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溪楼笔记（之一）
双溪楼笔记（之一）双溪楼笔记（之一）
陈崇勇
伏案劳神已久，出门轻松一下。沿走廊来到楼的另一面，独自凭栏，脚下是双溪汇合处，浩荡江水向东流去，数百里闽江从此算起。四下张望，左边汇入闽江的建溪上，有一座清秀的玉屏桥；右边的富屯溪上，有一座如虹的悬索桥；正前方，还有一座横江而过的钢铁大桥。
双溪楼上视野宽阔，是本市最佳的观景楼之一。记得八百年前的辛弃疾过南剑洲双溪楼时吟了两首词。其中《水龙吟·过南剑洲双溪楼》吟道：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 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他只是过双溪楼就吟了两首词，而我在此楼上呆了两年多，却连一句诗也没有，我心中的诗意到哪里去了？
辛弃疾是我敬佩的诗人之一，不妨将自己此时凭栏的所观、所感、所怀之心事和他作一些比较。他眼中的双剑汇合处：上有斗牛光焰，月明星淡，下有潭空水冷，鱼龙惨。意象诡密神奇，充满了想象。而我眼下的双剑化龙已落实为一市标，江心平台上的两根尖顶相对的建筑物大概表示化龙的双剑，张扬而略显造作。在他眼里的九峰山大约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山脚下或许还有一排轻盈、纯朴的虚脚楼。而如今九峰山上的绿已经不能让我有所触动，山脚下堆积的那一大排灰白色的建筑，很碍我的眼，真想挥一挥手，将它们扫去。总之，在他的心中，自然山水是可亲、可感、可以抒怀寄情的。而我现在面对自然山水，已经感到明显的隔阂，无法融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对人与自然关系思考的深入，愈来愈意识到：人类所有的获得都是建立在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的基础上。因而面对自然常会产生一种愧疚，或以麻木来回避。如果再进行赞美或抒情自己也觉得虚伪。
我曾经用了近5年的时间，对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诗词）进行深入的研习，背诵了近两千首诗词，也写过数百首的旧体诗，后来走入绝境。我真切地感受到诗词（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种形式与现代人的存在背景和语言环境的冲突。这也是触发后来我对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原因。
辛弃疾生活在风雨飘摇的南宋时期，他有过率五十余骑奇袭金营，生擒叛将的壮举，也上《美芹十论》、《九议》等一系列复国方略。他一心报国，却屡遭贬谪，直到临死前还拔剑高呼：“杀贼，杀贼”。
从屈原到杜甫，再到辛弃疾，千百年来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自觉地承担着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感受与思考，形成了一脉相承的爱国主义精神。到了近现代，中华民族除了面临救亡图存、富国强国的问题外，还面临着文化覆灭与再生的问题，所以爱国主义也存在着深化与转换的问题。
我亦有心事，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已经困挠了我许多年，如何解决它直接关系到未来中华民族的存在质量。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之一是产生新的中华文化精神个体，新的精神个体必须做到：1、挣脱数千年来精神个体对政治势力的依附；2、摆脱一个多世纪来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屈从；3、逃脱现今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精神个体的合围。那三种势力象三座大山，更象三个黑洞，无情地吞噬着每一个深陷其中的个体。所以精神个体不能处在黑洞的中心地带，而应该站立在边缘，利用三者之间的引力与斥力寻求立足点。
存在未必完全决定意识，但存在对意识的影响决不可以忽视。一个政治体制中人，他的存在意识（特别是价值观念）很难摆脱对政治势力的依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没有几个摆脱政治的漩涡。一个学院体制中人，他的知识系统很难摆脱西方强势文化的控制，因为这种控制已经深入到体制和话语层面。一个市场体制中人，很难摆脱经济利益的诱惑，市场本质上就是人们对物质利益占有的最大化的实践场所。要在各种势力之间，寻找立身、立志、立言之道，完成中国文人精神存在依据之蜕变。这其中的过程，思考起来都很艰难，更何况实践！
一旦深入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之中，就会发现，那是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我对其中许多问题的思考剪不断，理还乱……
一缕深秋的斜阳穿过城市楼群的缝隙，抹在我手边的栏杆上，天色已晚，要回家了。原本想出来放松一下，却将心情弄得如此沉重，真不知该如何是好？吟一首李白的《登谢脁北楼》作为结束：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 双溪楼笔记（之二）
双溪楼笔记（之二）
陈崇勇
又一抹斜阳扫在双溪楼的栏杆上，望着滔滔的江水，我想起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据说，当年他并没有登上岳阳楼，只是驰骋想像，就写下这千古名篇，真让人羡慕！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岳阳楼记》中的名句，也最能代表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境界。
我想，不妨先咬文嚼字一下。句中有三个关键词：先，天下，忧。有必要对这三个词的内涵进行一些梳理。先，早一步，有发现、启蒙、示范的内涵；天下，即眼里的世界，心中的天下；忧，心忧，即忧患意识。
再对前一则笔记所提出的“新的三座大山”（ 1、数千年来精神个体对政治势力的依附；2、一个多世纪来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屈从；3、现今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精神个体的合围）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探讨。
一是精神个体挣脱数千年来对政治势力依附的可能性问题。
古代士人心目中的“天下”意识，具有怎样的内涵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为地理条件、生存状态所限，古人的天下就常常局限在中国之内，忧患意识的主要部分也体现在国家、社稷等方面。士作为一个阶层，他们通常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因而数千年来士人在生存意识上、人格精神中都始终很难脱对政治势力的依附。
其实中国文化人心中的“天下”意识，是很开放的。到如今，随着地球村的形成，中国文化人眼里的世界，当然不会只局限在中国之内，民主问题、文化问题、生态问题等已经早已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因而心中的“天下”也随之拓展，不会再蜷缩于某一政治体制内。只是现实的生存处境使他们还很难摆脱因体制而造成的束缚，但在情感上、精神上，早已弃之如敝履了。
二是摆脱一个多世纪来对西方强势文化屈从的可能性问题。
首先必须承认，是西方文明将人类社会带入了现今这个相对民主开放的时代。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也是由于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所带来的冲击，造成中华文化的生存面临着重重危机主要原因之一。
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相比较似乎有“落后”之感，它们之间的对峙，如同冷兵器与热兵器之间的对抗。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换一个角度，以更大的整个人类历史存在作为出发点，那么对它们之间的存在作价值评估也许会发生改变。只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局限，还很难看清这些问题（“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此暂且不表。
我想探讨的是关于恢复对“中华文化自信心”的可能性问题。所谓的自信，就是相信自己；文化的自信，就是相信自己的文化。由内向外散发出一种自信的光芒。算起来，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已经失落很久了。从闭关锁国盲目自大的“天朝”心态；到列强凌辱、民族危亡的“亡国、亡文化”心态；再到五四时期的反传统心态；以及史无前例的所谓“******”心态；乃至再次打开国门，面对蜂拥而入的种种外来文化思潮时的心态，这其中有哪一种是真正具有“文化自信心”的呢？
寻找回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屈从。如同在大海中的孤岛，因为有坚实的根基，就可以在一片惊涛骇浪中屹立。（这对于从事书法等中华文化遗存艺术形式实践的人来说特别重要。如今的书法等中华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遗存，人们的努力似乎都在使其与中华文化母体剥离，就好像要从中华文化大树上将书法的枝条掰下来，插到现代社会中那种所谓的“艺术培养液”里，让它保持青绿尚可，但能否有长久、持续地成长的可能性，则十分值得怀疑。按现今的“发展”轨迹，可能用不了太久，就会出现“玩不下去了”的情形。）
三是从现今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精神个体合围中逃脱的可能性问题。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人都很有一种“重义轻利”的观念，且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的地位相对较低。这些对现代社会中逐利已经到了头脑发昏的时代，可以作为一盆瓢泼的冷水。
还有“君子不器”，就是不拘束于某一专业体制，如果发扬开来，正好可以抵制如今无所不在的所谓专业化对个体精神存在的束缚。
等等。
…………
当然，这些精神资源能够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因为它们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甚至不完全是一种理性的力量，而是在对中华文化价值观念整体认同的情况下，经过内化而派生出的精神力量，就好像大树生长出来的枝条一样。
现在的主要问题出在精神个体与传统文化精神的衔接上。正如我曾经认识到的：如果将对中华文化的信仰比作一粒种子，那么，这粒种子在何时，于何地，如何落在我们的心田里生根发芽的？如果中华文化精神的种子从来都没有落入我们的心田，那么中华文化的精神之树如何在我们的心中成长，从而成为我们的精神依靠呢？
其实，精神个体对文化传统的归依是双赢的。精神个体从此有了整体性的依靠，可以从文化传统的河流中源源不断地获得精神动力；而文化传统的河流因为有新鲜的生命能量的加入，而重新焕发出青春与活力。
当中国的文化人重新树立起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解决了自身的存在问题后，再落实到具体文化实践中，这样由精神个体的生命意志与文化精神的融合而形成一种具有相互缠绕、旋转（如同太极中的阴阳）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甚至会形成新的文化之核，重新焕发出文化异彩。
只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意识都是以反传统为能事，特别是后来国家机器的参与，使中华文化几近断流。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中华文化的自然积淀已经十分稀薄，想要担当传承中华文化之重任可以说是勉为其难。当你全身心投入之时，就会发现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这与时下社会那种对中华文化传承所呈现出来的浮浅的世俗狂欢状态大相径庭。惶恐、无助，乃至挣扎之感，不妨用我多年前的旧作《江心浮萍》来抒发一下：
江心浮萍
为何我的脚下总是空虚
左也滔滔右也滔滔
回头不是岸
城市的街道车水马龙
更大的潮流在岸上涌动
一张倦怠的脸浮萍般飘泊
昨夜的栖息像一只鸟
清晨的散落被钞票用光
生存两个字咬得很紧
生活两个字不知道该怎么讲
江心浮萍
萍到江心开始思想
执拗的根须探不到底
倦怠的目光泅不上岸
…………
总有一泓清泉注入梦里
在那遥远的地方花树之间
水就是土
一方温和的玉 QUOTE:
原帖由 南舍地天生 于 2007-9-11 20:33 发表
中国士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思考！就今天我们与世界的比较来看物质文明的差距不是一时就能解决的，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这种落后的负面影响正在缩小，因为西方都意识到，我虽弱，但缺我也是不行的。那么，找回中 ...
虫甬：
“文化自信心”的失落与恢复，和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但毕竟不是同一回事。到了二十一世纪之交，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人们寻求恢复文化自信心的欲望也会更加强烈。
在这其中士人应该有所担当，也可以有所担当。 QUOTE:
原帖由 dou_客龙 于 2007-9-12 00:13 发表
近代史看,是西方斗争哲学救了中国!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积贫积弱就一百多年,所以,当今中国又史无前例的发展着----这基于----一个大国积淀的深厚能量,这样的能量转换---只会在中国出现!让世界惊叹!让欧美嗔目!让日 ...
虫甬：
我最近在思考有关“中华文化精神”向“中华文化信仰”转化的可能性问题。
像西方的基督教，产生于二千多年前，而现代西方社会中一样起到精神支柱的作用，这其中很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我想，如果在新的中国文化建设过程中，能够解决“中华文化精神”向“中华文化信仰”转化的问题，重新形成新的文化之核，也应该算是一种非凡的创造了。 QUOTE:
原帖由 dou_客龙 于 2007-9-12 13:03 发表
西方几乎人人信仰基督教,但在中国信仰历来繁杂,有儒释道及其他,...中国文化深厚,成长经历复杂,也造成这个民族嬗变或变通的特质.....!在两种制度下,文革和现在台湾的乱象,似乎都是西方文化在中国不同政体上的反 ...
虫甬：
我所拟想的“中华文化精神”向“中华文化信仰”转化，并非指具体形态的宗教，而是指具有某些具有宗教特征的精神力量传递机制。有一个“由艺渐道”或“由艺悟道”的过程。正如我曾经思考过的“新人问题”（ “新人”：即中华文化之传人，形而上的设置，形而下地思考。……通过对“新人”的设置，可以将“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清晰化、具体化，并将问题导向每一个文化实践个体，使每一个精神个体都可以从自身的角度进行努力，并获得一种形而上的参照与认同）。
当然，解决这种问题需要大智慧，而实践，更需要大毅力。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已经废了，所能做的只是在认识方面扫清一些障碍，将来或许会有希望！
然而，更可能的是一蟹不如一蟹。就好像我们比不上五四前辈一样。 QUOTE:
原帖由 dou_客龙 于 2007-9-13 13:22 发表
是的,就象宗教要仪式化,要祈祷,唱咏,或餐前祷告.....信仰已渗透到日常行为模式当中-------所以,信仰是教化,无时不在,....日本人把书法,称为书道,把茶艺称为茶道,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根本在于,日人.找到一 ...
虫甬：
虽然对日本的军国主义深恶痛觉，但细想起来，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化还是有受日本的影响，像孙中山、鲁迅等前辈都曾到日本留学过。
将“对文化的信仰渗透到艺术与生活中”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QUOTE:
原帖由 乐之堂 于 2007-9-15 12:00 发表
百无一用是文化、百无一用是书生。虽然人生下来就离不开文化，但是文化在政治、权势、金钱面前显得如此软弱。一个充满抱负，理想的知识分子遇到了政治、权势、金钱便被泡软、磨圆、捏扁........把好端端的一个人 ...
虫甬：
从现世的角度上看，文化的力量确实潺弱。但文化的力量悠远、绵长，常常释放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像如今，我们都知道诗人屈原，又有几个人记得当时的政治、权势、金钱的代表楚怀王呢？ “旧”文化启蒙运动(双溪楼笔记之三）
陈崇勇
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穿汉服、读经书等活动在民间的少数人群中流行开来，作为中国社会部分向传统回归的一种表象，如果只是像一阵潮流那样，流来，又流去，却没有一些更深沉、宝贵的东西积淀下来，那也只是聊胜于无罢了。
不妨先将中华文化积淀在现今中国不同年龄层次人群中的分布状况作一些粗浅的分析。
（有必要先说明一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整个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意识都是以反传统为能事的。1949年以前，经济越发达、文化越开放的地区，中华文化的积淀可能越少。受新式教育的时间越长，文化层次越高的人群，中华文化的有形积淀也很可能越少。到了建国后，由于国家机器的参与，对中华文化而言，几乎是玉石俱焚。时至今日，只能“失礼求诸野”了。倒是在一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相对落后、封闭的地区，才可以看到一些保存较完整的传统文化生态。）
以年龄划分，出生在1949年前的人群，如今都七老八十了，他们小时候或许上过私塾，读过些《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中华文化启蒙读物，中华文化的有形部分在他们身上，或许有些薄薄的积淀；1949后出生的人群，已经很难接触到中华文化典集了，而在1952年开始推行的简化字，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是一次釜底抽薪的举措（就是说，从此后受教育的中国人在阅读中华文化典集原件时，连文字关都很难过了）；到了1966年，******开始，使整个社会的年轻人几乎成了中华文化的敌人；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文化得以复苏，许多中华文化书籍得以面世，这让一些立志于中华文化传承事业的人，有书可看，有事可做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商品经济的大潮在中国大地上汹涌澎湃，对中华文化而言又是一次无情的荡涤；到了二十一世纪之交，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国学开始渐热，此时也已经是网络时代，有了更便捷的交流方式……
从以上粗略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华文化在中国不同年龄层次人群中的有形积淀虽有不同，但都普遍浅薄，而且并非随着年龄的增大而递增。将中华文化传承的形势简单图示如下： 还有，影响几代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励人民内斗，特别是文革时期的“批判与揭发”，对中国传统社会那种重亲情、友情的维系方式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后遗症影响至今。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由于独生子女家庭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如，“四二一综合症”，由四个老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两个大人：爸爸、妈妈；和一个独生子构成的家庭，对传统文化中所提倡的“孝道”（继承传统文化其实也是一种“孝”的表现方式）产生根本性的颠覆；独生子女，独枝一根，使亲情联系无法向横向发展……等等。这些都会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产生很不利的影响。
当然，这其中可能会有异数，但就总体而言，在泱泱十几亿中国人中，如今已经很难找出几位像样的中华文化传承者。堂堂的中华民族落得如此境地，可悲可叹之余，也引发了沉痛而深刻的反思。
其实，中华文化和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现代文明之间并没有先前想像的那样不可调和的矛盾，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方面的问题。如同处中华文化圈的日本、韩国等国，它们的现代化进程中并不以反传统为能事，而他们国家、民族、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化过渡的过程则远比我们顺畅且和谐得多。倒是中华文化圈的宗主国——中国却产生出许多反传统的“创举”，让人感到痛心和无奈之时，也充分领略到历史车轮的无情与诡谲。
面对现今的中国社会，中华文化传承状况如此不堪，也想到让将来的人们不再在传承中华文化的问题上重蹈我们覆辙，真希望能够发生一次全面、彻底，持久、稳定的“旧”文化启蒙运动！
下面不妨再以自身经历为例，粗浅地谈一下对传承中华文化方面的个人感受。
我1968年出生，从小就生长在“批林批孔”文革氛围当中，在我的记忆中，现在仍能哼出的最早的歌曲是“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这种充满了文化毒素的东西在我那幼小的、如同白纸般的心灵里涂上了一层最初的底色，它可能影响了我后来对中华文化的深入。稍大一些时，借来的小人书《三国演义》，让我看得如饥似渴；看了一场越剧《红楼梦》，也感动得不不行；根本不知道有线装书、繁体字等回事……再大一些时，才开始借阅《西游记》《说岳全传》之类的小说。到了初中时，受风靡一时的电影《少林寺》等的影响，我甚至产生了离校（当时住校）出走的念头。到了高中时，我开始对中华文化中的诗词产生兴趣，并在毕业前有意识地陆续购买了《唐诗鉴赏辞典》《古文观止》《康熙字典》《四书五经》之类有关中华文化的书籍。
高中毕业后的我，回到乡下当诗人。凭着自己对中华文化的一知半解，制订出学习的基本方法：
读书：阅读唐诗、宋词、古文观止等古典文学文学著作，遇到自认为好的，就背诵下来；
识字：把新华字典里的汉字逐个识去，琢磨字意，识别繁简、平仄等；
抄写：用毛笔抄《草字汇》等，以期掌握行草书的结字、用笔等；
散步：多在傍晚，沿着山间道路随意行走，或看山看水看夕阳，或思考问题。来了灵感就吟诗，回家后还可能乘兴用毛笔进行书写。
除了读书、识字、抄写、散步处，我还在做一个颇为独特的《陈诗梦》。受《红楼梦》、《说岳全传》、《西游记》等古典文学作品的影响，构思出一部以“陈诗”为主角，从书院，到战场，最后上天入地等情节的长篇小说，虽然小说最终没能写出来，但这部小说的构思和我旧体诗的创作是有关联的，也使我以“做梦”的方式打开了一条与中华文化之间进行情感交流的私人通道。
1988年秋天，我写下了《神女峰》一诗：
朝发三峡行梦里烟云上笼玉女峰
大江茫茫东流去唯此江岸驻江神
清歌一路随风远自语情思诉佳人
曲曲石径深深路行行碰雾微微寒
渐入云中渐无语更上青山更无言
未仰山石横当面匍匐跻攀似不前
如何云中探玉手牵我直上碧云间
怎的蒙蒙不见路旋身兀坐心茫然
擎我宏宏志平生当自强
岂能低顾语昂然入云中
直上八千仞万里云雾未开边
登高眺望空化羽飘飘云气我为仙
大笑烟云开万壑长空丽日照高林
泠泠风激衣昂扬不可止
立此高山上羡彼青云飞
返身入林中随心观所遇
山依杂树争红绿水枕乱石兼声情
静时迎风坐流水闲来高卧清泉边
岂能山中空度日往往观望碧云天
谓我神州龙凤土龙凤腾飞看来年
日日独行高山上山中之气清且寒
余将诗心寄流水泉自石出不喜平
奔流宛转碧峰下喧嚣直向万里鸣
此时的我，内心的冲动不可扼止，我看到了旧体诗的生长空间。也就是说，要写出与古人不同境界的旧体诗并非完全不可能，无论是情感内涵，还是表达方式，以及呈现意境等方面都有我们可以探索的地方（当然这还存在着如何言说与界定问题）。
可是紧接着不久，这种虚拟情境下的旧体诗写作很快就进入了绝境（所谓绝境，当时只是一种强烈的感受，现在归纳起来大约可分为三方面：一是道统的绝境，即由内圣而外王之道，在现实中已没有了实践的途径；二是文言的绝境，即文言世界与白话世界的断裂；三是自然的绝境，即在古人那里，文言语境与自然世界相对和谐，而现代人的存在与自然有着根本的对立，这使得诗中的“我”追求与自然和谐，从根本上是徒劳的。这三个方面的绝境我都无法度过，只好选择放弃），此时，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在无奈放弃旧体诗创作后，我开始尝试写新诗。徜徉在文言与白话之间，使我真切地感觉到文言世界与白话世界之间的断裂存在着一个历史的伤口，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大约在1995年前后，我逐渐确立了以中华文化在现实中的存在状况为依托的抒情主体（即诗中的“我”），同时开始了对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我的思考从寻求“我”存在的理由开始，然后拓展到对中华文化在现实中的存在状况，再到认识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等等，问题域渐渐形成。
近年来，我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了书法这个中华文化遗存在现今中国社会中仍生长着的部分，提出了“汉字的综合之美”、“书法的文化重建”等一系列观点……
因此，我认为，就传承中华文化这个领域而言，虽说也有无数的技艺高超、知识丰厚的工匠、艺术家或专家、学者之类，但如果就情感投入之专注，忧患意识之深度，思考问题之广度等方面进行综合来看，我还是有一些自信的。
即便如此，当我沉下心来，想要进入意识的深层，从中华文化中寻找到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情感慰藉”之时，心里依然空落落的，皈依之根没有可能驻扎的土壤。惶恐、焦虑之感始终萦绕心头！为什么会这样？
除了我们这一代人，在幼年时被先入为主地灌输入那些具有文化毒素的意识，以及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甚至步入社会，我们接受的知识体系是以前苏联或西方知识体系为参照建立起来的，一旦形成认识主体，中华文化就成了“他者”，人们很难再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存在问题”，即便能够认识到问题的存在，由于无根，所有的感受与思考都成了种在纸上的浮萍……等原因之外，是否还存在着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呢？
（后记：前些日子，也许是因为自己也投了稿的缘故，对九届国展十分关注。昨夜无眠，忽然想到：所谓的“国展”，不过是一场浮浅、世俗的书法狂欢活动而已，何必太在意。还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思考自己该思考的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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