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国家不幸诗人幸”
也说“国家不幸诗人幸” 也说“国家不幸诗人幸”——兼谈汶川地震后的诗歌热现象
陈崇勇
“国家不幸诗人幸”，这是清代诗人赵翼的名句，经常被后所人引用。它说明了杰出诗人的创作与国家命运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像春秋战国时的楚国之乱成就了诗人屈原，唐朝的安史之乱成就了诗人杜甫等。
而今年5·12汶川大地震所引发非正常的诗歌创作热潮，让已处边缘的诗歌又意外地“火”了一回。无数的国人自发地成为了诗人，在报刊、网络、手机等现代传媒上发表了无数的抗震诗歌（据业内人士不完全统计抗震救灾期间诗歌总创作数量逾亿首），仿佛又回到了“全民皆诗”的状态。5·12汶川大地震一次“国家不幸”，然而它也能成为所谓的“诗人之幸”吗？本文也将就此试作一些粗浅的分析。 不妨先看一下历史上的“国家不幸诗人幸”是怎么回事。举唐朝诗人杜甫为例。安史之乱前，敏感的诗人就已经感受到了大唐王朝的重重危机，像在《丽人行》等诗歌中已经有所表露出。而在安史之乱过程中，杜甫不仅看到了动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自身也流离颠沛，饱受战乱之苦，最终病死于湘江途中。与常人所不同的是，诗人在饱经苦难之时仍不忘忧国忧民之心，因而可以将自己的所观、所感、所忧、所思融化成一脉浓重、苦涩、带有体温的血水，从诗人笔下汩汩淌出。吟咏出像《三史》《三别》《茅庐为秋风所破歌》等大量反映那个时代战争的残酷、人民的苦难、诗人生存的困顿等内容的优秀作品，因而被称为“诗史”。试想，经历安史之乱的唐朝人有多少，就算是诗人也可能不计其数了吧。但也只是成就了杜甫一位“诗史”，可见难度之大。
再看这次发生在资讯发达的今天的汶川地震后的诗歌热现象。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人们震惊、恐惧、悲悯、援助等百感交集的情绪需要一种直接的宣泄方式，在这个曾经是诗的国度里，无数的人又一次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诗歌，成为这次诗歌热的直接动因。但也不要忘记，我们生活在这个眼球经济时代，人们（特别是名人）都会有意无意地进入一种“表演状态”，诗人（作家）也不例外。 且不说那位“大出风头”的范跑跑。
在诗人们踊跃创作中，表现得最拙劣的要算那位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了，一首“鬼诗”广为流传。不妨设想一下，我们这位作协主席大人，当他面对电视屏幕看到5•12汶川大地震新闻之时，灾区的惨状，主席、总理的亲临，已经感动得一塌糊涂了，于是心中诗兴勃勃，于是写下了这首“名噪一时”的《江城子》。能在一首词（姑且算是）里，即描绘了震区的惨状，也写了抗震军民的英勇，还着重地拍了主席、总理的马屁。他可能还为自己能以“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在坟前为死者“支一面观看奥运的屏幕”这一神来之笔而得意，不曾料想“纵做鬼，也幸福”一句超出了大众的道德底线，招来骂声一片。 也不妨看看文化明星余秋雨先生在这次大地震后也自觉或不自觉进行着“表演”吧。灾后不久，他不仅在博客里写下了《含泪劝告请愿灾民》，呼吁灾区一些捧着遇难子女照片 “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的家长” 的请愿家长，要“顾全大局”，不要被***势力所利用云云；自己也创作了一首标题叫着《自语》的诗歌：
自 语
余秋雨
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都埋藏着对中国人的疑问。
路在问，树在问，
窗后的眼睛都在问：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太长的岁月是否积累了太多的计谋？
太多的人口是否潜伏着威胁的可能？
你们是否尔虞我诈？
你们是否尊重人性？
我一次次讲解，
一次次辩论，
他们总是礼貌地点头，
却又转向了别的传闻。
在远方的街道我曾暗暗自语：
既然人家不信，
那又何必伤心？
他们有他们的偏见，
我们有我们的毛病。
终于，
一次自然地震引发了精神地震，
一场惊世天灾掀去了远年蒙尘，
一条地壳裂缝透露了事实真相，
一批中国地名擦亮了世界的眼睛。
历史上居然会有这样一个时刻，
十几亿人的眼泪汇流成了一个爱字；
地球上居然会有这样一个角落，
十几亿人的心思全在废墟下的生命。
空前拥挤的天空，
空前拥挤的险径，
空前奔涌的血液，
空前奔涌的呼声，
全在表达着一种文明，
以及它延续至今的原因。
对于飞来横祸，再骄傲的民族也很难作出一致的反应，
对于生离死别，再高雅的人群也很难设计动人的表情。
那么，这次，
请看中国的反应，中国的表情！
毫不预警下的透明呈现，
只能是中华民族的自然本性。
远方的朋友终于看清了吧？
这就是中国人。
在全民肃立的哀悼日我又暗暗自语：
如果能有十个轮回，
即使再有海啸地震，
我已别无选择，
永远在这里投生！
这当然不是什么好诗，除了一些概念化的语言、空洞的口号外，品不出有多少诗味来。
在后来央视的文化访谈节目里，余先生又了发表了一通高论。说什么“这次地震大拯救，对于我们的精神领域也是一次大拯救。它救助了大量没有遭到生命威胁的人。我们发现了我们心底原来还有最温暖、最善良的光亮，因此产生了对自己的信任。这种对自己的信任和对他人的信任是同时产生的，两种信任合在一起使我们对民族、对人类增加了更多的信心。”又是一番空洞、拔高的言论。余先生总已经习惯于用这种站在“人类的高度、历史的高度、文化的高度”的位置进行发言，俨然是民族文化的代言人。
在文革中已经进入某写作班子的余先生，当然很有政治敏感，在文革过后，找到了一个对“逝去的中华文明”进行言说的宏大话题，既安全，又能充分发挥其的特长。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出版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一系列在中国大地上风靡一时的文化散文作品集，成为颇耀眼的文化明星。但人们也不难从他后来的《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著作中看到了一蟹不如一蟹的现象！到了新世纪，余先生的创作水平下滑，而表演、作秀的能力却有了空前的提高…… 有时我也觉得很奇怪，从49年后，中国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甚至出现了长达十年所谓“******”的磨难，使整个国家几乎处在经济崩溃的边缘，如此的“国家不幸”，为什么没能成为“诗人之幸”？成就出哪怕是一位堪称伟大的诗人（或作家）！我想可能是经过长期的政治洗脑及自我阉割，可以说在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已经是遍地侏儒。没有一个高傲且孤痛的灵魂，经历过长期的炼狱，怎能成就出一位真正伟大的诗人呢？
到了文革的中后期，出现了如北岛等一批诗人，他们以自己青春的热情、痛苦的体验、叛逆的思考，喷涌出大量的不妥协的声音，成为那个时代最出色的歌者。然而他们的文化根基却更浅薄，无论是中华传统文化方面还是外来文化方面，甚至是五四以来所形成的“新文化”方面。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缺乏一种绵远、浑厚的文化精神力量的支撑。 一个诗人的伟大绝不仅仅缘于他自身的伟大，而与他所生长的文化土地的存在状况密切相关。记得我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观点：如果把文化比作一块大陆的话，那么，一种艺术门类则像一条隆起的山脉，而杰出者只是一座座挺立的山峰。一座山峰的海拔，与大陆的海拔和山脉的海拔密切相关。
那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还处在疯狂的“******”中，整个社会无论是在中华文化方面，还是西方文化方面，甚至是五四以来才形成的“新文化”方面的积淀都十分浅薄。也就是说，这块新近形成的文化大陆的海拔还很有限…… 成就一位伟大的诗人是需要具备一些主客观条件的。相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掌握高超的艺术创作能力；二是具有充沛的文化精神底蕴；三是时代风云在诗人胸怀中的激荡。
诗人高超的艺术创作能力可以相对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先天的“赤子之心”以及与之相应的对艺术形式语言的敏感；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刻苦锤炼而形成所具有的独特艺术风格。
“具有先天的‘赤子之心’以及与之相应的对艺术形式语言敏感”之人，代不乏人，只是那枚“赤子之心”在现代社会中极容易像烛火一样被物欲的洪水所泯灭。
“充沛的文化精神底蕴”主要指的是文化传承方面的问题。也举杜甫为例，相对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忧患意识”的形成，即所谓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此意识在杜甫写《兵车行》、《丽人行》等诗歌中已经可以觅得；二是开阔的眼界与胸怀，这在杜甫写《望岳》诗时已经可以窥见…… …………
（此处空几段，待日后补充。最近状态不佳，当发力处，却未能见深刻。奈何！
此帖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不久时就开始写了，但一直无法完善，成为一篇残稿晾在那里。今天已经是2008年的最后一天了，灵感的冲动不再光临，感觉却越来越遥远……
不如将她粘贴出来，在与网友的碰撞中，或能激起一些火花……) 夜语风荷：
关于诗学的东西大多是难读的，今天我一口气读完了这些“片段”，是的，虫甬先生努了几努，似乎终于没有卯足了该卯的劲儿，如读者期待的那般“发一发力”，也许是因为状态不佳，也许是因为思想的小胡同太过错综，还没有设计出一条通向霍然出口的最佳路线，也许是因为，诗歌、诗人本身就太难定义和琢磨……
乱世和盛世，也许在不同程度和层次上能够左右诗歌的状态、影响诗歌的颜色，但这句“国家不幸诗人幸”，在荷看来是对诗人的误判。
带有某种政治目的和做秀意图的，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诗吧。其作者也算不得诗人。
诗人应该是一个高贵的物种。
虫甬：
在现今中国社会这样剧变的时代里，整个文化生态的存在状态的变化也极为迅速。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极端疯狂的******状态到如今这种文化娱乐为主流的文化生态，也就是三四十年时间罢了，真应了“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那句老话……
历史吃了夹生饭。文化更是如此。
“经典、浪漫”被尴尬地晾在一边，“伪传统、伪浪漫”得以大行其道！这背后不难看到商品经济那只大手在或明或暗地操纵。
而政治与经济这两只大手的轮番操纵，使诗歌这曾经高傲的头颅倍受蹂躏，几近沦落风尘……
我写作此文的目的，是想以“国家不幸诗人幸”这种特殊的角度切入，来思考一些有关当代中国诗歌创作方面存在的根本性问题。
看来只能再次体验到什么是“力不从心”了！
em1 em1 em1 em1 em1 em1 说的好em1 e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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