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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李丰原 于 2012-2-14 23:24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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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2012年2月，第九届全国书学讨论会入选获奖论文名单揭晓。郑志刚投寄的论文《“西高穴体”汉晋刻石书迹胪析》落选。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也没什么好害臊的，文章写得不好，落选活该！ 或曰邮递有闪失，或曰有关曹操高陵的口水战尚未平息，或曰评委瞧着这个名字就反胃，等等等等，总之，任何理由都显得苍白可笑，郑志刚的论文，铁定是落选了！ 问题是，历届讨论会论文的评选，从来都是“闲人莫入”的。那么，我们能不能呼吁将所有投稿论文都公开在网络上晒一晒，尤其是上榜论文，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一遛，让所有网友做评委，来一次网络海选呢？将海选结果与书协评委们给出的榜单，来一次白纸黑字的比对，是不是还真有点意思呢？ 这里且将郑志刚的论文作一靶子，首先晒出来，大家评一评，论一论，撕开丫个口子，把学术阳光放进来！
“西高穴体”汉晋刻石书迹胪析
郑志刚 内容摘要：本文在逐次析读了曹操高陵石牌、鲁潜墓志等数种刻石书迹的基础上，提出了“西高穴体”汉晋刻石书风的全新艺术概念。并针对这种地域性书风，从分布范围、时空半径、字体个性、使用场合、艺术得失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客观论述。值得强调的是，本文不仅率先对曹操高陵的书法艺术进行全息观照，还发全国先声，大胆探讨了高陵刻石书迹的作者问题。 关键词：西高穴体 汉晋刻石 书风 曹操高陵 楷化隶书 “西高穴体”是对以曹操高陵所出石牌为核心的一系列汉晋刻石书迹所共有书风的命名。它以曹操高陵所在地安阳西高穴村为地域基点，以从汉末到北魏之前的百余年为时空半径，以“楷变”渗透下的铭刻隶书为基本载体，以朴直峻健、端凝谨饬、局部时见奇变、略伤刻板雷同为主要艺术风貌，通常施用于昭示典重的严肃场合。 曹操高陵自考古确认以来，舆论大哗，围绕其真伪而展开的争执，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热浪。在喧嚣与嘈杂之中，高陵所出刻石书迹所蕴含的艺术特性及价值，一直处于被遮蔽与漠视的状态，未能引起相应关注。 本文对曹操高陵铭刻石牌及相关的鲁潜墓志、西门豹祠残柱刻石、造猨戏绞柱石孔刻石等汉晋书迹，从书法艺术视角，作了较为客观的析读。并对高陵石牌书迹的作者问题，进行了率先探讨。从而揭示出“西高穴体”这一艺术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为其能够在来日不断得到充实与修正，铺拓了一条阳光大道。
一、曹操高陵刻石书迹 2009年末，河南安阳西高穴大墓被官方确认为曹操高陵。于中考古发现59件刻铭“石牌”，据称“这是中国考古学上的首次发现，也是我们探讨这座东汉晚期‘王陵’级墓主人的十分重要的考古资料。”[1] 从书法艺术视角观照这批石牌字迹，对于探讨汉末魏初的字体演变规律、析读其结势及点画特色，无疑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据介绍，从形制来看，这59件“石牌”大致可分三类：一类为顶部“圭形”石牌，共出土7件，均发现于大墓前室底部。长10.8厘米、宽3.1厘米、厚0.8厘米，顶部有穿孔、孔内有铜环、铜环连以铜链；另一类是一件从盗墓者手中追缴的石枕，底部有矩形题刻；第三类为“六边形”石牌，大小尺寸相同，上部短边长2.1厘米、下部长边长4.2厘米、短斜边长1.8厘米、总长8.3厘米、宽4.75厘米、厚0.7厘米，顶部有穿孔，均发现于后室，约有50多件。 从文字内容看，“圭形”石牌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 “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 、“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等；石枕题刻为“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而“六边形”石牌则有“书案一”、 “镜台一” 、“胡粉二斤” 、“香囊卅双”、 “黄绫袍锦领袖一” 、“丹绡襜襦一”等物品名称及数量刻铭。 史载，墓主曹操薨于公元220年正月庚子，二月丁卯葬高陵，同年十月曹丕称帝。这样来看，这批刻石的制作时间，只能是220年正月庚子至二月丁卯之间。[2]时值汉末，在刻石领域，通行“八分体”隶书。这种书体的整体特征是字形方扁、用笔谨饬、蚕头燕尾、波磔分明，以昭示典重。在出自曹操高陵的这批刻石书迹中，“八分书”占有绝大比重的同时，也有少部分“六边形”石牌（譬如“木墨行清”、“书案一”、“渠枕一”、“白缣画卤薄游观食厨各一具”、“墨画零状荐苹蒻簟一具”、“木墨敛二合八寸机一”等）刻文脱离了隶书“蚕头燕尾”的规范写法，字形趋方、章法无序、敧斜散漫、刻画浅显，似临事匆遽、信手而为，间杂着浓重的行楷意味。 事实上，东汉中期以后，隶书在日常书写中逐渐分化为两种表现：一方面朝着强化其标准化特征的方向发展，形成规范“八分书”；另一个发展方向则是逐渐刊落波磔、强化勾挑用笔，楷、行两体由此萌芽，并得到充分发展。[3]不难发现，在数十枚“六边形”石牌中，这两种书写性状得到了共存。如果说“圭形”石牌、“矩形”石枕及大部分“六边形”石牌上的“八分书”出自某一训练有素、技艺娴熟的书家腕下，并延请良工精意錾刻而成的话，那么，这一小部分书、刻率意的“六边形”石牌，该是民间书手所为。鉴于此，我们或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批石牌刻前之书，至少出自两人之手，并且书写时间也有先后之别。在“五尺漆薄机一食单一”这枚石牌上，穿孔下居中一行六字“五尺漆薄机一”为规范隶书，而左行三字“食单一”，则显系他人草草补写所致。曹操卒葬之间，仅有月余，这批既有恭谨书、刻，又有少许“急就”的石牌，与这个仓促的时段构成了情理中的对应。 而“八分书”中，风格又有差异。其中，以“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为代表的7件“圭形”石牌，点画方圆兼施，字态朴拙而不乏机变，或雄劲浑厚，或健朗直倔，俱各味浓。在“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中：“魏”字与曹魏名石《孔羡修孔庙碑》中之“魏”，写法完全相同，见证了汉魏过度时期文字流变的既有特征；“常”字额部左右两点丰盈而灵动；“所”字左侧撇画弧形翻卷、逆裹起讫，真力扬聚，对层叠的横竖笔画可能形成的视觉疲劳，进行了有机调节；而“用”字左撇画的“鸟头状”起笔，则略嫌造作，透露了汉末隶书的某些习气化倾向。在“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中：“魏武”两字右勾画，双双翻挑上扬，如乘风并举之飞天，与末字“刀”左撇画之昂扬奋张，恰成首尾对角呼应，从而使得整行文字气脉团拢。还有两件内容同为“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的残牌：其中一牌损“魏武王”三字，方笔为主，字态敦稳，近于《张景碑》。“用”字左撇画肥顿后极力上扬，“格”字雁尾水平挑出，如掷重物，颇富动感；另一石牌仅余“格虎短矛”四字，却隶篆相掺、方圆互用，字字有腾跃之势。 矩枕“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题刻，书风瘦硬清劲，稍近《礼器碑》。九字居中上下密置，几无字距，而左右宽展，字内又经意疏朗，是故毫无拥塞之感。个中“魏”字夸张的雁尾，“慰”字方起锐收、雄劲抛荡而出的弧形长画，恰如长桨拨水，极尽恣肆奔放之势；而那些灵动多姿的各式碎点，穿梭于曲、直线林之中，对观者视线形成有力撩拨。譬如 “慰”字共有六点，如星散天，右方四点更如游鱼聚首、嬉戏追逐，令人观之莞尔、味之不尽。 需要说明的是，在“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中，局部点画的处理已经显示出程式化风习（也或许是刻工惯性所致）。尤其是横画起笔、撇画收笔及部分竖画收笔部位，刻意强调方锐形态，甚至劲翘分叉如燕尾，便略机械刻板之失。这种积习在“六边形”石牌中枝分叶布、有着弥漫式表现。究其原委，是隶书从汉末向魏晋过度中“楷法”日渐萌生夹杂的产物。迨及曹魏碑刻，“隶书体态、大小一律，方整规矩，点画刻板，波磔挑法雷同装饰，生气已失，艺术性较汉代碑刻隶书鼎盛时期已远远不如。”[4] “六边形”石牌中的规范隶书，尽管杂有汉末习气，但仍有不少可观处。这部分成熟的“八分书”，多瘦硬直朗、正面向人，不作刻意扭摆，自有一种端肃气质。与立于东汉汉安二年的（公元143年）《景君碑》、光和六年（183年）的《白石神君碑》等，或有血脉相通处。在这种整体清健谨饬的氛围中，个别字姿态别出，令人眼前一亮。比如“香囊卅双”的“囊”字，易宽扁而纵长，繁密中透出朴讷之气；“白练单衫二”的“衫”字，右半部三撇径作三点处理，肥瘦、俯仰各殊，犹似冷露三颗迸溅而出；“刀尺一具”的“刀”字，直若奔跑者的双腿，前弓而后伸，险中求稳，很是难得。 事实上，“六边形”石牌中的那部分民间率性书迹，已经迈入“隶楷杂糅”的范畴，并有行书意味潜流于中。分析起来，“楷书和行书的一些因素在隶变时出现，但直到东汉晚期，我们才能看到它们开始以一种字体的面目出现。”[5]这类迫于事的信手书、刻，在完全抛除“典重”顾忌之后，反倒将字体衍变的真实消息披露无遗。拿“渠枕一”中的“枕”字来说，不仅毫无“蚕头雁尾”式波磔，末笔还出现了纯粹的楷法勾挑。除了字形扁方为隶势、右上方横勾为隶法外，整个字视作憨朴可爱的北朝楷书，似不为过；在“白缣画卤薄游观食厨各一具”中，隶、楷、行三体交融的感觉触手可及。该石牌文字分三行排布，似为直接凿刻而成，字态稚拙，行势摇荡，若野僧浅醉；“木墨行清”与“书案一”，则是介乎“八分书”与“隶楷书”之间的别一种风格，既不斤斤于前者点画特征的营建，又无后者草率之弊，体格清逸、松活自如，在隶书的基本架构之中，涌动着楷变的新理异态，艺术水准由之卓然高企。 二、关于曹操高陵刻石书迹的作者
: ~- S2 T) a4 s 依上所述，曹操高陵的这部分汉末刻石书迹，至少假自两人之手。那么，这些作者有无影踪可寻呢？
7 l; `# D! V/ Z. C" V! S “从历史记载来看，个人纯粹凭借书法而扬名，在社会上被广泛尊崇，成为书法名家，并通过师徒授受、世人仿学而形成书法群体和流派，是从汉代开始的。汉代著名书法家有陈遵、曹喜、杜操、王次仲、崔瑗、崔寔、张芝、蔡邕、师宜官、刘德升、梁鹄等，但遗憾的是，尽管现在我们能看到数量丰富、艺术高超的汉代碑碣刻石、简牍墨迹，但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当时书家没有署名的风气，这些史书所载、享有赫赫大名的书法家都没有可靠的书迹存世。因此，我们只能凭借史书的记载对他们的艺术努力和风格表现有一鳞半爪的了解。”[6]
/ p6 }/ d- t) n0 d' s! A 曹操父子（丕、植等），文名隆盛，而书名不彰。而在唐代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张怀瓘笔下却是“魏武帝，姓曹氏，讳操，字孟德，沛国谯人。尤工章草，雄逸绝伦，年六十六薨。张华云：汉安平崔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书，而魏武亚焉。子植字子建，亦工书。”[7]看来，曹操天赋异禀，不单诗文傲世，并书法骄人，以其“雄逸绝伦”之章草，成为仅次于汉代著名书家崔寔、张芝、张昶的笔墨胜流。还有，写出《洛神赋》的曹植“亦工书”。由是推想，《典论•论文》的作者、魏文帝曹丕，对书法至少也是不陌生的。
书法于曹操是当然的余事，却有不俗的成就。至南宋，仍有硕儒如朱熹者，直言：“余少时喜学曹孟德书，时刘共父方学颜真卿书，余以字书古今诮之，共父正色谓余曰：‘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余嘿然无以应，是则取法不可不端也。”[8]尽管曹操流布于后世市井间的“奸雄”形象，影响了对其书艺的评价，但一个不容遮蔽的事实是，曹操书迹本身的水准，还是令人信服的。 曹氏父子既然于书法有超拔见识，那么，对曹墓石牌的书写者，理当有严苛的挑剔与遴选。一个前提是，为昭示典重起见，这批石牌的书手，必须精擅规范的“八分书”。对曹操而言，这样的书手并不难觅，因为汉末许多著名书家如梁鹄、毛弘、韦诞、邯郸淳、钟繇等都直接归附了他。西晋卫恒《四体书势》称：“今八分皆弘法也。”也就是说，魏晋时期作为铭石书体而流行的八分隶书，是师宜官、梁鹄、毛弘这一风格体系发展而来的。[9]而毛弘（汉献帝时为郎中，教秘书郎书法）是梁鹄的弟子。 张怀瓘在《书断》中，将唐前历代书法名家以神、妙、能三品分别置评。在“妙品”98人里，梁鹄居“八分”之一，“魏武帝”居“章草”之一。“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人。少好书，受法于师宜官，以善八分知名，举孝廉为郎，灵帝重之，亦在鸿都门下。迁幽州刺史。魏武甚爱其书，常悬帐中，又以钉壁，以为胜宜官也。”[10]) \8 [) j$ w! ~- V0 k
梁鹄受曹操激赏，与王羲之被李世民极力推重，或颇仿佛。汉末以及曹魏时期的宫殿题署，遂多为梁氏所书。 如此看来，梁鹄（或以梁鹄为核心的一个小型书法组合）理当成为高陵石牌书手的最佳人选。曹操临终前遗令，或者曹操谢世后曹丕、曹植自发指派，再或他人竭力举荐，都有可能促成梁氏担纲曹墓内外一应书写事务。这批尊谨恭敬的铭石“八分书”，如果出自梁鹄之手，与曹操的身份及曹墓规格，也是相匹称的。至于那一少部分隶楷间杂的率性书写，则可推定必非梁鹄（或梁鹄组合）所为，而极有可能是临葬前民间匠作“拾遗补缺”式的草草客串。依当时审美轨则，这类“蓬头鹑衣”般的挥洒，是根本不入时人眼、深为士林名流所鄙薄的。
三、《鲁潜墓志》书迹 因为志文有涉曹操高陵的地理方位，同出于西高穴村的《鲁潜墓志》，被激烈地指为赝鼎。而事实上，无论从哪方面作冷静分析，这方十六国时期的青石质墓志，都是经得住反复推敲的。 据介绍，鲁潜墓志于1998年4月被乡民在西高穴村西北0.5公里处发现，志文载“（鲁潜）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另有调查资料显示，1992年西高穴村砖厂起土时，在鲁潜墓志出土地以北约8米处，挖出一座古墓。后来此处又陆续发现多座古墓，墓葬规模较大。调查者认为，该处可能是后赵时期一处古墓群，而鲁潜墓应该属于其中之一。[11] 鲁潜墓志刊于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高20.7厘米、宽31.3厘米，志文为隶书，14行，共120字。受魏晋“禁碑”风气及战乱影响，十六国时期墓志数量极少、形制也小，鲁潜墓志便是明证。墓主鲁潜，文献中有零星记载，《晋书》载“晋都尉鲁潜叛，以许昌降于勒”，可知鲁潜原为东晋都尉，叛逃后降石勒。生前居官者，殁后墓石例请名手书刻，“太仆卿驸马都尉”鲁潜的墓志，乃后赵经验丰富的书家经意所为，当无疑问。 鲁潜墓志的隶书体势中，裹藏着浓郁的“楷情”，点画瘦硬、朴直方劲。横画起笔、撇画收笔等部位，刻意夸张为峻锐的方角形态，雷同刻板，有装饰化倾向。与之有125年时空差异的曹操高陵石牌隶书，也存在近似表现。在十六国刻石中，前秦《梁舒墓表》（376年）、后秦《吕宪墓表》（402年）、北凉《沮渠安周造像碑》（445年）、后燕《崔遹墓志》（395年）等，书风都有“刻意锋棱、伤于造作”的规律性痕迹可寻。魏晋时期隶书“楷变”的大势，业已浸入所有刻石的血脉骨肉之中。 鲁潜墓志的书艺价值在于，在魏晋隶书“呆板造作”的大风气下，尚多机巧变化，时有出人意料的处理方法。其凝朗之态、峻达之势、方锐之相，得爽快磊落之美。细察之下：第二行“丁”、 第五行“字”、 第六行“子”、 第十三行“子”等字的竖勾，极力左甩，致使整个字欹斜不稳，玉山倾颓，若无界格扶持，恐将醉卧不醒；第一行“建”、第三行“马”、第四行“潜”、 第七行“墓”、 第十二行“建”等字，敦朴天真，略近《爨宝子碑》；第四行“五”、 第十行“帝”、 第十二行“五”等字，间参篆法；第五行“九”，第六行“戊”、 “癸”， 第九行“魏”， 第十一行“回”，第十四行“向”等字，方头愣脑，左顾右盼，状若顽童，憨拙可爱。[12] 如上诸般，都是大风格下的奇姿变态。而正是这些“个别”，大大丰富了《鲁潜墓志》的艺术经纬。 四、西门豹祠残柱刻石书迹 西门豹祠残柱刻石，立于后赵建武六年(公元340年)，1975年左右发现于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西门豹祠遗址，现藏河北临漳县文物保管所。 包括曹操高陵在内，“西门豹祠”是“邺城”周边一系列北方墓葬的一个公共方位坐标。《三国志·魏书·武帝记》有载，曹操葬于“西门豹祠西原上”的“高陵”。有两重证据可以证实，西门豹祠在漳河南岸、邺城故城西侧，即今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附近，故址尚存。西门豹祠残柱刻石（一称“赵建武中所修也”勒铭石柱）便是这两种证据之一，另一个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浊漳水》。而西高穴大墓，恰好位于西门豹祠遗址西侧7.15公里处，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13] 关于西门豹祠残柱刻石，赵明诚的《金石录》亦曾录载：“右《赵西门豹祠殿基记》云：‘赵建武六年，岁在庚子，秋八月庚寅，造赵西门豹祠殿基。’其下刻物象甚多，如土长、强良、硕章、舒悽雀之类，其名颇异。” 此柱石现残存隶书10行、百余字（右侧另有榜题“圣人”二字单列），内容大略释作：赵建武六年岁在庚子秋八月□□□□□□□□□□□□；丈南北五丈高三尺五寸壁三□□□□□□□□□□□□；七尺上作回头殿屋三间间长□□□□□□□□□□□□；一丈五尺用杂材五百四十□□□□□□□□□□□□□；四尺五寸石夫高二尺栌拱□□□□□□□□□□□□□；尺搏基安白头委柱陌□用□□□□□□□□□□□□□；山采石筑基成殿用功三百五万□□□□□□□□□□□；世靳奴王身陈午张安匠孟黑燕□□□□□□□□□□□；吏臣杜波马孙殿中司马臣王基□□□□□□□□□□□；骑都尉臣刘諠左校令臣赵升殿□□□□□□□□□□□。 有学者将此残柱与《鲁潜墓志》作逐一比对，发现凡是二者“互见”的文字，其结构都是一样的。[14], O7 d# A, J4 b' A/ d' Z
从书法艺术视角作整体观照，兹石书迹行列匀整、字态端重、线质瘦挺、波磔略显夸张，较之鲁潜墓志，方锐不及而宽朗过之。但无论魏晋隶书怎样具有局部“亮点”，就时代大风气而言，移用启功先生的比喻，都已是汉隶之“蔗渣”了。 五、造猨戏绞柱石孔刻石书迹 造猨戏绞柱石孔刻石（46×45厘米），刊于后赵建武四年（公元338年），民国年间出土于河北磁县，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 磁县毗邻安阳，亦在“邺城”之大范围内。在地理半径、时代半径及书风半径等方面，造猨戏绞柱石孔刻石与曹操高陵石牌、鲁潜墓志等书迹颇多接近，可尝试作集束考察。 此中孔刻石用为柱础，石孔右侧竖镌“赵建武四年泰武殿前造猨戏绞柱石孔”，隶书双行，行八字，有学者以为“是传世柱础刻字之最古者”。兹石书大小错落、有行无列，整体看来，右行前六字略显细弱谨饬，自“武殿”开始，笔力粗重、字形阔拓、势态恣肆，气格为之一振。 这件作品虽为典型隶式，但一种倔实的楷书味儿，还是如盐在水般渗化于字里行间。与《鲁潜墓志》及曹操高陵石牌不同的是，这十六字隶书，点画并不强调锐厉直露，倒有沉实凝健之致。或许是露天存放、年久风化的缘故，此石书迹多圆笔，横画起笔重按，中段直进，行笔轻提，至尾则略按后上扬，状若扁舟。着重夸张凸显的，是主笔“雁尾”，弧形起伏或波状滚搓之后，重按而出，形成肥硕豪宕的波磔效果。 六、“西高穴体” 汉晋刻石书风 曹操高陵石牌（汉末，220年，安丰乡西高穴村）、鲁潜墓志（后赵，345年，西高穴村）、西门豹祠残柱刻石（后赵，340年，安丰乡丰乐镇）、造猨戏绞柱石孔刻石（后赵，338年，河北磁县）等书迹，仅有百余年的时空差异，呈指掌团拢状，共处于汉晋“隶书楷化”的特定大氛围中。 从书法艺术风格集约化归属的角度，我们可以尝试以“西高穴体”这个概念来统领它们（包括今后在此地域内陆续发现的同类书迹）。“西高穴体”汉晋刻石书风的主要特征是：“楷意”笼罩之下的隶书，体势宽扁、横线朗直排叠、线质挺健；“蚕头雁尾”的效果营造稍嫌过分，方锐峻板、手法雷同，不同程度地沾染了程式化习气；在楷、行笔意掺杂的情况下，局部时有或朴拙、或天真、或清逸、或奇崛、或沉凝、或恣肆、或强悍的新理异态，殊具别味；士大夫阶层的主流书写与民间匠作的率意所为，往往有较大的视觉差异。多数情况下，后者毫无挂碍、天性发溢的挥写，冲决了某些特定的书体条框限制，反倒更具生命活力和视觉冲击力。等等。 事实上，对于在地域、时代、字体及艺术特性等方面具有趋同倾向的局域书风的命名，向来不乏例子。比如，近年来学者施安昌根据3世纪至6世纪的碑志和古文书，先后提出“西晋洛阳体”、“北凉体”、“北魏邙山体”等各具特征的地方性书法风格。拿其中的“北凉体”来说，施安昌总结为“点画峻厚，章法茂密，形成峻拔、犷悍的独特风格。”[15] 就目前所见，“西高穴体”的适用范围大致有：“遣册”性质的陵墓石牌、画像石榜题文字、墓志、叙事题记刻石、柱础石、瓦当（邺城遗址出土的后赵“大赵万岁”、“富贵万岁”瓦当）等。整体来看，“西高穴体”多用于相对典重的场合，求取一种凝肃、端严的效果。 2 l$ J3 p% _; e9 k# W
注释： [1]刘庆柱.曹操高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A].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曹操高陵考古发现与研究[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177. [2]韩国河.有关河南安阳“曹操高陵”的几个问题[A].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曹操高陵考古发现与研究[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88. [3]王镛（主编）.中国书法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73. [4]王镛（主编）.中国书法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87. [5]叶培贵.学书引鉴[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57. [6]王镛（主编）.中国书法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79. [7]张怀瓘.书断[A].见：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 [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183. [8]朱熹.晦庵论书[A].见：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147. [9]王镛（主编）.中国书法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87. [10]张怀瓘.书断[A].见：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182. [11]刘庆柱.曹操高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A].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曹操高陵考古发现与研究[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180. [12]郑志刚.“鲁潜墓志”略说[J].书画世界.2010.9（总第141期）：23. [13]焦南峰.安阳西高穴墓地应是曹操高陵[A].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曹操高陵考古发现与研究[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33. [14]唐际根.谁来传播“曹操墓”真相[A].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曹操高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225—226. [15]施安昌.北凉体书迹叙录——兼谈铭石书与写经书[A].见：第五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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