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家文化简史（秦汉篇）
中国儒家文化简史已经很难描述儒家文化在春秋战国前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社会发展的同时，环境孕育着儒文化的雏形。只等待着适当的时间到来，就会开花结果。至于为什么这个社会环境能孕育出儒家文化而不是希腊文化，罗马文化，我除了能告诉你地理位置的不同外，也只能再告诉你这也许和史前文化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了。
如同现在的商品总有一个品牌代言人一样，历史进行到春秋时，儒文化也挑选了一个文化理念代言人。于是孔夫子先生从课堂讲台走上了历史舞台。在大部份人的传统观念，孔夫子不过是一个弱不禁风的文绉绉小老头，不过非也。现在让我们这小部份人告诉你（真理是掌握在小部份人手中的，就如中国的财富分配一样），孔子身材魁伟，人高马大，是个彪形大汉（你要说他玉树临风我也没办法），人称“长人”。而且力大无穷，能举九鼎（怎么，不相信？不相信才对，当然是骗你的了，秦武王当年举一鼎就把自己给举到阴间去了）。不过孔子的确是力士，而且是家道正传，他老爸就是当年逼阳大战时力举城门的鲁国勇士，战斗英雄叔梁纥。不过好像他老爸不善长泡妞，据史记载66岁才找到一小老婆。年纪说出来男人肯定都要流口水，才二十岁。真是老牛吃嫩草，不行，这比喻太粗俗，压该是一树犁花压海棠。
他老爸姓叔，可是他为什么不叫叔子而叫孔子，这问题可以解释一下：
“叔”是排行，不是姓氏。孔子祖上是宋国贵族，所以孔子姓“子”。
孔，是他的“氏”。
孔子祖上“孔父嘉”遭宋国之乱被杀，家人逃到鲁国，以“孔”为氏。姓仍然是“子”。
自秦之后，姓氏才开始混而不分。
孔子家道贫寒，小时候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练出一个好身体。孔子先生喜欢的运动是“翘国门之关”，也就是单手举起城门上的大门栓。门栓合抱粗，重几十斤，估计现在的知识分子能举起来的没几个。丰富的职业给了孔子兄阅历的世情经验，“知礼”的兴趣以致他不像他老爸一样一辈子只吃力气饭。靠着自学，孔先生在牛背羊角的自然间，在仓库的保管品劳累间，在操作丧事，赞礼的悲喜间，提炼着人情世故，思虑着天地人伦。在他三十岁时，他明白了他后面几十年应该所做的事。
孔子在我看来，最大的成就就是整理了先期在历史上比较杂乱的原始儒思想，让之形成一套整齐有形的学术体系，提出了两手观点：礼与仁。礼简单来说就是等级制度，非礼貌礼仪。礼的形成有助于社会的稳定，这是很明显而见的事，因为我还没看到任何不要规章制度的社会。仁就是道德情操，中国号称礼仪文明之邦，这和儒家的仁有很大的关系（不过号称自己是礼仪之邦，也等于骂别人是野族蛮夷，从这点上来说，也不太“仁”）。中国人的道德，有很大部份建之于上。
孔子于儒学还有一大贡献就是为他的学生编定了几本教材：《诗》《书》《礼》《乐》《易》《春秋》，使得儒学以经书的方式承传。另外就是教授了一大批学生，使儒学的星星之火，漫延在中华大地的时空上。只等待着适当的时候引燃干柴列火。
孔先生的儒学，利在守成而非开拓。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一直游离在国政君权之外。不过面包总是会有的，牛奶总是会有的，只要等待着，野百合也有春天。
顺便解说一下什么叫“儒”：儒在当时其实是一种职业，在祭祀、葬礼、婚礼上当主持人，是为儒。孔子当时就从事着这么一种职业。后来“儒业”扩大到礼义啊，占卜啊，音乐啊，也就是什么六艺。再后就统称孔子一门为儒者，儒学。
附几则孔先生小故事：
孔先生游历江湖在宋国时，因宋国司马因“不仁”受到孔先生责难，便起杀心，孔先生的学生都催孔子快跑，孔先生说：“上天赐我圣德，奈之我何？”
孔先生经蒲地，被当地人扣，双方不合，大打出手，不敌。迫之无奈逼盟不去卫国，于放之。上路即传向，去之卫。学生问：“难道俺们可以违背约定吗？”孔子却理直气状的说：“靠要狭达成的盟约，老天也不承认。”率众义无反顾去了卫国。
有一人问孔子：“我有一老乡，为人正直，他老爸去偷了一只羊，他就去揭发，这算不算讲道德？”孔先生答道：“老子偷羊儿子应该隐瞒啊，怎么能去告发呢。隐瞒不说才叫正直。”
于是后人受到启发，说“儿不可告父”，推而极之，是“民不可告官”。不合礼制也。
其实“礼”与“仁”并没有错，而是在于实行到什么程度。不过，天下聪明人多的是，我们还是留给其它人来说，这不，过一百年多年，孟先生出场了。
如说孔子是儒家文化集大成者，那孟子就是孔子思想的发扬者。他说出了很多孔子憋在心里说不出不能说不敢说的话。孟先生上场就很有气魄：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于世，舍我其谁也。不过由于本事太大，四十多岁还没找到工作。孟先生对于儒文化，重点就是推动了“仁”。在“仁字诀”的指导下，他说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对世袭制，孟子言：“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以致朱元璋当上皇帝后看到这些话，大为恼火，言现之若在严办不可。不过在当时，孟先生的仁学总是没有什么市场，在一个群雄毕起，战火纷飞的年代，讲仁者，无异于自杀。梁惠王就不客气的对孟子说：“迂远而阔于事情”，打发走人。孟子之仁，道理虽好，不过却不现实。《吕氏春秋》说：“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虽然你能对人仁义，但却不能指望别人也像你一样仁义。《吕氏春秋》看来很明白人性本恶的道理。所以，曾有算卦者给魏惠王算卦，魏惠王叫算卦者算算自己为人如何。算卦者说：“大王非常之仁。魏惠王大喜，问：“那算算我的功业大多”。算卦者说：“那只能亡国。”“为什么？”“因为人一旦仁义，就不忍诛杀，就会饶恕有过错的人。仁者大方，会奖赏没有功劳的人。有错不罚，无功却奖，亡国之因。谓之仁政亡国。”
混世不如意，稷下有学宫。孟先生带着自己的行囊，再次异乡的旅途。不过，在笺石星饭的岁月里,骤山骤水的行程中，孟先生恐怕做梦也没想到在未来的客乡里，自己会培育出另一个儒家大宗-------荀子。
荀子不同于孔孟的是，并无多少从政理想，一生都安于搞他的学术研究。早年在稷下学宫留学后，就去了楚国兰陵，终老于此。如果说孟子是发扬了孔子的仁，那荀子就是发扬了孔子的礼。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荀子则说：“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不同于孔孟的性善论，荀子更多的认为“人性本恶”，于是提出一手礼，一手法，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基于此，爱开玩笑的历史，就把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安排成了荀子的学生。
综上所述，儒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发展成了一门独立的显学。我们不妨把这一时期的儒学称之为原始儒学。这一时期的儒学，新兴而蓬勃，初成而纯正，学明而致远。可以说是儒文化的一个本性期，学人都还保有着自己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有论则发，有兴则尽。原始儒学还存留着轻君贵民，重仁薄权，知优则仕的一些思想。孟子说：“士之仕，犹农夫之耕。”荀子的“从道不从君“比之孔子的“以道事君”则更进一步。儒文化肯定着知识分子的参政议政，甚至是改政的权利。更旗帜鲜明的指出儒者并不是为君主服务，而是为本身的儒家理念而奋争。这大大有别于后期的被用作当统治工具使的儒文化。春秋战国这一段中国思想史上最为自由奔放的时期，为儒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可以说，知识分子生在那个年代，是幸运的，纵观中华五千年思想黑暗的历史，只有这短短的一瞬间如闪电划过黑夜，启发着智慧的光芒。孟子见一国之君之不顺，可言：“望之不似人君”，现在可以吗？颜蜀见齐宣王，敢直呼其名“王前”，现在可以吗？君王礼之有差，就敢拨剑相向，现在有这个勇气吗？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方面，我们还不如这些2000多年前的古人。他们有着选择的自由，有言论的自由，有思想的自由，有迁徒的自由，有结社的自由。他们敢作敢为，敢作敢当。不奴言拍马，不低首哈腰。人们尊守着做人的尊严，保持着个人的独立，坚持着自我设定并公之于众的原则，履行着自己所笃信的主张。虽是春秋战国之乱世，却是自由思想之华章。（未完待续）
但儒学作为一种哲学来说，也有外评不佳。尼采曾说：“中国的孔儒哲学是庸俗的道德把戏，黑格尔甚至认为所谓的中国哲学并不是真正的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无足轻足。孔子哲学只是一种道德哲学，一种常识道德，这样的道德哲学在那个民族都能找到。儒学里很少提到“人是什么，人从何处来，将去之何处”这样的终极关怀问题，而操心的都是现实生活的生存状态。儒者都是些实际的世间智者。撇开民族的情绪，不得不承认这些夷族蛮人说得很有道理。
世道烟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儒家到了秦始皇的手中，遭到了一记重创------腰斩。谁叫韩非子说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样的话呢，奉行法家主义的始皇帝，怎么能理受得儒生淳于越当庭政批呢？于是在李斯的建议下，轰轰烈烈的兴起了一场古典******。
其实这也是环境改变的使然，从周朝的分封制过渡到秦朝的集权制，知识分子们已经不可能再像从前一样随意评议时政，扰乱朝纲。秦始皇清醒的认识到，暴力产生的政权，必须靠着暴力维护。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必不能让儒生们再“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于是，该焚的焚，该坑的坑，这样一来，不光是儒生，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得老实多了。
当然，看到这里你也别骂始皇帝混蛋，其实一切也不过出去政治需要，某某人不是还曾说过吗“别人骂我们是秦始皇，我承认，不过我要补充，你骂得还不够”
另外有一点特别提醒大家的是-----焚书坑儒也罢了，李斯这家伙在这里还开了一个不好的
头，也就是“以吏为师”，给眼睛不太好的同志提醒一下，不是“以史为师”，而是以“以吏为师”。当官的也许懂得法规，但未必会思想。再说了，当官能有几个能懂法规？在中国这样一个严重人治的社会里，我怀疑绝大部份都不懂，稍懂一点的，也拿着法规去干犯法的事去了。不过古人有云“思想诚可贵，法规价更高，若为当官故，两者皆可抛”。虽不会思想不懂法规，但当官的却有权利去扭曲，阉割思想，支配思想。于是，历史到了这一步，某些方面就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这里，让我们把历史的眼光转向汉朝，先来看看刘邦对儒学的态度。实话实说，历史的记录里刘邦对儒生可以说没什么好感，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也就是他的光荣事迹，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政治上感情用事。也许是吸取了前秦暴政灭亡的教训，刘邦的治国方略已从法家向儒家靠近。谋士陆贾写了《新语》一书，认为秦朝“不仁义”，“用刑太极”，以致夭折。应该轻徭薄税，休养生息，对知识分子嘛，也不要管得太严，可以宽松的，就睁只眼闭只眼。而儒生叔孙通治定朝礼整治礼议取得的好效果，更让刘邦直接的体会到了“做皇帝的风光”。
既然尝到了好甜头，谁不愿意继续呢？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正式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全国大兴儒家教育，兴办太学，设五经博士，建立博士子弟优选官制
其实这时候的儒学，已经和前面我们提到的原始儒学已经面目皆非。现在的“新儒学”，已经掺进了更多的法家思想，因为统治者明白，治国治家，法家为家。不过法家一是名声太不好听，二是不得人心，所以俺们就来给他披上一件儒家外套，瞧，仁义礼智信，漂亮又美丽，多好！儒家的“仁义”为核心的政治观与道德观，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专制的理论基础。而“天人相与”、“君权神授”则又声明了统治者的合法性与长期性。再者“三纲五常（三纲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为仁义礼智信）为政体提供了有效保障。如此多用，何乐不为？
如果说在秦朝时儒学受到了腰斩，那在汉代，儒学无疑是受到了***。后世后代，无非是翻新花样的***罢了。所以，知识分子儒家化，就意味着知识分子奴才化。因为儒学本身，已是被统治阶级利用改造，熊十力说得好：“自汉代以迄清世，天下学术号为一出于儒，而实则上下相习，皆以尊孔之名而行诬孔之实。”自此中国人，深受口是心非之害。而汉宣帝的太子非议用刑太深，提出宜用儒生，汉宣帝则更是说得明白无比：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从此"儒学"成为"儒教"，中国文化暗中已是大一统-----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已成昨日黄花；中国知识分子只有读经一条独木桥可走！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抑制了读书人独立思考的冲动与可能性，遮蔽了人性中至为高贵的自由精神，以一种毫不宽容、攻乎异端的文化霸权姿态斫丧着思考者的理性和想象力，把民族推向愚昧的深渊，统治者赖此有了控制思想、以思想定罪的理论依据。进一步说，中华民族从文化角度看，有了一个丑陋的逻辑--天是有意志的，道是永恒的（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一切真理已在儒学经典中完成，异端邪说等同于旁门左道；文人的前途（乃至于国人的前途）在于做官，做官就要读书，读书就要读圣贤书，圣贤书就是所谓"六艺之科、孔子之术"，除此之外，生活再无别的意义。
董仲舒继商鞅、李斯之后，又一次断送了中华民族或可能有的另外一种前途，将中国推上了苍白而又单调的狭路。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自董仲舒后，中国再无迥异于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模式出现；以至于与世界文明发生无可避免的碰撞时，我们只能像个盲人或小丑一样的被动的应付。
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五项重大建议：?
（1）建立明堂礼制，约束贵族行为；（2）建立培养官吏的国家太学，从民间选贤良，为平民知识分子开辟通仕之途；?（3）提出一套天人学说，用以约束警策皇帝；（4）限制豪民占田，节制土地兼并；（5）以儒家经典统一政治思想，建立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不过，也有敢于起来反抗***的人，“独尊儒术”也为儒家知识份子带来了议政自信心的增强，士人阶层壮大。西汉末年的儒家知识份子已开始借用“五德终始论”，要求实施“禅让制”。 儒家知识份子眭孟上书禅让，杀！，儒家知识份子盖宽饶上书禅让步，杀！毕竟不离那战国风云的年代才300年，儒生们还有着那未曾完全驯化的血，在东汉的最后年代，儒生的血在烧。
我们知道，由于秦先生的焚书坑儒，儒学已是被弄得只能偷偷摸摸的口头相授，这种口头相授传下来的儒学，由于是由秦汉通用的隶书记载，被称之为“今经文”。我们的“经学大师”董仲舒，就是为此为底本，再加上法家，墨家，阴阳家而弄出他的“新儒学”。
可想而知，这种口传儒学与孔孟时的儒学相比，不知道已经变形成什么样。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心里想的添加去，把不合我意的删下来。如此一来，“原如儒学”岂不绝种乎？也是天不绝儒学，汉武帝末年，就在天下儒生痛心悸首彻底绝望时，晴天霹雳一声响，六月飞雪映红阳。有人在孔子旧宅的墙壁夹层中发现了包括《尚书》《论语》在内的一大批儒家经典，原是孔子第九代孙孔鲋所藏。全由六国时期的蝌蚪文书写，我们不妨称之为“古文经”。于是乎，一些有胆有识的儒家知识份子，决定以此为武器，向“新儒学”挑战。
以桓谭、王充为首的儒生，站在复兴“原如儒学”的立场上，猛抨被统治者官方化，权力化的“新儒学”，大反“怪力乱神”。桓谭因一再上书请禁谶纬，差点被处死。后来的王充也是辞官走人。
从东汉中后期开始，因“原如儒学”的复兴，一些在朝知识份子的御用文人色彩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以天下为已任”的自信，王符写了《潜夫论》，仲长统写了〈昌言〉，崔是（“是”上面还有一个宝盖头，五笔打不出来）写了〈政论〉，荀悦的〈申鉴〉而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则代表了当时儒家知识份子的心声。
这一股复兴势力延续了数百年，无论是在反对“新儒学”，还是反对宦官擅权和外戚干政的斗争中，它都起到了核心作用。不过，只可惜结局不怎么好，东汉桓、灵二帝时期发生的党锢事件，被监禁，被杀，被流放的儒生达千余人之多。这次“儒学复兴”运动，不过是在一潭将成死水的水中扔下了一块石头，荡起一些波澜而已。随着又一个乱世的到来，儒学与儒学知识份子，又等待着另一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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