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历代书法 篆刻简论.
书法 篆刻第一节 沿 革（本节记清代述及广州府范围，民国及新中国时期只记现在广州市行政区域范围。）
书法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传统艺术。广州地区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
在广州出土的秦、汉墓中，不少器物上都有汉字。如西村石头岗秦墓中的漆盒，上有小篆“蕃禺”二字烙印，这是岭南地区可考的最古的文字之一。象岗南越王墓中陶器和印章，更有不少陶文印文，“文帝行玺”金印，字为摹印篆，笔道挺拔雄健，气度非凡。南越王墓中的陶碗、木签上有一些墨书文字，广州东郊龙生岗东汉墓中的陶提筒上也有墨书文字，可算是岭南地区最早的传世墨迹，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由于岭南气候潮湿，纸张保存不易，故自汉至唐，广州地区都没有书法家的墨迹传世，目前所见到的只有一些砖文及碑刻。如东汉“建初元年”砖、“永元九年”砖、“永元十六年”砖，砖文或草或隶，笔致颇佳。西晋的永嘉砖文，如“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等，字体工致，且有史料价值。在广州出土的碑刻有隋代的《刘猛进碑》，书风遒茂古朴；《徐智竦碑》，书风端庄温雅，都被认为是广东的名碑。唐代的《姚潭墓志》、《王涣墓志》，也为学者所重。
宋代的广州书家，见于载籍的有崔与之和李昴英。李昴英书法峭劲，现尚存其南山题名石刻二则。
直到明代，广州地区才出现较为杰出的书家和书作。哲人、诗人以馀事为书，他们把书法作为一种个人修养的手段，并以之表现自己的精神世界，其作品有“书卷气”。
明成化、弘治年间，大学者陈献章讲学于江门，陈氏善书，门弟子甚众，形成了“白沙书派”。陈献章追求书境妙造自然，甚至创制茅龙笔（以野生茅草制笔），以取得特殊的艺术效果。其书风挺拔沉雄，生峭涩辣，自具独特的面目。增城湛若水是白沙门人，主张字为心画，书法应“由画以传心”，故其书豪纵不羁，极有气势。赵善鸣、邓翘、萧文明、王渐逵等，皆能传白沙一脉。他们不斤斤计较于一点一画的得失，所取的是书法的神韵以及字幅的整体感，予人以质朴、和谐的美感。
明中叶的书家尚有香山黄佐、顺德钟晓、黄著、黄常、赵善和等，他们多是学者、文人，每以书法表现其高雅的素养。在文人书家中，最杰出的当数从化黎民表、黎民衷、黎民怀三兄弟，时有“三凤”之称。黎民表是黄佐的弟子，“南园后五子”之一，诗、书、画兼擅，篆、隶、行、草，俱入妙品。他留在德庆锦石山绝顶石壁上的手迹“华表石”三字，字径寻丈，笔力遒劲，为广东金石中的名迹。
明代后期书家甚多，万历年间南海朱完，擅篆隶，行草亦精能。香山何吾驺、李孙宸、伍国隆，顺德梁元柱的行草，亦为世所推重。崇祯年间，东莞王应华，书风独特，于雄肆之中，极抑扬顿挫之致，是明代广东书坛一大家。
明末清初，为广州书坛大放异彩的时期。抗清志士南海邝露，负才不羁，能真、行、篆、隶各体书法，传世珍品亦较多。其书风遒丽奇雅。南海陈子壮、番禺黎遂球，亦吐弃凡近，笔意求新，极有个性。明代遗民书家中，以屈大均、陈恭尹、彭睿瓘（号竹本）三人成就最大。屈、陈是著名诗人，其书风亦清健超逸，自具“书卷气”。彭氏草书，洒脱劲健，以筋节骨力见胜，狂放恣肆而又不失法度，时人誉之为“草圣”，其书画人称“竹本派”。僧人中亦有书法出众者，如天然大师函?（曾主持番禺海云寺）及其弟子今无、今辩等，后世称为“海云书派”。函?的古拙温雅的书法，表现了禅学修养。方外书家还有深度（赖镜，南海人）、光鹫（番禺人）等。明、清之际，还有伍瑞隆、梁佩兰、张穆、陈子升、高俨、薛始亨、何锋、张家珍等一大批书家，多以晋、唐书法为宗尚，不受当时流行书风的影响。
明末岭南书法传世有两大名迹：《袁崇焕督辽饯别图咏卷》、《南园诸子送黎美周北上诗卷》。前者现藏于香港，作于崇祯元年（1628），时袁崇焕再被皇帝起用为辽蓟总督，粤中名士陈子壮等19人赋诗赠别题于画后，后汪宗衍曾撰文评论；后者今藏于广州市美术馆，诗卷纵32厘米、横676厘米，为粤中罕见长篇巨制，诗卷有陈子壮等10人题咏，后面有大量题跋，均出名家之手笔，是珍贵的岭南名迹。
清代顺治、康熙年间，广州书坛上较有成就的多是没有当官的读书人，如王隼、廖燕、易弘、陶天球、胡方等。王隼擅小楷，学钟繇能得其神髓，廖燕草书奇倔秀逸。
乾隆、嘉庆年间，广州书坛受到流行帖学的影响，不少读书人都学习馆阁体书法。但还有一些独行卓立之士不愿随波逐流，保持高尚的艺术品格。顺德苏珥，能诗文，书风简朴旷达，尤擅榜书。曾寓广州慈度寺的顺德黎简，有诗、书、画、印四绝之称，行草疏秀宕逸，无丝毫尘俗之气。曾任粤秀书院学长的宋湘（梅州人），虽在广州时间不长，但其书法也对广州有影响。宋湘书法气势豪雄，其行草笔力老到，无纤毫尘俗之意。他以蔗渣、竹叶作书，也为世所重。南海吴荣光，精于书学，收藏极富。其书中青年时取法苏轼，离披特甚，时人戏称之为“烂苏”，晚年运碑入帖，自成一家，笔力尤为奇肆。至于帖学名家，则有顺德张锦芳、黄丹书，南海谢兰生等较有成就。顺德吕培、香山黄子高精于小篆，番禺刘华东、陈昙，新会黄其勤，高要彭泰来，南海明炳麟皆工隶书，颇受伊秉绶的影响。
鸦片战争前后，广州地区经济文化都发生巨大的变化，岭南书风也出现了新的面貌。书法家努力探索，开创出新的路子。
道光年间，不少学者、诗人馀事作书，亦足名家。如黄培芳、张维屏、谭莹、曾望颜、骆秉章、熊景星、曾钊、鲍俊、蔡锦泉、陈其锟等，书风秀雅，但艺术个性不强。值得注意的是平民书家顺德“苏氏三杰”：苏引寿、苏仁山、苏六朋。苏引寿善作行草，纵逸不群。仁山为引寿之子，性情旷放，藐视封建礼法，为广东杰出的画家，其书法独具一格，篆隶楷行草五体皆精，行书笔法古劲，意态奇伟。苏六朋善作擘窠大字，隶书亦属精能。
学者阮元在道光年间任两广总督，在广州城北创建学海堂。他撰有《南北书派论》，提倡碑学，直接推动粤中书坛碑派的发展。学海堂所聘的学者，大都能书。朱次琦和陈澧，更是一代大儒。朱氏得笔法于谢兰生，其书源于颜真卿，吸取欧阳洵、虞世南的长处，意到笔到，力透纸背，雄浑苍秀。陈澧为文字学家，精于篆书，行书植根于米芾而辅之以李邕，法体紧劲，沉雄骏快。朱、陈的书法，既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又有浓郁的风雅情调，充分表现出“书卷气”。
清末的帖学名家，多受到碑派书法的影响，摆脱纤巧柔弱的书风，每具新姿异态。番禺梁鼎芬，其书瘦劲清逸，风骨稜稜，完全没有馆阁习气。番禺陶邵学，师法李邕、米芾，亦以瘦硬见长。新会陈昭常，笔势挺秀，颇有骨力。
改变岭南书风的重要人物是顺德李文田。李氏是粤中著名的学者，对碑帖源流有深入的考究。少年时精熟唐碑，中年以后，博采汉、魏碑刻，参以邓石如、赵之谦的笔法，融篆隶楷于一炉，笔力酣畅饱满，意态厚重雍容，卓然成一代大家。李文田运碑入帖，自创具有岭南特色的碑派书法，对广东书坛作出贡献。其后，岭南文人如潘存、邓承修、江逢辰、曾习经等，均尊尚汉魏六朝碑刻，逐渐形成岭南碑派。
岭南碑派的领袖，当推南海康有为。康氏少年时从学于朱次琦，曾得朱氏传授执笔法。32岁时，在北京上书不达，非常苦闷，“以金石陶遣”，于是便日以读碑为事，尽观京师藏家之金石数千种。于光绪十五年（1889）写成中国书学史上的名著《广艺舟双楫》。书中提出“尊碑”之说，推崇汉魏六朝之碑。此书出版后，对中国、日本书坛都起到震撼性的影响。康有为在书法创作上，运碑入帖，采用以“圆笔”作碑体的特殊方法，形成具有强烈个人特色的“康体”字。康氏之书，结体及运笔源出《石门铭》，而取《灵庙碑阴》的神韵，此外还受到稍早的书家伊秉绶、邓石如、张裕钊的影响，博采众长，自成一家。康氏书风，雄强朴茂、飞逸浑穆，兼而有之，充分表现出阳刚之美。
康门弟子能书者甚多，如梁启超、崔斯哲、罗惇曧、罗惇篛、江孔殷、林缵统、曹毅、梁启勋、张柏桢、陈荣衮、潘博等，均能得康氏心传。其中以梁启超的成就为最高。梁氏接受康有为尊碑之说，却没有去摹仿“康体”书法。梁启超的书法，用笔精严，神气内敛，意态闲雅，达到很高的境界。
民国时期的广州书法，继承清末碑帖合流的传统，名家辈出。除上述康门弟子外，番禺王ＮＢＦ38，更为近世章草名家，其书以索靖、皇象诸帖为本，参以隶书及北碑笔法，清劲峭拔，特具个人面目。
曾任学海堂山长、清代广东高等学堂总理的吴道鎔，民国时书名极大。其书法初宗柳公权，晚年改习隋碑，挺劲肃穆。
现代广东书坛上足以抗手中原、逐鹿江左的大家，当数番禺叶恭绰（1881～1968）。叶氏幼承家学，于诗文书画都有很高的素养。民国时他曾任交通部次长、总长兼交通银行经理，后长期在北京政府任交通总长之职。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国学馆长等职。新中国时期曾任中央文史馆馆长、中央国画院首任院长。叶氏初学王体行书，韶秀典雅，后受康有为书论的影响，于是沉潜六朝刻石，把南帖的韵致融入雄强的碑法中，参用章草的笔意，真气弥满，极有魄力。叶氏的书法，继承了清代吴荣光、李文田、康有为的创新传统，故能形成独特的面目。他曾为越秀山镇海楼题巨匾，雄健无匹，可惜1957年后被毁弃。他著有《遐庵谈艺录》，并曾为多种碑帖作过跋语。叶恭超编印的《叶恭绰书画选集》留其真迹，惜所收有限。番禺陈融，在辛亥革命后曾任国府秘书长，1936年后致力于文教事业，书法亦渊源于六朝碑刻，用笔刚柔并重，简淡意远。顺德黄节，曾任广东教育厅长、广东通志馆馆长，其书初从米芾入，后参以《马鸣寺碑》的意态，用笔方圆兼备，于飘逸之中见刚健之势。此外，碑派名家还有胡兆麟、邓尔雅、简经纶、陈铭枢、邹鲁等，均各有成就。
民国时期的隶书名家有番禺胡汉民和增城林直勉。胡氏力学《曹全碑》，隶书笔意谨严，神采焕发，秀美清逸，行书用笔如飞而精紧遒劲。林氏则遍习汉代名碑，取其精粹，融会贯通，自成体貌，其用笔简劲朴茂，笔力沉雄，达到很高的境界。林体隶书，自30年代起影响广东书坛，至今仍有不少人仿效。
在帖学书法方面，仍有不少名家继续探索。如潘飞声、程景宣、商衍鎏、桂坫、朱汝珍、陈洵、陈垣等，均取得较大成就。潘飞声行书苍秀浑雅；程景宣楷书方正淳厚；商衍鎏精研八法，行、楷书皆高雅闲逸；桂坫行楷清新脱俗。这时期的帖学名家，多摆脱馆阁体的笼罩，各具风貌。
建国后，书法艺术更成为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广州老一辈的名家如商衍鎏、叶恭绰、容庚、商承祚、祝嘉、陈运彰等继续精研书艺，努力创作，取得丰硕的成果。还有一些书家，为使书艺能薪火相传，收徒教学，逐渐形成几个流派，每一派下从学的人甚多，掀起群众学书的热潮。其中以吴子复、秦咢生、麦华三、李天马、李曲斋、朱庸斋等对广州书坛的影响较大。吴子复的隶书，麦华三的楷书，李曲斋的行草，更为众多学书者所仿效。五六十年代活跃在书坛上的书家还有侯过、胡根天、阮退之、卢子枢、佟绍弼、吴三立、何绍甲等。
“******”初期，因各单位写大字报、标语、语录的需要，客观上使不少青年爱上书法，为后来的群众性书法活动打下基础。
70年代中，中青年一辈书家崛起，推动了广州书艺的发展。“******”结束后各种类型的书法艺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80年代群众文化中的“书法热”，颇具功力而又有个人风格的书家有莫仲予、黄子厚、关晓峰、曾景充、陈景舒、欧广勇、李伟、区潜云、梁鼎光、陈永正、张桂光、连登、卢有光等。
八九十年代，广州的老、中、青各类书法人才济济一堂。但中青年中，学者型的书法家不多，少年学书法也少有从文学素养中下功夫。
在篆刻方面，广州地区近代出土的汉墓中，发现有不少玺印，为学者研究岭南篆印艺术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实物资料。如南越王墓出土的23枚印玺以及沙河麻鹰岗、华侨新村子岗等地的汉墓中出土的私印，都很有价值。
明代广州地区出现了不少知名的篆刻家，如南海朱光夜、东莞袁登道，都有印谱传世。东莞黄仲亨、张穆、邓逢京也有声于时，明人篆刻，多力追秦、汉而兼有南方清丽的特色。清代由于金石学的兴盛，篆刻艺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流派纷呈，名家辈出。乾隆年间顺德黎简，善铸铜印，其篆刻师法汉印，淳厚苍雄，意格甚高。南海谢景卿，植根汉印，而取元代诸家之长，风格多样。其子谢兰生，则颇受浙派影响，劲健朴茂。嘉庆、道光年间，南海刘绍藜、吴荣光、柯有臻，番禺孟鸿光，顺德尹右、李阳、苏仁山等，或拟汉追秦，或取法皖、浙诸派，各具面目。大学者陈澧，文字学工夫甚深，其作篆刻，取法雅正，所撰《摹印述》一书，尤有见地。
清末是广州印坛在艺术上的飞跃时期。光绪年间，黟山派印学名家黄士陵两度入粤，留居17年之久。黄氏在粤弟子众多，影响甚巨。如番禺李尹桑，早年专学黄氏，尤善作白文玺印，晚年则转攻古玺，风格一变，达雄浑典雅之境。有《大同石佛龛玺印稿》、《李玺斋先生印存》等书传世。东莞邓尔雅，精篆书，所为印峭劲多姿，饶有新趣。有《印雅》、《篆刻卮言》等论著及《布疋印谱》、《邓斋印可》、《绿绮园印景》等印集传世。李、邓二氏学黄士陵，能入能出，不为所囿。
现代印坛，能独树一帜的还有以下诸家：番禺简经纶，精各体书法，通古文字，首先以甲骨文入印，受到艺林广泛的赞誉。南海罗叔重，善作仿古石刻书法，以六朝文字入印，雄奇古雅。新会陈语山，早年从高奇峰学画，后专意书法篆刻，刀法朴茂雄奇，直迫秦、汉，边款尤有创意。南海余仲嘉，为一聋哑人，擅长单刀法，坚卓老成。番禺张祥凝，善作朱文小玺，饶有雅致。番禺冯康侯，尤擅玺印，清新俊逸，有《冯康侯印集》等书传世。
当代印坛，不乏名家。黄文宽、张大经、余菊庵、张奔云、张庄等，均各有所长，书法家吴子复、秦咢生、容庚、商承祚、李天马、马国权等，兼工篆刻。马国权对印学有较深研究，著述颇丰。中青年如卢炜圻、古树安、梁晓庄、周树坚、钟植生等，亦有一定的成就。
广州市历代书法 篆刻简论.
广东要成为书法强省 大家还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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