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黄庭坚认为，书法作品能否以“韵”胜，当以“脱俗”为前提，以法度作保障，强调人格与学养的修炼，艺术与人格的统一，于时代风格的取向上，崇尚唐代雄浑刚健的盛唐之韵。这与崇尚魏晋“萧敞简远”的正统韵论不同，也与明清书论中所谓“晋尚韵”的观点有差异、本文意在纠正后人对黄庭坚“韵”论的内涵所产生的误解．
[关键词]          韵

黄庭坚论“韵”
   以“韵”论书，宋以前少见[1]，北宋逐渐多起来。至黄庭坚，其“韵”论则涉及书、画、诗、文、音乐、创作主体等各个方面，成为衡量艺术作品的重要标准。
“凡书画当观韵。……此与文章同一关纽。”[2]“若论工不论韵，则王著优于季海，季海不下子敬；若论韵胜，则右军大令之门，谁不服膺?”。[3]“观魏晋间人论事，皆语少而意密，大都犹有古人风泽，略可想见。论人物要是韵胜为尤难得，蓄书者能以韵观之，当得仿佛。”[4]“陈元达，千载人也。惜乎创业作画者，胸中无千载韵耳。……使元达作此嘴鼻，岂能死谏不悔哉?”[5]“晃美叔尝背议予枯唯有韵耳，至于右军波戈点画一点也无。有附予者传若言于陈留，余笑之曰：‘若美书即与右军合者，优孟抵掌谈话乃是孙叔敖耶? ’”[6]

“韵胜”的源泉——人格与学养     黄庭坚把“韵”作为衡量各门艺术的重要标准，认为“韵”之有无，不仅仅在于笔墨之工巧，形象之传神，更取决于作者的“胸中之韵”。在黄庭坚心目中，“韵”是艺术与人格高度统一的境界，其内涵已超出了艺术本身的范围，直接指向了作者的生命存在。

黄庭坚继承了韩愈“文以载道”的传统，进而发展为“文道合一”的思想，自觉地将道德、学问和艺术结合起来，把作者“胸中之韵”的修养，放在比“书内功夫”更重要的地位上。黄庭坚推崇颜真卿的书法，正是因为颜真卿“与日月争光”的“文昭武烈”，才使他的书法“奄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7]；黄庭坚把苏轼推为“本朝第一”，正是因为苏轼以“忠义贯日月之气”发于笔墨间，所以其书法“笔圆而韵胜”。[8]在黄庭坚看来，作者本人的人格与学养是从事创作的根本所在，足“韵胜”的源泉。
    黄庭坚认为如果作者人格不高，学养不足，即使笔墨功夫深厚，技巧高超，也会因“胸次之罪”使书法“病韵”：“王著临《兰亭叙》、《乐毅沦》，补永禅师、周散骑《千文》皆妙绝。同时极善用笔，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尽功也．”[9]

在黄庭坚看来，治疗“病韵”的方法，一是要提高自己的人格品位，“不随碌碌”；二是提高自己的学问修养，“使胸中有书数千卷”。
     “学书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善使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10]圣哲之学的研修，不仅在文章义理方面给人以启发，更在于它能陶冶性灵，变化气质，使胸中充满道义，人格学养得以提高。这里，表面上虽然在论书，却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人生哲学的根底

由此看来，黄庭坚心目中的“韵”，实质上是一种艺术与人格高度合一的境界：“胸中之韵”要借助于艺术才能得以自由地表达并使之不断升华；而艺术的表现，只有传达出作者的内在人格与学养，才算是成功的表现。艺术与人格学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在“韵”的层面上统一起来。所以黄庭坚在评价书法作品是否“韵胜”时，也正是把这一点作为首要的标准：“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间，此所以它人终莫能及尔。”[11]“(东坡)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12]

“韵胜”的前提——脱俗    黄庭坚论“韵”，常常将“俗”作为“韵”的对立面加以排斥。在他的审美追求中，以“脱俗”作为出发点，以“韵胜”作为归宿，正如刘熙载所说：“山谷论书，最重一韵字。盖俗气未脱者，皆不足以言韵”。[13]“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今世号称能书者数家，虽规摹古人，自有长处。至于天然自工，笔圆而韵胜，所谓兼四子之产有以易之，不与也。”[14] “《乐毅论》，旧石刻断轶其丰者，字瘦劲无俗气，后有人复刻此断石文，摹写失真多矣。完书者，是国初翰林侍书王著，用笔圆熟，亦不易得，如富贵人家子，非无福气，但病在韵耳。”[15]
   黄庭坚认为东坡书法“无一点俗气”，“笔圆韵胜”；王著书法虽“用笔圆熟”，但如“富贵人家子”，尚未“脱俗”，所以其书法“病韵”。在他的论述中，多次称赞东坡诗词“笔下无一点尘俗气”，燕肃画竹“超然免于流俗”，推崇二王书法“脱然都无风尘气”，等等。

这种“脱俗”的要求，与北宋当时的文艺背景有关．当时的诗文、书法在黄庭坚之前大致经历了承袭、模仿、探索几个过程，特别是针对书坛的“院体”和“趋时贵书”现象，黄庭坚打出了“脱俗”的旗帜，意在矫正时弊，使作品呈现出鲜明的个性风格，最终达到“韵胜”的境界。在黄庭坚本人书风的嬗变过程中，元祐年间之后，黄庭坚首先选择了草书作为突破口，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苏轼“病予草书多俗笔”[16]，“草书俗”这一评价，对于不甘心作“牛后人”的黄庭坚来说，成为他寻求突破与创新的内在动力，因为“俗”是黄庭坚一生所最忌讳的：“余尝言，士大夫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17]

黄庭坚在称赞“脱俗”的作品吋，常常与“清劲”、“豪壮”、“沉着痛快”、“超逸绝尘”等联系在一起，那么他所谓的俗当与这些词义相反：软弱、柔媚、纵肆熟滑、因循守旧，这正是他极力反对的。他所追求的是一种清新、豪放、中和的韵致。这些都与黄庭坚“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18]的创新精神是一致的，也是他人格精神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