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到底能活多久？
一个调查，两份报告，中国知识分子的寿命，到底有多长？或许我们应该从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中一探端倪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被累垮的一代调查，两份报告，中国知识分子的寿命，到底有多长？或许我为什么偏偏是这一代人？有人企图在他们的共同经历上找原因：这一代知识分子大多在身体发育时期，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普遍身体素质不够好，后来又经历了上山下乡的磨难。在以后的返城、求学、工作中，他们较其他城里人付出过更多的努力——然而，这些似乎还不应该成为知识分子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因为说到底，生活比他们更苦的农民，平均寿命却比他们还要长，另外，老知识分子们的生活景况也很苦但却大都长寿。事实上，中年知识分子的早逝，与他们同时遭遇两个“转型期”有很大的关系：当中国社会处在转轨过程中时，这一代知识分子也适逢人体的转轨阶段——一方面，随着改革和就业压力的增大，知识分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他们这个年龄层，是具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背景疾病发生的危险时期。而从青年时期就开始积累的疾病在此时开始产生影响。
医生指出，这一时期，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只要遇到过度疲劳等诱因，就容易产生严重的后果。而造成猝死的前5位原因——冠状动脉疾病、主动脉瘤、心瓣膜病、心肌病和脑出血，都是中年人常携带的隐蔽性很强的疾病。疾病的隐蔽性蒙蔽了过劳者，酿成恶果。
在这一代中受过高等教育者相对是少数人。所以，一定意义上讲，知识分子比起同代人来说，更像是社会精英，而不是泛知识分子。人们注意到，这一代知识分子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往往是单位的领导和业务骨干，承担着最重的任务。而由于年轻时受社会环境的耽误，他们都有强烈的“时不我待”感，养成了在事业上对自己过分苛求，拼命三郎般的生活方式。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是，中年知识分子，即使在物质生活比较富足之后，仍然不能抽身于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家庭里，这些人不懂得或不舍得雇用保姆来减轻生活负担，不会享受“小私生活”，往往事必躬亲；他们很多人平时几乎不上医院，上医院也只是例行公事；他们连轴转地工作，体力透支从不当一回事，经常面露疲态，随时都会从口袋里摸一把药扔进嘴里，而药多半是好几年还吃着同一种。
结果是，他们走得很突然，连只言片语都来不及留下
49岁现象--知识分子缘何成“短命阶层”
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一个专项调查结果表明：我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为58岁，低于全国平均寿命10岁左右；北京中关村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为53.34岁，比10年前缩短了5.18岁。更有2002年对上海10家主要新闻媒体的联合调查表明，新闻工作者的平均死亡年龄为45.7岁，有人根据他们辞世的年龄特点，总结出“49岁现象”。近年来有不少知识分子英年早逝，上个世纪80年代的“蒋筑英现象”又在知识分子身上重演。有资料显示：中年知识分子死亡率超过老年人的两倍，死亡年龄段多为45—55岁；最近5年来，中国科学院所属的7个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的专家、教授共134人谢世，平均年龄53.3岁。
近年来英年早逝者就有：原新华社社长郭超人，小说家路遥、王小波，音乐家施光南，数学家张广厚、罗健夫，气象学家曾再顺，电力专家陈安乐，船舶专家华怡，物理学家蔡诗东、崔长庚、陈杨，力学家卓克聪……
生活、工作条件相对优越的知识分子为何反而成了“短命分子”？有关人士指出：对知识分子的健康监控和教育迫在眉睫。
脑子24小时运转：知识分子为工作透支生命
24岁的杨先生在中关村一家IT公司做程序员，体形很瘦，鼻梁上挂着一副眼镜，随身背着一个硕大的电脑包，一看就是典型的IT青年。“做我们这行特别费脑子，普遍流传的一种说法是，一个人最多做10年就不能再做了。”他说。
目前，杨先生已经做了近3年。最初是在清华大学附近的一家IT公司，那时候杨先生住在东直门，由于路上要花费2个小时，他每天早上6：30起床，顾不上吃早饭就往公司赶。“工作压力很大。”杨先生说，“主要是因为目前软件工程管理方面不完善，进度不易控制。比如说，预计一个项目可以在一星期内完成，而事实上编程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这时候为了赶时间就必须加班加点，保证项目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否则要负相关责任。”
为了赶进度，杨先生平均每天晚上9点钟以后下班，甚至会在12点以后下班，极累的时候干脆就不回去，趴在办公桌上睡，睡醒了接着干。在这样的情况下，杨先生的晚饭通常是“随便乱吃点”。由于周六、日中总有一天用来加班，杨先生基本上没有锻炼身体的计划。
“去年有一段时间身体状况特别差，整天都没有精神，就是困。”在这样的情况下，杨先生辞职了。目前杨先生在另外一家压力相对较小的公司继续着自己的程序员生涯。
新闻工作者张先生目前就职于北京某家都市类报纸，在张先生所在的报社，每个记者每月要完成1万余字的稿子。为了给读者提供及时鲜活的新闻，记者们每天奔波在获取第一新闻的路上。
记者采访时张先生刚从医院看病回来。“干这个职业就怕生病。”张先生说，“发烧好几天了，还得天天出门采访，跟人打交道还要表现出愉悦、兴奋的样子。”三天前，发着低烧的张先生为参加一个博览会7点钟起床，坐了一个小时的车赶到会场，一直采访到中午12点，累得连吃午饭的胃口都没有。
由于新闻随时可能发生，记者的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随时准备采访，这导致记者的生活十分不规律，甚至一日三餐都无法按时。“我们是日报，采访回来必须马上写稿子，写完才能放心吃饭。”张先生说。记者熬夜写稿也是常事，张先生最晚的一次是凌晨3点钟到家，连上楼的力气都没有了。
上大学时，张先生经常光顾健身房，现在，张先生已经没有时间去健身了，偶尔做几个俯卧撑当做锻炼。
宗先生则就职于紫竹桥一家著名的公关公司。“公关行业的工作强度和压力都比较大，要做好这份工作必须学会对时间的分配和对心理的调节。”宗先生说。
公关行业是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时间必须得跟着客户走，所以不能按时下班是常事，加班也是常事。“每个周末都会有人加班，身边的人全都处于亚健康状态。”宗先生说。
为了调节自己的身体状态，宗先生坚持每天下班后走路回家，从公司到宗先生住的地方是3公里，宗先生把每天3公里的路程当作散步。每月宗先生还会抽出时间踢一次球，踢球的伙伴是在网络上结识的。
杨先生、张先生和宗先生的生活状态在许多知识分子身上都能看到，目前，“累”、“压力大”、“没时间锻炼”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这种生活状态下，知识分子的身体状态堪忧。
心脑血管疾病成“头号杀手”：知识分子被潜在疾病包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疲劳综合症甚至过劳死等病症，正在威胁着知识分子的健康和生命。
“脑力劳动、精神紧张、饮食精细及高脂、城市空气严重污染、运动不足等，都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诱发因素。细数起来，知识分子把这些因素快占全了。”兰州医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先生告诉千龙网记者，心、脑血管疾病是知识分子健康的“头号杀手”。
高血压也是知识分子一个潜在的危险因素。王先生指出，它损害人体重要脏器，在遇到某些诱因时，便会引发高血压脑病、脑中风等。另外，经常不吃早饭、三餐不规律使很多年轻知识分子患上了胃病，还有的消化系统产生病变，而且还会使血脂升高。知识分子“静多动少”的工作特点导致腰肌劳损也成为他们的常见病。
医疗工作者、海波科技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凤兰则指出，“疲劳综合症”正在威胁着知识分子的生命。“一些知识分子长期超负荷工作，经常处于疲劳状态，当累积疲劳达到严重程度时，就会步入病态疲劳，形成疲劳综合症。”王凤兰说，“我有一个朋友死时只有42岁，诊断书清楚地写着——疲劳综合症。”
近年来，在知识分子中还出现了“过劳死”。兰州医学院的王先生提出，由于长期慢性疲劳而诱发的猝死称为“过劳死”。在劳动过程中，正常工作规律和生活规律遭到破坏，体内疲劳淤积，使血压升高、动脉硬化加剧，进而就会出现“过劳死”。
“工作紧张、过度劳累是‘过劳死’最大的原因，此外忽视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年轻人不注意自身的疾病征兆等，都是导致‘过劳死’的危险因素。”王先生说。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心内科和医学心理学教授杨菊贤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知识分子的亚健康状态如果长期不纠正的话，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人中的2/3将死于心脑血管疾病，1/10将死于肿瘤，1/5将死于吸烟引起的肺部疾病、糖尿病等代谢病以及意外事故，只有1/10的人有望安享天年。
社会环境所迫：知识分子何以如此短命
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相对优越，为什么偏偏被众多疾病困扰，进而成了“短命阶层”？兰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李姓硕士研究生提出，我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寿命如此短暂，与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位硕士指出，与西方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环境不够宽松，他们的忧虑多、心理负担重，种种问题和焦虑这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了伤害。以大学教授为例，在西方，大学教授根本不用为科研经费的事情发愁，而在中国，大学教授拉赞助的情况多的是，大学教授还要分出精力来应付分房等生活上的问题。盘根错节的种种问题导致知识分子十分疲劳。
另外，知识分子的长期从事脑力劳动，压力大、处于疲劳状态也是导致他们身体状况差的原因。“过度劳累或者长时间精神紧张，会使身体的自主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引起体内主要的器官和系统失衡，比如发生心律不齐、内分泌失调等等，严重的就会导致全身的应激状态，从而引发疾病甚至死亡。”兰州医学院的王先生说。
心理负担重也在伤害着知识分子的身心健康。“知识分子的成就动机很强，他们长期处于心理亢奋期。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脑袋‘开天窗’，眼睛闭着，脑袋仍旧在不停地运转。他们对于工作的概念远不是解决温饱，而是要抓住机会，成就一番事业，为了事业他们甚至愿意搭上性命。”海波科技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凤兰说。
忽视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注意锻炼身体和放松自己也是导致知识分子体质差的主要因素。“知识分子必须学会放松，劳逸结合，但现在很多人连每天抽出30分钟去锻炼都做不到。”王凤兰说。
内外因共同作用：让知识分子学会珍爱健康
“让自己健康是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必须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兰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的李姓硕士研究生指出，“知识分子以极其认真、顽强的精神工作，也应该以这种精神去追求健康，因为只有他们健康才能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上海黄浦区中心医院内科副主任樊雨良提出，必须要对知识分子实行健康监控。“许多中年知识分子的病死是猝发的，但病因却是积累的、渐成的。据统计，50%的心肌梗死病人平时只会偶尔出现胸闷和胸痛的现象。而造成猝死的冠状动脉疾病、主动脉瘤、心瓣膜病、心肌病和脑出血，都是隐蔽性很强的疾病。常规体检的目的本来是发现并预防隐蔽性疾病，但我们没有一个系统来监控体检结果，进行健康干预，使体检的作用大打折扣。”
樊雨良建议，领导重用中年知识分子的同时，也要从健康上关心他们。单位应为知识分子建立健康档案，就象人事档案一样，有专人负责。每年体检后，都应归档以备查用；在体检项目上，也应根据知识分子工作特点，重点监控与高血压、高血脂、肾病、糖尿病特别是隐性冠心病等有关的数据；针对有些知识分子对健康体检不重视的情况，做好健康宣传和教育工作，甚至推出规定时间内未做健康体检就不予上岗等强制措施，促使知识分子提高疾病防护意识。
“党政领导们应将这些工作作为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实事来抓，要作为年终政绩、工作实绩考核的重要内容。”樊雨良说。
知识分子过劳死属个别现象
在日前举行的北京论坛上，有卫生部官员透露，中国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仅为53岁，比普通人平均寿命短10岁。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却表示，中关村死亡的知识分子的平均年龄是70.27岁，比普通中国人的寿命多出8岁。中国知识分子不仅不短寿，而且平均寿命高于普通人群。
“短命论”愈演愈烈
翟教授说，1998年底，当时的国家体委研究所发表的一篇关于中关村知识分子健康状况的调查报告，在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被多家报纸转载。
该报告收集了中科院下属7个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共8个单位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5年时间内共134名死亡人口资料，统计后得出结论：“中关村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为53.34岁，低于北京1990年人均期望寿命73岁，比10年前调查的58.52岁也低出了5.18岁。”翟教授认为，这份调查数据并不准确。
首先，该调查范围过窄（8个单位），调查样本量过小（134人）且覆盖不完整，所以报告中的结论未能真实反映中关村地区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
而另一个致命的缺陷在于，媒体和一些研究者混淆了“死亡人口平均年龄”和“平均预期寿命”这两个人口学指标。“死亡人口平均年龄”不等于“平均预期寿命”。
翟振武教授说，人口学界用平均预期寿命（期望寿命）来衡量寿命，即已经活到一定岁数的人平均还能再活的年数。在不特别指明岁数的情况下，人口预期寿命或人均预期寿命就是指0岁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例如，2000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为71.40岁，指的是按照2000年的死亡水平，刚出生的人口平均可以活71.40年。
而当时的调查把中关村8个研单位的134名死亡知识分子的平均年龄（53.34岁）误解为知识分子的预期寿命，并将其与全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73岁）进行比较，是没有任何科学意义的。
2004年初，关于中年高级知识分子“过劳死”的提法成为报纸、互联网络的热门话题。在当年的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中年高级知识分子“过劳死”的问题也引起委员们的广泛关注。
2004年4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的《互联网信息择要》（特刊第463期）刊载了“网上关于中年知识分子健康‘亮红灯’现象的报道和评论综述”。该综述反映了中国数家网站上报道的中年高级知识分子健康堪忧的状况。
问题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批示要用“科学的抽样方法”、“准确的统计数字”进行调查分析。2004年7月，国家人事部、北京市人事局委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组成课题组，进行“中年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健康状况调查”。
平均寿命高于普通人群
然而，调查的真实情况却是：中国知识分子不仅不短寿，而且平均寿命高于普通人群。
翟振武教授表示，课题组以全国第四次、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计算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平均预期寿命。采取抽样调查、访谈调查、问卷调查、数理统计分析等多种科学方法，随机抽取了中关村地区科研院所、高校、高新技术企业的2500多名中年高级知识分子为样本组，在北京市范围随机抽取了20个居委会的505人为普通人群对照组，比照分析了中关村地区中年高级知识分子健康状况。同时设计了中年高知组和普通人群组（对照组）健康调查问卷，以便进行科学的分析，得出正确结论。
调查发现，受本科以上教育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高出普通人群8岁左右，且在过去十年不断提高。近年中关村地区死亡高级知识分子的平均年龄为70.27岁。中年高级知识分子工作压力大、时间长、身体透支状况较为普遍，在高血脂、高胆固醇、妇科疾病、体力状况等方面均比普通人群差，但在亚健康状况、慢性病患病率、高血压、心理健康状况、健康自我评价等方面，与普通人群没有显著性差异。
各指标的变化都揭示出，近10年来受本科以上教育人口，即知识分子的平均预期寿命是在提高，而不是在下降。
翟振武教授说，事实上，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在整个社会阶层中，无论是健康知识，还是收入水平、医疗保障、生活条件、社会地位、退休金待遇等，都是具有优势的。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死亡水平低于社会普通人群的总体水平是合乎逻辑的。
“短寿论”为何还经久不衰
虽然调查为“中国知识分子短寿”彻底“平反”，但是，调查数据和全国人口普查所显示的结果与媒体的报道和很多人的直观印象为什么截然相反呢？
翟振武教授说，一般人往往容易用自己的直观印象代替和推断群体的指标。在有些情况下，个人的直观印象与群体指标一致，但有些情况下，两者并不一致。预期寿命指标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个别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现象不能代表全体知识分子平均预期寿命的水平。
他表示，感觉不能代替科学的分析，个别的直观印象也不能代替群体的指标。由于知识分子，特别是著名的知识分子，社会影响大，一举一动引人注目。一旦某些知识分子英年早逝，媒体就会进行密集而广泛的报道。而对更大量的年轻工人农民的死亡，媒体却鲜有报道，这就给很多人造成了知识分子寿命短于普通人的印象。 人有三死,非关命.
1)寝处不时,饮食不节,劳佚过渡,疾共杀之;
2)居下位而好干上,嗜欲无厌,求索不止者,刑共杀之;
3)少以犯众,弱以侮强,忿不量力者,兵共杀之.
此三死非其命,人自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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