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察时鉴史 居安思危——读《汉书·徐乐传》

朝花夕拾

　　徐乐是西汉燕郡无终（今属天津市）人。武帝时，他与主父偃、严安同时拜为郎中
，后擢升为中大夫。徐乐在任上的政绩已无从可考，但《汉书》本传中留下了他一篇近
千言的上书，这使我们不仅能够从中领略到他“辩知宏达，溢于文辞”的才华，而且还
能看到他洞察历史、善观时势的忧患意识。
　　从徐乐上书的内容看，他应当是在武帝元朔至元封年间（公元前128—105年）以举
贤良而步入仕途的。这期间正是武帝北击匈奴、南征南越、频频用兵、武功赫赫的“盛
世”时期。朝廷内外歌舞升平，议者无不美之。而正是在这一片“盛世”的颂扬声中，
徐乐面对穷兵黩武、独断专横而又不恤民力的武帝统治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独立思考，他
以中国士人所特有的忧患意识，透过“盛世”的表象察隐观变，上书呼吁最高统治者要
重视秦亡的历史教训，一字千钧地写下了“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汉
书·徐乐传》，以下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本传）这一石破天惊的警世名言。
　　他用陈涉起义比喻“土崩”，用吴楚“七国之乱”比喻“瓦解”。他指出，“土崩
”之祸之所以重于“瓦解”，就在于“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
”，使“民”这一政治统治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发生动摇。这也正是“起穷巷，奋棘矜”
的陈涉能够“偏袒大呼，天下从风”的根本原因。“七国之乱”的历史教训固然应该吸
取，但它同“土崩”相比，由于“民”没有成为这场叛乱的支持者，尽管叛军“号皆称
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但终究遭到失败。
　　徐乐之所以如此分析问题，不仅源于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对秦亡的历史有深刻的
思考，而且源于他开阔的历史视野、关注社会进程和命运的忧患意识。他深知，政治成
败的关键在于民心向背。惟其如此，他才敢于针对当时关东百姓因天灾和连年征战而出
现负担过重的情况冒死上书，向武帝陈说其中利害。他写道：“关东五谷数不登，年岁
未复，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民宜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
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他希望武帝能够“明于安危之机，修之于庙堂之上”，避
免“土崩”之势的形成。虽然徐乐没有提出从根本上解决现实矛盾的具体方案，虽然他
把修德、修政的美好愿望寄托在皇帝一人身上，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能对社会形势
作出如此深邃的判断，还是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徐乐的这种认识固然是当时政治现实的反映，但无疑也从汉初以来的思想家、政治
家对秦亡历史教训的深刻分析中受到了启迪。如此也就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为什么西汉时期几代人都要谈论总结秦亡历史的教训问题？从汉高祖时的陆贾到文帝
时的贾谊，再到武帝时的徐乐，为什么都把总结秦亡的教训当作他们那个时代的重大问
题来看待？而所不同的只是：陆贾处在汉兴之初、百废待举之时；贾谊处于西汉稳定治
理时期；而徐乐则处在西汉盛世。这说明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不仅是处于秦、汉更迭
的历史大变动时期的重要任务，也是稳定时期乃至盛世环境下不可遗忘的话题，是最高
统治集团时时都应引以为戒的大问题。可以这样说，总结历史经验和居安思危，始终是
西汉前期一些有识之士的政治思想的突出反映。
　　无论从名望还是从功业上看，徐乐都远不如陆贾、贾谊，但他那洞察历史、善观时
势的忧患意识和敢于为民请命的政治作风，同样为后人树立了典范，而他的历史见识与
陆贾、贾谊相比也并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