息，使书法实用性退化，成为纯表现的艺术形式。但因草法难识难记，章法变幻莫测，不仅对技法的要求甚高，还要求作者具有盖世之才、吞吐大荒、容纳万物的宽广胸襟以及浓郁炽烈的情感，故涉足者众多但功成名就者稀少。
　　张旭、怀素、黄庭坚可谓中国草书的三座高峰，他们的狂草各具特色、各领风骚。张旭首开狂草之先河，体势连绵，笔意奔放；怀素以狂继癫，把狂草推向了最自由、最写意的巅峰；黄庭坚的草书大字行笔凝练有力，结构奇特，几乎每一字都有一些夸张的长画，并尽力送出，形成中宫紧收、四缘发散的结字方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自宋代黄庭坚以来数百年间又涌现出如王铎、傅山等草书大家，他们形成明代张扬的尚势之风。
　　（一）毛泽东的草书成就
　　时至近代，晚年的毛泽东以政治家的胆识、诗人的浪漫、革命家的胸襟、超人的天资和浓厚的国学修养勇敢地接过了狂草这杆大旗，他取人之不敢取，得人之不能得，于浪漫大化中不失自我，于千变万化中不泯本真，在狂草书法创作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毛泽东的草书，发乎情意，纵笔自由，随意改变运笔节奏，以笔画的长与短、粗与细、曲与直、断与连，以及体势的大与小、肥与瘦、正与欹、疏与密等悬殊变化形成强烈反差，甚至把对比反差发挥到极致。这种创作手法显然是浪漫主义的，如《七律•长征》中，“闲”字宽阔而高大，独占三个字的位置，突兀显赫。末尾“颜”字，与上端平齐，独占六个字位置，与落款签名及日期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此收笔，出乎意料。
　　当代书法家沈鹏在《浪漫主义精神的高扬》一文中对毛泽东书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毛泽东浪漫主义行草书的杰作，强调个性，强调主观表现，纯然是高屋建瓴、所向无碍、汪洋恣肆、纵横捭阖的气概，着眼总体战略而不拘泥一城一池之得失，自由烂漫而毫不顾忌胶柱鼓瑟之成规。”
　　（二）宝剑锋从磨砺出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对于毛泽东同样如此。以下是身边工作人员在回忆毛泽东钻研草书方面所付出艰辛劳动的点点滴滴。
　　田家英（1922—1966），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3岁丧父，9岁丧母，11岁被迫辍学，在哥嫂开的中药铺做学徒。田家英生性喜爱读书，在辍学的日子里，田家英靠着一本字典通读了《资治通鉴》、《史记》和许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田家英性格倔强，不甘听凭命运摆布，在床头挂着一副对联，“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1935年，13岁的田家英就在报刊不断发表诗歌和文章，在川中被称为“神童”。1937年11月下旬，田家英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告别故乡，踏上了去往延安的路。12月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2月，田家英加入中国**。入党后，田家英相继在马列学院、中宣部等单位工作。1941年至1943年间，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陆续发表了《奴才的见解》、《从侯方域说起》等文章。《从侯方域说起》一文得到毛泽东的赞赏，虽说那只是千余字的杂文，但从中可看出作者深厚的文史功底和敏锐思想，并且文笔如此老辣深沉的作者竟是一位20出头的小伙子，这让毛泽东颇为感慨，从此也记住了田家英。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国外，汉语讲不好，毛泽东打算请一位老师教他历史、语文。这时毛泽东很自然地想到了田家英——熟悉文史，又与毛岸英同庚。就这样，田家英当起了毛岸英的老师，从此与毛泽东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国共两党大决战的时刻，也是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的工作异常繁忙， 需要增加新秘书。1 9 4 8年8月，在陈伯达、胡乔木的推荐下，26岁的田家英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很珍惜这份工作，在主席身边工作，他也很自豪。事无巨细，凡是主席需要他做的他都尽力做好，从起草文件、下乡调查、处理信访直至保管存折。1954年后田家英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在主席的影响下，田家英还逐渐对书法产生了兴趣，这封信是1958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给田家英的：“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片（王羲之等） 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这封信很短，却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毛泽东在钻研草书。它对于研究毛泽东的书法艺术，无疑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件。田家英的字写得不算好，但特别喜欢看字，酷爱碑帖字画。在难得的闲暇中，他到荣宝斋等旧店铺购买和搜集字画，买回来往往先送到毛泽东那里，两人共同欣赏切磋。田家英还常常把自己喜欢的对联、中堂挂到毛泽东的卧室以供欣赏，他收藏了上千件清代学者的墨迹，其所收作品之富之精，在个人收藏中堪称中南海内第一大家。逄先知（1929— ），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中共党史研究专家。1929年10月出生于山东胶县，1950年毕业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进入中南海工作，负责管理毛泽东的图书、报纸杂志，是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的助手，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见习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毛泽东著作研究组副组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由于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1 7 年，逄先知对主席可以说记忆深刻。他回忆道：“1961年10月27日，毛泽东要看怀素《自叙帖》，并指示我们把所有的字帖都放在他那里。从此，我们就在北京和外地买来很多字帖，包括一批套帖和《三希堂》、《昭和法帖大系》等，都放在他的卧室外间的会客室里，摆满了三四个书架。在他卧室的茶几上、床铺上，办公桌上，到处都放着字帖，以便随时观赏。1964年12月10日，毛泽东要看各大书法家书写的千字文，我们又很快地为他挑选了30余种，行草篆无所不有，以草书为主，包括自东晋以下各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智永、怀素、欧阳询、张旭、米芾、宋徽宗、宋高宗、赵孟、康熙等，还有近人于右任的作品。除了买字帖供毛泽东观赏外，我们有时还要到故宫借一些著名书法家真迹给他看。”陈秉忱（1903—1986），山东潍县（今潍坊市）人，是清末著名金石家陈介琪之曾孙，家学渊源，1937年参加革命，后在中央机关工作。陈秉忱于文学、书法、绘画、金石等有深厚的根基，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谈判之前，先签订的一个文件，就是由陈秉忱正楷缮写的。1950年毛泽东去苏联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的正式文本，《毛泽东选集》1—4卷本的封皮隶书“毛泽东选集”五字，也是陈秉忱的笔迹。因为陈秉忱身居伟人之侧，承办党和国家的重要事宜，书法之名并不为世人所知，在他逝世后，党和国家还专为他举办了《陈秉忱书画展》。以陈秉忱的地位和经历来看，他的回忆文章是具有权威性的。陈秉忱回忆道：“我们从仅存的一张明信片的笔迹来看，毛主席早年似受晋唐楷书和魏碑的影响，用笔谨严而又开拓，是有较深功力的。在延安时期，毛主席领导抗战和建党，工作、著作任务那样繁忙，但仍时常阅览法帖，阅过的晋唐小楷等帖，一直带在身边。1949年12月访苏时，也以《三希堂法帖》自随。1955年开始，主席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广置碑帖，二十年中间，所存拓本及影印本碑帖约有六百多种，看过的也近四百种，‘二王’帖、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则是时常披阅。毛主席不但博览群帖，而且注意规范草书写法，如古人编辑的《草诀要领》和《草诀百韵歌》等帖经常翻看。”陈秉忱还说：“毛主席十分重视我国传统的书法遗产，并借以奠定自己的书法基础，但决不就此停步。更可贵的，是他推陈出新，创造自己独特的风格，并且不断演变，不断发展。毛主席早年攻楷书，后来多行书，晚年则是行书和草书，凡此皆不拘于成规。通过毛主席阅读碑帖的情形和大量的墨迹来看，我个人的体会，他以晋唐楷书和魏碑锤炼了书写的功力，进而吸收‘二王’行书的长处，再则十分喜爱怀素、孙过庭的草书，同时博览群帖，这样浇灌滋润出毛主席独创一格的书法艺术之花。”读帖是毛泽东研究古人书法的重要方式。毛泽东读帖不重版本是否珍贵，而着眼于分析各家的长短，体其风貌，察其用笔、结构、章法等，吸取其精髓，以丰富自己的书法艺术。韩桂馨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毛泽东热爱书法艺术》，其中有一大段就是谈毛泽东怎么教她读帖的。主席说：“第一要多看帖，第二要多练习。写多了就熟了”，“你要反复看、反复记。等到帖的内容能够快记下来时就更熟了”，“记字的结构、造型、行笔、章法”，“对字帖要学它，又不全学它。学得又像又不像，要发挥你自己的特点”。这些话无疑是毛泽东学帖的经验之谈，即使今天，对我们书法人也是十分有用的。韩桂馨还回忆道： “ 主席指着手中的字帖说：‘字的结构有大小、疏密，笔画有长短、粗细、曲直、交叉，笔势有虚有实、动与静；布局上有行与行间的关系，黑白之间的关系。你看，这一对对的矛盾都是对立而又统一的，既有矛盾又有协调统一。中国的书法充满了辩证法呀！’主席接着又给我讲王羲之：‘我就喜欢他的行笔流畅，看了使人舒服。我对草书开始感兴趣就是看了此人的帖产生的，他的草书有“十七帖”。’”毛泽东书法造诣，固然是他转益多师的结果，同时也和他善于从生活中吸取美的营养分不开。诗人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朱光，原名朱光琛，曾用名朱曼生、朱愈之。广西博白县人，自幼喜爱书画，能两手同时执笔写字，曾受业于中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王力。后朱光到达延安，从事戏剧演出工作，所演《血祭上海》一剧，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赞扬，被指派担任鲁迅艺术学院秘书长。1937年毛泽东就曾与朱光等人说过：“杜甫这段话说出了舞蹈、戏剧等艺术与书法艺术相通，是至理名言。”那时毛泽东曾表示想看朱光表演莎士比亚的名剧《奥赛罗》，以便用戏剧艺术来丰富自己的书法。毛泽东之女李讷回忆：“据我所知，老人家早年学书法是从欧阳询的楷书开始的。后来专学颜体、魏碑。行草书喜欢学王羲之、王献之、孙过庭、怀素的。父亲对书法是极下功夫的，除了工作、读书、散步、游泳外，就是不停地写，甚至吃了安眠药，睡意未来，也在写，直写到半睡眠状态，才上床睡觉。那样日积月累，将是何等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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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毛泽东草书师承有家
　　综合各方资料显示，毛泽东草书用笔主要受“二王”、怀素的影响。以下是对毛泽东草书风格形成影响较大的书法家简介及其作品介绍。
　　1.张旭
　　张旭，唐代书法家，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史称“草圣”。张旭的书法，始化于张芝、“二王”一路，以草书成就最高，他自己也以继承“ 二王” 传统为自豪，另一方面又效法张芝草书之艺，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来，其状惊世骇俗。传说张旭每当灵感到来，就把宣纸铺在地上，用长发作毛笔，直书狂草，醉酒当歌，洒脱自在。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赞张旭草书：“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唐代文学家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一文中说到张旭的书法：“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张旭的狂草代表作有《古诗四帖》、《肚痛帖》。毛泽东书法学张旭的典型例子是手书陆游《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中锋建骨，侧锋生姿，字势连绵，一片烟云，意笔相从，豪迈飞动。
　　2.怀素
　　怀素，唐代书法家， 以“狂草”名世。怀素少时就爱好书法，性情疏放，锐意草书，却无心修禅，饮酒吃肉，交结名士，与李白、颜真卿等都有交游。唐代文献中有关怀素的记载很多：“运笔迅速，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李白《草书歌行》赞曰：“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笺麻素绢排数厢，宣州石砚墨色光。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王公名流也都爱结交这个狂僧。唐任华诗写道：“狂僧前日动京华，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谁不造素屏，谁不涂粉壁。粉壁摇晴光，素屏凝晓霜。待君挥洒兮不可弥忘，骏马迎来坐堂中，金盘盛酒竹叶香。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之后始颠狂。” 诗僧贯休赞怀素草书：“我欲山为墨兮磨海水，天为笔兮书大地，乃能略展狂僧意。”
　　怀素的草书用笔圆劲有力，使转如环， 奔放流畅， 一气呵成， 和张旭齐名， 后世有“ 张颠素狂” 或“ 颠张醉素”之称。怀素的代表作《自叙帖》是古典浪漫主义代表，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在中国书法中， 毛泽东最喜爱草书， 而在草书中， 毛泽东又受怀素影响最大。毛泽东对怀素的《自叙帖》、《论书帖》、《苦笋帖》百读不厌，爱不释手。徐中远，1966至1976年在毛泽东身边从事图书服务管理工作，熟知毛泽东晚年读书的具体情况。谈到几十年前那一次和毛主席面对面谈怀素书法，徐中远依然历历在目：1973年8月11日上午，毛主席要看唐代著名书法家怀素的字帖和墨迹。我将这两种字帖送给他之后，他老人家立即高兴地翻看起来，一边翻看，一边问我们：“你们知道怀素是什么地方人？”我和在场的几个同志一时都回答不出来。他笑着说道：“怀素是我的老乡，湖南长沙人也，俗姓钱，字藏真。”徐业夫秘书和我看到他老人家谈兴很浓，便开玩笑说：“怪不得您爱看怀素的字帖，原来他是您的老乡！”他老人家马上回答：“你们此话差矣，我爱看怀素的字帖不是因为他是我的老乡，而是因为怀素的草书写得好，有大家风度，狂草尤为独特。”说着他还问我们：“唐代有位大诗人曾专门写诗赞扬怀素的狂草，你们知道是谁吗？”我们更不知道了。他：“又是一个不知道，我告诉你们吧，就是那个号为青莲居士的李太白。李太白的《草书歌行》就是专门赞扬怀素狂草的。”说着他老人家就抑扬顿挫地给我们背起诗来，背完之后，我们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看我们鼓掌，他老人家也笑了起来。1974年，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访华，毛泽东在书房接见了他。一阵亲切交谈之后，毛泽东还特地赠送给他一本自己喜爱的怀素《自叙帖》的仿制品，大平正芳十分高兴。田家英认为：毛泽东的书法，特别是草书，和怀素《自叙帖》有相同的地方：一是笔画都较细圆；二是字形都较大；三是在大草的布局上，都采用了行行逶迤、翩翩恣肆的写法；四是“神”上很相似。毛泽东热爱怀素的狂草，但他又不拘泥于此，而是勇于创新，逐渐形成了自家的“毛体”。
　　综合各方观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的草书用笔主要受怀素《自叙帖》的影响，线条盘钩环绕，多力丰筋，圆融遒逸，外柔内刚，神采飞扬，轻提多于重顿，以提为按，笔笔离纸，而又笔笔镇纸，如锥划沙。由于作品贯注了作者的主体精神和情绪，故运笔大胆肯定，略无滞碍，但见走墨连绵，势不可当，又如惊砂坐飞，气势雄浑。
　　狂草用笔贵在疾速，疾而谨于法度尤难。毛泽东深谙此理，故于回环盘绕的运笔中时时参以折笔、断笔，这样圆中寓方，以断为连，将笔下大与小、曲与直、动与静、长与短、点与线的诸多对立因素很好地融为一体，其线条舒展处如行云流水，激荡处如瀑泄千里，顿挫处似高山凝云，大大丰富了作品的审美内涵。
　　3.黄庭坚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北宋书法家，擅长行、草、楷。黄庭坚书法初以宋代周越为师，后来受到颜真卿、怀素、杨凝式等人的影响， 得力于《瘗鹤铭》，结体布局十分夸张，几乎每一字都有一些夸张的长画，并尽力送出，形成中宫紧收、四缘发散的结字方法，章法富有创造性，经常运用移位的方法打破单字之间的界限，形成新的组合，节奏变化强烈，被称为“理性的草书”。黄庭坚对于自己的草书非常自负，曾说：“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耳，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宗其趣，其余碌碌耳。”对于怀素的《自叙帖》，黄庭坚亦表示出难得的欣赏，“予尝见怀素《自叙帖》草书近千字，用笔皆如以劲铁划钢木”，他甚至还坦言正是比较了此帖，才发现自己书法的不足而悟到草书真谛。黄庭坚的代表作品有《诸上座帖》、《李白忆旧游诗草书卷》、《竹枝词》、《廉颇蔺相如列传》。毛泽东的行草书深受黄庭坚的影响，其书法最动人处或者说最能表现个性特征者在于其独特的结体及一以贯之的纵长体势，在理法允许的范围内或变形或离，完全是率意而为，变动如鬼神，不可端倪，但却能和谐统一于宽博大气的整体基调下。1941年后，虽然战争环境恶劣而困苦，但总算安定了些，此期间毛泽东似在学苏轼、黄庭坚，有四五年之久。典型的例证是，1945年“庆祝抗战胜利”的题词，虽长枪大戟，字势险绝，但点画精到，真力弥漫，大有苏黄气韵。　1975年秋，著名眼科大夫唐由之为毛泽东做白内障摘除手术。为了让大夫放松情绪，毛泽东与他闲聊起来，当问及姓名后即笑着说：“你这名字是从鲁迅的诗句来的吧！”随即以抑扬顿挫的湘音吟诵起来。唐大夫一时反应不过来，于是请求毛泽东将此诗写下来。在几乎失明的情况下，毛泽东在随手撕下的工作手册纸页上用铅笔写下了鲁迅的七绝《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为毛泽东的博识和风趣而钦佩，唐由之更是将毛泽东书写的几张散页视为至宝。手术进行得很顺利。隔了几天，唐由之将精心裱装的毛泽东手书册页带去让主席辨认，毛泽东正在看黄庭坚的字帖。毛泽东很高兴地看清了几天前在几乎失明的情况下书写的鲁迅诗，并兴致勃勃地在册页的封面上写下“学黄鲁直”几个字，复在这行字下随手画了两条直线以示醒目。黄鲁直即宋代书法家黄庭坚，毛泽东由读鲁迅诗而想及“学黄鲁直”，足见其对黄庭坚书法的熟悉和读鲁迅诗的深入。
　　芦荻（1931— ），原名芦素琴，祖籍湖南，出生于辽阳，书香门第，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抗美援朝期间，她跨过鸭绿江，做战地记者。朝鲜战争结束后，芦荻于1954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文学，“文革”期间调往北京大学中文系。毛泽东自1974年春天开始，视力明显减弱了，被医生诊断为“老年性白内障”，毛泽东素来手不释卷，视力的减弱，对他来说极为痛苦。于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副主任张耀祠，委托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从北大中文系物色主席陪读人选。没几天，谢静宜就送来北大中文系几位教师的档案，毛泽东说：“就让芦荻来吧！ ”原来，博览群书的毛泽东，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历代文选》，很喜欢其中的《触龙说赵太后》、《别赋》、《滕王阁序》。记忆力甚强的毛泽东，当时便记住了文章选注者芦荻的名字。“那时的感觉就像见着了至亲啊，哎呀，反正不知道我那种感受，就哭起来了，就在那站着流眼泪，当时也不敢大声哭，我就一直抽泣。” 芦荻回忆道，“主席说，‘你喜欢秋天吗’，要是一个人突然在这种场合问你这么没头没脑的话，就觉得还是做梦吧，我没有吱声，后来毛主席笑了，就说：‘你会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那首诗吗？’我说：‘我会背。’‘那你背一个。’我就开始往下背，无目的地背，背到最后一句，我才忽然意识到最后一句是‘故垒萧萧芦荻秋’。我的名字在上边，我这时候才意识到了，我就笑了，就觉得很自然，哎呀，这么回事。”芦荻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持续了六个多小时，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四点。也就是在这次谈话之后，芦荻搬到了中南海的一间宿舍里住下。每当毛泽东想要听古文、讲古文的时候，芦荻便骑着自行车在10分钟之内即刻赶到。主席一向关心历史、哲学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工作，更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当时，他老人家虽在病中，日理万机之余，仍是手不释卷，尤其爱读鲁迅的文章，读时，常常发出赞许的笑声。偶或，他也让芦荻提些问题，然后通过解答，亲切慈祥地给她讲点历史、文学史和鲁迅。芦荻曾向他请教过关于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1975年8月13日，芦荻又请教了关于他提到过的那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他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的问题，然后谈到了《水浒》。关于《水浒》，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说，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的史诗。但到1974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却透露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又很大，所以这篇文章就没有发表。因此，当谈到《水浒》时，芦荻顺便向主席请教了这件事。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接着芦荻又请教他：既然如此，那么《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芦荻记录了毛泽东的见解：《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单八将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这一段时光中，芦荻亲眼看见了晚年毛泽东的真实生活，原来心目中的“神”也逐渐变成一个熟悉的老人。据芦荻回忆，毛泽东晚年对黄山谷的墨迹爱不释手，情有独钟。
　　4.深受明代草书大家的影响
　　晚明时期，美学思想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影响着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表现为注重主体意识，重个性，重创造，重情感的抒发。当然书法也摆脱不了时风的影响，有激情，有气势，从而有别于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的书风，树立了明人尚势书风。1959年10月，田家英和陈秉忱向故宫借了20件草书字帖供毛泽东学习，其中8件是明代大书法家的作品，包括徐渭、张瑞图、文征明、董其昌、王铎、解缙、张弼、傅山等。文征明和董其昌都属儒雅的“二王”体系，书法功底很深，艺术风格上文质彬彬，徐渭、张瑞图、王铎、解缙、张弼、傅山的草书，则个性张扬、放笔恣肆，是明代尚势书风的代表，可能更合毛泽东的审美习惯。文征明（1470—1559），祖籍湖南衡阳，享年90岁。文征明小楷造诣最高，主要师法王羲之的《黄庭经》、《乐毅论》，钟繇《宣示表》，王献之《洛神赋》等，后又融入唐人小楷笔法，形成“温纯精绝”的自家风貌。文征明的行书大致可分两大类风格：一是以王羲之《圣教序》笔意为主的行书小品；一是以黄山谷笔意书写的大行楷。当然他并未停留在这个阶段，而是入古知出，对古法进行了扬弃，最后求得适合己性的自家笔法。董其昌（1555—1636），明代后期著名画家、书法家、书画理论家、书画鉴赏家，“华亭派”主要代表。董其昌通禅理、精鉴藏、工诗文、擅书画，执艺坛牛耳数十年，是晚明最杰出、影响最大的书画家。王铎（1592—1652），明末清初书画家，字觉斯，号十樵、嵩樵， 又号痴庵、痴仙道人，别署烟潭渔叟，孟津（今河南孟津）人，世称“神笔王铎”，与董其昌齐名，明末有“南董北王”之称。他的书法用笔，出规入矩，张弛有度，但又流转自如，力道千钧。王铎擅长行草，笔法大气，劲健洒脱，淋漓痛快。戴明皋在《王铎草书诗卷跋》中说：“元章（米芾）狂草尤讲法，觉斯则全讲势，魏晋之风轨扫地矣，然风樯阵马，殊快人意，魄力之大，非赵、董辈所能及也。”王铎的墨迹传世较多，不少法帖、尺牍、题词均有刻石，其中最有名的是《拟山园帖》和《琅华馆帖》。
　　1954年以后，毛泽东的字骤然一变，变得遒美跌宕，刚气内藏了。这好像是取法王铎 “提按分明类”、“顿挫转折”等笔法。最能说明这一进程的，有三书作：一是手书温庭筠《经五丈原》，二是手书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折》，三是手书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除以上三件外，其他追摹王铎的书作很多，如手书王之涣《登鹳雀楼》、手书李白《将进酒》、手书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手书刘禹锡《听旧宫人穆氏唱歌》、手书崔护《题都城南庄》、手书李商隐《筹笔驿》、手书李商隐《马嵬》、手书高蟾《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等；在私人书信中，典型的是1954年3月31日致彭石麟的信。毛泽东诗词中是1956年12月5日写的《水调歌头•游泳》；毛泽东题词中是1958年题词“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等。　解缙（1369—1415），号春雨，江西吉水人，文才名噪一时，曾主持纂修《永乐大典》，为人刚正不阿，前两次被贬谪，第三次遭奸人诬告下狱，竟被强行灌醉后，埋入雪中活活冻死，一代文豪就此陨落，年仅47岁。解缙的书法，楷行俱佳，尤以狂草著称，纵荡狂放，开合跌宕，直抒胸臆。明朝著名的文艺家王世贞对他评价很高，说他的书法能使元朝书坛领袖赵孟失价，百年之后也少有人能与他匹敌。毛泽东在阅读从故宫博物院借来的解缙草书手卷的时候，说：“我就喜欢这类字体，是行草又有一定的内容的书法，这样既学写字，又读诗文，一举两得。”张弼（1425—1487），号东海，松江华亭人，恃才傲物，自诩文章第一、诗歌第二、书法第三。《明史》说张弼草书“怪伟跌宕，震撼一世”。和唐朝张旭、怀素一样，张弼喜欢酒酣之际挥毫，顷刻间疾书数十纸，如蛟龙舞狂雨，震荡人心目，世人喻之为“张旭再生”，名扬海外，人们竞相求购其手迹。他在南安当官时，军内武将立功领赏，宁愿得到他的书法，而不愿领取金帛。　傅山（1607—1684），山西人，由明入清，誓不出仕，以行医为业，是著名的妇科病专家。康熙皇帝诏举博学鸿儒科，以绑架形式让他进京，他以死相抗，拒不进紫禁城赴试。康熙知道后，不但免了他的拒不从命之罪，反而加封他为中书舍人，但傅山仍自称为“民”。这样的气节，这样的性格，使他的书法也独具风格。傅山认为“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并提出了独特的书法审美观：“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这“四宁四毋”正是他书法个性的自白。傅山的行草书，运笔有狂势，连绵不绝，极富生气，给人以雄奇郁勃之感。 毛泽东书法作品深受傅山的影响，如“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等。　统计资料显示：毛泽东所存的拓本及影印本碑帖有600多种，看过的有400余种，一套《三希堂》，无论是居家办公还是出国访问，书不离身。从著录和存世的资料来看，毛泽东所涉及的书法家有：王羲之、王献之、宋明帝、智永、欧阳询、颜真卿、张旭、怀素、李邕、孙过庭、贺知章、宋徽宗、宋高宗、黄庭坚、赵孟頫、董其昌、文征明、王铎、张弼、解缙、傅山、康熙、于右任、沈尹默等，渉猎之广、用功之勤令人惊叹。
　　
　　        偏见与困惑—对毛泽东书法现实遭遇的思考      
                  甘肃省临夏监狱    马占禄
　　为了纪念伟大领袖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受中国毛体书法家协会委托，笔者开始编著《毛泽东书法 从临摹到创作》一书。编写过程中，发现网上就毛泽东的书法讨论得是热火朝天，叫好的有，说坏的也不少。文化多元时代，普通大众发表些不同观点可以理解，毕竟他们不是专业书法工作者；而一些所谓的书法家针对毛泽东书法也分别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毛泽东是个书法家，但写毛体书法没有出路。”问其原因，曰：“只有经典的才有出路，领袖书体，在国展不便品评。”当问到教授们如何看待毛泽东书法时，或言辞闪烁，或曰书风狂放，伟人气魄，无法学习。周围人则窃窃私语，一脸不屑，似乎这样的问题多么不合时宜。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书坛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学术自由在当代书法界体现得多么淋漓尽致。即使抛开政治因素不讲，鼓吹三十年来中国书法在理论和创作上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 的“专家们”，作为研究者是以何根据来评价毛泽东书法的？是出于个人喜好，标新立异，还是对政治进行报复抑或回避？我们在对一代书法家做出评价的时候，是就其书法艺术、代表作的影响力来讲，还是就其书界地位，抑或对书法界的贡献而言？这必然涉及一个评价基础和学术道德问题。
　　一、自成一家 终以韵胜
　　所谓艺术，就是有美的感受，百看不厌。书法作为一门艺术，自有其艺术渊源和评价体系。评价一位书法家的历史地位，简而言之，无非就是：一、字写得好，风格鲜明；二、继往开来；三、代表作的影响力；四、对书法界的贡献。本文结合上述四个方面对毛泽东书法做一个简单的评价。
　　（一）毛泽东书法风格鲜明
　　针对毛泽东的书法风格，书法家、原中央办公厅研究室顾问陈秉忱曾经说过：“毛主席早年攻楷书，后来多行书，晚年则是行书和草书，凡此皆不拘于成规。通过毛主席阅读碑帖的情形和大量墨迹来看，我个人的体会，他以晋唐楷书和魏碑锤炼了书写的功力，进而吸收‘二王’行书的长处，再则十分喜爱怀素、孙过庭的草书，同时博览群帖，这样浇灌滋润出毛主席独创一格的书法艺术之花。”
　　就整体形象而言，毛泽东书法风格鲜明，个性十足，气势之豪迈，就是与史上有名的张旭、怀素、黄庭坚相比也毫不逊色，同时代的书法家于右任、沈尹默、吴玉如、林散之、沙孟海等与之相比则相形见绌。在这里，我们说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书法家，不是指他作为政治家之余的书法家，而是就其书法本身而言的伟大。他对艺术的真诚和创新，其书法常常充盈着对现实的高度关注以及对人民和生活的热爱，为了一个报头，毛泽东常常三番五次地书写，若干年后感觉不满意还可再写，其治学态度之真诚令人感动。
　　有人说，由于毛泽东所处的政治位置和惊涛骇浪的政治经历让他可以拥有磅礴的气势，但是并非书香世家出身和小农经济家庭氛围以及其个性，特别是他把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夺取政权和建设国家等原因，致使他的书法作品在技法上欠缺学院派婉约细腻的专业底蕴，甚至有点牵强潦草之嫌，且风格过于强烈，未可学也不易学。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相对于古来那些主要以书法见长的书家而言，毛泽东书法在笔法上确有失精到之处，但那些书法家在境界气魄上却又与毛泽东的书法作品相去甚远，何况还有个比较对象的问题。毛泽东题写的高校牌匾、各大媒体的报头书法，其功力、法度、意韵都是令人拍案叫绝的。已出版的《毛泽东书法大字典》上有毛体单字与历史上著名书法家墨迹的比较，相信读者自会有明确的判断。
　　（二）继往开来的毛泽东书法
　　谈到书法，就要说到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有知名专家说：“要做一位名垂青史的大书法家，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继承性，就是延续过去悠久的历史传统，并有所扬弃，公认字写得好。第二，开拓性，自出机杼，成一家之风貌。舍其一则不足以称为一代书家。在这两方面，毛泽东都胜任有余——他的颜体、欧体功力扎实，怀素书法风格明显。对于书法上的创新，毛泽东知行合一，他的书法出于怀素，人称“毛体”，举世公认。
　　谈到书法的继承性，我们要防止两个问题：一是厚古薄今，食古不化；二是没有基础地胡乱创新。针对食古不化者，毛泽东曾说过：“如果每个人写的字都和字帖上某家的字一模一样，那书法就停滞不前，没有发展了。”事实上也不可能一样，启功曾说，人人若笔法一样，法院也就不会依此断案了。著名画家齐白石则以亲身经历谈到创新，他曾辛辣地指出：
　　刻印，其篆法别有天趣。胜人者，唯有秦汉人。秦汉人有过人处，全在不蠢，胆敢独造，故能超出千古。余刻印不拘前人绳墨，而人以为无所本。余常哀时人之蠢，不知秦汉人，人子也，吾侪，亦人子也，不思吾侪有独到处。如令昔人见之，亦必钦佩。
　　这个“蠢”字用得极好，骂尽了一切保守主义、食古不化者。
　　（三）毛泽东对书法界贡献巨大
　　20世纪50年代，文艺界不少人士不把书法当作一门艺术，理由是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绝大多数都没有把书法列入艺术门类的。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书法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毛泽东知道后，责问文联领导：“多一门艺术有什么不好？”在他的关注和鼓励下，全国才涌现出一批有很高知名度的书法大家，如郭沫若、舒同、沈尹默、沙孟海、赵朴初、林散之、启功等。事实上，这些人的字过去写得都很好，只是养在深闺人未识。
　　关于十年“文革”对中国书法的推动，曾任中国书协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的书法家周俊杰回忆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书法开始复苏了。当时的情况是：每个人都要写大字报，在机关单位别的东西没有，却有用不尽的纸、墨汁、毛笔。不同字体的大字报贴在街上，可谓书法的大展示。那些年代整个中国除了毛泽东肖像、语录之外，就是他放大了的《满江红》等书法作品，十亿多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一次高水平的书法普及教育。另外，当时人们在那个状态下没事干，思想空虚，很多人就开始偷偷拿起字帖写字。所以在“文革”时，很多二三十岁的人都是在老一辈的影响下开始学习书法的。
　　时至今日，当大部分书写工具被键盘和拇指所替代，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至上，拜金之风盛行的今天，全国各级书协会员达数百万之众，他们上寻甲骨秦篆，中游魏晋汉唐，下觅摩崖石刻，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各种书法研究会如雨后春笋，一片蔚然，中国书法散发出独有的魅力。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确实不应该忘记毛泽东对中国书法的推动和贡献。
　　二、百花能否齐放
　　《唐朝名画录》记载了开元年间的一段逸闻。其时，画圣吴道子、草圣张旭和擅长舞剑的裴旻将军邂逅东都洛阳。于是乎，中国书画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幕上演了：将军舞剑，气贯长虹；张旭狂草，风起云涌；吴生奋笔，有若神助。东都洛阳，万人空巷，天宫寺内，观者云集。都邑士庶皆云：“一日之内，获睹三绝，三生有幸矣。”后世论者在谈起这段轶闻佳话时，都把观察的目光聚集在舞剑、绘画、书法这三种不同门类的艺术在审美意趣上的一致性上，却独独忽略了为什么会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中华民族艺术天空上闪烁着一颗又一颗熠熠的明星。
　　历史学家讲，一个时代的艺术能否有大的发展，将基于两种情况：一种是百花齐放。如果各种各样的艺术观点、风格都能够展现出来，那么这个时代的思想、艺术就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另一种是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孕育了多少大家：老子、庄子、孔子、墨子、韩非子…………一个个名字如雷贯耳。当时人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在相互对立、论辩甚至是攻击的情况下，才出现这么多的大思想家，创造了文化盛世。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1965年毛泽东对“兰亭论辩”的鼓励、支持甚至参与，为我们树立了学术典范。当今，在书法领域倡导“双百”方针，就是要做到艺术形式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在坚持主流的同时，鼓励不同艺术和风格的自由发展，不同观点自由讨论，互相尊重、取长补短。的确我们需要有长于考证的学人，更期望目光四射的思想者。
　　这二十多年来，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的理论家将太多的精力放在了“历史的天空”上，书不魏晋，归于野途，其他则等而下之；书学文章只有考据、赞歌、辉煌，没有批评、鞭挞；对于艺术家只能说“才华横溢”，否则就上法院告你降低当事人的社会评价；创作者们则看到了书法是一种“时空”艺术，忘记了书法应具有艺术性和实用性两种属性。虽然我们在“时空”的探索和实践上有了可贵的进展，但却忽略了书法在新时代应具有的社会责任，致使书法艺术在发展中距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我们沾沾自喜于线条的挺拔，构成的巧妙和情感的宣泄，沾沾自喜于用墨的干湿变化乃至强烈对比，沾沾自喜于豪放大气的评价，没有温婉玉润，结果忘记了读者、大众，沦落为展览和其他媒体上的视觉快餐，沦为商家操作的剩汤。我们专注于达官贵人的邀请，却总是那样的一厢情愿，每次宣泄之后，剩下的就只有那凋落满地的花瓣和清凉；以至于书法变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了“遗产”，还不清醒，依然在举杯庆贺；当若干年过去，当喧嚣的大潮退后，我们才发现，一些所谓的时代“弄潮儿”原来只穿了一条短裤冻得瑟瑟发抖站在后人的面前…………
　　每人都有喜欢与崇拜的自由，但不能把自己的喜好强加给别人，动辄封杀或冷冻暴力。试想过去的“摩崖石刻”、“汉隶”，哪个不是从“野狐禅”走过来的？我们不能口头宣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脚底下尽是“潜规则”。我们在忽略这样一个人，确立一个新的主张的时候，既不要厚古薄今，也不要厚今薄古，更不要妄自菲薄，一定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因为历史是基于事实的学问，历史的叙述离不开事实，历史的评价同样离不开事实，只有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的事实和本来面目，才能更好地总结近现代书法史的经验教训，才能有所进步！
　　三、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经典作品
　　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前夕，全国政协组织了一场为奥运会闭幕式而创作的书法盛会。国内书法界稍有名头的艺术家们，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与《唐朝名画录》记载的张旭等在东都洛阳天宫寺内即兴泼墨的盛况类似，不同的是这次盛会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儿“擂台赛”的意味。各路大师，笔走龙蛇，挥毫献技，隶、篆、楷、行、草，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大师们用尽所有的书写方式，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海洋中寻章摘句，虽则华章灿灿，满殿生辉，但与奥组委的要求相比，却总有遗憾。据现场参与者回忆说，当其时也，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毛体书法家不动声色地出场，改变了这种尴尬的场面。他以毛体书法固有的狂傲、豪放、目空一切的气质，书写了一幅特大号的“天下和”，成为奥运会闭幕式选用的书法作品。
　　伟人已逝，三十八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现在重温毛泽东书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书法能否迎来一个新的30年呢？
   马占禄。男，汉。大众文化。籍贯；甘肃和政县，中共党员，职务；副调研员。单位；甘肃省临夏监狱。通讯地址：甘肃省临夏市新民路6号楼641.电话；1319001099.    邮编；731100，QQ374383253，微信；mzl551201.

罗迅

论毛泽东书法从写字、书法、艺术及理论全解读

                             甘肃省临夏  马占禄

　　 毛泽东从临帖到书圣，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风风雨雨。他学习书法， 唐代书法家孙过庭云：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我们根据毛泽东的生平将其书法分为四个时期，将根据书法楷行草三个阶段的演变规律分别对毛泽东代表性作品进行赏析，尽量多地选取作品中所隐含的古代书法大家的信息，求得相对的取法脉络和过渡方法，来探讨毛体发展变化规律。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二者基本是重合的，因为历代书法家都主张以楷书筑基，继而再涉其他书体。
　　清朝书法家蒋衡在《拙存堂题跋〈祝京兆真书•过秦论•报燕王书〉》中说：“昔人善草者必先工楷法，楷工则规矩备，善草则使转灵。楷工而不能草，由于天资鲁钝也，若不能楷而徒习草，则点画狼藉，必流于怪僻也。张旭以草圣传，而书《郎官碑》极端楷。我于京兆此册亦云然。”毛泽东也是这种观点的实践者，1960年初，他在谈技术革新时以书法为例说：“像小孩写字，要先学楷书，再学草书。”
　　一、楷书：师承欧阳询、颜真卿，上溯魏碑，旁涉多家
　　1904至1921年是毛泽东初学书法，奠定书法基本功的时期。毛泽东从少年时代就酷爱书法。先是入私塾学习，接触汉字的基本书写工具——毛笔，私塾先生要求他每天摹帖临习，由唐楷入手反复苦练。在家中用毛笔帮助父亲记账，使他对毛笔更加熟悉。后来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期间，一师的书写功课要求极严，他对书法的兴趣越发浓厚，勤练不辍。当时他常说：“字要写得好，每天要起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炼；刻苦自励，穷而后工，才能得心应手…………学字要有帖，帖中要发挥。”当时毛泽东的书法成绩已是同学中的佼佼者。从目前现存的资料看，他不仅临摹欧阳询、颜真卿等古代书法家的作品，还在游学中留意考察古代碑石、佛家写经和民间书法，从中吸取营养。
　　如何临帖？每个人不尽相同。有的人是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依葫芦画瓢重形似，追求小刀细工，一辈子也走不出来；有的人不求形似，以意会之，追求神韵，得其风骨，如董其昌；还有的人既求形似，更要神似，形神兼备，如毛泽东师法先贤，吸收各方营养，他的临帖，无论是楷书师从欧阳询、颜真卿，还是草书追摹怀素，都属于形神兼备者，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留传的作品和他身边工作人员及其女儿的回忆中得到印证。
　　（一）崇尚欧阳询
　　欧阳询（557一641），字信本，出生于衡州（今衡阳），祖籍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楷书四大家之一。隋时官至太常博士，唐时封为太子率更令，也称“欧阳率更”，他与同代另三位（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欧阳询练习书法最初仿效王羲之，后独辟蹊径自成一家。他的正楷骨气劲峭，法度严整，被后代书家奉为圭臬，以“欧体”之称传世。欧阳询传世的墨迹有《仲尼梦奠帖》、《张翰帖》等，碑刻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等，均乃书法艺术的瑰宝。
　　1904年，11岁的毛泽东在韶山关东桥私塾念书的时候，师从塾师毛咏生学习欧体，这为后来毛泽东的欧体书法达到相当高造诣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其书法作品具有明显欧体风格的代表作品有《离骚经》、《讲堂录》。
　　（二）取法颜真卿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 唐代中期杰出书法家。他创立的“ 颜体”楷书端庄雄伟，气势开张， 行书遒劲舒和， 神采飞扬。颜真卿与赵孟、柳公权、欧阳询在中国书法史上并称为“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颜真卿的代表作品有《多宝塔碑》、《颜勤礼碑》、《祭侄文稿》等。毛泽东书法具有浓郁颜体风格的作品有《明耻篇》、《记事录》，书信作品则有《致李思安》、《致黎锦熙》。
　　（三）上溯魏碑
　　魏碑是我国南北朝时期（420—589）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称，大体可分为碑刻、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刻石四种。魏碑书法是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渡性书法体系，对当时的隋和唐楷书体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历代的书法家的创新变革也多从其中汲取有益的精髓。魏碑代表石刻有《始平公造像记》、《郑文公碑》、《云峰山石刻》、《石门铭》、《张玄墓志铭》、《刁遵墓志铭》等。特别是《始平公造像记》名列“龙门二十品”中第一品，它一反南朝靡弱的书风，开创北碑方笔的典型，以阳刚之美流传后世，历来为书家所重。
　　清乾隆年间，南北朝碑刻大量出土，金石文字学兴起，在书法方面人们开始反思“馆阁体”的弊端。到了嘉庆、道光时代，魏碑受到书法理论家们的重视，其中鼓吹魏碑最力者早期有阮元、包世臣，后期有康有为。阮元写《北碑南帖论》和《南北书派论》，首倡“碑学”；包世臣《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一反宋朝以来对淳化阁帖的推崇，提出“尊碑抑帖”的观点。此后碑学盛行，魏碑的价值得到普遍的认可，修习楷书的人除了取法“晋唐”外，更多的人选择魏碑，从中汲取营养。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到魏碑这种书风的兴盛：“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
　　2012年1月中央档案馆研究员、毛泽东手稿鉴定专家齐得平老师，做客党史频道谈道：从中央档案馆收藏的毛主席1920年以前的手迹，特别是1916年以前的手迹来看，他青年时代主要是习魏碑、欧阳询等。1949年进城后他收集阅览了历代名家字帖，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可以称之为“毛体”。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主席的书体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了解毛泽东青年时代书体的人，如果与他五六十年代的手迹相比，很难看出这些是出自主席一人之手。
　　毛泽东习字年代正处在清末民初魏碑盛行时期，学习魏碑时风使然。他的书体深受魏碑影响，方笔、捺脚这种魏碑特有的笔法在毛体作品随处可见，特别是早期书写的《忆秦娥•娄山关》、《沁园春•雪》均有明显的魏碑风格，书信如《致杨钟健信》行文清秀明朗，受魏碑大家赵之谦的影响大些，题词方面魏碑风格代表作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二、留心寺庙书法，从佛家写经中吸取营养
　　打开一部中国书法史能够发现，佛教写经书法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碑，到卷帙浩繁的敦煌经卷，再到名胜古迹的寺庙书法，中国佛教写经书法以其庄严、静穆、安详、自然的美学境界，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不仅渗透到日常生活中，而且对中国书法史和佛教史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与经学书法渊源由来已久。毛泽东曾说：“中国庙宇古色古香，也是书法胜地，许多古庙都有造诣很高的书法艺术，许多字真是妙笔生花，栩栩如生，堪称书法艺术的宝库，我们应该很好地研究和学习。”
　　毛泽东的外祖母和母亲都笃信佛教。在毛泽东出生前，他的母亲文氏已生过两胎，均夭亡。1893年12月26日，文氏生下第三个儿子毛泽东，格外疼爱，她唯恐这个儿子再夭折，她坚持吃“观音斋”的历史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文氏还不放心，为了使儿子“根基稳固”，特将儿子毛泽东寄养在娘家“棠佳阁”。棠佳阁有个龙潭，内有清泉流出，四季不涸，矗立着一块高二丈八、宽二丈的石头，传说石下镇有一妖怪，石上建有小庙，人们称为“石观音庙”。这座庙宇远近闻名，经常有人前来祷告。毛泽东出生不久，外婆就和母亲把他抱到“石观音庙”，烧香叩拜，拜石头为干娘。因毛泽东排行第三，他的小名就叫“石三伢子”。毛泽东自家的堂屋供有菩萨像，也是依时按节烧香叩拜，从未间断，有时他还和母亲一起到附近的凤凰山寺庙里去拜佛。
　　1917年7月中旬暑假期间，24岁的毛泽东邀同好友萧子升徒步从长沙出发，进行了一次游学。在游历湖南五县时，曾在寺院住了一个晚上并受到方丈及百余僧人的热情款待。可能自幼受到母亲的熏陶吧，毛泽东对佛教写经感到特别亲切，他特意拜访了老方丈，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与方丈讨论了佛理，愉快而又充实的体验使他难以忘怀。
　　三、师承名家的行书
　　（一）行书取法王羲之、王献之
　　王羲之，东晋书法家，字逸少，祖籍琅玡，后迁会稽（今浙江绍兴），晚年隐居剡县金庭。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人称“王右军”、“王会稽”，有“书圣”之称。 王羲之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冶于一炉，其书法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自成一家，影响深远。代表作品楷书有《黄庭经》、《乐毅论》，行书有《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兰亭序》、《初月帖》，草书《十七帖》等。其中《兰亭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毛泽东尤其喜爱王羲之的书法 。他身边工作人员韩桂馨回忆：“主席有一次曾跟我说过，王羲之当初跟卫夫人学书法，也学张芝的草书，能博采众长，也有他自己的风格，笔势流畅，秀丽多变。 ”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别号抱一，江苏省川沙（今属上海市）人。他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政治活动家、教育家、职业教育的首创者。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等职。
　　黄炎培是上海人，但他既有上海人之精细，也有北方人之豪迈。黄炎培交际广泛，朋友遍天下：他既和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过往甚密，也与袁世凯、蒋介石、杜月笙等枭雄周旋裕如；他和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冯玉祥是朋友，又同张謇、康有为私交甚笃，这种合纵连横、长袖善舞的为人之道，鲜有比肩者。黄炎培一生兴学办校，桃李满天下，赫赫如张闻天、徐特立、钱昌照、华罗庚等，连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也是其旗下门生。
　　1949年毛泽东进北京后，住在京西香山的双清别墅。双清别墅坐落在香山寺以南的山腰中，是一个依山而建的小庭院，淡雅幽静，院内山、水、树、石顺其自然，甘洌的泉水汇集一池。池边有亭，亭后有屋，因材借景，秀丽非凡。在这里居住，春日可赏花，酷夏可避暑，秋可观红叶，严冬可踏雪，真可谓香山之“园中园”。第一个被邀请到香山别墅做客的党外人士就是黄炎培及其夫人姚维钧。为了表示尊敬，毛泽东让自己的夫人江青和周恩来作陪，这等殊荣，只有黄炎培独享，可见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1959年以后，毛泽东对书法用功尤甚，好像是有意再征服另一座高峰似的。 再说这黄炎培老先生，一辈子克勤克俭，廉洁奉公，生活极其朴素，唯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他视如命根，珍藏多年。当毛泽东知道了这一国宝后，也很想一睹为快，便向黄炎培借阅。 真迹借来之后，借期一月。毛泽东爱不释手，工作一停下来便拿起真迹翻看研究，反复揣摩，时而拿起笔来对照练习，练到兴头上，连吃饭也忘了。但毛泽东没有忘记借期。然而，黄炎培更珍惜他的这本书法名帖。借出一个星期之后，他便不断打电话询问主席看完没有，什么时候归还。卫士婉转地报告主席说：“黄炎培那边又来电话了。”毛泽东很恼火地说：“怎么他也学会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给他数着呢。”卫士解释说：“他不是催要，是问问主席还看不看。”“我看，”毛泽东喝了口茶，拿起烟嘴继续说道，“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可是，黄炎培还惦记着他的艺术珍品，又来电话了，这次电话一直打到毛泽东那里，先是谈了些别的事情，最后又问起那本真迹。毛泽东说：“任之先生， 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事后，毛泽东风趣地说：“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一个月到了，毛泽东将王羲之的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地夹好，交给卫士，并郑重嘱咐：“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卫士说：“黄老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多看几天没关系。” 毛泽东严肃地说：“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 朋友交往要重信义。”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王羲之真迹痴迷达到何等程度！尽管他十分喜爱王羲之的真迹，却没有让李世民“ 智赚《兰亭》”的故事重演。
　　毛泽东一生除精研王羲之法帖之外，还对王羲之的生平事迹也做过较深的研究，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1959年初夏的一天，毛泽东在杭州与秘书们聊天时，引发了一场关于真伪《兰亭序》的学术讨论。田家英说：王羲之书写的《兰亭序》真迹已经做了唐太宗的殉葬品，现存的都是名家临摹经过石刻的拓本。陈伯达坚持说：《兰亭序》陪葬于武则天，留存在世上的均是宋人伪托。林克则说：古籍中有萧翼赚《兰亭》的传说，显然支持田家英的观点。毛泽东开始观而不语。稍许，他讲了一个“入木三分”的故事，接着又讲了“一笔鹅字”、“ 墨池”等王羲之刻苦勤练的故事，末了才说：“《兰亭序》不但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在书法艺术上的价值更大。要是真迹能留下来，那可是国宝啊！可惜葬到唐皇的坟墓里去了。”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东晋琅玡人，书法家、诗人，王羲之第七子。王献之幼年随父王羲之学书法，兼学张芝，诸体皆精，尤以行草著名，敢于创新，不为其父所囿，为魏晋以来的今楷、今草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欧阳修《集古录》有云：“羲献世以书自名，而笔法相去甚远…………献之用笔外拓，结字欹侧而又连贯流畅。”张怀瓘《书议》评王献之书法：“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其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花开，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毛泽东深得王献之连绵书法三昧，代表作有“坚持游击战争”、“新民主主义论”。
　　（二）结体受宋明帝、李邕、郑板桥影响
　　宋明帝（439—472），名刘彧，小字荣期，庙号太宗，南朝刘宋王朝皇帝，宋文帝第十一子，为藩王时好读书，曾撰《江左以来文章志》，续卫瓘所注《论语》二卷。即位初任贤用能，故能平定四方叛乱，末年好鬼神，多忌讳，奢侈无度，民不堪命，刘宋王朝自此而衰。毛泽东点评历代君王时这样评价宋明帝：刘彧——登基可谓奇。宋明帝书法作品清婉可嘉，深具章草笔意，字间大小错落有致，牵丝萦带，欹侧多姿，舒缓有致，富有节奏感。毛泽东《论持久战》书法深受宋明帝的影响。李邕（678—747）唐代书法家，字泰和，广陵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人。李邕少年即成名，后召为左拾遗，曾任户部员外郎、陈州刺史、北海太守等职，人称“李北海”。《宣和书谱》说：“邕精于翰墨，行草之名尤著。初学右将军行法，既得其妙， 乃复摆脱旧习，笔力一新。”魏晋以来， 碑铭刻石， 都用正书撰写， 入唐以后， 李邕用行书写碑。书法的个性非常明显， 字形左高右低， 笔力舒展遒劲， 给人以险峭爽朗的感觉。
　　毛泽东的行楷书， 深受李邕之影响， 他不囿于传统书法结字 “平正”之规， 字的形体左低右高，由欹侧而顿生险绝之势。虽是大角度的倾斜造险，但因其字的重心稳定， 主线立根， 故斜而不倒， 险而不危， 威风凛凛， 器宇轩昂，通体和谐。当年湖南长沙、湘潭一带的古建筑和古碑一般都是采用行书和楷书。行书以李邕书法为主导， 楷书以唐代欧阳询和清末状元黄自元为主，其中“东山书院”匾额就为黄自元所题，岳麓山有李邕的行书碑刻。毛泽东在长沙师范求学期间，常登岳麓山，留心名人碑帖，耳濡目染李邕行书，自然深受影响。他的“为教育新后代而努力”、“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等代表作，都具有李邕鲜明的审美特征。
　　郑板桥（1693—1766），名燮，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清代著名书画家，金石家，诗人。早年家贫，后曾在山东范县、潍县任县令，为官清正，因触犯豪富利益，被撤职罢官，回到阔别10 多年的家乡扬州， 卖画为生。他与当时聚居扬州的另外七位画家一起，切磋画艺，开一代书画风气，号称“扬州八怪”。郑板桥的艺术作品诗、书、画、印有机融合， 浑然天成。他的书法吸收真、草、隶、篆四种书体所长，创出自称六分半的新书。
　　1949年， 对于毛泽东来说，是繁忙而愉快的一年，打倒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虽然千头万绪，但书道未废。大约从这一年起，他似在审视和品尝郑板桥的“怪”味。这个“怪”字的含义有贬也有褒，郑氏的“怪”主要是文人书法的趣味。实际上，从1949年开始，在毛泽东的私人书信里，郑板桥的书味就很足。1949 年6月19日致宋庆龄的信中“专诚欢迎，以便就近” 等字； 1949年8月19日致江庸（翊云）的信中“时局发展甚快”等字。尤其是到了1950年3月14 日致龙伯坚的信和致刘揆一的信，那就不仅是字形，就连章法行气，都可看到“板桥体”的影子。这时的书法长枪大戟没有了，变成了温厚灵动的面貌。
　　毛泽东特别欣赏郑板桥的作品，他身边工作人员韩桂馨曾回忆毛主席给她讲板桥书法： “ ………… 你再看郑板桥的帖，就又感到苍劲有力。这种美不仅是秀丽，把一串串字连起来看，有震地之威，就像要奔赴沙场的一名猛将，好一派威武之姿啊！郑板桥的每一个字，都有分量，掉在地上能砸出铿锵的声音，这就叫掷地有声啊！”言语之中吐露出对郑板桥书法羡慕兴奋之情。毛体书法具有郑板桥风格的代表作有“坚持持久战”、“无上光荣”。
　　四、中和之美的行楷书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战争硝烟的逐渐散去，中国革命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书法也随之发生了大的变化，经历了“正—奇—正”的书法演变规律，他的作品由铁骨峥嵘向淡雅中和的境界靠近，每一副作品既动感十足而又韵味深长，博大的气势夺人心魄。
　　由于此阶段主要以行楷书的题词居多，市井百姓更容易接受，社会影响反而比后期艺术性强的草书更大。如： 1950年2月给中共松江省委题词“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1950年2月为哈尔滨团市委题词“学习马列主义”，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1950年6月“开幕词”，1951年8月为陕甘宁老区人民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1952年6月为全国体育总会成立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953年8月为公安部队首届功臣模范代表大会题词“提高警惕，保卫祖国”；1 9 5 5 年6 月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1957年1月为刘胡兰重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1958年5月25日为北京昌平修建的十三陵水库题词“十三陵水库”；1960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现更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题词“艰苦奋斗”，这些都是毛泽东书法的精品之作。
　　五、草书：宁肆勿谨，追踪旭素
　　书分五体，唯草为圣。草书发轫于魏晋而盛于唐，它的出现突破了理性的框架，体现出书法家超理性的精神气息，使书法实用性退化，成为纯表现的艺术形式。但因草法难识难记，章法变幻莫测，不仅对技法的要求甚高，还要求作者具有盖世之才、吞吐大荒、容纳万物的宽广胸襟以及浓郁炽烈的情感，故涉足者众多但功成名就者稀少。
　　张旭、怀素、黄庭坚可谓中国草书的三座高峰，他们的狂草各具特色、各领风骚。张旭首开狂草之先河，体势连绵，笔意奔放；怀素以狂继癫，把狂草推向了最自由、最写意的巅峰；黄庭坚的草书大字行笔凝练有力，结构奇特，几乎每一字都有一些夸张的长画，并尽力送出，形成中宫紧收、四缘发散的结字方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自宋代黄庭坚以来数百年间又涌现出如王铎、傅山等草书大家，他们形成明代张扬的尚势之风。
　　（一）毛泽东的草书成就
　　时至近代，晚年的毛泽东以政治家的胆识、诗人的浪漫、革命家的胸襟、超人的天资和浓厚的国学修养勇敢地接过了狂草这杆大旗，他取人之不敢取，得人之不能得，于浪漫大化中不失自我，于千变万化中不泯本真，在狂草书法创作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毛泽东的草书，发乎情意，纵笔自由，随意改变运笔节奏，以笔画的长与短、粗与细、曲与直、断与连，以及体势的大与小、肥与瘦、正与欹、疏与密等悬殊变化形成强烈反差，甚至把对比反差发挥到极致。这种创作手法显然是浪漫主义的，如《七律•长征》中，“闲”字宽阔而高大，独占三个字的位置，突兀显赫。末尾“颜”字，与上端平齐，独占六个字位置，与落款签名及日期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此收笔，出乎意料。
　　当代书法家沈鹏在《浪漫主义精神的高扬》一文中对毛泽东书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毛泽东浪漫主义行草书的杰作，强调个性，强调主观表现，纯然是高屋建瓴、所向无碍、汪洋恣肆、纵横捭阖的气概，着眼总体战略而不拘泥一城一池之得失，自由烂漫而毫不顾忌胶柱鼓瑟之成规。”
　　（二）宝剑锋从磨砺出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对于毛泽东同样如此。以下是身边工作人员在回忆毛泽东钻研草书方面所付出艰辛劳动的点点滴滴。
　　田家英（1922—1966），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3岁丧父，9岁丧母，11岁被迫辍学，在哥嫂开的中药铺做学徒。田家英生性喜爱读书，在辍学的日子里，田家英靠着一本字典通读了《资治通鉴》、《史记》和许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田家英性格倔强，不甘听凭命运摆布，在床头挂着一副对联，“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1935年，13岁的田家英就在报刊不断发表诗歌和文章，在川中被称为“神童”。1937年11月下旬，田家英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告别故乡，踏上了去往延安的路。12月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2月，田家英加入中国**。入党后，田家英相继在马列学院、中宣部等单位工作。1941年至1943年间，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陆续发表了《奴才的见解》、《从侯方域说起》等文章。《从侯方域说起》一文得到毛泽东的赞赏，虽说那只是千余字的杂文，但从中可看出作者深厚的文史功底和敏锐思想，并且文笔如此老辣深沉的作者竟是一位20出头的小伙子，这让毛泽东颇为感慨，从此也记住了田家英。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国外，汉语讲不好，毛泽东打算请一位老师教他历史、语文。这时毛泽东很自然地想到了田家英——熟悉文史，又与毛岸英同庚。就这样，田家英当起了毛岸英的老师，从此与毛泽东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国共两党大决战的时刻，也是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的工作异常繁忙， 需要增加新秘书。1 9 4 8年8月，在陈伯达、胡乔木的推荐下，26岁的田家英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很珍惜这份工作，在主席身边工作，他也很自豪。事无巨细，凡是主席需要他做的他都尽力做好，从起草文件、下乡调查、处理信访直至保管存折。1954年后田家英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在主席的影响下，田家英还逐渐对书法产生了兴趣，这封信是1958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给田家英的：“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片（王羲之等） 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这封信很短，却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毛泽东在钻研草书。它对于研究毛泽东的书法艺术，无疑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件。田家英的字写得不算好，但特别喜欢看字，酷爱碑帖字画。在难得的闲暇中，他到荣宝斋等旧店铺购买和搜集字画，买回来往往先送到毛泽东那里，两人共同欣赏切磋。田家英还常常把自己喜欢的对联、中堂挂到毛泽东的卧室以供欣赏，他收藏了上千件清代学者的墨迹，其所收作品之富之精，在个人收藏中堪称中南海内第一大家。逄先知（1929— ），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中共党史研究专家。1929年10月出生于山东胶县，1950年毕业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进入中南海工作，负责管理毛泽东的图书、报纸杂志，是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的助手，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见习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毛泽东著作研究组副组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由于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1 7 年，逄先知对主席可以说记忆深刻。他回忆道：“1961年10月27日，毛泽东要看怀素《自叙帖》，并指示我们把所有的字帖都放在他那里。从此，我们就在北京和外地买来很多字帖，包括一批套帖和《三希堂》、《昭和法帖大系》等，都放在他的卧室外间的会客室里，摆满了三四个书架。在他卧室的茶几上、床铺上，办公桌上，到处都放着字帖，以便随时观赏。1964年12月10日，毛泽东要看各大书法家书写的千字文，我们又很快地为他挑选了30余种，行草篆无所不有，以草书为主，包括自东晋以下各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智永、怀素、欧阳询、张旭、米芾、宋徽宗、宋高宗、赵孟、康熙等，还有近人于右任的作品。除了买字帖供毛泽东观赏外，我们有时还要到故宫借一些著名书法家真迹给他看。”陈秉忱（1903—1986），山东潍县（今潍坊市）人，是清末著名金石家陈介琪之曾孙，家学渊源，1937年参加革命，后在中央机关工作。陈秉忱于文学、书法、绘画、金石等有深厚的根基，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谈判之前，先签订的一个文件，就是由陈秉忱正楷缮写的。1950年毛泽东去苏联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的正式文本，《毛泽东选集》1—4卷本的封皮隶书“毛泽东选集”五字，也是陈秉忱的笔迹。因为陈秉忱身居伟人之侧，承办党和国家的重要事宜，书法之名并不为世人所知，在他逝世后，党和国家还专为他举办了《陈秉忱书画展》。以陈秉忱的地位和经历来看，他的回忆文章是具有权威性的。陈秉忱回忆道：“我们从仅存的一张明信片的笔迹来看，毛主席早年似受晋唐楷书和魏碑的影响，用笔谨严而又开拓，是有较深功力的。在延安时期，毛主席领导抗战和建党，工作、著作任务那样繁忙，但仍时常阅览法帖，阅过的晋唐小楷等帖，一直带在身边。1949年12月访苏时，也以《三希堂法帖》自随。1955年开始，主席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广置碑帖，二十年中间，所存拓本及影印本碑帖约有六百多种，看过的也近四百种，‘二王’帖、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则是时常披阅。毛主席不但博览群帖，而且注意规范草书写法，如古人编辑的《草诀要领》和《草诀百韵歌》等帖经常翻看。”陈秉忱还说：“毛主席十分重视我国传统的书法遗产，并借以奠定自己的书法基础，但决不就此停步。更可贵的，是他推陈出新，创造自己独特的风格，并且不断演变，不断发展。毛主席早年攻楷书，后来多行书，晚年则是行书和草书，凡此皆不拘于成规。通过毛主席阅读碑帖的情形和大量的墨迹来看，我个人的体会，他以晋唐楷书和魏碑锤炼了书写的功力，进而吸收‘二王’行书的长处，再则十分喜爱怀素、孙过庭的草书，同时博览群帖，这样浇灌滋润出毛主席独创一格的书法艺术之花。”读帖是毛泽东研究古人书法的重要方式。毛泽东读帖不重版本是否珍贵，而着眼于分析各家的长短，体其风貌，察其用笔、结构、章法等，吸取其精髓，以丰富自己的书法艺术。韩桂馨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毛泽东热爱书法艺术》，其中有一大段就是谈毛泽东怎么教她读帖的。主席说：“第一要多看帖，第二要多练习。写多了就熟了”，“你要反复看、反复记。等到帖的内容能够快记下来时就更熟了”，“记字的结构、造型、行笔、章法”，“对字帖要学它，又不全学它。学得又像又不像，要发挥你自己的特点”。这些话无疑是毛泽东学帖的经验之谈，即使今天，对我们书法人也是十分有用的。韩桂馨还回忆道： “ 主席指着手中的字帖说：‘字的结构有大小、疏密，笔画有长短、粗细、曲直、交叉，笔势有虚有实、动与静；布局上有行与行间的关系，黑白之间的关系。你看，这一对对的矛盾都是对立而又统一的，既有矛盾又有协调统一。中国的书法充满了辩证法呀！’主席接着又给我讲王羲之：‘我就喜欢他的行笔流畅，看了使人舒服。我对草书开始感兴趣就是看了此人的帖产生的，他的草书有“十七帖”。’”毛泽东书法造诣，固然是他转益多师的结果，同时也和他善于从生活中吸取美的营养分不开。诗人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朱光，原名朱光琛，曾用名朱曼生、朱愈之。广西博白县人，自幼喜爱书画，能两手同时执笔写字，曾受业于中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王力。后朱光到达延安，从事戏剧演出工作，所演《血祭上海》一剧，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赞扬，被指派担任鲁迅艺术学院秘书长。1937年毛泽东就曾与朱光等人说过：“杜甫这段话说出了舞蹈、戏剧等艺术与书法艺术相通，是至理名言。”那时毛泽东曾表示想看朱光表演莎士比亚的名剧《奥赛罗》，以便用戏剧艺术来丰富自己的书法。毛泽东之女李讷回忆：“据我所知，老人家早年学书法是从欧阳询的楷书开始的。后来专学颜体、魏碑。行草书喜欢学王羲之、王献之、孙过庭、怀素的。父亲对书法是极下功夫的，除了工作、读书、散步、游泳外，就是不停地写，甚至吃了安眠药，睡意未来，也在写，直写到半睡眠状态，才上床睡觉。那样日积月累，将是何等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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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毛泽东草书师承有家
　　综合各方资料显示，毛泽东草书用笔主要受“二王”、怀素的影响。以下是对毛泽东草书风格形成影响较大的书法家简介及其作品介绍。
　　1.张旭
　　张旭，唐代书法家，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史称“草圣”。张旭的书法，始化于张芝、“二王”一路，以草书成就最高，他自己也以继承“ 二王” 传统为自豪，另一方面又效法张芝草书之艺，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来，其状惊世骇俗。传说张旭每当灵感到来，就把宣纸铺在地上，用长发作毛笔，直书狂草，醉酒当歌，洒脱自在。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赞张旭草书：“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唐代文学家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一文中说到张旭的书法：“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张旭的狂草代表作有《古诗四帖》、《肚痛帖》。毛泽东书法学张旭的典型例子是手书陆游《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中锋建骨，侧锋生姿，字势连绵，一片烟云，意笔相从，豪迈飞动。
　　2.怀素
　　怀素，唐代书法家， 以“狂草”名世。怀素少时就爱好书法，性情疏放，锐意草书，却无心修禅，饮酒吃肉，交结名士，与李白、颜真卿等都有交游。唐代文献中有关怀素的记载很多：“运笔迅速，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李白《草书歌行》赞曰：“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笺麻素绢排数厢，宣州石砚墨色光。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王公名流也都爱结交这个狂僧。唐任华诗写道：“狂僧前日动京华，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谁不造素屏，谁不涂粉壁。粉壁摇晴光，素屏凝晓霜。待君挥洒兮不可弥忘，骏马迎来坐堂中，金盘盛酒竹叶香。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之后始颠狂。” 诗僧贯休赞怀素草书：“我欲山为墨兮磨海水，天为笔兮书大地，乃能略展狂僧意。”
　　怀素的草书用笔圆劲有力，使转如环， 奔放流畅， 一气呵成， 和张旭齐名， 后世有“ 张颠素狂” 或“ 颠张醉素”之称。怀素的代表作《自叙帖》是古典浪漫主义代表，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在中国书法中， 毛泽东最喜爱草书， 而在草书中， 毛泽东又受怀素影响最大。毛泽东对怀素的《自叙帖》、《论书帖》、《苦笋帖》百读不厌，爱不释手。徐中远，1966至1976年在毛泽东身边从事图书服务管理工作，熟知毛泽东晚年读书的具体情况。谈到几十年前那一次和毛主席面对面谈怀素书法，徐中远依然历历在目：1973年8月11日上午，毛主席要看唐代著名书法家怀素的字帖和墨迹。我将这两种字帖送给他之后，他老人家立即高兴地翻看起来，一边翻看，一边问我们：“你们知道怀素是什么地方人？”我和在场的几个同志一时都回答不出来。他笑着说道：“怀素是我的老乡，湖南长沙人也，俗姓钱，字藏真。”徐业夫秘书和我看到他老人家谈兴很浓，便开玩笑说：“怪不得您爱看怀素的字帖，原来他是您的老乡！”他老人家马上回答：“你们此话差矣，我爱看怀素的字帖不是因为他是我的老乡，而是因为怀素的草书写得好，有大家风度，狂草尤为独特。”说着他还问我们：“唐代有位大诗人曾专门写诗赞扬怀素的狂草，你们知道是谁吗？”我们更不知道了。他：“又是一个不知道，我告诉你们吧，就是那个号为青莲居士的李太白。李太白的《草书歌行》就是专门赞扬怀素狂草的。”说着他老人家就抑扬顿挫地给我们背起诗来，背完之后，我们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看我们鼓掌，他老人家也笑了起来。1974年，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访华，毛泽东在书房接见了他。一阵亲切交谈之后，毛泽东还特地赠送给他一本自己喜爱的怀素《自叙帖》的仿制品，大平正芳十分高兴。田家英认为：毛泽东的书法，特别是草书，和怀素《自叙帖》有相同的地方：一是笔画都较细圆；二是字形都较大；三是在大草的布局上，都采用了行行逶迤、翩翩恣肆的写法；四是“神”上很相似。毛泽东热爱怀素的狂草，但他又不拘泥于此，而是勇于创新，逐渐形成了自家的“毛体”。
　　综合各方观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的草书用笔主要受怀素《自叙帖》的影响，线条盘钩环绕，多力丰筋，圆融遒逸，外柔内刚，神采飞扬，轻提多于重顿，以提为按，笔笔离纸，而又笔笔镇纸，如锥划沙。由于作品贯注了作者的主体精神和情绪，故运笔大胆肯定，略无滞碍，但见走墨连绵，势不可当，又如惊砂坐飞，气势雄浑。
　　狂草用笔贵在疾速，疾而谨于法度尤难。毛泽东深谙此理，故于回环盘绕的运笔中时时参以折笔、断笔，这样圆中寓方，以断为连，将笔下大与小、曲与直、动与静、长与短、点与线的诸多对立因素很好地融为一体，其线条舒展处如行云流水，激荡处如瀑泄千里，顿挫处似高山凝云，大大丰富了作品的审美内涵。
　　3.黄庭坚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北宋书法家，擅长行、草、楷。黄庭坚书法初以宋代周越为师，后来受到颜真卿、怀素、杨凝式等人的影响， 得力于《瘗鹤铭》，结体布局十分夸张，几乎每一字都有一些夸张的长画，并尽力送出，形成中宫紧收、四缘发散的结字方法，章法富有创造性，经常运用移位的方法打破单字之间的界限，形成新的组合，节奏变化强烈，被称为“理性的草书”。黄庭坚对于自己的草书非常自负，曾说：“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耳，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宗其趣，其余碌碌耳。”对于怀素的《自叙帖》，黄庭坚亦表示出难得的欣赏，“予尝见怀素《自叙帖》草书近千字，用笔皆如以劲铁划钢木”，他甚至还坦言正是比较了此帖，才发现自己书法的不足而悟到草书真谛。黄庭坚的代表作品有《诸上座帖》、《李白忆旧游诗草书卷》、《竹枝词》、《廉颇蔺相如列传》。毛泽东的行草书深受黄庭坚的影响，其书法最动人处或者说最能表现个性特征者在于其独特的结体及一以贯之的纵长体势，在理法允许的范围内或变形或离，完全是率意而为，变动如鬼神，不可端倪，但却能和谐统一于宽博大气的整体基调下。1941年后，虽然战争环境恶劣而困苦，但总算安定了些，此期间毛泽东似在学苏轼、黄庭坚，有四五年之久。典型的例证是，1945年“庆祝抗战胜利”的题词，虽长枪大戟，字势险绝，但点画精到，真力弥漫，大有苏黄气韵。　1975年秋，著名眼科大夫唐由之为毛泽东做白内障摘除手术。为了让大夫放松情绪，毛泽东与他闲聊起来，当问及姓名后即笑着说：“你这名字是从鲁迅的诗句来的吧！”随即以抑扬顿挫的湘音吟诵起来。唐大夫一时反应不过来，于是请求毛泽东将此诗写下来。在几乎失明的情况下，毛泽东在随手撕下的工作手册纸页上用铅笔写下了鲁迅的七绝《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为毛泽东的博识和风趣而钦佩，唐由之更是将毛泽东书写的几张散页视为至宝。手术进行得很顺利。隔了几天，唐由之将精心裱装的毛泽东手书册页带去让主席辨认，毛泽东正在看黄庭坚的字帖。毛泽东很高兴地看清了几天前在几乎失明的情况下书写的鲁迅诗，并兴致勃勃地在册页的封面上写下“学黄鲁直”几个字，复在这行字下随手画了两条直线以示醒目。黄鲁直即宋代书法家黄庭坚，毛泽东由读鲁迅诗而想及“学黄鲁直”，足见其对黄庭坚书法的熟悉和读鲁迅诗的深入。
　　芦荻（1931— ），原名芦素琴，祖籍湖南，出生于辽阳，书香门第，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抗美援朝期间，她跨过鸭绿江，做战地记者。朝鲜战争结束后，芦荻于1954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文学，“文革”期间调往北京大学中文系。毛泽东自1974年春天开始，视力明显减弱了，被医生诊断为“老年性白内障”，毛泽东素来手不释卷，视力的减弱，对他来说极为痛苦。于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副主任张耀祠，委托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从北大中文系物色主席陪读人选。没几天，谢静宜就送来北大中文系几位教师的档案，毛泽东说：“就让芦荻来吧！ ”原来，博览群书的毛泽东，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历代文选》，很喜欢其中的《触龙说赵太后》、《别赋》、《滕王阁序》。记忆力甚强的毛泽东，当时便记住了文章选注者芦荻的名字。“那时的感觉就像见着了至亲啊，哎呀，反正不知道我那种感受，就哭起来了，就在那站着流眼泪，当时也不敢大声哭，我就一直抽泣。” 芦荻回忆道，“主席说，‘你喜欢秋天吗’，要是一个人突然在这种场合问你这么没头没脑的话，就觉得还是做梦吧，我没有吱声，后来毛主席笑了，就说：‘你会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那首诗吗？’我说：‘我会背。’‘那你背一个。’我就开始往下背，无目的地背，背到最后一句，我才忽然意识到最后一句是‘故垒萧萧芦荻秋’。我的名字在上边，我这时候才意识到了，我就笑了，就觉得很自然，哎呀，这么回事。”芦荻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持续了六个多小时，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四点。也就是在这次谈话之后，芦荻搬到了中南海的一间宿舍里住下。每当毛泽东想要听古文、讲古文的时候，芦荻便骑着自行车在10分钟之内即刻赶到。主席一向关心历史、哲学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工作，更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当时，他老人家虽在病中，日理万机之余，仍是手不释卷，尤其爱读鲁迅的文章，读时，常常发出赞许的笑声。偶或，他也让芦荻提些问题，然后通过解答，亲切慈祥地给她讲点历史、文学史和鲁迅。芦荻曾向他请教过关于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1975年8月13日，芦荻又请教了关于他提到过的那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他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的问题，然后谈到了《水浒》。关于《水浒》，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说，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的史诗。但到1974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却透露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又很大，所以这篇文章就没有发表。因此，当谈到《水浒》时，芦荻顺便向主席请教了这件事。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接着芦荻又请教他：既然如此，那么《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芦荻记录了毛泽东的见解：《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单八将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这一段时光中，芦荻亲眼看见了晚年毛泽东的真实生活，原来心目中的“神”也逐渐变成一个熟悉的老人。据芦荻回忆，毛泽东晚年对黄山谷的墨迹爱不释手，情有独钟。
　　4.深受明代草书大家的影响
　　晚明时期，美学思想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影响着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表现为注重主体意识，重个性，重创造，重情感的抒发。当然书法也摆脱不了时风的影响，有激情，有气势，从而有别于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的书风，树立了明人尚势书风。1959年10月，田家英和陈秉忱向故宫借了20件草书字帖供毛泽东学习，其中8件是明代大书法家的作品，包括徐渭、张瑞图、文征明、董其昌、王铎、解缙、张弼、傅山等。文征明和董其昌都属儒雅的“二王”体系，书法功底很深，艺术风格上文质彬彬，徐渭、张瑞图、王铎、解缙、张弼、傅山的草书，则个性张扬、放笔恣肆，是明代尚势书风的代表，可能更合毛泽东的审美习惯。文征明（1470—1559），祖籍湖南衡阳，享年90岁。文征明小楷造诣最高，主要师法王羲之的《黄庭经》、《乐毅论》，钟繇《宣示表》，王献之《洛神赋》等，后又融入唐人小楷笔法，形成“温纯精绝”的自家风貌。文征明的行书大致可分两大类风格：一是以王羲之《圣教序》笔意为主的行书小品；一是以黄山谷笔意书写的大行楷。当然他并未停留在这个阶段，而是入古知出，对古法进行了扬弃，最后求得适合己性的自家笔法。董其昌（1555—1636），明代后期著名画家、书法家、书画理论家、书画鉴赏家，“华亭派”主要代表。董其昌通禅理、精鉴藏、工诗文、擅书画，执艺坛牛耳数十年，是晚明最杰出、影响最大的书画家。王铎（1592—1652），明末清初书画家，字觉斯，号十樵、嵩樵， 又号痴庵、痴仙道人，别署烟潭渔叟，孟津（今河南孟津）人，世称“神笔王铎”，与董其昌齐名，明末有“南董北王”之称。他的书法用笔，出规入矩，张弛有度，但又流转自如，力道千钧。王铎擅长行草，笔法大气，劲健洒脱，淋漓痛快。戴明皋在《王铎草书诗卷跋》中说：“元章（米芾）狂草尤讲法，觉斯则全讲势，魏晋之风轨扫地矣，然风樯阵马，殊快人意，魄力之大，非赵、董辈所能及也。”王铎的墨迹传世较多，不少法帖、尺牍、题词均有刻石，其中最有名的是《拟山园帖》和《琅华馆帖》。
　　1954年以后，毛泽东的字骤然一变，变得遒美跌宕，刚气内藏了。这好像是取法王铎 “提按分明类”、“顿挫转折”等笔法。最能说明这一进程的，有三书作：一是手书温庭筠《经五丈原》，二是手书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折》，三是手书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除以上三件外，其他追摹王铎的书作很多，如手书王之涣《登鹳雀楼》、手书李白《将进酒》、手书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手书刘禹锡《听旧宫人穆氏唱歌》、手书崔护《题都城南庄》、手书李商隐《筹笔驿》、手书李商隐《马嵬》、手书高蟾《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等；在私人书信中，典型的是1954年3月31日致彭石麟的信。毛泽东诗词中是1956年12月5日写的《水调歌头•游泳》；毛泽东题词中是1958年题词“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等。　解缙（1369—1415），号春雨，江西吉水人，文才名噪一时，曾主持纂修《永乐大典》，为人刚正不阿，前两次被贬谪，第三次遭奸人诬告下狱，竟被强行灌醉后，埋入雪中活活冻死，一代文豪就此陨落，年仅47岁。解缙的书法，楷行俱佳，尤以狂草著称，纵荡狂放，开合跌宕，直抒胸臆。明朝著名的文艺家王世贞对他评价很高，说他的书法能使元朝书坛领袖赵孟失价，百年之后也少有人能与他匹敌。毛泽东在阅读从故宫博物院借来的解缙草书手卷的时候，说：“我就喜欢这类字体，是行草又有一定的内容的书法，这样既学写字，又读诗文，一举两得。”张弼（1425—1487），号东海，松江华亭人，恃才傲物，自诩文章第一、诗歌第二、书法第三。《明史》说张弼草书“怪伟跌宕，震撼一世”。和唐朝张旭、怀素一样，张弼喜欢酒酣之际挥毫，顷刻间疾书数十纸，如蛟龙舞狂雨，震荡人心目，世人喻之为“张旭再生”，名扬海外，人们竞相求购其手迹。他在南安当官时，军内武将立功领赏，宁愿得到他的书法，而不愿领取金帛。　傅山（1607—1684），山西人，由明入清，誓不出仕，以行医为业，是著名的妇科病专家。康熙皇帝诏举博学鸿儒科，以绑架形式让他进京，他以死相抗，拒不进紫禁城赴试。康熙知道后，不但免了他的拒不从命之罪，反而加封他为中书舍人，但傅山仍自称为“民”。这样的气节，这样的性格，使他的书法也独具风格。傅山认为“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并提出了独特的书法审美观：“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这“四宁四毋”正是他书法个性的自白。傅山的行草书，运笔有狂势，连绵不绝，极富生气，给人以雄奇郁勃之感。 毛泽东书法作品深受傅山的影响，如“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等。　统计资料显示：毛泽东所存的拓本及影印本碑帖有600多种，看过的有400余种，一套《三希堂》，无论是居家办公还是出国访问，书不离身。从著录和存世的资料来看，毛泽东所涉及的书法家有：王羲之、王献之、宋明帝、智永、欧阳询、颜真卿、张旭、怀素、李邕、孙过庭、贺知章、宋徽宗、宋高宗、黄庭坚、赵孟頫、董其昌、文征明、王铎、张弼、解缙、傅山、康熙、于右任、沈尹默等，渉猎之广、用功之勤令人惊叹。
　　
　　        偏见与困惑—对毛泽东书法现实遭遇的思考      
                  甘肃省临夏监狱    马占禄
　　为了纪念伟大领袖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受中国毛体书法家协会委托，笔者开始编著《毛泽东书法 从临摹到创作》一书。编写过程中，发现网上就毛泽东的书法讨论得是热火朝天，叫好的有，说坏的也不少。文化多元时代，普通大众发表些不同观点可以理解，毕竟他们不是专业书法工作者；而一些所谓的书法家针对毛泽东书法也分别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毛泽东是个书法家，但写毛体书法没有出路。”问其原因，曰：“只有经典的才有出路，领袖书体，在国展不便品评。”当问到教授们如何看待毛泽东书法时，或言辞闪烁，或曰书风狂放，伟人气魄，无法学习。周围人则窃窃私语，一脸不屑，似乎这样的问题多么不合时宜。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书坛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学术自由在当代书法界体现得多么淋漓尽致。即使抛开政治因素不讲，鼓吹三十年来中国书法在理论和创作上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 的“专家们”，作为研究者是以何根据来评价毛泽东书法的？是出于个人喜好，标新立异，还是对政治进行报复抑或回避？我们在对一代书法家做出评价的时候，是就其书法艺术、代表作的影响力来讲，还是就其书界地位，抑或对书法界的贡献而言？这必然涉及一个评价基础和学术道德问题。
　　一、自成一家 终以韵胜
　　所谓艺术，就是有美的感受，百看不厌。书法作为一门艺术，自有其艺术渊源和评价体系。评价一位书法家的历史地位，简而言之，无非就是：一、字写得好，风格鲜明；二、继往开来；三、代表作的影响力；四、对书法界的贡献。本文结合上述四个方面对毛泽东书法做一个简单的评价。
　　（一）毛泽东书法风格鲜明
　　针对毛泽东的书法风格，书法家、原中央办公厅研究室顾问陈秉忱曾经说过：“毛主席早年攻楷书，后来多行书，晚年则是行书和草书，凡此皆不拘于成规。通过毛主席阅读碑帖的情形和大量墨迹来看，我个人的体会，他以晋唐楷书和魏碑锤炼了书写的功力，进而吸收‘二王’行书的长处，再则十分喜爱怀素、孙过庭的草书，同时博览群帖，这样浇灌滋润出毛主席独创一格的书法艺术之花。”
　　就整体形象而言，毛泽东书法风格鲜明，个性十足，气势之豪迈，就是与史上有名的张旭、怀素、黄庭坚相比也毫不逊色，同时代的书法家于右任、沈尹默、吴玉如、林散之、沙孟海等与之相比则相形见绌。在这里，我们说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书法家，不是指他作为政治家之余的书法家，而是就其书法本身而言的伟大。他对艺术的真诚和创新，其书法常常充盈着对现实的高度关注以及对人民和生活的热爱，为了一个报头，毛泽东常常三番五次地书写，若干年后感觉不满意还可再写，其治学态度之真诚令人感动。
　　有人说，由于毛泽东所处的政治位置和惊涛骇浪的政治经历让他可以拥有磅礴的气势，但是并非书香世家出身和小农经济家庭氛围以及其个性，特别是他把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夺取政权和建设国家等原因，致使他的书法作品在技法上欠缺学院派婉约细腻的专业底蕴，甚至有点牵强潦草之嫌，且风格过于强烈，未可学也不易学。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相对于古来那些主要以书法见长的书家而言，毛泽东书法在笔法上确有失精到之处，但那些书法家在境界气魄上却又与毛泽东的书法作品相去甚远，何况还有个比较对象的问题。毛泽东题写的高校牌匾、各大媒体的报头书法，其功力、法度、意韵都是令人拍案叫绝的。已出版的《毛泽东书法大字典》上有毛体单字与历史上著名书法家墨迹的比较，相信读者自会有明确的判断。
　　（二）继往开来的毛泽东书法
　　谈到书法，就要说到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有知名专家说：“要做一位名垂青史的大书法家，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继承性，就是延续过去悠久的历史传统，并有所扬弃，公认字写得好。第二，开拓性，自出机杼，成一家之风貌。舍其一则不足以称为一代书家。在这两方面，毛泽东都胜任有余——他的颜体、欧体功力扎实，怀素书法风格明显。对于书法上的创新，毛泽东知行合一，他的书法出于怀素，人称“毛体”，举世公认。
　　谈到书法的继承性，我们要防止两个问题：一是厚古薄今，食古不化；二是没有基础地胡乱创新。针对食古不化者，毛泽东曾说过：“如果每个人写的字都和字帖上某家的字一模一样，那书法就停滞不前，没有发展了。”事实上也不可能一样，启功曾说，人人若笔法一样，法院也就不会依此断案了。著名画家齐白石则以亲身经历谈到创新，他曾辛辣地指出：
　　刻印，其篆法别有天趣。胜人者，唯有秦汉人。秦汉人有过人处，全在不蠢，胆敢独造，故能超出千古。余刻印不拘前人绳墨，而人以为无所本。余常哀时人之蠢，不知秦汉人，人子也，吾侪，亦人子也，不思吾侪有独到处。如令昔人见之，亦必钦佩。
　　这个“蠢”字用得极好，骂尽了一切保守主义、食古不化者。
　　（三）毛泽东对书法界贡献巨大
　　20世纪50年代，文艺界不少人士不把书法当作一门艺术，理由是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绝大多数都没有把书法列入艺术门类的。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书法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毛泽东知道后，责问文联领导：“多一门艺术有什么不好？”在他的关注和鼓励下，全国才涌现出一批有很高知名度的书法大家，如郭沫若、舒同、沈尹默、沙孟海、赵朴初、林散之、启功等。事实上，这些人的字过去写得都很好，只是养在深闺人未识。
　　关于十年“文革”对中国书法的推动，曾任中国书协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的书法家周俊杰回忆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书法开始复苏了。当时的情况是：每个人都要写大字报，在机关单位别的东西没有，却有用不尽的纸、墨汁、毛笔。不同字体的大字报贴在街上，可谓书法的大展示。那些年代整个中国除了毛泽东肖像、语录之外，就是他放大了的《满江红》等书法作品，十亿多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一次高水平的书法普及教育。另外，当时人们在那个状态下没事干，思想空虚，很多人就开始偷偷拿起字帖写字。所以在“文革”时，很多二三十岁的人都是在老一辈的影响下开始学习书法的。
　　时至今日，当大部分书写工具被键盘和拇指所替代，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至上，拜金之风盛行的今天，全国各级书协会员达数百万之众，他们上寻甲骨秦篆，中游魏晋汉唐，下觅摩崖石刻，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各种书法研究会如雨后春笋，一片蔚然，中国书法散发出独有的魅力。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确实不应该忘记毛泽东对中国书法的推动和贡献。
　　二、百花能否齐放
　　《唐朝名画录》记载了开元年间的一段逸闻。其时，画圣吴道子、草圣张旭和擅长舞剑的裴旻将军邂逅东都洛阳。于是乎，中国书画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幕上演了：将军舞剑，气贯长虹；张旭狂草，风起云涌；吴生奋笔，有若神助。东都洛阳，万人空巷，天宫寺内，观者云集。都邑士庶皆云：“一日之内，获睹三绝，三生有幸矣。”后世论者在谈起这段轶闻佳话时，都把观察的目光聚集在舞剑、绘画、书法这三种不同门类的艺术在审美意趣上的一致性上，却独独忽略了为什么会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中华民族艺术天空上闪烁着一颗又一颗熠熠的明星。
　　历史学家讲，一个时代的艺术能否有大的发展，将基于两种情况：一种是百花齐放。如果各种各样的艺术观点、风格都能够展现出来，那么这个时代的思想、艺术就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另一种是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孕育了多少大家：老子、庄子、孔子、墨子、韩非子…………一个个名字如雷贯耳。当时人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在相互对立、论辩甚至是攻击的情况下，才出现这么多的大思想家，创造了文化盛世。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1965年毛泽东对“兰亭论辩”的鼓励、支持甚至参与，为我们树立了学术典范。当今，在书法领域倡导“双百”方针，就是要做到艺术形式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在坚持主流的同时，鼓励不同艺术和风格的自由发展，不同观点自由讨论，互相尊重、取长补短。的确我们需要有长于考证的学人，更期望目光四射的思想者。
　　这二十多年来，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的理论家将太多的精力放在了“历史的天空”上，书不魏晋，归于野途，其他则等而下之；书学文章只有考据、赞歌、辉煌，没有批评、鞭挞；对于艺术家只能说“才华横溢”，否则就上法院告你降低当事人的社会评价；创作者们则看到了书法是一种“时空”艺术，忘记了书法应具有艺术性和实用性两种属性。虽然我们在“时空”的探索和实践上有了可贵的进展，但却忽略了书法在新时代应具有的社会责任，致使书法艺术在发展中距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我们沾沾自喜于线条的挺拔，构成的巧妙和情感的宣泄，沾沾自喜于用墨的干湿变化乃至强烈对比，沾沾自喜于豪放大气的评价，没有温婉玉润，结果忘记了读者、大众，沦落为展览和其他媒体上的视觉快餐，沦为商家操作的剩汤。我们专注于达官贵人的邀请，却总是那样的一厢情愿，每次宣泄之后，剩下的就只有那凋落满地的花瓣和清凉；以至于书法变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了“遗产”，还不清醒，依然在举杯庆贺；当若干年过去，当喧嚣的大潮退后，我们才发现，一些所谓的时代“弄潮儿”原来只穿了一条短裤冻得瑟瑟发抖站在后人的面前…………
　　每人都有喜欢与崇拜的自由，但不能把自己的喜好强加给别人，动辄封杀或冷冻暴力。试想过去的“摩崖石刻”、“汉隶”，哪个不是从“野狐禅”走过来的？我们不能口头宣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脚底下尽是“潜规则”。我们在忽略这样一个人，确立一个新的主张的时候，既不要厚古薄今，也不要厚今薄古，更不要妄自菲薄，一定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因为历史是基于事实的学问，历史的叙述离不开事实，历史的评价同样离不开事实，只有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的事实和本来面目，才能更好地总结近现代书法史的经验教训，才能有所进步！
　　三、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经典作品
　　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前夕，全国政协组织了一场为奥运会闭幕式而创作的书法盛会。国内书法界稍有名头的艺术家们，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与《唐朝名画录》记载的张旭等在东都洛阳天宫寺内即兴泼墨的盛况类似，不同的是这次盛会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儿“擂台赛”的意味。各路大师，笔走龙蛇，挥毫献技，隶、篆、楷、行、草，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大师们用尽所有的书写方式，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海洋中寻章摘句，虽则华章灿灿，满殿生辉，但与奥组委的要求相比，却总有遗憾。据现场参与者回忆说，当其时也，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毛体书法家不动声色地出场，改变了这种尴尬的场面。他以毛体书法固有的狂傲、豪放、目空一切的气质，书写了一幅特大号的“天下和”，成为奥运会闭幕式选用的书法作品。
　　伟人已逝，三十八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现在重温毛泽东书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书法能否迎来一个新的30年呢？
   马占禄。男，汉。大众文化。籍贯；甘肃和政县，中共党员，职务；副调研员。单位；甘肃省临夏监狱。通讯地址：甘肃省临夏市新民路6号楼641.电话；1319001099.    邮编；731100，QQ374383253，微信；mzl55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