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有·无·悲——悲剧本质小识
有·无·悲——悲剧本质小识
孙美堂
一
生命和文明的深处充盈着强烈的悲剧精神。
悲剧精神是悲伤、哀怨、忧患、壮烈乃至罪感心态交织而成的复合情绪，是苍茫雄浑的审美境界，它构成了文明发展中永恒骚动的一环。悲剧冲突的震撼以及协调、平衡这种冲突的努力，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动力之一。
喜剧是世俗的，悲剧是超世俗的；喜剧是以宽慰或轻蔑的态度对历史文化的凝重所做的释解，悲剧则是人类使命的重负所压出的呼号声和颤抖声。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或多或少地浸染着悲剧精神；对一种文化，只有进到它的悲剧境界，我们才能感受到它的崇高伟大。
悲自何来？悲因无而生。生命存有必然地面对着无，强烈地感受到无所不在的无的否定性，便产生了深切雄浑的悲。对悲的讨论须从无开始。
二
当海德格尔惊异于“为什么有某物而不是无任何物”时，他的发问里暗含了一个前提：无才是顺理成章的；有，确切地说，有之为有的所以然，却是令人趣味横生而又困惑不已的迷。无比有更根本，更具有形而上学性，是一个更为深远广大和令人敬畏的背景。任何一“有”都向无限的“无”敞开着，每一“是”都与无数的“不是”相连，每一此时此地的此态的出场都以无数未登场、未凸现、未“成为”的彼态的永远湮没为前提。有是相对的限在，无是绝对的归宿。有是客感客形，无是太虚本体。有之为有，是一个与无相对立着的有，一个不断受到无的威慑和限定的有；甚至它本身就是由无来设定的：它必须不断地“无”着，不断地否定和消逝着，不断地把它此时此地特定的“有”态抛向无边无际的无，除非它本身不存有。相对的、短暂的、流逝的虚无性是与有直接同一的。我们以超然的心态洞察无时，会觉得一切自然合理；一旦我们用情感去感受万有的渺小、可怜、无法挽回时，我们就深沉地悲：悲悲欢离合，悲世态炎凉，悲人世代谢，悲流水落花，乃至悲斗转星移，悲宇宙万物如流水，逝者如斯！所以，由万有虚无自身的辨证本性所触发的悲剧意识，不是为某物而悲，不是具体的、世俗的和形而下的悲，而是感伤于万有的孤弱、渺小、残缺和必然虚无化的那种崇高伟大的悲。
万有的这种虚无性和悲剧性，最充分地体现在人这个生命存有上。人无可奈何地一代一代衰老、死去。死是一切生命的唯一归宿，因此，死是最具有震慑性的悲剧力量。灵魂不死的观念，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的观念，仙境、天国和极乐的观念，都源于对死，对归于无的自然力的悲；因悲和惧而产生超越无的祈求——个体生命的超越和种的生命的超越。按照尼采的说法，希腊人的悲剧精神——狄奥尼索斯精神，就源于希腊人对死的悲和惧，以及为摆脱这种悲、惧而举行的狂欢。
人格因素也内在地是无，即限定、缺乏、迷乱和毁灭。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全知全能的境界与孤弱渺小的真实的二律背反，是人格虚无性的必然表现。人在圣洁、完美、深邃与浅薄、残缺和丑陋之间，在超凡脱俗的理想人格与庸俗愚蠢的芸芸众生的现实之间痛苦地挣扎、祈求、呐喊。他们为自身天生的这些无的否定性而悲；为历史人物的品质、力量、智慧和视野无法突破时代局限而悲；为战争、宗教冲突、政治冲突、种族歧视对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毁灭而悲……我们如此受制于无，何以不悲！
悲剧的艺术魅力，从根本上说，不是心理学的，亦不是伦理学的，甚至不是纯粹审美性的；悲剧的审美价值源于本体论，源于万有特别是人的生命存有的天然的否定性。
三
自在的无，没有“有”与之对立和抗争的无，是无所谓悲的。因为自在的无是冷漠的、死寂的、抽象的和不可思议的。没有有，没有试图超越、克服和挣脱无而与之抗争的在者，就没有生命的冲创，没有永恒的动荡不安，没有剧烈的争锋，因而也就没有孤弱、失败、死亡和毁灭，也就没有伟大而深沉的悲。悲剧源于有与无的对峙、超越与限定的冲突、生命与死亡的交锋、永恒不朽与转瞬即逝的悖反。
我们为孤弱卑小而悲，因为我们祈求全知全能的存有精神；我们为力量、价值、生命的消逝而悲，恰恰是对它们的性格和勇气的惊叹、惋惜和肃然起敬。因为只有当一个饱含热情、生命和价值的存有，面对不可抗拒的无并与之奋争而失败时，只有当一个孤弱卑小的有知其不可而强为之时，才可歌可泣、英勇悲壮，才有悲剧性。
存有的本性是不断地“在”着，即肯定着、显现着、生存着，这就注定了它的悲剧命运：它必须与无抗争，否则它不是存有；它又必然显现无和归诸无，否定它也不是存有。这种必然性或命运注定了一切生命和文化必然摆脱不了悲剧色彩。
四
无是通过有这面镜子映衬出存有本身的悲剧性的。然而，作为镜子，作为映衬物之有，不是一个随便什么的有，而是一个特定的有——他的特殊性在于他始终作为自觉自由的主体而存在着，他就是人。人赖有自觉性和实践能力，勇敢地扬弃自在而成自为，于是有了价值和目的，有抗争和超越之举，进而有真正意义上的失败、毁灭和虚无化，于是就有气贯长虹的悲。
人类不屈不挠地、前赴后继地与无的必然性抗争，以创造自己活生生的自由本质，获得自己的主体性；但他终究摆脱不了无的吞噬和否定力量。当这个活生生的存有，这个具有创造冲动和自觉意识的主体了悟到了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是徒然的，一切超越都是相对的，而虚无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无法逃避的，他便悲。他被无笼罩着并且自知无的所以然，他悲着并且自知悲的必然，这悲便更是深沉的，难以名状的。
因此，基于无的悲离不开有的对峙，离不开有对无的抗争，离不开人这一特定的存有使无的可悲性显示出来，确切地说，离不开人在其否定无的实践活动中被无所否定。悲是映现在人这一特定存有中的无的影子。
五
人作为悲剧的显现者，用什么来映衬无而生悲呢？用自觉自由的主体意识。自在之有无所谓悲，那只不过是有的自长自消，生命的自生自灭。没有人看它、领悟它、同情它、反思它，没有人用知、情、意进到它的境界。它虽然面对着无的吞噬与毁灭，却不理解被吞噬的份量，被毁灭的意义。没有对可悲性的自觉，就没有悲剧价值。浑浑噩噩、混混沌沌的生命也萌发不了悲剧意识。如果没有伟大心灵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没有机敏的悟性对人性缺陷的感伤，没有自觉自由意识对有无冲突的痛苦体验，没有理智和直觉对心灵之光以外无边黑暗的穿透，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悲。
人是天生的多愁善感的情种，是创造意识、超越意识、自由意识的综合，是穷根究底的怪癖者，一句话，是自觉自由的主体。当主体的心灵进到有与无终极的矛盾冲突中时，我们便品味到根本价值的危机与不和谐，触及到存有的根据的困惑与失落，于是便有了销魂断肠的悲。一切伟大的悲剧思想家都是因为感受到了这种终极失落和虚无性而生悲的。那位悲天悯人的佛陀，难道不是因悟到了人生根本的否定性而生悲么？那位对昊天至极之谜发出“天问”的诗人，难道不是因悟到了宇宙人生安身立命的基石的失落么？“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能期望什么？”——发如此浩问的哲人难道不是因困惑于这些终极价值而生悲么？
所以，悲是一种觉悟，也是一种困惑，是因觉悟而产生的困惑和因解而产生的不解。对宇宙，对人类命运的底蕴和根本悟得越深，困惑也就越大，因此就越悲。反过来说，悲得越深沉，悲剧感越强烈，说明主体对有无冲突及其命运体验得越深。
六
悲剧意识的强烈和深邃，乃是苍茫雄浑的壮美与崇高。悲剧意识觉悟到了无的无边无际，正因为如此，它就体验到了有的伟大崇高。因为只有伟大崇高之有，才有气魄有力量与如此广袤的无相抗衡，才有能力在无的舞台上展开自己丰富的内涵。对无的悲实乃为有而悲：对有的不可遏止的创造力由衷惊叹，并为它的悲毁灭而悲伤；为暂时的、相对的、孤弱和不完备之有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和英雄气概所感动，并为它的失败命运而悲；为万有以“在”的方式远离无的努力所鼓舞，所悲。这悲中含有一份惊喜，一份震撼，一份壮烈，一份升华。审美主体在欣赏悲时，也和这生命、创造以至这拼搏精神一起，进到崇高壮美的境界。伤感恸号乃是对价值、力量、性格、生命诸有被否定被毁灭的痛楚、困惑、惋惜和不平，是对有在否定无的对抗中所表现的生机勃勃、英勇顽强的性格的景仰和敬畏。在悲恐哀号之际，一种誓不低头的精神、前仆后继的精神、追根溯源的精神、慷慨激昂和庄严雄伟的精神便油然而生。这种精神激励这人向上、向前、向完美。
七
悲剧也是历史的和现实的。人类文化发展史从一个侧面看，乃是人类对有的崇高和无的否定性体验、关切、了悟和痛楚的历史。
远古时代，人类为自身死亡、苦难、孤弱无援和无根无由而悲，从此展开了此岸与彼岸、尘世与天国、死亡与永生、痛苦与极乐的永恒冲突。在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诞生了一些伟大的觉者。他们或者把人类命运的悲升华为超时空、超生命、超力量、超智慧的创造，乃有了作为永恒无限之有的神。我们至今还可以在耸入云霄的佛塔和哥特式教堂及神圣的经典中强烈地感受到那种痛苦、恐惧和悲，以及伴随着的对不朽和无限的祈求；他们或者把人类命运转化为英雄创世的精神，转化为抵抗黑暗、邪恶和灾难的壮丽的史诗。这种悲剧精神凝聚在荷马史诗以及其他民族催人泪下的神话传说中；他们或者把人类命运的悲转化为对人类深切的关怀和广博的爱。中国先贤对生民疾苦的悲、对文化衰微的悲、对国家危难的悲，便是这方面的典型。
理性科学的兴起并没有解决有、无冲突的悲剧性，它只不过以实证或思辨的方式深化了这种悲。本质与现象、有限与无限、绝对与相对、必然与自由、存在与虚无——古老的悲剧关怀导致二元分裂的白热化。正因为如此，超越有限，趋向终极和无限的冲动有增无减。以理性科学为主的近代文化之深处也是悲剧性的，即因对逻各斯、对第一动因、对“为什么”的终极困惑，对科学与人性冲突的迷惘而产生的痛苦折磨和永恒不安。
这种浮士德精神在当代社会陷入了全面危机。上帝死了、西方没落、荒谬、价值解构、文明冲突，等等，是人们对这种危机的评价。如果西方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成了破灭的神话，那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将何去何从？
文化的复兴，必然有悲剧精神的廓大。只有在人的心中唤起强烈的忧患意识、悲剧意识，衰落中的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复兴才是有希望的。人们从这种日趋衰微的情势与命运中深切地感受到无的威力，自觉到虚无对存有的吞噬力和否定性，而又不甘心于被吞噬和被否定，于是悲哀、惊恐、呐喊，这样，超越、抗争和升华的努力便在其中了。
原载《慧泉》（人民大学哲学系内刊）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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