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根权品评书谱第19讲

一片孤云在碧天

第19讲
洛阳纸贵

洛阳纸贵，典出《晋书·左思传》，说是在西晋太康年间出了位很有名的文学家叫左思，他所作的《三都赋》一时在洛阳广为流传，人们竞相传抄，使洛阳的纸价贵了许多。“洛阳纸贵”这一典故流传下来了，但左思其人及《三都赋》后来知道的人并不多，因为《三都赋》在中国文学史上并没有占有一席之地。“洛阳纸贵”表现出的是一种文化现象，即文化载体的流行，这一文化现象反映出的实质是文化内容的广受欢迎和广为传播。孙过庭的《书谱》一书一经问世，就倍受书法人的重视和关爱，就在书法人中广为流传。孙过庭本人出于讲学的需要多次抄写过《书谱》，其它学书人出于学习书法艺术的需要，也多次抄写过《书谱》，当年的传抄流传会不会轰动一时，让洛阳城内的纸价飞涨呢？我们说完全有这种可能。

孙过庭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位难得而少有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陈子昂称其为“有唐之不遇人也”。孙过庭五十六岁被免官后，所从事的职业就是研究书法、教授书法、为中国书法艺术著书立说，他长期住在客舍里，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当时的人们对类似于这类职业称之为“座主”，孙过庭就是“书法座主”。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书法家很多，但绝大多数书法家都不是职业书法家，而是兼职书法家，所兼之职多是官僚，其书名的获得多与其官位相关。官僚书家多以官显书，服务的对象是少数达官显贵，对于官僚书家，大众人群是可望而不可及。孙过庭是一位职业书法家，其书名的获得靠的是他的书法艺术技艺和书法理论建树，他的服务对象是大众人群。孙过庭的《书谱》必然深受大众人群的欢迎和喜爱。

孙过庭用骈体诗文三千七百余字写就的《书谱》，既是一部优美的书法史诗，又是一部完整充分的书法学讲义。这部书法学讲义以“达其性情，形其哀乐”为主旨，对书家、学书、书牒、运笔、授书、评书等给以了充分论述。其中充满了辩证法，巧用了方法论。说理透彻，比喻精辟，妙语连珠，富有情趣。《书家论》、《学书论》、《书牒论》、《运笔论》、《授书论》、《评书论》等六篇内容各自独立成篇，篇与篇之间相互联系紧密。六篇的内容将书法艺术中的问题全都覆盖了。对书法的批评，从书法艺术的指导思想，到学习书法艺术的具体实践，所击之处，无不切中了书法学习中之积习陈弊。鞭辟入里，言真意切，有拨云见日之效。通过这些批评为学书人指明了一条学习书法以及书法创作的成名、成家、成功的正确道路。如此书法学讲义，不要说是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就在今天，依然是一部非常好的书法学讲义。

孙过庭《书谱》墨迹，翰墨精妙，“书乱二王”，结字运笔，入规合矩，字数之多，堪为后世草书法帖之上乘。这又是孙过庭《书谱》一大卖点。

从书学的角度说，《书谱》是一部书法学讲义，它叫《书谱》。若从文学的角度说，《书谱》是一篇优美的书法史诗，应该叫它《书赋》。如此书学文学兼优兼备的诗篇，中国书法史、中国文学史首屈一指，受到时人的喜爱当属必然。

以上是孙过庭《书谱》所具备的社会轰动效应的条件，即《书谱》响亮的社会卖点。以下我们再看看孙过庭《书谱》所处时代的文化大背景。

唐代取仕的制度是科举考试，科举考试就是考文章，但文章是靠书写表现的，写不好一手好字，就受不到考官的看重，就相当于文章没有写好，文章不好就意味着功名无望，就相当于自我断送了仕途前程。由此见得，书法于科考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同小可的，科举考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考书法。对于这一点，现在的大多数读书人是没有感觉的，而唐代的读书人是非常清楚的。有了这样一种潜在动力，这就有了学子们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都在那里练习书法，书法练习就成了士子们的必修课。这就是孙过庭《书谱》的社会需求，这也就是孙过庭《书谱》广为流传的社会大背景。试想，在那样一个社会大背景中，向孙过庭求习书法的人为数一定不在少数，希望有一本《书谱》手稿的人也一定不在少数，《书谱》的传抄和流传当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唐代是我国书法史上第二次书法发展高潮，除了科举考试，能够刺激引发士子们学习书法的热情外，最高统治层的崇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唐太宗特别喜好和重视书法，在翰林院设侍书博士，国子监设书学博士，科举考试中设有《明书科》，以书取仕。太宗特别推崇王羲之，在位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搜集王羲之的墨迹，在搜集王羲之的墨迹的时候，可以说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太宗下令全国，以重金收集王羲之的书法墨迹，只要献出王羲之的书法真迹，要官的给官，要钱的给钱。唐高宗和武则天也都非常喜好和重视书法，他们的字都写得特别好，且都师王羲之，都是书法大家。上行下效，统治者高层对书法艺术的崇尚，必然影响带动社会尚书的时风。孙过庭传承王羲之书艺，“书乱二王”，得到过太宗的首肯，《书谱》的传抄和流传又当是一件很时尚的事情。

有孙过庭《书谱》的响亮卖点，有社会的尚书时风，二者的自然结合，孙过庭《书谱》的广为流传抄转就属一种必然，“洛阳纸贵”也就成为一种可能。关于这件事情史料中虽然没有留有像左思的《三都赋》那样明确的记载，但我们很欣慰，时间虽然过去了一千三百多年，类似于《三都赋》那样的文化现象的记载，史料中却随处可见。

熟读孙过庭《书谱》，我们首先从《书谱》中发现了有关这件事情的大量事实依据。

第一，《书谱·授书论》一篇起首说有这样一段话：“尝有好事，就我求习。吾乃粗举纲要，随而授之，无不心悟手从，言忘意得。纵未穷于众术，断可极于所诣矣。”这是孙过庭教授书法的自我描述。这一自我描述说明，孙过庭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书法老师，是一位非常会教书的书法老师，教授书法非常内行，有着丰富的书法教学经验。他知道不同的学生各自缺什么、少什么、需要什么，他能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和浅显易懂的道理，去讲授学生最需要的东西，他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良好的书法教学效果，很受学书人的欢迎和喜爱，向孙过庭求习书法的人很多。

第二，孙过庭《书谱》后记中说的明白，“今撰为六篇，分成两卷，第其工用”。这说明《书谱》的内容很多，篇幅也长，但学习起来很方便，可以“第其工用”。学书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目的的不同，可以全面系统地学习，也可以就其中的某一部分即某一篇章单独拿出来学习。这说明的是《书谱》的时用性。

第三，孙过庭《书谱》墨本开卷写道：“吴郡孙过庭撰”，卷末又书“垂拱三年写记”。前边呼“撰”，后边称“记”，两款意思相通，只需要出现一个就行了，为什么要重复？重复的意思就是在告诉读者，书是自己撰著的，现在自己又在抄写。

第四，《书谱》墨迹手稿影印本，第五行与第四行内容抄错了行，抄重复了。按照一般的抄写常规，出现这种情况后，处理办法多是毁了重抄，而孙过庭并没有毁掉重抄，只是作了一些删去标记。孙过庭不毁掉重抄是出于一种什么原因呢？我们说，孙过庭出于珍惜时间，不想反工。这种现象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抄错行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孙过庭已习以为常了。抄错了，不要紧，只要不影响使用，也就不再重抄了。孙过庭在处理错抄重抄问题上已经非常有经验了，既保证了内容的正确无误，还不出现涂抹，以显书面的整洁，目的在于使用者看起来舒服。说明孙过庭对于《书谱》的抄写，已经是一件很频繁、很平常的事情了，对《书谱》已经抄写了许多次了；说明孙过庭抄写《书谱》，是以实用为目的，只重文字内容而轻于书写形式；说明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一墨迹不是《书谱》原撰稿底稿，而是多次抄写稿中其中的一稿。

第五，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这一稿《书谱》墨迹的落款“垂拱三年写记”，但真正的书写时间不是垂拱三年，而是永昌元年。由于是抄写，一旦抄错了，补救的办法是怎么方便怎么改。说成是垂拱三年抄写，关系不大，因为垂拱三年也是抄写过的，垂拱三年抄写的，永昌元年拿出来使用没有什么错。如果是撰写而不是抄写，那么落款就不能像现在这样随便了，这说明孙过庭抄写自己的《书谱》，已经抄写了许多篇。

第六，散文便于叙事论理，诗歌便于抒情，骈文易于上口，便于记忆。按照《书谱》内容，散文最合适，孙过庭为什么不用散文的形式，而用骈体诗的形式，而且非常注重文采？目的就在于易于记忆，便于抄写，利于传播。

以上几点说明了一个问题，孙过庭对其《书谱》进行了大量的抄写。孙过庭所生活的唐代还没有印刷技术，书籍的流传靠的就是抄写。《书谱》承载着孙过庭书法艺术理论思想，为了使自己的书法艺术思想理论得以传播，最好的办法就是抄写《书谱》。孙过庭是书法老师，教学生学习书法需要教本，为学生讲课，不能想到那里讲到那里，得有个纲目，得有一个系统，得有具体内容。学生学习书法更需要有个课本，书法这门艺术不是讲完后就能完全领会掌握的，需要年复一年的练习，需要反复的体会理解琢磨。学生索要老师的讲义作为自己的课本当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老师发给学生课本也是一件必要的事情。这就是孙过庭多次抄写《书谱》的原因。相信孙过庭的众多学生出于学习的目的和需要也在抄写《书谱》。

关于《书谱》当时在社会上的广受欢迎和广为流传，除《书谱》自身所反映出的信息外，还有两件事情最能说明问题。

张怀瓘晚于孙过庭五十年左右，其《书断》云：“过庭博雅有文章，草书宪章二王，工于用笔，俊拔刚断，尚异好奇，然所谓少功用，有天才。真、行之书亚于草矣。尝作‘运笔论’，亦得书之旨趣也”。张怀瓘这里所说的“尚异好奇”、“尝作‘运笔论’”、“亦得书之旨趣也”，说的就是孙过庭《书谱》之书法理论。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书法没有一个客观的评判标准，长期以来书法家的书名并非以书艺水平的优劣高下排名，多以官职的大小而论。孙过庭的官太小，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书名并未能列入初唐大家之中，新旧唐书没有他的传记。孙过庭逝世半个多世纪后，能被张怀瓘所重视并提名品评，这无疑就是《书谱》广为传播的结果。

窦臮，宝年间书法家、书学家。窦臮《述书赋》云：“虔礼凡草，闾阎之风，千纸一类，一字万同。这句话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孙过庭《书谱》的广为传抄和广为流传“洛阳纸贵”由此而可见一斑。

有关日本高僧空海书法的史料最能说明孙过庭《书谱》的广为传抄和广为流传，当属“洛阳纸贵”最有力的事实支持。清沈增植《海日楼札丛》载：“空海入唐留学，就韩方明受书法，尝奉宪宗敕补唐宫壁上字。”空海是孙过庭逝世一百年后来中国求学的，他的书法老师是当时长安书法名家韩方明，而所学到的却是孙过庭的书法理论和书写运笔神韵。这说明韩方明就是孙过庭的学生，韩方明的书法讲义就是孙过庭的《书谱》。日本御府藏空海所书《风信》帖，从运笔到神韵完全源于孙过庭《书谱》墨迹。日本阳明文库馆藏有空海《书谱》临本，自“五十知命”起，至“时然后”止，共三行。所临极为逼真，可以书乱《书谱》真迹，足以见得空海于孙过庭《书谱》上所下的功夫了。日本御府所藏，有一件空海抄录孙过庭《书谱》的文字，自“互相陶染”起，至“假令薄解”止，共十三行。录文中，“不悟所致之由”之“不悟”，录作“岂悟”，余无异。见《书道全集》第十一卷（平凡社旧版）。日本宽政年间北条铉刻《集古法帖》，有空海写本《书谱》，殆同卷中分散者。《书道全集》第八卷（昭和三十二年新版）节印六行，自“形质使转为情性”起，至“草乖使转不”止，其中较我们现在看到的孙过庭《书谱》墨本，“使转为形质”下多出了六句话，这六句话为：“草无点画，不扬魁岸；真无使转，都乏神明。真势促而易从，草体赊而难就。”共二十八字。《书道全集》特以其异文而节载之。这说明韩方明教授书法使用的抄本是孙过庭《书谱》的另一版本，说明《书谱》是在孙过庭教学实践中不断进行了文字加工修改，最后得以完善；说明空海不至一次抄写了《书谱》，而是多次抄写了《书谱》；还说明空海抄写《书谱》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一个人的学习，他要将《书谱》的书艺和书艺思想理论带回日本，让更多的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