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陈振濂中国近现代史常识之谬（萧文立）

砚田放牛娃

纠陈振濂中国近现代史常识之谬

7 U! R/ H; J# ?3 }" ~- ~作者：萧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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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b: l( C/ S' R6 E/ D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新出陈振濂著《维新：近代日本艺术观念的变迁---近代中日艺术史实的比较研究》（书名冗长，真义反晦），其中有《日本文化人在中国大连的活动》一篇，阅罢不胜惊骇。此文暴露出作者作为当代中国人，而对中国近现代史常识，竟然是惊人的无知和麻木。作为中国人，作为大连人，不得不一一申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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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m: D- t& Z* _% H    其一，陈氏云：“东北一带与日本的渊源最深，长期成为日本殖民地，从张作霖、张学良时代推算，则有好几十年历史”，东北“一直是日本的关东州租借地，与日本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日俄战争以来，大连、旅顺即被作为关东州的日本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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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 a! s$ f: x    要知道，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处心积虑要变中国东北及蒙古（他们别有用心地合称“满蒙”）为他的殖民地甚至是领土，但也只是租借了大连旅顺，称为关东州，即便是伪满洲国，名义上也还是独立国家，至多是“亲邦”（狗屁不通的生造名词）；然而在当代中国学者笔下，整个东北竟然都成了日本殖民地！作为曾来大连进修过日本语，准备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当代学者（据他自己说，来进修日本语时，已经翻译了《日本书法史》！），竟然不知道中国东北并不仅是区区大连旅顺！而且什么“东北一带与日本的渊源最深”，既没有事实依据，又置饱受日本铁蹄蹂躏的东北人民的感情于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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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i# v) H) W+ V6 b- a    作者还想当然，“从日俄战争以来，大连、旅顺即被作为关东州的日本殖民地，有相当多的日本人居住于此，故大连目下六七十岁的老人，都能操一口纯熟的日本语”，且不说现在六七十岁的人，应该是大连光复后出生的，根本不是什么“操一口纯熟的日本语”，即便他多年前来大连进修时，“六七十岁的老人”也不会“都能操一口纯熟的日本语”的，文立生长大连，可以保证绝无此事，其实从常理上说，任何人闭目一思，即知不可能有什么“六七十岁的老人，都能操一口纯熟的日本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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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已经是令人骇绝了，谁知还有更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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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u& n$ g' p2 y, ?$ Y    其二，陈氏又云：“殖民文化必然使它（引者案指大连旅顺）与日本的文化教育血肉相连”，“作为殖民地的东北，又借助于日本影响，反过来逐渐形成自己的地域文化特色，从而在中日文化（文学）交流史上扮演了一个特定角色”。“甚至当时的日本文化人可能还会有这样一种心态，即东北如大连、长春这些地方都还不是中国内地，它们与其说是中国，不如说是走向中国内地的跳板，因此不会有太多的异样氛围”，“到东北去的日本人”“既无异国感，也无隔世感”。一个中国人，这样的站在日本人立场上体贴入微，这样的文化研究，要他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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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O( ]* b0 }    其三，更有令人骇绝的，陈氏还云：“日本诗人胜部其乐是一位实业家，曾在中国推行水运事业饶有功绩”（恕文立无知，不知此人是何方神圣，在中国作生意，对谁“饶有功绩”），接着抄录胜部一九二一年在大连作的诗，其中《旅顺》云：“当年争斗事空听，战迹寻来血尚腥。白玉山头表忠塔，英魂千载有威灵”。



    不但是大连人，凡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略有常识者都知道，这所谓“白玉山头表忠塔”，表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英魂千载有威灵”云云，岂不令人毛骨悚然？陈氏只说“这是在中日战前的日本文人吟草”，此外竟没有一字评论。多么公允！多么心平气和！真的让人不由得不问，是何心肝。即便是论诗罢，也是极其拙劣幼稚。于史于诗，抄录此诗，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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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2 Q7 [; V& W) u. B    说句老实话，倒退三四十年，这些话足以致作者和出版社于死地，当然这也是不文明的表现；但无论如何，这样欠缺基本常识的胡话，贻人笑柄，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今天竟有这样的中国学者，竟公然说出这样欠缺应有的民族立场（民族立场至少目前中国人对日本，绝不能不讲）、而叫亲者痛仇者快的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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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_$ a  e) f: `    当然，文立可以肯定，作者并非别有用心，充其量是自我感觉十分良好，才子心态无所谓，随着感觉，任意挥洒，真以为随手写来，都是妙谛，遂不注意检点。此书标榜札记，但许多是此类不思量的信口跑野马，材料多不著明出处，实在说，在行文在严谨上，距离学术札记，真还差得远呢。这里仅举一例罢。



    据作者说，“伪满洲国成立时”，日本诗人国分青崖、土屋竹雨“曾访谒过溥仪和郑孝胥”，“为此，在大连曾专门开欢迎会，郑孝胥是‘国务总理’，在席上与国分青崖、长尾甲等有诗歌唱酬”，长尾甲“此次到东北，显然也有探访罗振玉等老友的用意在——罗振玉久居京都，于大正八年六月回国，而国分青崖、长尾甲的赴东北谒见溥仪，是在大正八年（1919）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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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段文字，不仅用词同样不妥，如对溥仪用“谒见”，不仅毫无必要，而且极其可笑，专门标举郑孝胥为“总理”，有何必要？而且在史实上错得离谱。因为溥仪到东北谋求成立伪满洲国，时在中华民国二十年即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此前龟缩在北京和天津（天津后期实际已被日本软禁）；一九一九年，国分、长尾如何能 “赴东北谒见溥仪”？雪堂移居旅顺（他并未居住在当时的大连，而是旅顺；今日旅顺是大连一个区，当日是两个行政区），也是在一九二八年岁末！如果是伪满洲国成立，就不能早于一九三一年，此时距离雪堂离开京都，已是十二三年了；如果是一九一九年，那雪堂还住在天津，与旅顺隔海相望，十月即“恭谒”梁各庄光绪皇帝陵寝，并未到旅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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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著名的学者顾炎武曾自道著作《日知录》的甘苦，说是采铜于山，以为当时人著作不过熔钱作铜罢了，又怎能料到，几百年以后的学者，竟然敢悍然信口胡说，以为著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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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买得陈书当日子夜至次日凌晨，买得《书札》书亦不到十日，感慨良多，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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