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商业炒作

王圣强

近年来中国文坛给人一种熙熙攘攘吵吵闹闹的感觉，像一个商贩云集的农贸市场，喧嚣、肮脏、污水横流，飘荡着阵阵臭气，越来越多的作家让人打心底无法去尊敬。
有些无聊的作家露胸翘臀扭腰摆胯频频向读者献骚，今天封笔，明天辟谣，没新闻抖了甚至自爆和台湾某某著名女作家有恋爱关系，过几天又死不认帐，带着新作又是开发布会、又是做演讲，一边埋着头签名售书一边嘟囔着今天是来澄清两人被外界误解的圣洁关系。
有些人甚至以骂为荣，连续制造出一桩桩“出格”事件。貌似木讷其实比任何人都狡猾的贾平凹就知机识窍“深明大议”，他懂得艺术作品所引起的争议越大，作品的商业利润和收藏价值就越高——这就是一些人格萎缩的艺术家所追求的“一骂十年红”。所以贾先生总是在文学作品中加入大量黄色的情节授人以柄，也可以说是在黄色小说中加入了少量的文学叙事混淆视听，打着行为艺术的幌子大跳脱衣舞，并且屎啊、尿啊、痔疮、肛门、性交、生殖器、人与兽，等等肮脏粗俗的情节毫不讳言，连自己乏善可陈的书画和文章手稿也打包推向了市场。总而言之这些年来他的作品粪便率都挺高的，反正吃饭前后最好别看他的东西，无论是书还是所谓的字画。
余秋雨则是采取上电视、打名誉官司、做演讲、回骂和出尔反尔等方式保持着“余温”，翻着上嘴唇风风光光的发展着自己的名人经济。前几日余先生在肯尼斯·贝林的《为富之道》新书发布会上满嘴喷粪，说什么要把古远清、金文明这两位在他看来还很贫穷的论敌送进精神病医院，甚至咒人残疾做轮椅，并且否认了去年自己放出的封笔归隐不再参与任何文化活动的说法，激起了文化圈大批人士的义愤，说话不嫌屁打牙。
我不反对正当的宣传，但当一个作家一而再再而三的故意抛出模棱两可的言论，制造各种出格事件引诱甚至挑逗批评家，以此为手段撩拨起对自己一泼又一波的批判热潮，并且沾沾自喜沉浸在这种批判热潮为自己带来的巨大商业利益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放弃对他作品的批评，有必要研究研究这个作家的脸皮是用什么特殊材料制作的了。
中国文人讲究人格和文格的双重统一，一些有实力的作家和学者纷纷远离名利场是非地，他们脚踏实地，默默无闻。在这个炒作的时代，与贾平凹余秋雨这类时不时的制造事件自炒一把的人的冷热对比，他们显得更加的穷困潦倒，老大无成。
看看这几年来炒作的纷纷扬扬强烈冲击着我们眼球的所谓优秀文学作品：让贾平凹名利双收的黄色小说《废都》；讹误百出，但让余秋雨扬名立腕以文化权威自居能够挺直腰板骂人的文化散文；韩寒、郭敬明这些永远长不大的少年作家描写的关于花前月下、校园内外、酒楼歌厅、谈情说爱的小说和娇滴滴的伤感文字；和文学没有任何关系的垃圾文本——木子美的《遗情书》……
说来说去，文学的炒作很可能会产生这种恶果：粗制滥造的作品反而以狂轰滥炸、自爆丑闻、权利与商业合谋、小圈子互相吹捧等不择手段的广告方式占领了市场，摆在书店最抢眼的位置，成了学术权威、社会的主流，而一些更为厚重的作品反而被放在了书架的底层，落上厚厚的灰尘，面对着被埋没命运。最后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不能安心的从事文学创作，反而着眼于文学之外，挖空心思寻找出名的捷径，有一点点名声就削尖了脑袋在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体上争相露脸，为了吸引眼球，不惜制造出一桩桩丑闻，越来越多的人会从无名、小有名、有名、走向令人厌恶的世俗之名。各种文坛官司、文化做秀都不再是纯粹的文化风景线，而是一场场的躲避在文化面具下的商业预谋，写作最终成为文化明星奔走于媒体与媒体之间的马背上的事业，文人从思想者的位置上下岗，人文精神名存实亡，文化名人从精神导师蜕化为商业名人。
（《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