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王澄先生专题

古道笑春风

[watermark]王澄，返回精神家园途中
王澄书学思想与书法艺术创作论
张啸东 魏广军 李健强

艺术简历：一九四五年出生，河南省开封市人。字溥泉，斋号三合书屋。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创作评审委员、河南省书法协会副主席，为河南省政协委员、河南省优秀专家。
在做艺术家之前，先要做一个人。
　　　　　　　　　　　　　　　　　　 ——罗丹
浮云散尽谁书圣，旧墨重研万古雄。
　　　　　　　　　　　　　　　　　　 ——王澄诗摘句
尊德性，崇诗学，尽精微，致广大，极高明， 道中庸。
　　　　　　　　　　　　　　　　　　 ——笔者论艺笔记
　　一个品格真正称得上正直的人，一个韵合“风雅”的格律诗人，一位有自己独特见解的书 法史学者，一位自成体格的书法家，一个曾经 和正在对当代书法艺术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 的“全国展”、“中青展”资深评审委员。正值盛 年的王澄先生大半生既已兼此数种功德，他的 人生应当是充实而丰富的。然而，众所周知，壬 先生也为此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而其立身 治学和书艺创作则向我们展示了中国艺术在王澄 随园诗话楷书扇面当代传承与转型的泥泞与艰辛。
　　 “不是每一次机遇都会向你微笑的，命运在捉弄你的同时也在成全你。我信奉‘顺其自然’，但又主张‘奋力抗争’……”如果我们记忆无误的话，这是溥泉先生于1996年接受《河南经济日报》——中原文化名家系列访谈记者时讲的一段话，这字里行间道出了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现代艺术家，在“淡泊自守”与“兼济四方”间的徘徊、惆怅、矛盾与决绝。
　　 王澄先生的书法艺术之路，由家贫而从医，再而“弃医从书”，它同现代许多有机会由专业而迈入书坛的中青年书家相较，是要复杂与艰辛得多。也许正是由手一路艰辛地走来才终千圆了这一生的书法之梦，他们这一辈书家由师事武慕姚、李白凤、付隐戈诸名师私塾式艺术教育而迈入书法之门，对书法这一中国文化的精粹代表，与时人纯粹所谓形式与技术有着截然不同的艺术创作取向。
　　 “至于道尚贯通，学贵根柢，用长舍短，器属大成，如大家画者，识见既高，品诣尤至。阐明笔墨之奥，创造章法之真，兼文人，名家有之。故参参赞造化，推陈出新，力矫时流，救其偏毗，学古而不泥古。上下千年，纵横万里，一代之中，曾不数人。”
　　 这段源于宾虹老1934年发表在《画法要旨》一文中的一席话，王先生曾在与笔者多次的闲聊之中提及，所谓“大家者”，如宾虹老所言“道尚贯通”、“器属大成”，“一代之中，自不数人”，而涵盖其广，又是以“兼文人，名家而有之”。笔墨虽小道，要成就一代大家，条件亦相当多，要求亦高，非常不易。同样诚如宾虹先生所言，不仅艺术见解本身，还得人品、学养、所谓“识见既高，品诣尤至。”溥泉先生在其《三合书屋论艺》中亦曾提出；“艺品之高，根于人品，”而“字以人重，艺由道崇”。而今在这样一个“形式至上”时代，再罗嗦什么“艺品”与“人品”似乎令人立生，方巾气十足之慨。而一个从事传统中国艺术创作者，不管他生前要将自己的艺术创作怎样的“转型”与“创新”，如果他还不准备将自己开除出进入中国艺术史之可能，品评其艺术作品，就大约无法排除被后人依照中国文化史的惯例，首先考虑其人品学养的可能。古人所谓“文如其人”，如果撇开风格学中的“弯弯绕’，书亦何尝不如其人？！所以王澄先生对宾虹老所谓“古来士夫名画，不惟天资学力，度越寻常，尤重道德文章之渊深，性情品诣之高洁，涵养有素，流露行间，故与庸史不同，戛然独造”一说而心有槭槭焉。
　　 我们知道，在中国艺术美学之中有一种为西方艺术哲学所缺佚的美学概念：“知人论世”与“知人论艺”。清代大书家何绍基曾在其论书文字中提到，他每次观看苏子瞻(东坡)的书作时，心里是那样的恭敬，洗手、斋戒、沐浴，怀着不可言传的仰慕欣赏诗人的一点一画。而偶遇有人拿一件和东坡同代权贵京书作他看时，何氏却十分倨傲地坐着没动，一眼瞥过，即算看完。
　　 这似乎并非中国古文人的故做姿态，也不 是老先生们的迂腐。这一今天看来已被许多人 要暗笑甚至冷嘲热讽的呆举，恰好证明了中国 文化之重视人生哲学、注重自我完成的努力， 注重在人群以及社会之中实现自我的一贯特 色。而我们也一定不会否认，艺术的重要性与 一位艺术家的人格是密切相关的。《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 也，是尚友也。”先儒早在两千余年前目口教导我 们，在观艺术品之际，我们必须透过形式的表 现，我们必须先能超越我们个人之主观的生命 与心灵，而有一肯定尊重客观的人类生命心灵 之敬意。此敬意是一种导引吾人之尊德性、道 问学的必然途径。
　　 依据这种意见，艺术的重要性就不仅是建 立在它的主题之上，而是建立在艺术家本人的 人格修养之上。而中国艺术中所蕴含的文化色 彩，亦于此表露无遗。
　　因之，我们一定也乐于承认，艺术只有在 人们的精神表现中才存在。
　　 王澄先生正值盛年，“人”与“品”之定评将 有待来曰，而先生积20余年之“学养”确可于 此小结一二。
　　 1999年冬、王澄先生《诗文书法集》问 世，我曾在《<王澄诗文书法集>所展示的文化 选择》一文中，对王先生书法创作之于当代的 意义有过浮泛的评价。并曾笼统地认为先生“在当代书法领域，先生对于古典书法——传 统意义与现代书法探索——未来意义的两种 创作风格，转型意义上无疑是一个转捩型的人 物。”他“首先是在书法原创层面找到了落脚 点，然后才又从理论的语境中获得思考的启迪与逻辑的印证，进而在古典与现代一一这一恒久问题上作创造性的独特解答。”
　　 后来有机会翻阅《苦瓜和尚画语录》，见到石涛关于“受”与“识”的精警之论，方知此论不孤。石涛上人说：“受与识，先受而后识也。识然后受，非受也。古今至明之士，借其识而发其所受，知其受而发其所识。”
　　 石涛的意旨在于，通过理性的认识而增益发挥人的艺术接受——直感；因为清楚自己的感受而增强自己的理性思考。他同时强调了直感与接受的先在性与重要性。受识概念，可溯源于释家言，大体而言，“受”即所谓“五蕴”之一，指人对物质世界的感受与领纳。而“识”即指人对物象分析鉴别的认识功能，亦“五蕴”之一，指关干受、想、行的哲理性思维。虽然，佛家大小乘及瑜伽、法相等各宗关于“识”的解释有层次上的不同，但在认同其为理性思维这一点上当无异议。石涛移用释家概念面谈绘画艺术，充满哲学的思辩光辉。我以为用之干书法艺术完全适用，况且石涛著名的“一画论”原本即含有浓郁的书法意识。我认为，在探讨研究书法实践与书法理论的互用关系时，恰可尝试用石涛的“受”与“识”概念。显然，笔者倾向干将王先生的书法创作认为是作者对丰富复杂的书法历史存在的感受与接纳的结果。而倾向于将其书论视为是其对书法事物——书写艺术进行分析鉴别的理性总结。前者为“受”，后者为“识”。诚如石涛所说：“天受而后识也”，但同时，其书作亦必有‘识’之因素，其书论也不锡于有“受”之内容。依佛哝言旨，则历代之书法遗存，无论是‘迹”与“文字(论)”，均为“外缘”——“受”之所“授”者。因是，其“识”必与广泛之“受”有关。此不言自可喻。但是，相较而言，用今天的话说，毕竟创作实践要偏于感性活动，而理论研究则更偏于理性活动。具体而论，王澄之创作不可能不受到其自身理论思维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与左右，尽管它们之间不一定是对等的。而他数十年的学习体会、创作感受又怎么可能不影响到其理论上面呢?可见’借其识而发其所受，知其受而发其所识’之揭橥大有见地在。
　　 这又使我们想到前几年书坛有些人提倡的所谓“学者型书法家”。我们以为：所谓’学者型书法家”正体现在他在书家身份的同时，还要重视并精干治学。但有两个情形似乎需要略加分别：有一种学者型书家，他们学问归学问、写字归写字，学与书基本上各行其是，如果说有所影响，就在于其书法的文学内容充实广泛，而在书法的视觉性方面一般无所用心，因而就这类书家言，“书”只是“写一字”而已。如阮元、包世臣以及近人郭沫若等人之书法者是。而另一种学者型书家，他们常常将学问与书艺打通，书艺一般不影响到他们的学问，而他们的学问常常影0向到他们的书艺，相比而言，这类书家在重视文学内容的表达之外，同时重视视觉性的创造——与前类的被动书写有一些区别。这样，后类的书法，常能让书法的艺术性要求占了主导，又可发挥学问之长，因而所作往往益发引入。如马一浮、沈曾植、康有为、沈尹默、王遽常、胡小石、陆维钊、沙孟海等家都是。我以为在当代书家之中，王澄先生亦属于这一类书家。认真地说，有机会翻阅过《王澄诗文书法集》的读者，大约都会有这一种直感，王澄一直是较主动自觉地抱有艺术家的创造意识的，又从来未放弃过学问的研究。他属于艺术家中的学者，学人中的艺术家。换句话说，他做学问也多围绕着书艺，他为艺术正当做学问，两者之间，不只浮接，更在深通——古人所谓淹博而求贯通者是。
　　 由于独特的文化构成与审美选择，王澄的书艺研究与创作，已使传统由重复转化为一种营养，来自生命***的冲击和理性的穿透力，使得审美范式本身似乎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显然，王澄与书艺传统的对话，皈依心态已不作为一种创作的归结点。艺术史上的每一步突破与创新，都有着继承与叛逆水乳交融的过程，一味的回归最终必然导致自我的崩溃，只有穿越传统文化的厚重沉积，才有可能达到创造的圣殿。
　　 溥泉先生虽然祖籍江苏宜兴，生在山城重庆，但他的根似乎在他生活时间最长的开封。他的创作天才与书艺成长过程，都与这座古都有着千丝万缕、难以割舍的关系。作为当代书坛成名较早，被誉为一书法新古典主义’这一当代主流派中的代表人物之一”①的王澄，他人生的大多数岁月是在建国后度过的，尽管新时期以来中原处在新旧文化与中西文化的交融碰撞之中，但他的学识、修养、情感传承于他认同的那些名家，他彻底地保留着传统意识的一切固有特点。这一点在他早期的书法研究文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具体地说，是他的“在传统基础上创新说”的提出，以及在治学方法对书家史和风格发展史的侧重。
　　 让传统成为一种创作的支援，既是“新十年”书法理论语境的大势趋向，也成为书法创作氛围的重要构成。传统不等同于过去，亦不隶属于未来，而是一种积淀了过去又指向未来的实在，因而置身子传统与简单的摹仿、搬用有着天壤之别。
　　 由此返顾，由王澄先生所完成的“康体”为主要突破点，取精用宏，“深入一家”，既而沿“魏体行书”体系，上溯秦汉，探源六朝，“逐渐蜕变”的书风变革以及创作言论，便是让传统作为一种支援，融汇贯通，当下创作界的一种典型而具创造意义的成功表现。自1979年荣获“《书法》杂志社群众书法大赛”一等奖，并以此享誉全国以来，身为中国书协创作委员会委员、中青年评委会副主任的王澄先生，一直都在默默地以自己不断切中当代书法创作质点的艺术风格，犀利的创作家兼书论家的洞察力、纯正的创作取向，影响、带动着河南乃至全国的书法创作的趋势。
　　 把书艺传统渗透到中国文化大背景与现代文化观念的契合之中，是王澄进行书学、书艺研究再创造的支点。也为他提供了独特的艺术视角。他以清末民初以来的“碑学”为基础，攀援千年“帖学”气韵，汲取明清各家之长并致力于“魏体行书”的研究。近年来，又在于石任先生书艺研究当中，提出“碑系草书说”，为自己的“碑学”书派研究构建出一个自成体系的框架。作为创作家王澄在寻觅“碑学”古拙、蛮荒意趣，从而张扬生命中原始冲动的同时，也把先秦理性与魏晋风骨作为一种内向力，在情感与理性的交融中，让人感受到一种从形体内部喷发欲出的巨大力感。而这种张力又似乎被形体内壳以同样的内聚力钳制着，寓不衫不履的线条于纸墨间，化为一种空间构成，赋予苍白的宣纸以生命，人借书法而扩展，书法借人而获得灵魂。
　　 “新时期十年”使王澄开始面对一个新的现实。由一种整体文化，面对另一种整体文化，他对任何过激、前卫、反叛的艺术运动产生隔离感(具体表现在对所谓“广西现象”的“严责”与对所谓“现代书法”大力支持的逆差上)，因而他多次在此后的文章中提到“功力”与“学养”。但他决不放弃任何新知识、新观念的追求与理解。在过去与现代两种完整文化形态相互对立、格格不入的；中突中，他更多地感受到当代文化的丰富性。这里所要指出的是，王澄这一代人的传统文化思想，大多来自家学渊源与师承，而王先生受家学的影响似乎又深于同时代的其他人。他为因祖父为官开封而北迁的南人，楚文化富于想象创造的文化因子又始终刺激着他。因此在他内心，存在着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统书法的皈依不是他创作的惟一归结点。因此，一旦他与新文化精神有所融合，就使得他的艺术世界内蓄了一些现代意识。尤其是他努力企图用传统文化中的风骨统一、意象统一的精粹奥义来补救现代文化中畸形的一面，在形式上正暗含了扬弃现代文明弊端的世界艺术较前卫的创作取向。在这方面，他的探索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一些书法家。
　　 王澄先生既富现代形式感，又不失苍涩浑穆之美的书风的形成，作为当代创作领域中一种独特、富有建设性的探索与尝试，对于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为古典与现代两境所围绕的人们来说，不啻是一个新观点。
　　 澄明传统，使其成为当下艺术创作的支援力量，乃是寻找书法乃至整个中国艺术演化指向的原点，创作是如此，理论界又何尝不是如此?
　　虽然由于长期执著于形式探索而导致王澄“魏体行书”创作部分作品陷入极端形式化误区，局部出现用笔的偏颇。但就总体而言，王澄的书法作品，不论是在宣泄审美意识上的深层快感，还是鸣放形式上的节奏感，都强烈地展示着作为现代人的人生意念的更新，闪射着深邃的理性。作品中丰富的不确定性，使读者于心目中缩短了书法与美学的距离。作品在技法处理上，对常规、常态、常法的超越，使人感受到，他试图通过书法这一媒介来揭示传统精髓在他心中的印象。正因为王澄数十年用勤奋与执著把握了传统艺术的真质，使我们既看到了作为书法家的王氏将书法创作有意无意地融入中国文化大背景，集文史与诗文创作于一身的纯文化人形象；更看到了作为现代人的王澄在重新觉醒中所产生的新的生命冲击力。
　　 在溥泉先生论艺术文字中他曾不止一次地提到罗丹的一句话：“在做艺术家之前，先要做一个人。”接着他谈到儒学的审美特点，“(它)强调审美与伦理的联系，力主美与善的和谐统一。其美学思想以仁学为基础，认为个体只有与社会和谐统一，才能获取(审美)自由，进入美境。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子艺。”
　　 那么，溥泉先生引用孔子所谓“据于仁，游于艺”，于中国文化是何界定?据说儒家思想的所有真义，抑或说是它的本体论，都在于“仁这个字的含义上。虽然由于早于《论语》时代的《左传》已出现了“仁”这个字的含义上，虽然由干早子《论语》时代的《左传》已出现了“仁”字，虽可以肯定这个字非由孔子所创造，但是在中国早期的思想家当中，将“仁”字作为思想核心者，却非孔子而莫属。这在当时的确是一种十分新颖的学说，它为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注入了一种新奇的、超自然的、非凡的活力，历久而不衰。子年以来，他已深深渗透在中国人心灵之中，而成为中国人的心灵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语》中论到“仁”的地方太多了。略而计之书中涉及到“仁”的篇章多达5日节，直接出现“仁”的地方则有将近110处之多。不过孔子似乎并没有对“仁”作过比较详尽或比较明确的定义，如：
　　１“刚毅木讷近仁”(《子路》)
　　２“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取近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从以上数例就可以看出，“仁”的含义是多么的广博!所以，懦家的“仁”，也绝不是偏狭的“仁”——它必须是从现实的人生、现实的世界，向上层层超升，一直追求到价值高妙的领域，具有永恒的理想境界。
　　 所以，“仁”是人生之真实生命的起点，而合于“礼”则是人生的最终归宿。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离开了仁德，怎么能成名呢。)我们抛开名不计，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仁”的追求，就等于失去了生命的光彩，而他的生命将会是多么的晦暗。
　　 可以说，在返回精神家园之途中，艺术的深度将直接成为人性的深度，人性觉醒的深度。尽管从艺术史的大背景来看，王澄的作品创作与理论思考尚未接近纯粹现代意义的命题，但其独特的文化和艺术价值已使王澄和他的创作具有了某种超越的意义。
2001年10月25日写毕于东里
——摘自《美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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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笑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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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磨人

王澄先生书法自成面貌，隶书臻于化境如意为之。变之用于行草愈见气韵磅礴。钦佩！

古道笑春风

同意！

柏崖樵歌

某观王公行草,用笔泼辣,结体开张,章法新颖,不践古人,而有议其不如隶书者,何也?

古道笑春风

因其情趣不同而已！

书见恩仇

因网速如蜗牛,数十日未曾浏览,今发现<河南书道联盟>,不胜惊喜.为贺!
昔日只知晓秋萍是咱开封人,不想王澄也是开封老乡.河南荣耀,开封荣耀![br][br]-=-=-=-=- 以下内容由 书见恩仇 在 2005年10月26日 05:26pm 时添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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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笑春风

我相信，一定没问题！
老兄也要支持吆！

夷门布衣

下面引用由书见恩仇在 2005/10/26 05:21pm 发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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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兄家在开封何处?

书见恩仇

谢谢布衣兄关注
在下而今于蜀中，龙亭坑东边马府坑街有我童年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