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大千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兼答严之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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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８日发表了严之陀先生对我馆几年前所编《张大千印存》、《张大千精品集》的评论，提出了不少中肯的 意见，对此我们深表谢意。严先生在文章中也涉及到深入张大千研究中的个案问题，我们结合自己平时的研究心得以及当时编辑这两本书时所持的学术观点，做如下补充说明。
一、《张大千印存》中所收“金农八分”、“冬心先生”、“金吉金印”、“金氏寿门书画”、“瞿山人”、“扬州罗聘”等印都非严文中所推测“请人代刻”、“前人遗印”，而是张大千自刻。这些原印都是金农、梅清、罗聘等人的常用印，不可能尽落大千之手，只要我们将仿刻的印信与原作比较，即可看出明显的摹刻痕迹。大千所用的仿作过于精巧而失古拙之气，在线条、结体、刀法及完残程度都有明显的不同。编者断定为大千自刻，一是由于大千早年善篆刻且印风多变，他仿造石涛那段时期，也是大千治印最多的时期。另在《印存》中所收“金氏八分”一印的边款上残存有“学长兄正弟爰”，显然是大千利用一枚原拟送友人的旧石刻成。再则，从我馆所藏张大千遗印来看，大千自用印的石材都是比较讲究的，而这几枚仿印却是以较劣的石材所为，看来作者是临时所刻，从署有“爰”字边款一印与其它仿古印比较，在石材、刀法以及一些细节处理的相似程度来看，应为大千一人所为。
0 S4 ]) h- e0 x6 n: J2 y大千一生究竟仿造过多少家，这显然是个谜，也是造成诸多艺术史研究上的问题与困扰，也是张大千在艺术史上不断引发争议的原因之一。１９９１年在美国华盛顿沙可乐美术馆举办过一次《张大千回顾展》，据学术主持人傅申博士介绍，此次展览在于介绍张大千对中国历代名迹临摹、研究及仿作的情形，藉以追索张大千艺术成长的轨迹。这次展览从世界各著名博物馆及公私藏家借来的１１０多件作品中，可以看出张大千从隋唐到清朝有名画家都临摹过。流传至今，他伪仿的古画从张萱、韩?、巨然、董源、梁楷到方方壶、唐寅、八大、石涛、石奚谷、金农、梅清等数十家，仿造的面极广，所用的仿古印也多，但流传下来的仅存十余枚。由此可见，大千所用的仿古印往往是配合其仿古画，有的可能是一次性使用即弃。张大千平生所用印逾三千方，所以研究张大千用印问题并非小事一桩。
二、严先生对《精品集》提出，应囊括大千先生在海外的作品。我们当时编辑此书，是着眼于馆藏精品，这在书名及题记中都有说明，要编辑大千一世的精品，涉及到海峡两岸的公私收藏及相关的版权问题，并非我们的能力所能为。严先生在文中还提出书中应对“作品的入藏的来龙去脉”、“流传经过”加以说明，这自然是一个好的建议，可是限于资料没法完成，我馆所藏张大千２００余件作品主要来源为：一、１９５３年张大千原配夫人曾正蓉代表其家族将大千先生所绘１２５幅敦煌壁画的摹本捐献给四川省博物馆，两年后再度捐出５０余件敦煌壁画临本及印章。我馆所藏大千先生中年所作水墨画，主要为１９３８年大千先生卜居青城期间送友人以及１９３９、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几次个展中别人购买后，陆续捐赠我馆或我馆收购。我馆创办于１９４１年，当时并没有类似现在的藏品管理体系，解放初在整理这些藏品时，其文物卡片的来源一栏也仅有“征集”二字，征集时间、征集人也无从查考，类似这种情况在全国其它博物馆中也存在。据笔者所知，全国博物馆所出各类图集中，还没有一本能逐一说出藏品来源、流传经过的，这也是我们的遗憾。
另外，严先生在文中还提到“有一部分未注明作画年月，编者对作品年代便付阙如，其实这种判断水平，读者自看作品便可达到”。这种提法有悖于学术的严谨性，对于张大千未署年款的作品，我们可以根据作品的时代风格、个人风格的变迁以及画家游历状况、回忆录等资料来断定其相对年代，绝不可能断出所有作品的绝对年代，这不是一般“读者自看作品便可达到”的，就是专家也不敢臆断。对于张大千这样一位创作了三万余张作品的高产画家来说，没有人能将其所有传世作品编出系年表，我们当时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而未能一一注明作画年月。
0 `; v: ^, R& y0 F三、严先生在文中指出印文误识问题是事实，但并非编者不识印文或“编者不知回文印”的体格。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编辑小组对每方印文多次反复核对，再终校后，出版社编辑人员不懂回文印及印文，误认为编者的释文有误，在未通知原编者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主观臆断擅自改动了释文，以致造成错误。《印存》出版后，编者立刻向出版社提出严正交涉，出版社随即刊出勘误表，这一事实可查编者给出版社的原清样的。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所持的态度是严谨的，如在《印存》中有一方邓尔疋用高丽文和苗文刻的“大千”两枚组印，由于不识这两种文字，怕倒置印文，我馆老馆长贾克同志专门带着印文去请教了懂高丽文的一位朝鲜人，才弄明白，由此可见我们并非草率从事。
8 y$ J8 S& u  X5 P- i以上就我们编辑两书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作些说明，需要指出的是，两书存在的缺点和局限是勿庸讳言的，维护学术的严谨是每位文物工作者的职责，在今后的编辑工作中，我们会更多地考虑广大读者的需要，编出更多的好书奉献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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