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卷本《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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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谢辰生、刘九庵、杨仁恺、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傅熹年
《中国古代书画图目》２４卷，经过十几年的漫长时间，终于全部出版了。这是文物出版工作的一件大事。《图目》收录了２０１１７件作品，制作３５７００幅图版，是一部集国内（港、澳、台除外）现存古代书画作品之大成的图典。它首次向社会公布了全国各收藏单位的藏品，而且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向读者提供了全面、系统、准确的信息，是迄今为止收录古代书画作品最多的一部极有价值的资料性工具书。它对学术研究，特别是对研究中国美术史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是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开展对全国古代书画进行鉴定的工作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的。当时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由文化部文物局组成了以张珩同志为组长的鉴定小组从事此项工作。但不幸的是工作刚刚开始进行，小组成员韩慎先同志（夏山楼主）和组长张珩同志就先后于ｉ９６２年和１９６３年相继去世，鉴定工作因而中辍。后文物局又指派文博研究所副所长王辉同志重新组织专家继续进行此项工作，而不久又逢“文革”开始，致使鉴定工作完全停顿。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条战线都在进行全面地拨乱反正，恢复进行全国古代书画鉴定的工作又重新提到了议事日程。首先提出这个建议的是谢稚柳同志和王冶秋同志的夫人高履芳同志。他们分别写信给当时在国务院分管这方面工作的谷牧同志，呼吁恢复对全国古代书画的巡回鉴定工作，得到了谷牧同志的积极支持。他曾多次要求文物局尽快恢复这项工作，并指出开展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遵照谷牧同志的意见，经文物局研究决定由我负责组织。为此我专程去上海向谢老报告这个好消息，并征求他的意见。谢老非常高兴，谈了许多如何开展这项工作的意见，使我感到当时他已经对这项工作有了比较全面的设想。
１９８３年４月，文物局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古代书画巡回鉴定专家座谈会”，研究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会议由沈竹同志和我主持。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同志和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同志出席了会议。力群同志非常重视，他认为这是功在千秋的大好事，当时就决定由中宣部发文件作为国家的任务下达，要求各地有关部门都在各自的职能范围内给予支持。在会上正式成立了由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等七人组成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我并不是书画鉴定专家，而是代表文物局负责组织协调等行政事宜。同时，经过协商推举谢老和启老并列为组长。后来启老因为学校方面还有工作，而且社会活动很多，不可能自始至终参加每一期鉴定工作的全过程。因而组长的重担更多地压在了谢老的身上，他是鉴定工作八年中一天没有缺席的人。在小组成立的第一次会议上，还决定了在鉴定之外要完成的两项任务：一是把鉴定工作的成果落实在出版物上，传之后代。当时决定，每鉴定一个阶段，凡是真品就出版一册文字目录（多的可以出两册），是为《中国古代书画目录》；然后选择其中佳品，出版一部每件作品都附图版的“图目”，是为《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其中最佳品编为彩色大型图录，是为《中国古代书画精品录》。所以决定从鉴定工作一开始就请文物出版社的编辑和摄影的同志陪同工作，在鉴定过程中，边鉴定，边记录，边照相，并及时整理出版。二是在鉴定工作过程中由专家自己指定年轻助手随同鉴定，在各地工作中由当地派出有培养前途的业务人员参加，以便在实践中培养一批接班人。此外，会议还决定，为了不影响鉴定工作的进度，凡是对作品真伪或评价看法不一致的，在组内不作争论，而是把各自的意见分别作为附注发表在出版物上，供读者、研究者参考。这充分表现了鉴定组专家在学术问题上的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充分体现了鉴定组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发扬学术民主的精神。
由于有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支持，在会后不久即由中宣部发了文件，并且在１９８３年８月就在北京开始了鉴定工作。从此这个平均７０岁以上高龄的小组，偕同一批编辑出版和摄影工作人员，每年两期，从岭南到白山黑水，走遍了祖国大地。在鉴定工作进行期间，老专家们本着对文物、对后人负责的原则，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只讲奉献，不讲报酬。特别是谢老和启老，不仅是古代书画鉴定家，而且还是当代著名的杰出书画家。在巡回鉴定过程中，所到之处，都有一串长长的名单，向他们求书求画。两位老人在紧张鉴定工作之余，还不辞辛劳，为宾馆服务员、司机和其他人员写字作画。在此期间，他们在各地留下的书画，简直是不计其数。两位老人的书画都是一幅千金的，他们搞鉴定不但没有任何报酬，反而还要无偿地为人写字作画，这种精神是现在一些人很难理解的。巡回鉴定工作自１９８３年到１９９０年６月，历时八载，行程数万里，遍及２５个省、市、自治区，１２１个市县，２０８个书画收藏单位及部分私人的收藏，共过目书画作品６１５９６件，制作资料卡片３４７１８份，终于完成了任务，对中国大陆保存的古代书画基本上摸清了家底。可以说这是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的一次空前壮举，是一项历史性的重大基础工程，对整个文物事业的发展，将会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正因为如此，１９９０年６月鉴定工作完成之后，当时党中央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专门在钓鱼台宴请了鉴定组的全体成员。他充分肯定了这项工作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并勉励大家一定要继续努力，善始善终，把未完成的出版工作做好.当１９９０年６月鉴定组完成了全国鉴定工作的时候，原来决定要出版的３种出版物，只是出版了部分文字目录和图目，还有大部分没有出版。《精品录》则只出了１册。因此，鉴定组还要把未完成的工作继续做下去。后来因为《中国美术全集》出版后又决定继续出版《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其中《中国绘画全集》和《中国书法全集》由文物出版社负责出版，这两套《全集》与原先出版的《精品录》的内容和要求是完全一样的，为了避免重复，经协商决定把二者合而为一，集中力量出版《中国绘画全集》和《中国书法全集》，不再另外出版《精品录》。原定三种出版物除《中国古代书画目录》（即文字目录）１０册于鉴定工作结束后不久即出齐以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原计划出版２４卷，但还未出到一半即因经费困难而难以为继。至于《中国绘画全集》和《中国书法全集》则因缺乏经费而迟迟不能启动。１９９２年谢老移居美国后与我时有书信往来，他对此始终念念不忘。１９９５年，我为经费问题多方奔走，终于经房维中同志的斡旋，找到财政部副部长刘积斌同志，请他支持。承他慨允，决定由财政部下文给文物局，拨款８００万元，分年度分期下达文物出版社作为出版周转资金。当时，我真是欣喜若狂，马上函告谢老这个喜讯，并和他商量是否可以回国召开一次关于安排出版计划的会议。不久，接到谢老复函，表示同意我的意见，决定回国参加会议。１９９５年１１月，由文物出版社安排在北京达园宾馆召开了这次会议。大家兴高采烈地研究讨论并确定了《中国绘画全集》和《图目》出版计划的安排。会议还决定，今后《中国绘画全集》和《图目》内容的取舍，以及相关的业务问题，委托刘九庵、傅熹年同志代表鉴定组负责全权处理。因此，他们对这些图书的出版付出了更多的劳动和心血。会议期间，谷牧和邓力群同志到会看望了大家，并在一起进行了座谈。力群同志建议在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之后再在北京开一次会，让大家来检查一下文物出版社的工作进度。谷牧同志特别对几个老人说：“咱们一个也不许‘走’，一定要看到香港的回归，一定要看到我们计划的实现。”会议开了３天，时间虽短，但问题解决得很顺利，大家都非常愉快。会议结束当晚，谢老就离京返沪了。当我送他到机场握手告别的时候，还彼此相约１９９７年在北京重相见，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
大家最关注的是《图目》，因为它是这次书画鉴定成果的集中反映。谢老曾多次向我表示：“《全集》慢慢地出还可以，《图目》一定要尽快出全，这样我们就可以基本交账了。”出版经费得到解决之后，出版社的出版进度明显加快。现在《中国古代书画图目》２４卷这项浩大的出版工程，经历１０余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关于它的价值和重要性，著名文物专家王世襄同志在推荐《图目》申请国家图书奖的建议书中写道：这部《图目》“规模最大、卷帙最繁、工作最艰巨”，“这一艰巨繁重的工作过去不但不敢做甚至不敢想。有了这部《图目》，为全国的书画收藏留影建档，使其无可遁形，对今後的典藏、保护将起到难以估计的安全作用。有了这部《图目》等于建造了一座蕴蓄浩瀚的宝库，为书画研究者，艺术创作者及爱好者，文史工作者提供大量的学习、参考、研究材料，丰富、便利都是过去难以想像的。书画上的款识、题跋、印章全收入，更是过去著录书无法做到的。其中还不知道蕴藏着多少珍贵文史资料，可供我们发掘、探索、分析、研究。”我认为，世襄同志的这个评价，是非常客观和中肯的。
《中国古代书画图目》２４卷以及《中国绘画全集》３０卷、《中国古代书画目录》１０卷的出版，是出版界乃至学术界的一件幸事，也是实践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具体体现，已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２００１年，《中国古代书画图目》荣获首届全国优秀艺术图书奖一等奖、第五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所有这些成绩，是与全国文物管理收藏机构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分不开的，是文物出版社几届领导和全体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副总编辑张囤生同志，自鉴定到出版，始终参与其间，成绩卓著。编辑人员符昂扬、黄琪、张征雁、王丽青、庄家怡等同志，十几年如一日埋头工作，精神可嘉。特别是符昂扬同志，从巡回鉴定开始即随鉴定组奔波于大江南北，进行资料整理记录，并承担《中国古代书画目录》，《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的编辑工作。不幸他未能亲自看到《图目》２４卷全部出齐就与世长辞了。在他弥留之际，还对未完成的《图目》编辑工作念念不忘。这些编辑人员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严谨的工作作风体现了编辑的社会责任。摄影人员孙之常、陈志安、郑华、刘小放、李贺仲、王小宁等同志，随鉴定随拍照，付出了艰辛。《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等系列丛书的出版，凝聚了大家的心血，我作为见证人，向他们表示由衷地感谢。相信他们必将为文物出版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我还要说明，８年的巡回鉴定，虽然完成了一项史无前例具有重要而深远意义的基础工作。但是还只能说是基本而不是完全摸清了中国大陆古代书画的家底。在１９９０年鉴定工作结束之后又在民间陆续发现了一些重要作品，如故宫收购的宋张诜《十咏图》，上海收进的宋朱熹《养生论》，以及最近故宫又收购的福建詹氏旧藏朱熹《春雨帖》等均未入目。特别是即使在巡回鉴定工作过程中，也有少数作品被遗漏。在个别地区有个别单位的同志，由于不理解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出于一种不必要的顾虑，对本单位收藏的一些重要作品保密，始终不肯拿出来给鉴定组专家们鉴定，因而在《图目》中未能收入。这是一个完全可以避免的遗憾。发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事先没有做好组织协调工作。我作为被委托负责此事的组织协调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此我诚恳地向关心和支持这项工作的同志和读者作自我批评，井由衷地表示歉意。过去常听一些老同志说，在战争年代有个好传统，就是“打了胜仗找缺点”。当《中国古代书画图目》２４卷全部出版受到普遍赞誉，并且连续获得国家图书奖等殊荣的时候，我们同时指出其存在的不足之处，这也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只要认真地进行总结，就会帮助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不走弯路、减少损失。

雪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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