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篆刻艺术市场发微初探---陈岩

篆美堂

明代篆刻艺术市场发微初探

印学史上，明清篆刻开创了继秦汉后的第二个高峰。韩天衡认为，明清流派印章的崛起有四大特定因素，即：石质印材的使用；文人的竞相介入；印谱的汇集推广和印学理论的引导启迪。笔者以为，明代印人何震赋予印章商品价值，进而开创了篆刻艺术市场，同样是一个重要因素。自明代中叶起，文人篆刻挤进艺术市场，与书画一样成为商品，并逐步赢得了相应地位。印人和印章在艺术市场上的出色表现，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客观上刺激了从事人数的急剧增加和篆刻的普及，对当时形成“篆刻热”无疑是一种示范和推动，对于明代中后期乃至清代篆刻艺术的发展繁荣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一、
( \) ]# W$ m2 G4 x; r篆刻作为商品的初步亮相

自秦汉以迄明代中期，有无数的印工靠为官府或个人刻印为生，但由于印工身份低微，见诸记载的廖若晨星。元代陈基致钱逵手札中云：“欲求篆一图书及两扁图书，乞分付卢小山家一刻。”〔1〕卢小山家就是一个刻印的作坊，家中有许多印工靠刻印为生。当时，他们的印只是一种制作，所体现的也只是印工的劳动价值。

作为艺术的篆刻成为商品，进而走上市场，石质印材的使用和文人的介入提供了契机。而此前数代印工刻印谋生的实践，则为篆刻成为艺术商品打下了基础，可以说印工是篆刻艺术市场的奠基者。石质印材引进之前，文人的印章大都是写好印稿交由印工刻制完成。周亮工在《印人传》中记载，“谼中乃索其石满百去，半以属公，半浼公落墨，而倩何主臣镌之。”最初，在谼中（汪道昆）眼里，何震也只是具备了“刻”的能力，印文的设计还是交给了具有文人身份的文彭。等何震刻完那半百印章，汪道昆看法大变“意甚得，曰无以报，数函聊作金仆姑。”极力介绍何震给当时的权贵友朋，推荐他们买何的印章。何震从此走上了“鬻印”道路，成为篆刻艺术市场的开山鼻祖。

何震是篆刻艺术走上市场的第一人。

何震(约1530--1604年)字主臣，号雪渔，今江西婺源人（隶属徽州）。婺源山多地少，迫于生计“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2〕某年，何震背井离乡来到留都南京，并有幸结识了以爱惜俊贤著称的同乡汪道昆。汪是歙县人，当时是南京的留守官员。何震也因此有机会介入文士社圈，并从学文彭。周亮工《印人传》中载；“国博(文彭)究心六书，主臣从之讨论，尽日夜不休。”当时，文人热衷搜集秦汉古印，印谱辑录之风渐兴，这些古印、印谱为何震博参古法提供了便利条件。而鬻印为生、适应印主的喜好，又迫使何震不得不尝试多种形式，印路比较宽。明俞安期誉之为“（何震）会通诸古印章，乃尽取其精……可谓集其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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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震成名前做过印工，但那只是卖手艺。真正使篆刻走上市场前台，缘于一次难得的机遇，汪道昆是发现他的伯乐，成就他的恩人。为汪刻印后，何震的人生有了重大转机，由于汪道昆推介，何震曾出游边塞卖印。时值国家太平，边疆稳定，军营中崇文之风渐盛，其印深受将士欢迎，“于是主臣尽交蒯侯，遍历诸边塞，大将军而下，皆以得一印为荣，橐金且满。”明胡应麟《题何长卿文寿承墨竹图》说：“虫书鸟迹不胫而走，六和之外者，越三十禩，即儿童走卒，靡不知有何氏印章者。”明李维桢也称：“何主臣以篆刻名东南，一时无辈，没而人益重之，片石与金同价。”印章价比金银且天下闻名，何震是个成功的印人，更是个成功的篆刻商人和艺术市场的开拓者。

何震在市场上的成功，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带动了大批的印人走出书斋，开始了篆刻艺术的市场之旅。周亮工云：“予独叹承平之日，何主臣、吴午叔、朱修能诸君以此技奔走天下，士大夫皆以上宾事之。跽奉金钱，得其一章喜挂于睫。”“工印章者毋虑数千家。”许多徽籍印人相继离开家乡，在各地鬻印为生。“今人之帖括不售，农贾不验，无所糊口，而又不能课声诗，作绘事，与一切日者风角之技，则托于印章以为业者十而九。”“托于印章为业”证明当时已形成庞大的职业篆刻家阶层。

何震能够挟篆刻“末技”纵横江湖，且名利双收，开创了篆刻艺术市场，其成功的因素得天独厚：一是他具备印工的基础，具有一定的鬻印经验；二是文彭助其身份由印工提升为文人篆刻家；三是石质印材的使用，扩大了参与范围和印章需求量；四是得到汪道昆等官宦名士的推荐扶持；五是当时文人篆刻方兴，“名印人”无多，何震能够占据较多资源和市场；六是社会风气推崇篆刻。“家家秦汉，人人斯籀”“近代新安何震乃以篆刻擅名一时，求者屦常满，非重直不可得。”〔3〕“歙何生受知今皇帝。”〔4〕连皇帝都喜欢他的印章，何震焉能不红，天下人焉能不趋之若鹜？何震的精彩亮相，拉开了400年篆刻艺术市场的序幕。

二、
篆刻艺术市场产生的主要因素

书画市场在宋代就已初具规模。宋初，国家重归一统社会回归稳定，手工业与商业发达。随着市井文化的繁荣，书画作为商品进入画铺、当铺与古董行，并逐渐发展成为相对规范的书画交易市场，（如北宋都城汴京相国寺、南宋都城临安勾栏瓦子等）许多书画家留下了不凡的交易记录。我国的印章与书画有着基本同样长的历史，但是篆刻成为商品，并且形成市场，则只有四百多年时间。篆刻史上两个高峰期，间隔数千年，篆刻成为商品却远远落后于书画。篆刻艺术市场为何在明代中叶才初露端倪？笔者以为主要因素有四：一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是流派印章崛起的相互促成；三是书画市场空前繁荣的带动；四是官宦富贾的倡导和物质支持等。

1、
商品经济发展是篆刻艺术市场产生的背景因素

明代是艺术空前发展繁荣的重要时期，其主要原因，归功于商

品经济的空前发展繁荣。从社会环境看，商品经济在明代中期的发展和兴盛，使得对艺术的需要、重视、普及和对艺术的赞助收藏皆成为可能，市场的需要是明代艺术的突出特色。王世贞在《觚不觚录》中记载：“分宜当国，而子世蕃挟以行黩，天下之金石宝货无所不致。其后始及法书名画，盖以免俗且斗侈耳。”商人们需要书画篆刻家为他们装点门面抬高身价，需要以书画印等艺术商品去开展“公关”活动；有了经济基础和文化素养，社会各阶层愿意花费金钱收藏艺术；在民间也具有了爱好和欣赏艺术的时尚，从而形成需求市场，使得书画篆刻家们能够靠艺术养家糊口。从自身来看，由于经济意识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艺术家们看到了作品的商品价值，他们把原本自娱自乐的书画篆刻，拿到市场中，换取黄金白银，既满足了养家糊口的需要，又满足了声色娱乐的需要。

毫无疑问，经济发展是艺术市场繁荣的基础，是导致篆刻艺术市场产生的背景原因，而文人艺术家经济意识的觉醒则是篆刻艺术成为商品的直接原因。

2、
流派印章的崛起与篆刻艺术市场的形成相互促进

㈠石质印材的使用，使得大批文人能够进入篆刻领域，篆刻这

一特殊技能迅速被普通人掌握，进而逐渐普及。“自书自刻”标志着文人篆刻的诞生！文人的介入，其奇思妙想在方寸天地充分发挥，使篆刻具有了艺术价值、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商品价值也得以显现。元末明初刘绩《霏雪录》中记到：“山农（王冕）用汉制刻图书（印），印甚古。江右熊中笥所蓄颇伙，然文皆陋俗，见山农印大叹服，且曰：‘天马一出，万马皆喑 ’于是尽弃所有。”转而收藏使用王冕的印章。青田石、寿山石的发现使用，便于镌刻的石印遂成为文人士子的时髦爱好，趋之若鹜。明王志坚《承清馆印谱》跋文：“方余弱冠时，文休、长蘅与余朝夕，开卷之外，颇以篆刻自娱。…….两君不时作，或食顷可得十余。喜怒醉醒，阴晴寒暑，无非印也。”形象地描绘出当时文人治印的盛况。

㈡职业印人的出现，篆刻成为印人安身立命的特殊技能。自何震第一个走上鬻印道路起，他的同乡先后来到南京、江浙等地，刻印谋生，像苏宣、汪关、梁千秋、朱简等徽藉印人，操治印之技，游走江湖，不仅满足了生存需要，有的还置下房产家业，过上丰裕富足的贵族生活。“予独叹承平之日，何主臣、吴午叔、朱修能诸君以此技奔走天下，士大夫皆以上宾事之。”朱继祚《石鼓斋印鼎》序称：“今雪渔往矣，工印章者毋虑数千家。”韩霖也说：“于今人中见其篆刻之技近千人，与之把臂而游，上下其议论近百人。”数千印人行走江湖，其中除去“业余”者，专职印人恐怕不止千人吧。职业印人的出现，把个原本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开创为延续数百年而不衰的篆刻艺术市场。难怪彭源赞叹：“近代文何诸子，详研古学，位置匠心名重一时，缙绅硕彦千里走币，珍逾拱璧焉，此固明兴之盛也。”

㈢印谱辑录风气，带动了印章收藏市场的兴盛。明代是印谱的滥觞期，有据可查的集古印谱始自明隆庆年间顾从德《顾氏集古印谱》，以迄明末74年间，有80余种印谱问世，这些印谱不外两大类，一为集古印成谱，一为集时人印为谱。明祝世禄《梁千秋印隽》序云：“云间顾氏，累世博雅，搜购古印，为遗余力，印传宇内。”笔者据资料统计，仅明代十种印谱，藏印数即达13637印之多，这其中既包括集周秦汉印6219方，也包括自刻印、摹刻印等7418方。周秦汉印来源于购买自是无疑，而汇集时贤的印谱，印人自辑者除外其中多数印也来自于收购。明代程原、程朴父子为编辑印谱就曾购买何震的印，《忍草堂印选》自序称：“或购石，或搜谱，一一流传有自。”因为印谱制作需要而促成的这些购藏活动，建立起一个巨大印章买卖市场和收藏队伍，使得篆刻在当时的艺术市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同时，篆刻市场的繁荣对流派印章的崛起发展又起到了催化作用！

3、书画和文化艺术的繁荣，带动了篆刻市场需求。

明代是书画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当时许多文人书画家集中在经济繁荣,工商业发展的江、浙一带,特别是苏州地区,有“天下书法归吾吴”之说〔5〕。书画家人数众多，形成了一个社会阶层。徐沁的《明画录》中收录画家约800人，江苏约占370人，其中苏州就有约150人。明代文人书画事业的兴盛繁荣,影响到与书画有关的如工具、印章等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同时，书画的繁荣也涌现出许多收藏家，仅据张应文《清秘藏》、孙从添《藏书纪要》、姜绍书《韵石斋笔谈》这三份明代收藏家名录统计，除去重复者，著名的收藏家就有107人之多。这些书画、收藏家对印章的需求成为巨大的市场。

从篆刻的自身情况看，自何震、梁千秋始，印章内容逐渐丰富，“无语不能入印矣”，一个书画家、收藏家至少要备数印、十数印，甚至数百印。晚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形象地记述：“作家就不限于一颗印章，而是有很多颗，刻着他们的学位和头衔，毫不在意地盖在作品开始和结尾的地方。这种习俗的结果便是上层作家的书桌上都摆着一个小柜，里面装满了刻有各种头衔和名字的印章，因为中国人通例称呼起来都不止一个名字。……很多熟练工匠从事刻制印章，他们被尊为艺术家而不是手艺人，因为印章上刻的都是已不通用的古体字，而凡是表现懂得古物的人总是受到非常尊敬的。”〔6〕当时，即便书画家之间往来多数也是收费的，记载中事例不少。文嘉致项子京札云：“兼以果饼及润笔五星（白银五钱），俱已登领。四扇如命写去……诗、石亦在此际完奉耳。”〔7〕等等。

4、
官宦富贾的倡导和追捧，给篆刻家提供了精神、物质支撑。

官宦阶层热衷篆刻，倡导篆刻，同时利用著书立说、出版印谱等方式推广篆刻并积极推动篆刻活动的开展。富商阶层则富而思文，尊崇书画篆刻家，或出资购买作品，或资助出版印谱，或延至家中任教，或襄助印人游历等等。官宦的重视和商贾的追捧，最明显的结果就是提高了印人的社会地位，抬高了印人的身价，为篆刻艺术市场的兴盛起到了精神和物质支撑的作用。

官宦的倡导扶持所起到的作用，最受益的莫过于何震，他“受知于今皇帝”且“腾于谼中”。汪道昆十分赏识何震的才华，为了帮助何，曾写信给多名官员，“推销”何的作品，包括休宁知县丁元父、山东臬副徐使君、礼部尚书李维桢等，他还推荐何震到边塞鬻印，以至于“大将军而下皆以得一印为荣。”赚了个盆满钵满，赚了个名动天下。曾官南科给事、尚宝司卿的祝世禄也记到：“往余令海阳时，得主臣甚喜，及官秣陵，数与相习，所有印章皆出其手。”无论在哪儿做官，对何震的印都一往情深，可谓铁杆“粉丝”。另外，我们从当时的印谱序记等也可看出，官宦对印人的褒奖、对印学的倡导作用不可小觑。如礼部尚书李维桢曾为金一甫、吴忠等印谱作序，户部侍郎周亮工不仅亲自撰写《印人传》《赖古堂藏印》等著作，胡正言等印谱也都有他的序跋。程远《古今印则》有礼部尚书董其昌、刑部主事张纳陞、礼部主事屠隆等高官为其作序跋。苏宣的《苏氏印略》有江西学宪黄汝亨、山西汾郡守曹征庸序跋。许多官员还把篆刻家们请到府中刻印，“何主臣，歙人，名某，字雪渔，以善符章奔走天下。昔年在白下，余召之入官署，授之玉、石、铜，成数十面，俱奇古有致，宝用至今。”董其昌《古今印则》跋云：“予友程彦明为汉篆，书与刻兼擅其美，识者方之文寿承、何长卿，士大夫皆求为私记。”许多官员还亲自篆刻，如文彭、周亮工等。山东临朐博物馆即收藏有明万历26年状元赵秉忠所刻的99枚“寿”字印章。

明代商人集团对篆刻的市场化起到了经济支撑作用，尤以徽商最为明显。

徽商对书画篆刻艺术的支持，贯穿从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的三百年间，这期间是徽州商业经济最为发达的时期，也是徽派篆刻发展最兴盛的阶段。徽商富裕且崇文之风甚浓，他们大量收藏各种字画印章，提高了篆刻家的社会地位，也抬高了印章的价格。发现并成就了何震的汪道昆，其家本就是徽商巨富。明吴其贞《书画论》中云：“忆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而收入。……其风始于汪司马兄弟。”家中有无古董字画印章等关乎雅俗，徽商们能不重视吗？嘉靖时徽州墨商罗龙文收藏颇丰，其子罗南斗独爱印章，亦能刻。罗龙文因严世藩牵连同死。家难后，古玩字画皆散佚，惟有印章被罗南斗保存下来，后借给顾从德辑成《顾氏集古印谱》行世。罗南斗的后裔罗逸《题罗公权印章册》称：“家延年好文博古，以父内史蓄法书名画甚富，故得多见往代金石遗文，其工于印章有自矣。……后坐事见籍，独古印章存。”许多徽商或大量收藏印章，或以家藏古印出版或资助印人出版印谱，为印学发展做出了贡献。

从历史的角度看，据《明清进士题名碑索引》载，明代徽州籍进士有392人，他们在各地为官，同乡之谊使得他们对徽籍印人关照尤多。加之徽商遍及全国，拥有巨大财富，他们对徽藉印人大力扶持、竭力追捧也是情理中事。这恐怕也是徽藉印人能够奔走天下鬻印，驰骋明代印坛，独领篆刻艺术市场风骚的主要因素之一吧。

不仅徽商，当时的富贾巨商都有“崇文尚雅”的追求，明彭源所谓：“缙绅硕彦，千里走币，珍逾拱璧焉。”可见当时景象。周亮工则在《印人传》中抱怨：“或以金钱，或恃显贵，人人可入镌矣。”“又使一丁不识之夫椟而藏之，奉为天宝，可恨甚矣。”虽为偏颇之辞，但却真实记录了官宦富贾对印章的渴求，见证了他们对篆刻市场形成和发展的贡献。

三、
篆刻艺术市场的主要表现形式

篆刻作为艺术商品进入市场，其表现形式不外乎两种：一是作为收藏品存在；一种是作为实用品存在。

1、“古印”的收藏。是将篆刻引入欣赏领域并推向市场的重要方面。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印谱辑录之风的兴起，“古印”的购藏，成为一种“时髦”。 明末施一山《购得古铜印歌》有：“我独倾囊古印换，累累大小堆书案”之句颇见世风。自明顾从德《顾氏集古印谱》至清末，约有千余种印谱问世，收录的古印未可计数。笔者仅选取明清流传广泛的集古印谱，比如《顾氏集古印谱》《范式集古印谱》《师意斋秦汉印谱》《十钟山房印举》等19种，即存印40945方，当然，这中间有许多因递藏转迁而重复收录者，如何昆玉在《《吉金斋古铜印谱》自序中记述：“番禺潘毅堂舍人官京师时，广搜古铜印，约一千三百余事，拓为《看篆楼印谱》与《程荔江印谱》相同者十之七八，……舍人殁后，其侄季彤观察得之，……观察已殁，古铜印为人窃去，入质市中，……予乃以重价得之。”这批古印四转其手，至清代又被陈介祺收归万印楼所有。客观地看待古印的存世量，韩天衡先生估计有两万方左右。这些古印的流传、买卖，体现了其商品价值，成为篆刻艺术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时印”的收藏。亦即同时代印人的作品，用于印谱的辑录和收藏。《忍草堂印选》程原自序：“或购石，或搜谱，一一流传有自。”即是讲述在辑录印谱时收购何震印章的实例。明张灏《承清馆印谱》自序中也说：“复不惮多方购诸名刻，尽其神刀鬼斧之工，登之谱，为一集矣。......客有少予者曰：闻子床头金已尽于二谱，而顾以有用供无用，不亦佐乎？”为购印章、出印谱，倾尽家财，真执着者。周亮工在《书江皜臣印谱前》中也写道：“他日有余资，当倩石工（陶石工）一一临摹为一谱，以传其人。”所请陶石工即是当时印人。吴晋《宝砚斋印谱》序中曾记述：“今天下藏印之多，无如栋园周司农（周亮工）矣。当司农盛时，四方操是艺来者履常满。”给周亮工刻印的人摩肩擦踵、踏破门槛，足见其盛。而陈继儒在《忍草堂印选》序中也叹道：“新安何渔雪先生，去世二十余年，海内购其印章，如古玉铜器。”距何震卒不过30年的吴奇也称：“何雪渔应胜，恨赝鼎多以乱真。”既言其珍贵稀少，也披露了当时收藏印章的风气。

当然，在印章收藏中，有些是冲着印石去的。周亮工认为：“印章莫过于市石。冻则其最下者。仆蓄老坑最夥。亦复最善，患难以来。尽卖钱糊口，买者欲得吾冻耳。”

9 k  t' C( K0 t3 I- d+ K3、实用的需求。一是艺术的使用；二是作为凭信的使用。是篆刻艺术市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有明一代书画家、收藏家数不胜数，他们对于印章的需求，形成了巨大的篆刻市场。从何震开始，印文的内容大大丰富“无语不可入印”，许多的文人士子、书画家、收藏家均拥有多方印章，甚至数百上千。何震自嘉靖29年刻制的第一方闲章“云深不知处”起，一生治印不下五千方，《忍草堂印选》序称：“又檄四方好事邮寄者，共得五千有奇。”是为证。仅何震就刻了这么多，依朱继祚所言：“工印章者毋虑数千家。”那得有多少印章问世？难怪吴正旸在《印可》中云：“余一生有印癖，自垂髫时游戏此道，辄为人所许可，然索之者众，余颇厌苦。”道出求印者太多的苦恼。据记载，周亮工收藏很丰富，尤喜印章，曾自谓："生平嗜此，不啻南宫之爱石。"所交往的篆刻名手为其刻印多达千余纽。何震的知音汪道昆一次就以百印请文彭、何震刻印，其收藏必十分可观。文物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一书仅董其昌印就有120方。苏宣在《印略》中也谈到：“而余乌能独树之帜，第其间为名公大家、学士文人所睨之以为奇者，岂止数十百千？”当然，彼时名家之印并非易求，明郑查吴正旸《印可》小引说：“至有求一印十年不可得者。”看来不掏银子是要碰壁的。如谢肇淛曾云：“近代新安何震乃以篆刻擅名一时，求者履常满，非重直不可得。”诚然，书画篆刻家之间作品往来有些是互通有无，但相当数量的作品是以市场规律来运作，明代书画取润已蔚成风气，书画家们已习惯市场运作。前面列举收藏家项子京送礼、送钱请文嘉书画刻印。祝允明晚年生活清贫，文嘉也是带上好的纸笔和丰厚的酬金，请祝书写了《古诗十九首》等。社会经济意识普遍增强，文人之间早已认可了有偿服务。

同时，“人人可入镌矣”， 印章受众面扩大，富贾乡绅、士子百姓的印章，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构成巨大的市场。吴暻在《宝砚斋印谱》序称林皋：“挟其技游公卿间，所到车骑辐辏，户限为穿”好不热闹。明末印人郑旼日记中曾记三个月中就为卜臣五次刻印，并云：“留卜臣楼头少话，致印章润笔，少济饥渴。”〔8〕社会需求与艺术需求成就了有明一代篆刻市场的繁荣。

五、四百年篆刻艺术市场的主要发展阶段

综观明清四百年篆刻艺术市场发展脉络，期间有两次高潮：一是何震作为创始者，开创了篆刻市场，形成第一次高潮；二是以丁敬为代表的清季印人，刻印卖印收入丰厚，形成又一次高潮。

明嘉靖以后，文人篆刻艺术体系逐步确立，以何震为代表，首先在徽州涌现出一大批篆刻家，以至从万历开始至崇祯末年的长达六七十年的印坛，成为徽州人的一统天下。明季印坛高手当推文彭、何震、苏宣、朱简、汪关五大家，五人中何、苏、朱、汪都是徽藉人。韩天衡《中国篆刻大辞典》收录从何震至明末著名印人260人，除去有近50人未注明籍贯，徽藉印人有48人，占到近四分之一。周亮工在《书程孟长印章前》云：“久而黄山无印，非无印也，夫人而能为印也。又久之黄山无主臣，非无主臣也，夫人而能为主臣也。”道出当时徽地习印者众多，且水平普遍较高的状况。这些善刻者，挟方寸铁，游走千里，鬻印为生，在篆刻市场史上留下了开拓者的脚印。

明代印人的润例如何？确切资料不多，只能寻得蛛丝马迹。

明时古印的价格比较高，“尝有从土中得一玉印，文不可辨，需数金耳，大年趣公急售之，后为浣洗，辨其文秦六字小玺也，人以数十金争购，……后尚书之子无非以二百金售之歙人。”而当世印人的价格见诸记录的确实不多。作为开创者，何震目前未见明确的价格记录。我们只能从“槖金且满”“片石与金同价”“今获其寸款片石，珍若琳琅”“海内购其印章，如古玉铜器”等语中窥得一二。何震一生刻了大约五千方印，收入必很可观。《印人传》说他：“性好宾客，挟数寸铁，而食客恒满座”“自奉馔非丰洁不举箸，其食客亦如是。”仅靠刻印却奢靡如此，何震的润例应该很高。梁千秋印价估计也不低，否则，以一介印人，家小之外还养得起侍妾韩约素？周亮工云：“千秋得名后，留心声妓，一意自恣。”看来梁千秋不仅印学何震，在挣钱方面丝毫不逊色，即便其侍妾韩约素周亮工也羡曰：“而得钿阁小小图章者，至今宝如散金碎璧。”。苏宣则更潇洒，唐汝询有《痴先生歌》写苏宣：“忆昔全盛金满籝，结客不惜湖海倾，堂中往往罗群英。雕盘绮食纵横馈，桑落之酒日满铛。”极尽奢华。当然，一般印人就没有这么幸运，文嘉给项子京书画刻印，只得到果饼和白银五钱。其他印人也有零星记载，“（薛宏璧）日坐开元寺肆中，不知为谁何氏之人奏技。来者率计字以偿，多者十余钱，少则三数钱一。”周亮工寻访顾筑公遗印“自余往询后，妇乃讶曰，是顽石乃致周公问，遂高其值，一方动至数金。”虽嗔老妇要价过高，也可窥见印章在百姓心目中的价位。汪关父子以鬻印为生，其子宏度：“尤风流，自命得钱不为人奏刀，必散之粉黛，散尽冀复得钱，始为人作。”显见得金钱来之不难。

从当时书画市场看，仇英画价在“五十金”到“百金”之间。文征明“扇骨八把，每把装面银三分，共该二钱四分。”〔9〕凌濛初的《二拍》中描写到，苏州人文实听说北京扇子好卖“他便合了一个伙计，置办起扇子来。上等金面精巧的，先将礼物求了名人字画，免不得是沈石田、文衡山、祝枝山，画了几笔，便直上数两银子。”可见当时刻印与书画润笔相比，还是有相当差距的。但据《明会典》记载，正七品官年俸银为27·49两，而米价一石约需六、七钱至一两二钱之间。老百姓一年的费用也就二、三两银子。印人薛宏璧刻印一字至少“三数钱”，多时“十余钱”，一字即能买一石米（今142斤），一年刻五六十个印，就抵个县太爷了。如此看来，明代印人的生存状况相对优良，应该能够衣食无虞，宽裕富足。

晚于何震几百年的丁敬不仅是清中期篆刻的领军人物，更是把篆刻价格推到一定高度的杰出代表，以他为代表的清季印人创建了篆刻艺术市场的又一个高峰。丁敬的印当时在扬州 “白镪十金为镌一字。”〔10〕白镪十金即白银十两，可说是要价甚昂。据记载丁敬在钱塘江边有一座小园林，取名“带江堂”，花木环绕着几间老屋，名为“落红老屋”，当时，扬州八怪等文人雅士常聚会于“带江堂”中把酒吟诗，书画篆刻，惬意自足。若非收入丰厚，哪会有此种心情？篆刻家胡唐当时也是 “黄金一籯镌一字。”〔11〕以标榜其印之珍贵。郑板桥《行书扬州杂记卷》中曾记，其与金农、李鱓、高翔等：“皆以笔租墨税岁获千金，少亦数百金。”而当时一品京官的年俸为360两，一品外官年俸为180两，即便成为宫廷画师年俸也只有100两左右。〔12〕丁敬等金石书画家的收入已远远超出朝廷大员，令人艳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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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岩

  _+ M% Q( i2 R; ^( X) r& u（本文获“全国第八届书学讨论会”三等奖并发表于《中国书画》2011第2期）

注释：

文中引文除注明外均引自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

〔1〕《天衡印话》韩天衡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公司2000年出版

〔2〕《婺源乡土志》清光绪34年（1908） 董钟琪 纂修

〔3〕《五杂俎》明 谢肇淛著 辽宁万有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出版

〔4〕《长安酒人传》明 胡应麟

〔5〕《艺苑卮言校注》明 王世贞著 罗仲鼎校注 齐鲁书社出版

〔6〕《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 金尼阁著
1 _2 a6 b, w" {$ N广西师大出版社

〔7〕《明清书画家尺牍》上海书店出版社 编 1996年出版

〔8〕《徽派篆刻的兴起与发展徽派篆刻的兴起与发展》翟屯建

〔9〕《文征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

〔10〕李斗《扬州画舫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10月一版

〔11〕《船山诗集》清 张问陶著

〔12〕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3印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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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篆刻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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