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纸山房 发表于 2007-12-2 22:47

山房里的读书生活—种纸日记(九)

建文逊国始末探疑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病逝。皇太孙朱允文文即位,以已故太祖皇帝遗诏的名义禁止诸王入临会葬。已经到了淮安的燕王朱棣被强行要求返回封国。“燕王不悦”——这一肚子的不高兴终于在不久演化成了历时数年的“靖难之祸”。
    对于朱棣的举兵“靖难”,史书的记载大多是一致的。《明史成祖本纪》是这样叙述的:“(建文元年)乙酉六月,燕山护卫百户倪谅上变,燕旗校於谅等伏诛。诏让燕王棣,逮王府官僚。北平都指挥张信叛附于燕。秋七月癸酉,燕王棣举兵反。”实事上从建文上台之始起,类似倪谅揭发於谅的告变消息就不断地从北平传到南京。在成书更早一些的《明史纪事本末》里有这样的记载:该年三月,有个叫汤宗的北平按察司佥事告他的上司按察使陈瑛“受燕金,有异谋”。事发后,陈瑛流放广西安置。频仍不断的坏消息加深了人们对于局势和建文帝处境的担忧。
    然而,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似乎恰恰是建文所希望的。频频告变的消息验应了燕王不轨和将有异谋的传闻。在有些史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建文一直以来为此悄悄的做着努力。《纪事本末》里有这样一件事,建文元年春正月,燕王遣长史葛诚入朝,这位大概是被朱棣派去探听虚实的,“帝秘问燕邸事,诚据以实告”,紧接着,葛先生被遣返回燕,但这次回去却有了一个特别的身份——“使为内应”。另一件事是“(建文元年)三月,燕王还国,帝以都督耿谳掌北平都司事,都御史景清署北平布政使司参议,皆使觇燕邸事”。这引起了朱棣的惶恐,在那一年回封国之后,“即托疾”。事实上更让人惶恐的是:“燕府护卫精锐,具选隶(宋)忠麾下,屯开平,名备边”:“燕番骑指挥关童等入京师”:“命都督耿谳练兵于山海关,徐凯练兵于临清”。而早在建文登基之初,张丙和谢贵就分别接管了北平的行政和军政。于是我们不难理解在於谅、周铎事发被杀之后,朱棣接到责备他的诏书时,“佯狂称疾,走呼市中,夺酒食,语多妄乱。或卧土壤,弥日不更生”。大多史家认为,朱棣的装病佯狂帮助他暂时度过了眼前的难关。延迟了建文下手铲除燕藩的时间。
    在对历史进行了一番梳理后,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建文坚决铲除诸藩国势力的巨大决心面前,没有什么退路可言的朱棣被迫选择了起兵造反。
   《史窃》中记载了建文太子早年和太祖的一段对话:“先是太祖封诸王,辽、宁、燕、谷、代、晋、秦、庆、肃九国皆边虏,岁令训将练兵,有事皆得提兵专制,便防御。因语太孙曰:‘朕以御虏于诸王,可令边尘不动,贻汝以安。’太孙曰:‘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太祖默然,良久曰:‘汝意何如?’太孙曰:‘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变置其人,尤其甚则举兵伐之。’太祖曰:‘是也,无以易此矣。’”在《明史黄子澄传》中还有一段建文帝和黄子澄的对话:“惠帝(建文帝)为皇太孙时,尝坐东角门。谓子澄曰:‘诸王尊属拥兵多不法,奈何?’对曰:‘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太孙是其言。”这两段对话,可以证明建文对于诸藩的疑虑由来已久,而对于如何解决诸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变置其人,尤其甚则举兵伐之。”的策略也得到了太祖和重臣的支持。这意味着,建文帝对于这位“智勇有大略”“多不驯服”“常以为忧”的叔父,“临以六师”是迟早的事。套用史学家常说的一句话:朱棣“反亦如此,不反亦是如此”。
    在南京主政的齐泰和黄子澄是建文帝削夺诸藩策略忠实的支持者和实施者。还有方孝孺(它的摹仿汉代推恩的削藩计划因为被认为过于迟缓和温和而未被采纳)。而燕王是他们计划里最强大也是首先打击的目标。因为忌惮于朱棣的勇略,他们建议“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以问罪亦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会有言周王肃不法者,遂命李景隆帅兵袭执之。词连湘代诸府。于是废肃及岷王缏为庶人。幽代王桂于大同,囚齐王傅于京师。湘王博自焚死。”建文的削藩计划实施的看起来相当顺利。
    在即将被作为下一个被废撤的对象的节骨眼上,燕王朱棣决心起兵造自己这位咄咄逼人的侄子的反。在他疾佯狂后,有人向南京密告“燕王本无恙”告诫朝廷“勿懈” 。不久,一个叫邓庸的燕国使臣在齐泰的拷问下揭发燕王有反迹,于是朝廷密令北平都指挥使张信“使执燕王”。然而让南京意想不到的是,张信将消息透漏给了朱棣。(朱棣)乃召道衍至谋事。事乃定。
    在一些史书中,一直有一种说法:把燕王起兵的内因归结于——“成祖之成大业,多为术士所推许”。在这危急关头,道衍的支持和拥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适暴风雨,檐瓦坠,燕王心恶之。色不怿。道衍以为祥,王谩骂‘和尚妄,乌得祥!’道衍曰:‘殿下不闻乎?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瓦坠天易黄屋耳!’王乃喜。”在《明史纪事本末》和《明史》中有几则逸事:“初,诸王封国时,太祖多择名僧为傅。僧道衍知燕王当嗣大位,自言曰:‘大王使臣得侍,奉一白帽与大王戴’”。“燕王遂乞道衍”。“白”帽戴“王”上,是个“皇”字。还有一个云游道人叫袁珙。一次跑到北平,道衍把他举荐给了朱棣,朱棣在一家酒肆接见了他,情景很有趣:“王杂卫士类己者九人,掺弓矢饮肆中,珙一见即前跪曰殿下何轻身如此”到了宫里,见到燕王周围的校卒,“皆许以公侯将帅”。称朱棣是“龙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并预测“年四十,须过脐,即登大宝”。燕王“虑语泄”,将袁珙礼送出境。现在看来,虽然这样的一些言论并不足以导致朱棣的最终选择反叛,但长期的暗示却悄悄改变着它的内心。
    其实,朱棣送走袁珙的作法,无疑暴露了他的心思,而作为道衍—一个普通道士也能看出“燕王当嗣大位”,这恐怕不是道衍神奇相术能解释的。
在经过燕王授意篡改后的明史(特别是建文一朝史实)中,我们很难发现对于靖难之前燕王图谋夺嫡非常落实的资料。但我们常会看到这样一些略带自诩口吻的描述:“十年冬十二月,定诸王宫城制式,太祖曰:‘除燕王宫殿仍元旧,诸王府营造不得引以为式’”。“二十五年夏四月丙子,皇太子薨,(皇太孙)仁柔少断。太祖每令赋诗,多不喜。一日,令之属对,大不称旨:复以命燕王,语乃佳。太祖祖常有意易储。”燕王以武功得朱元璋厚爱,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但在这些强加进史书的文字里,我们可以想见潜邸时期朱棣的自负和骄横。
    朱棣所说的朱元璋曾有意立他为储的说法在我看来是经不起推敲的,一来,朱元璋是主张立嫡长以消弭夺嫡之患的。二来朱元璋对封国有可能尾大不掉的情况是有预计的,建文帝“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变置其人,尤其甚则举兵伐之。”的策略也得到了他的肯定。第三,在朱标死后,朱元璋有充足的时间来考虑继承人的问题,没有立朱棣,说明其不当立。这种说法只是证明了朱棣确有“窥国”之心。
    而这正是朱棣起兵反叛最为隐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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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豪正室 发表于 2007-12-4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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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无名 发表于 2007-12-9 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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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惊花落 发表于 2007-12-13 13:29

考据是学问的一种,但义理为第一。义理来自于日常生活,希楼主多创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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