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命的生机与活力”的表现就是书法的内容

唐之韵

“法，所若而然也。”（《墨子· 经上》）若者，乃依照、符合的意思。按照墨子的理解，我要问汉字书写应符合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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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汉字的字意嘛  
9 s7 p6 ?5 O. A. s" g/ e( e很显然不是
符合所写文字所表达的文学性嘛
7 _6 a$ f7 M% q2 z- G如果有人拿<兰亭序>作例,那么我要说你比较一下就清楚了,从整体的感觉到具体的"之"字等,在其他帖上,大王不也都是那样表现的吗  
* y1 x+ |3 z( Q; a这说明  与文学性没有多大的关系
+ B8 a  l5 E* @8 G0 V书法与汉字的字意无关，也与文字所表达的文学性无关，与什么有关呢?
6 U. v; {. E1 u- S" T) X与儒道思想有关
汉字书写要符合儒道的思想观念
  我想书法通过可见的笔画和形状，进入一种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意象世界，来隐喻自然（社会）—人—汉字—生命之间的内在关系。体验和追求的是“与道冥同”、“以形写神”、“神似之似”，是注重主观表现的结果。书法形式之美，既要符合阴阳八卦之“理、象”，又要深合社会人伦之“礼、义”，也须暗合人之“情、性”。这种既合情又合理更合礼的形式，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呈现的一个普遍特征。这种审美意识的开拓，是书法对中国文化的主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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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字和书法的发展看，大体上是遵循儒家的“简易”理念，由篆、隶、楷、行、草一路简下来，直至现在的简化字，使得汉字的实际应用作到了易识易写，方便快捷，而书法的表现则也由繁至简，其目的就是为了易于人的情感的抒发。
7 B) i8 T. {2 u% {! w$ S2 C- ]2 U9 G/ D中国书法具有三大特点：
1，对整体美的重视，要求气韵生动。
2，注重和肯定细部，特别是最后一笔要有余味。既体现出儒家对秩序的崇尚，也体现出道家对自然的推崇。而恰恰是这细部的处理在稍纵即逝的瞬间，捕捉了与人性经验的契合点，最能激荡起内心的涌动与波澜。
3，讲究表现天地人心，“立身画外，存心画中”，以有限表现无限，要求包容、含蓄。这既是儒家“类比”的认识和思考方式，也是庄子“知鱼之乐”、“得鱼忘荃”的直觉认知。
! P4 F+ k8 f( o4 x* K0 E在书法中，能使人感受到自主的情结、凌驾的企图和谦卑的力量。
自主是按照笔墨的固有倾向显现，是极为骚动不训和丰富充盈的笔墨表现。
凌驾是勇气，是偏于某一方面的执着.
. [; p+ q* {6 N1 a/ {, p谦卑是内敛，是自省，是被时代的忧患所熬煎，是对生命的感恩和对事物的宽容与理解。内敛意味着涤去狂热与张狂，坚定地走向内心。
% s( P1 N0 K) {2 A- ~/ u$ R2 r  ]书法中，虽躁动着欲望，被生命的***所冲撞，却从来没有弥漫过叛逆、颓废与焦虑的气息，始终保持着一个文明人性的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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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贴子最后由唐之韵在 2005/07/29 07:21am 第 2 次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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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 x7 U3 B在秦汉441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走向政治、经济、文化的“大一统”，这是一个开天辟地、继往开来的时代。因“独尊儒术”经学兴盛而形成的理性思潮，与迷信谶纬、向往神仙而产生的浪漫幻想，相互交融铸成了汉代艺术朴拙沉雄、恢弘壮丽的时代风貌。秦汉时代，文字书写已作为政治的附庸，礼教宣传的工具，或是作为进士的阶梯。秦汉是中国文字变迁最为激烈的时期，大篆经过简省变为了小篆，隶书发展成熟，草书进入章草阶段，随着隶书和草书的发展，行书和楷书也在萌芽。更为重要的是，这时期汉字书写已成艺事，汉隶笔画表现出的力量、运动和速度，与《史记》、汉赋一起共同构成了汉代艺术的气势与古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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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次革命，它肢解了篆书的书写方式，最终形成左掠右挑的八分笔法。古隶（以下简称为隶1）一般写得简略草率，《青川木牍》和《云梦睡虎地秦简》展现了一种与金文系统完全不同的书法语言和审美模式。隶书将秦篆圆曲的线条构字方式打破，而以点画符号的方式重新组合字形，摒弃了篆书的绕曲和繁笔，并将诘屈圆转的弧笔变为方折笔，以直线代替弧线，改形象为笔画化；行笔时由缓慢变为短促，提高了书写速度。正是由于汉字形体的这种变化，给识别和书写带来了很大方便。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使汉字笔画产生了粗细方圆，藏露等各种变化，保留毛笔书写自然状态，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
汉隶以其主次分明的结构和“蚕头燕尾”的突出贡献，使汉字书写冲破了单一线条的束缚而转向多元的表现，“自从有了它，中国的书法才形成了由它而下的一条书法大河流。”（《中国书法简论》潘伯鹰）隶变是一种观念的转变，完成了从再现到表现，从模仿象形到主观臆象，实质上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汉代经学兴盛，儒家思想在政治、文化、思想领域中占主导地位，是汉代文化思想的主流。历经四百多年的隶变，在我国文字史和书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儒家思想的指导作用是功不可没的，不仅直接为隶变提供了理论依据，使汉字书写达到了一种形而上的意象，而且也为隶变创造了一个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也就是说儒家思想是通过对文化思想观念的影响，促使人们进行和接受隶变的。
（“蚕头燕尾”最早见于宋·赵佶《宣和画谱·颜真卿》，本是形容颜体笔画的，后来人们常以此来说隶书中行笔先昂后沉，再挑成波状的横画或磔笔。为明白起见，我仍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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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兄真构郁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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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以后，法家思想在秦国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秦赢政则崇尚法家，迷信方术并禁止“私学”。“焚书坑儒”则使当时的儒学势力受到相当大的打击和摧残，其本质确乎为一场文化浩劫,其背景是齐鲁文化与秦文化间的冲突。在秦八体中有隶书，它只是在民间作为比篆书简便的文字使用，“书同文字”是隶变的前提和基础，使小篆和隶书成为全国通行的字体，这对于思想文化的交流、国家的统一和发展都有着重大意义，也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秦在短暂的15年中废除了大量区域性异体字和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时期的合体文字，使汉字整齐划一，在从图案化向符号化的发展演变中，有史无前例和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小篆不但“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使文字趋于统一、规范，而进一步将文字由形符演变为意符，虽难脱篆意，但已使汉字趋向字型化和符号化。秦篆是在大篆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大篆形体无定，笔画不一，而秦篆结构匀称，圆润流畅，上紧下松，特别是下部夸张地拖长，极具装饰性；用笔讲究均匀用力的单一技法，以务求一致为原则。
" i7 ~: e, D, C2 S2 q8 R秦朝奠定了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即中央集权政治制度。这种文化特征直接表现在秦篆的结构和笔画上，使文字书写带有更多的理性成分。赢政实行以“书同文字”和“焚书坑儒”为标志的文化高压政策，期望着统一文化，统一学术以利于巩固和发展政治上的统一和稳定。其根源就在于他已将文字字体看成是国家意志的象征，纵长而庄重平正的秦篆象征着国运长久。《泰山刻石》“骨气丰匀，”给人以端庄稳重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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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以黄老之学治国，黄老之学的政治操作是道家兼收了一些法家内容融合造成的一种平衡。元光五年(前130年)，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对策，将儒学经典立为官学，从而确立了儒学和儒家经典的权威性，使国家有了统一管理政治生活、伦理、文化甚至日常生活的指导性意识形态。
出于对强秦速灭的反省，汉朝有意反秦道而行之，在体制上，汉实行藩王郡县双轨制；在政治指导思想方面，由秦朝的法家思想治国先改为用黄老无为而治的理论治国，然后汉武帝用外儒内法的形式执政，至汉元帝则完全用儒家思想治国。正出于同样的考虑，在文字字体上，虽秦八体、汉八体及新莽六体中都有 小篆和隶书，但作为官定正规字体而言，秦以小篆为主，汉则以隶书为主，秦篆纵长，汉隶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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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到西汉已达到成熟阶段，最能代表汉隶成就的，应是东汉的碑刻隶书。秦汉人在书法上的过人处在于“胆敢独造”。汉简的文字，篆、隶、真、行、草各体具有，率直淳朴，表现出丰富的创造力。《居延汉简 ·尧典》、《武威汉代医简》等体势近楷书、行书等各种书体。在《居延汉简》中时有今草出现，圆笔运行，悬针垂露等特色已十分明显。就隶书而言，与秦简笔法无波挑不同，汉简增加了波碟俯仰，有的还增加了纵长的竖笔。西汉前期的《马王堆竹简》已初具定型汉隶的笔法；《孙子兵法简》、《孙膑兵法简》笔画都带有燕尾波挑；《武威汉简 ·仪礼》书体整齐，线条劲健，笔法迅急奔放，是极为成熟的汉隶；《武威王杖诏令册》字形方正整饬，结体宽博，有官方文书矜持的风度。
$ I9 {: H2 @1 a/ i( ^+ a现发现的西汉和新莽时期的石刻文字不多，而且多比较简短，字体有篆有隶。东汉社会上流行树碑立传，而且晚期还一改薄葬之习而厚葬成风。颂碑墓刻的盛行，为隶书提供了良好的文化载体，传世的具有成熟期隶书典型形态的汉碑达一百七十多种，均为桓帝、灵帝之际（147－189年）所刻且篇幅较长。这种碑刻上的书法，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字形方整，法度严谨，波磔分明的整饬隶书，另一类是书和刻都比较随意，法度不十分严谨，而有放纵自然意趣的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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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起，对汉隶便有了一种“千人一面”的说法，但是只要我们对现有的简帛碑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对这种说法不绝对地理解，“蚕头燕尾、一波三折”不过是其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不说汉简，仅从汉碑中，就可以看到有一部分字并不是一味地求横势，而是随字赋形，出现了纵长的字形，如《曹全碑》中的“米”、《尹宙碑》的“渐”、《孔彪碑》的“东”、《郭有道碑》的“未”、《白石神君碑》的“水”、《夏承碑》的“曹”等。
还有一类字，如《石门颂》中的“命、升”、《张景碑》中的“府”等字，均具有奇长的竖笔；
还有如《开母石阙》中的“飞”、《鲁峻碑》的“门”、《尹宙碑》的“多”、《衡方碑》的“子”、《礼器碑》的“阳”等字，很明显是篆字隶写；
《夏承碑》中的“山、前、庶”字、《西狭颂》中的“嵬”、《校官潘乾碑》的“于”等字，在隶书中局部笔画出现了篆书的写法。
这些字虽然有可能是汉简形式的延续，仍保持着与篆、隶1的血缘关系，但是却都严格遵守典型汉隶主次分明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