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氏本《淳化阁帖》是传世最善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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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化阁帖》是传世最善本吗？

作者：吴敢　陈根民

美术报编者按：上海博物馆出４５０万美金从美国收藏家安思远处购得《淳化阁帖》第四、六、七、八卷，该帖被称为“传世最善本”，故引起世人广泛关注。近日，本报收到中国篆美术学院书画鉴赏中心吴敢博士、杭州师范学院陈根民博士来稿，对安氏本被推为“传世最善本”提出质疑。学术贵在争鸣，故本报刊登此稿，并欢迎大家各抒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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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4月，上海博物馆以450万美元的巨资从美国收藏家安思远处购得《淳化阁帖》第四、六、七、八卷（以下简称安氏本），并于九十月间专门就此事举办了一场
规模盛大的“传世最善本”《淳化阁帖》大展大赛大讲坛系列活动。此举与北京故宫高价购入《出师颂》事堪称今年收藏界的两大热点，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不过，与《出师颂》究竟是真是假、质疑不断之情形构成鲜明对比的是，自此四卷入藏上博之后，学术界尚无人明确表示反对意见。相反，惊呼赞誉之声不绝于耳，不少赏鉴家如启功等人观后亦啧啧称颂。加上各种媒体连篇累牍的宣传、炒作，此帖更是被推为“国之瑰宝”。由于北宋《淳化阁帖》是我国传世最早的官刻法帖，也是后世学习与研究书法的重要来源，有关它的真伪优劣的认定，实为关系我国书法传承与价值评判的重大事件。在经过反复稽考、核对有关材料后，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认定安氏本《淳化阁帖》绝非“传世最善本”！学术乃世之公器，绝不会因某些人的“一己之见”所转移，希望本文能对客观公正的评价安氏本阁帖起到矫正的作用，并乞各方大雅不吝赐教。

　

一、就著录、流传来判析

(一) 著录与题跋、题签安氏本《淳化阁帖》，启功、汪庆正等人皆认为就是明末清初鉴赏家孙承泽收藏之旧本，这也是他们认定安氏本为传世最善本的重要理由。因此孙承泽有关他收藏阁帖的论述，实为鉴别此帖真伪极为关键的文献材料。孙氏《闲者轩帖考》“淳化阁帖”条云：“甲申三月之变，余石驸马街邸中所藏金石法帖播弃都尽，（余）从灰烬中极力搜募，得阁帖第一、三、四、五、六、七、八、十共八本，板纹墨色大约皆有宋故物，而第六册有翰林学士院诸印及绍圣三年冬至前一日题识。又题云：'御府法帖板本掌于御书院，岁久板有横裂纹。魏王好书，尝从先帝借归邸中模数百本。又刻板本藏之，模拓镌刻皆用国工，不复可辨。余所藏本首幅有横裂纹，可知其为秘府本也。又云：人间有潭州、绛州二本，近年刘次庄于临江军又刻一本，并魏府本四矣。’书法甚工，张尔唯以为蔡君谟（襄）笔……”，可以与此条相补充印证的记载亦见于孙承泽所著的《庚子销夏录》，其卷四“宋赐毕文简淳化阁帖”条云：“吾向见第六卷第十卷上有翰林学士院印及绍圣三年冬至前一日装题字，乃初拓本也；又见第七、第八卷上有贾似道印，乃中年拓本也……”。由此可知，孙氏收藏过的阁帖第六卷，上面应有“翰林学士院诸印”和“绍圣三年冬至前一日题识”，而经笔者细查，印与题识皆不见于安氏本第六卷，此破绽之一；且今安氏第四卷首钤有南宋贾似道“贾似道图书子子孙孙永宝之”印、卷末钤有贾氏“悦生”瓢印；第六卷末则钤有贾氏曲脚“封”字印（皆伪，详见下“收藏印鉴”条），据孙氏《销夏录》著录可知，其收藏之阁帖，只有卷七、卷八上有贾氏之印，故于书中明确指出，若第四、六卷中亦有贾氏之印，为何孙氏在书中反而遗漏不提？此破绽之二。今安氏本第六卷末存无款题跋一页（见图1），文字与孙氏《闲者轩帖考》记载相同，但于孙氏所记“可知其为秘府本也”句下，多出小字注语“第一、第七十七皆有横裂纹”一句。据笔者验核，安氏本第六卷共六十六页，其第一页并无横裂纹，由此可知此语当系指十卷全本所发，而今安氏本第四卷第一页王筠、第五页萧思话、第六页萧子云、第十二页褚遂良、第三十三、三十四页褚庭诲诸人书皆有横裂纹；第六卷第二十七页；第七卷第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页；第八卷第三、四、五、七、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十、四十一、四十二等页也有明显横裂纹，绝不止题跋中所说的“第一、第七十七”二处，此破绽之三。综合可知，安氏第四、六、七、八卷绝非孙承泽著录之本，其无款题跋当系从孙承泽所藏真本中抄袭而来。笔者细审原迹，其书法亦拙陋，绝不是孙氏所说的“书法甚工”，若与张尔唯所认定的宋代大书家蔡襄的高超书艺相比，则差距更远。与此相关，安氏本第八卷末反而多出“淳熙癸卯八月晦金华王淮”一跋以及“中书省印”、“门下省印”、“尚书省印”三印（见图2），均为孙氏著录中所未及。试想孙氏ww在其两本著作中对卷六的“翰林学士院印”甚至连无款的“绍圣三年冬至前一日装题字”都加以标明，若第八卷上有三省之印与南宋淳熙时左丞相王淮的题跋，反而竟会予以遗漏？而w观王淮跋语，其内容乃盛赞“用潘谷墨作蝉翼本”之“淡墨本”淳化阁帖，而今安氏本八卷为浓墨拓，其非淡墨蝉翼本甚明，故二者实大相径庭，由此亦可证其为拼凑之物。且据笔者细审此跋原迹，其字形虽与王氏真迹（见图3）略有相似，但通篇拘束僵硬，全无自然书写状态下墨色之浓淡变化，与王氏真迹雍容丰厚的风神差别甚大，殆从别本临写传摹而来，亦图非王淮真笔；另外，“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乃最高的中央政务机构，中书省承旨造令，门下省审议覆奏，尚书省施行制命，三省之各施其职并各有牵制。在传世为数不少的宋代书画中，据笔者所知只有辽博所藏《欧阳修自书诗文稿》上钤有“中书省印”一枚（见图4），宋濂跋语谓乃南宋周必大为相时所钤（因末二行涉及中书事）。而三省印连钤则存世并无其例。《宋史》卷154“舆服志·印制”条云：“唐制，诸司皆用铜印，宋因之。诸王及中书门下印方二寸一分，枢密、宣徽、三司、尚书省诸司印方二寸。”如此，则中书门下省印应大于尚书省印一寸。据宋代度制，一寸合今3.12厘米，一分合今3.12厘米，则中书门下省印印面长宽应合今6.55厘米，尚书省印印面应合今6.24厘米。而今安氏本所钤三省印，据测量其尺寸为“中书省印”6.3×6.4厘米、“门下省印”6.3×6.3厘米、“尚书省印”6.4×6.5厘米）“尚书省印”反而大于“中书门下”书省印，明显不合宋代印制，其伪可知；且此三印之印文甚拙劣，如将其与欧阳氏诗文稿上所钤“中书省印”相比，其工整规范程度逊色很多。另从三省印扭曲不直的边框线来看（中书省印尤为奇怪，其左边框线居然莫名其妙多出一条），其材质亦非当时应制的金属印，而像是作伪的软质图章。ZW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汪庆正等人对于这许多与孙氏著录不符的破绽，居然视而不见。其于《〈淳化阁帖〉存世最善本考》一文中，在引用了孙氏《闲者轩帖考》的著录后，紧接着这样论述：“目前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印记已移入第八卷末，而关于绍圣三年（1096年）装的题识已失。但由此可知这是北宋绍圣以前的拓本。”汪氏在此段论述中，至少犯了二个错误：

一、将孙氏著录的第六卷之“翰林学士院”诸印，等同于安氏第八卷末之“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印。翰林学士院为皇帝之秘书处，乃备咨询顾问之清要机构，与中央最高的政务机构——三省，实乃职掌差距颇大之不同机构，“翰林学士院印”居然变成了“三省”印，而且所属卷数也发生改变，而汪氏对于此等重大的出入竟然置之不理。

二、既然绍圣三年的装题已失，本应细查其他出入之处，何以竟然能顺理成章地推论出“但由此可知这是北宋绍圣以前的拓本”？何以证明此本即是孙氏著录之本？其实，也有其他的专家学者看出了一些破绽，如仲威、沈传凤二人于所著的《古墨新研》一书中，也断定“孙承泽藏阁帖古本的卷六、卷七、卷八，不是安思远藏本三卷”、“宋宰相王淮题跋真迹（按，实为伪迹）亦是从他本移来”，只是由于慑于安氏本的重名，最终还是维护“传世最善本”的论调，未能从其他方面做进一步的探究。另安氏本第四卷前所附有明董其昌借看小札，其云：“谛观十卷，与前见第四卷果殊，恐非宋帖，只数金物耳，今奉纳。弟昌顿首。”（见图5）玩其文义，此札毫无疑义乃就后观十卷本所发，故存于十卷本上，如此则董其昌当时所观的十卷本即今安氏本，其时安氏本十卷尚全。而在此前，董氏又曾鉴赏过另一版本的古帖（仅存第四卷）。二者相较，他图基本上否定安氏本，认为“恐非宋帖”，而且是只值“数金”的普通之物，笔者认为董其昌对安氏本的评价至为恰当。如果像某些人理解的那样，此札乃对另一种十卷本所发，而移于前见的第四卷上（他们认为即今安氏本第四卷），则此举甚是不可理喻。因为董氏此札言语甚是简略，并没有涉及对前观第四卷的具体描述，起不到任何说明的作用。而且若将对后观十卷所发之语移至前观第四卷上，反而很容易使人误认第四卷即为后观十卷本之一，造成理解上偏差，相信当时的持有者必不会多此一举。其后安氏本上清人之题跋则皆真，而王铎题签则伪。第六卷有其隶书题签，下为行书落款，曰：“丁亥九月，王铎书。孙北海（孙承泽号北海）家藏，至宝，至宝。”王铎以二王一路的行草书负盛名，他的隶书则规模唐人，虽然传世较少，造诣亦不及其他书体，但就传世的《三潭诗卷》、《五律诗册》（见图6）来看，仍写得神完气足，沉着有劲，非寻常所能及。而相形之下，安氏本的隶书题签则与王氏真迹差别甚大，其波画显得飘浮柔弱，全无王氏雄强的气势。而后面的两行行书落款更是拖沓疲软，全无王书真迹之神采。另安氏本第七、八卷亦有王铎行书题签，虽无年款，亦当与前卷之隶书题签作于同时。丁亥为清顺治四年（1647），王氏57岁，正是其书法炉火纯青之时。此年其创作的行书作品较夥，为便于比较，我们有意选取同类风格的《为鲁斋义兄临阁帖卷》作为参照物。两相比照，安氏本行书题签萎靡柔弱，其非真迹甚明。按：前文已揭安氏本非孙氏著录之本，而王铎题签中乃径指为孙氏家藏，其伪实不辨而知，殆亦出于后世帖贾一手所为。

(二) 收藏印鉴w           安氏本卷八之宋代三省印，前文已辨其伪。至于其四、七、八卷首所钤之“艺文之印”半印，虽然孙慰祖于《〈淳化阁帖〉上的宋代印记》一文中认为其“不仅是北宋早期的一枚藏书官署印章，而且还可能即是〈淳化秘阁法帖〉早期官拓本的一个标志”，但因同样不见于孙承泽著录（孙氏著录之翰林学士院诸印只见于卷六及卷十，故此印绝非学士院诸印之一），其出于后人加钤，殆无疑义；而安氏本上南宋贾似道诸藏印，虽然孙氏文中花费颇多笔墨论证其为真，其实若与贾氏收藏书画上的真印对核，则安氏本之伪立现。如将安氏本卷六末所钤之曲脚“封”字印，与传世《张萱捣练图》上之贾氏“封”字印（公认之贾氏真印）作个比照（见图7）：则安氏本之“封”字印呆板光直，四个边角的转折则极为生硬，远不及《捣练图》上之沉厚自然；印文亦差别甚大，《捣练图》上贾氏真印“封”字上部二横右边齐平、下部一横向左延伸至与上方一竖齐平，而安氏本伪印则“封”字则上部第二横较长、下部一横延伸亦较短。其实据前文可知，孙承泽著录之阁帖仅七、八卷上有贾氏之印，而今安氏本四卷皆有贾氏印，其伪实亦不辨而知。另安氏本卷六所钤之元代赵孟頫之“大w雅”亦为拙劣之伪印，如与赵氏公认真迹行书《洛神赋》上真迹细做比较（见图8），则其差别亦甚大（真印“雅”字左旁一撇与右旁一横，高低相差甚小，而安氏本伪印距离则较大）。除此之外，据笔者细察，安氏本所钤清代孙承泽、安岐等人的鉴藏印章均伪（限于篇幅，不一一展开），近代诸人之鉴藏印则真。故此，则安氏本“递藏有绪”的说法亦不能成立。

二、就文本来判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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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评判一部法帖的好坏，首先当然看这部帖本身是否模刻传神、椎拓精良。《淳化阁帖》被后世誉为法帖之冠。尽管由于考订欠详，致使留下了不少诸如编排、择帖方面的问题，但其总体镌刻水准之高仍为后世所无法企及，诚如清乾隆帝所云：“惟宋《淳化阁帖》镌集尤为美富，远出《大观》、《太清楼》诸本之上。”而反观此次上博买回的四卷，只见斧凿之痕，不见用笔之意，其摹刻功夫甚至不及明清的再度翻刻物（如肃府本）。非但如此，此四卷中甚至还出现不少不该有的错误，真是令人莫名其妙。既然上海博物馆,有关方面在此次宣传活动中提倡“教大家认字”，那么，我们在此亦不妨从文本出发，来看看安氏本《淳化阁帖》是否真的能“教大家认字”？

首先，从版本学的角度来看，安氏本绝非善本。笔者发现安氏本中存在许多不应该有的文字谬误，不少地方居然缺头少尾，不成其字。卷七《知贤室帖》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此帖“前所经由……”一句，其“经”字的偏旁极不完整，乍一看简直难以认读。我们曾经细审实物，发现此误实在缘于摹刻之失，而非破损或后人填墨所致。至于“由”字则显得更加怪诞，它似“得”非“得”，似“曰”非“曰”，令人无法辨别其究竟为何字（见图9）。而其他的诸多刻本如《宝贤堂帖》、肃府本，或米芾所临墨迹本（藏于台北故宫），便可发现此处皆作“由”字，而“经”字的绞丝旁也非常清楚。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类似于这样的谬误在安氏本中还远不止此一处，其他如卷六《都邑帖》第四行第三字“数”字漏刻第一w笔（亦非残泐所致）、《足下家帖》中的“家”字缺一撇划、卷八《阮公帖》中首行之“时”字刻得似“吋”字，卷八《此郡帖》内“非常才”之“非”字缺弯钩上的关键数笔，等等。实在难以想象，在号称“最善本”的帖内，竟会出现如此明显的文字讹误。

其次，安氏本中有诸多模刻失误之处，笔势紊乱，有乖于书法尤其是草书的笔法。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如卷四柳公权《奉荣帖》“扶衰病”之“扶”字提手旁，横划与提笔相连，竟成了两点，以至于整个“扶”字如同“状”字（见图10）。而此次展出的上海博物馆藏潘祖纯本《阁帖》（笔者以为此本在诸多宋拓中摹刻最佳），此帖的“扶”字的偏旁刻写得十分正规，第一笔作一短横，一如柳帖中的其他提手旁。安氏本之不及其他宋拓本于此可见一斑。又比如安氏本卷六的《月半帖》的“兼”字，下半部分纠缠不清，笔势大失，而泉州本《宋拓王右军帖》（下简称《右军帖》）则可看得清清楚楚，下面的三横依次相连，然后再回上作两竖画，正所谓笔笔有来历。类似的问题还同时出现在卷六的《远宦帖》、卷w七的《初月帖》中，二“兼”字也是笔法乱作一团，简直无从辨其起讫之处。其他如卷四王筠《寒凝帖》第四行中的“羸”“弊”二字、卷七《诸从帖》中的“远须”二字、《太常帖》中的“让”字、《深以Z•W帖》中的“当”字等等，均有笔法方面的失误。由此可知安氏本之摹刻者不谙用笔之道，尤其不了解行草书特别是草书用笔的来龙去脉。

第三，安氏本刻工粗陋不堪，其所刻大多直入直出，致使圭角丛生，斧凿之痕比比皆是，甚至通篇痴木，不忍卒读。由于这方面的例证实在太多，我们只得择而论之。试以卷四萧子云《列子帖》（见图11）为例。萧氏小楷效法钟繇，深得笔法三昧。上海博物馆藏潘祖纯本能将此帖刻得不激不厉，恰到好处，钟派楷书的笔意传递无遗；故宫所藏懋勤殿本图亦刻工精细，气息高古，确为宋拓善本。而安氏本所刻则极为呆滞，故翁方纲在评价安氏本此帖时亦认为其小楷不如铁保藏本“圆浑”，进而又认为：“吴荷屋得此宋拓（即安氏本卷四），而《列子》小楷拙滞，尚不逮此肃刻也。”（《苏斋题跋·卷下》跋“肃府刻《淳化阁帖》初拓本”）我们与翁氏的看法较为一致，无论从哪方面来衡量，安氏本的刻手都远逊中于潘祖纯本、懋勤殿本，甚至不及肃府本。又以卷七之《秋月帖》为例，国家博物馆藏泉州本《淳化阁帖》虽稍有残破，但此帖仍神采奕奕，笔锋宛然可寻。相反，安氏本的刻工极恶俗粗劣，以致线条滞木，形同烂绳（见图12）。如此糟糕的刻工实属罕见。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上博购藏之安氏本《淳化阁帖》第四卷或为宋代翻刻本（绝非祖本），其六、七、八卷则当属明、清翻刻之较蹩脚的本子，其摹拓程度甚至比不上明代的肃藩本，当然远逊于传世的诸多宋拓法帖。且帖贾为谋求善价，不惜于其上连缀伪跋、加钤伪印。以这样的本子作为宣传的榜样，非但不能真正弘扬我国的精粹文化，反而会贻误后学，并影响到中国书法传承与价值评判体系的正确建立。至于加在它头上的“传世最善本”、“宋原刻真本无疑”等之类的说法，多是以耳代目，并不能经受细致的学术考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