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靖《出师颂》宣和本真迹拓本研究之八

沙子古浪

索靖《出师颂》宣和本真迹拓本研究之八

——“幼安发令乎今人”

沙子古浪

房玄龄撰《晋书》载，王羲之为会稽内史时，友人向他索要书法用纸，只见库房有纸九万笺。说明晋代已经普遍用上了纸张，认为魏晋无纸的观点显然不能成立。东汉已有“蔡侯纸”，以麻或丝为原料。那时的纸张诚然与后来宋代的纸张在材质上是不同的。南朝梁人沈约著《宋书》载，晋代有个叫张永的余姚县令，“涉猎书史，能为文章，善隶书，晓音律，纸及墨皆自营造。”说明那时书家用纸由自家生产，所用墨料亦然。东汉已经有了为朝廷掌管纸张的官员，但其来源却是向民间采进的。

说到《晋书》，本文将以书中相关史料为凭据，讨论《出师颂》研究中至关重要的问题——章草书法《出师颂》到底是不是西晋索靖所写。这个问题不搞清楚，这件法书的作者问题就将这样被“问题”下去而一直处于“传说”的层面。尽管传说是最早的口头叙事文学之一，许许多多未被史籍记载的史事都是经过辗转述说才得以流传。但比较而言，人们更愿意信服史籍。历史经验与社会实践表明，史籍是检验传说的可靠性的唯一标准。正像实践是经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一样。缺乏史籍佐证的传说，也只能是传说。

索靖写《出师颂》被停留在传说层面，原因在于缺乏相应的史籍佐证。《宣和书谱》对它著录及认定，不能说不具权威性与可靠性，然它是艺术类书籍，还不属于正史史籍。而众多的索靖《出师颂》历史著录书籍同样属于这种情况。因此，要确立章草书法《出师颂》作者为索靖，就必须以史籍为凭。

史籍《晋书》似乎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

有趣味的是，这一信息不是出现在《晋书•索靖传》中，却出现在了《晋书•皇甫谧传》之中。

一、索靖与《出师颂》的历史依据

提供索靖写《出师颂》这样一个重大信息的，不是遥远的后人，而是与索靖同时代人的西晋伟大医学家、经史家、文学家的皇甫谧。在其著作《释劝论》中有这样的文字：“郑真躬耕以致誉，幼安发令乎今人。”

皇甫谧生于东汉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卒于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享年68岁。索靖生于东汉
239年，卒于西晋303年，享年64岁。因此皇甫谧和索靖为同时代人。皇甫谧为西晋隐士，亦精隶草。东汉名将、太尉皇甫嵩，是他高祖。“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一名言，就出自于皇甫谧之口。他所著《针灸甲乙经》在针灸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针灸甲乙经》传到国外后，受到各国特别是日本和朝鲜的重视。日本很早就颁布法令《大宝律令》，明确规定将《针灸甲乙经》列为医疗界必读之书。《针灸甲乙经》直到今天仍是各中医学院的教科书，继续指导着人们对人体进行探索，在世界人民的医疗实践中起着积极的作用。皇甫谧在医学上除有《针灸甲乙经》、《解服散说》等著作外，在文学上亦颇见造诣，著有《帝王世纪》、《高士传》、《列女传》、《逸士传》、《年历》、《玄晏春秋》、《玄守论》、《释劝论》、《笃终论》、《让征聘表》、《三都赋序》、《答辛旷书》、《女怨诗》、《问凤》等著作。

皇甫谧写《高士传》的主旨在于薄视富贵，崇尚节义。采录标准十分严格，“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终始”之士，才有资格被他选录入书，书中记载的96名高士均系没有出过仕的“高让之士”。皇甫谧十分敬重当时极富盛名的章草书法家索靖，然索靖时任酒泉太守，为出仕者，故未见录。《释劝录》是皇甫谧高韬避世真实心迹的表白，他生活在魏晋交替的社会大动荡时期，对历朝演不完的篡位禅代、分崩离析的政坛闹剧深恶痛绝，因而面对司马昭、司马炎相继招其入仕均不为所动，断无入仕之意。亲友劝其虚与委蛇，违逆朝廷恐遭不测。他便写了《释劝论》一书，言词恳切地向晋武帝表达了自己端为良医的坚定操守。他在书中用“郑真躬耕”与“幼安发令”等事例，来表明自己旨意不变的决心。晋武帝最终尊重了皇甫谧的选择，还向他赠送了医书。可见皇甫谧拒不入仕完全是为了自己追求医学的崇高目标，他后来在医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便印证了这一点。由此可见他不入仕并非消极之举。

正是皇甫谧引用的“幼安发令乎今人”这一事例，在用来解释他自己的决心的同时，向世人传递出了章草书法《出师颂》为索靖所写这一重大的历史信息。

（一）郑真躬耕以致誉

    郑真，原名郑朴，字子真。生活在西汉成帝刘骜时期。此人颇有韬略，但面对昏淫无道的刘骜朝廷，他大失所望，决意隐居云阳山谷，终身不仕，耕种自食，务农为生，一辈子做隐士。刘骜称帝前为人处世还是可取的，这厮称帝后却与之前判若两人，生活荒淫，怠于政事，重用外戚，让他母亲的几个弟弟、他的几个舅舅执掌重权，任大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王凤之弟王音、王商、王根等人则分居要害，大全在握，形成了“王氏专权，五侯当朝”的局面。而刘骜整天沉湎酒色，不爱江山爱美人，发展到不理朝政的地步，导致外戚乱政。当汉室危难时，王凤想到了郑真，招他出山为朝廷效力。郑真对王凤之邀毅然拒之，保住了自己的节气。假如郑真贪恋仕途而为那样的朝廷效力的话，一世名节就将毁于一旦。皇甫谧十分赏识郑真，因此用“郑真躬耕以致誉”称赞郑真，指出是郑真保持了自己的节气才享有了良好声誉。这句话后面隐藏着如此丰富的潜台词，委实深奥。皇甫谧的《高士传》载录了郑真。

（二）幼安发令乎今人

这个“幼安”是谁？显然是索靖——索靖，字幼安。在皇甫谧之前，有没有同样叫幼安的人？没有。在皇甫谧以后则有一个叫杜幼安的，但那已是皇甫谧作古几百年以后的事了。这个杜幼安是南朝梁州刺史杜掞的弟弟，后为西荆州刺史。“侯景之乱”，杜幼安助左卫将军徐文盛讨伐叛臣河南王侯景。战斗中，众军败于侯景，杜幼安做了降将（《梁书》有载）。但结果杜幼安仍被侯景所杀。既然皇甫谧之前没有“幼安”，那么《释劝论》中的“幼安”只能是索靖索幼安。对“幼安”二字的解释很容易，而对“发令”二字，解释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众所周知索靖的亮点是章草书法及其《出师颂》，何以“发令”却成了皇甫谧眼中的索靖的亮点了呢？那么索靖又“发”过什么样的“令”呢？

查遍《四库全书》，怎么都找不到有关索靖发布号令的记载。如果这个“发令”指的是索靖在“八王之乱”中领兵讨伐叛臣孙秀而发布的出师令，倒是与“幼安发令”对的上号的，可是“八王之乱”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在290年，这时皇甫谧已作古八年，焉能论及尚未发生的身后之事？所以，“幼安发令”与索靖讨伐孙秀而发布出师令断无关系。如果说幼安作为酒泉太守而“发令”，这很正常，哪里值得皇甫谧把它写进《释劝论》，更何况皇甫谧所赏识的俱是无仕之士。从其它途径再找答案，又几乎找不到，即便有，不是文不对题，就是答非所问。这似乎成了难以解答的问题。“幼安发令”，令人费解。

    为防误读“幼安发令乎今人”之句，有必要把此句前后文字一并列出，以通盘考量。这段文字是：“……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于西邻，颜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娱道于至贫，荣期以三乐感尼父，黔娄定谥于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莱志迈于江岑，君平因蓍以道著，四皓潜德于洛滨，郑真躬耕以致誉，幼安发令乎今人。皆持难夺之节，执不回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

国家出版物《白话二十四史》对这段文字这样解释：“支伯以疾为由拒绝了唐尧，而老子在西郊寄托踪迹，颜回安于陋巷以成名，原思把十分贫困当作欢乐，荣期用三首乐曲感动孔子，黔娄凭布衾身份获得谥号，段干木守道不仕而能保存魏国，荆莱志向高远向江崖，严君平凭占卜而道术显著，四皓在洛阳之滨潜藏至德，郑真靠躬耕获得美誉，幼安能向今人发布号令。这些人都持有难以改变的节操，守住不改变的旨意，遇到超群拔俗的国君，才保全了他们的志向”。

将“幼安发令乎今人”解释为“幼安能向今人发布号令”，让人大惑不解。“幼安发令乎今人”无疑是赞美句，然而皇甫谧怎么会赞美抑或羡慕一个发号施令的人？这与皇甫谧的待人标准完全相悖，而与后面“这些人都持有难以改变的节操”的解释更是自相矛盾，难道发布号令也是一种节操，且“难以改变”？难道索靖难以改变的节操就在于发布号令？显然说不过去。

索靖的亮点既然是他的《出师颂》，那皇甫谧其言所指会不会是《出师颂》？循着这一思路发散思维，似乎有了解开难题的钥匙。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那么难解，所谓幼安发令，其实是指索靖的传世书作《出师颂》。这样的理解有以下依据——

1、索靖与“发令”联系在一起的唯有他的《出师颂》

从《宣和书谱》载宋徽宗御府所藏“索靖章草四——急就章、月仪、出师帖、七月帖”这四件法书上来考量，《急就章》为西汉儿童识字的启蒙读物，没有理由视为“幼安发令”。《月仪》内容为书信文例，按月令书写（传至今日，该拓本已缺四至六月），也没有理由被视为“幼安发令”。《七月》帖则是一封简函，同样没有理由被认为是“幼安发令”，尽管此帖后来由王羲之伯父王廙传给了王羲之作为临习之本，但其内容与“幼安发令”怎么都扯不到一块儿。同时，查遍历史上所有索靖书法作品的记载，且从书名到内容，都无法找到有与“发令”相联系的书法作品。因而能够与“幼安发令”联系在一起的，唯有他的《出师颂》。

2、《出师颂》文章亦作“出师令”用

史孝山作《出师颂》的时代背景和文章用途，谅各知悉，在这里没必要再作赘述。汉安帝即位后西羌寇乱，太后邓绥派其弟邓骘为车骑将军出征讨之。史孝山的词赋《出师颂》作于邓骘领兵出征之际，这对于将军邓骘而言不啻是出师之令。

3、“颂”在古代亦视为“令”

“颂”在古代作为文体之一，它包含了诏、诔、跋、哀、辞、铭、策、赞、露、布、辞、序、传、论、笺、奏、檄、箴、判、表、碑和咏等体裁。檄文多用于声讨和征伐，箴文多用于规劝，判文则常可视为令，即判令。它们都属于“颂”的范畴，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互用有无”。即如“哀”特定情况下同样可以颂表达哀——颂其丰功伟绩悼衬哀思。因而将颂尤其是出师颂视为令，在文理上是完全可行的。譬如箴，《四库全书》之《文选》卷五十六《女史箴》：“茫茫造化，二仪既分。散气流形，既陶既甄……”其文体与颂文完全一致，却用了箴文的名称。又如《杨荆州诔》其中有：“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滔滔江汉，疆场分流……”其文体又与箴文完全一致，却用了诔文的名称。这说明颂可视为令的观点是能够成立的。

4、古文（诗词）重借代

借代，作为常用的写作手段（辞格），指借此一物代替另一物出现，所借代的绝大多数为名词。借代是写文章或说话时不直接表达所要表达的人或事物，而借用与此密切相关的人或事物来代替的一种修辞方法。这样的辞格也叫做“换名”。这在古文尤其古诗词创作上司空见惯。替代的叫“借体”，被替代的叫“本体”。借代的原则是本体不出现，采用借体来代替。在这样的原则下，不直接写出或说出所要写出或说出人或事物，借用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名词来代替，或用某一局部来代替整体，其好处在于能够使文字或语言简洁、生动和形象化，以唤起读者的联想。借代的方式可以有特征代替本体、专名代替本体、具体代替抽象（亦可以抽象代替具体）、局部代替整体。借代重在体现事物之间的相关性，可以脱离具体的语言环境，但不能脱离事物之间的关联，强调尽管脱离语言环境，但借体和本体之间必须有直接的关联。

具体到“郑真躬耕以致誉”句，借“躬耕”代替本体郑真不愿出山为无道朝廷效力的大义之举，并对此举表示赞赏的心态。“躬耕”作为借体，与本体郑真有直接的关联。“幼安发令乎今人”句，则借“发令”代替本体幼安的书法名作《出师颂》，赞叹索靖为传承章草书法矢志不移的节操。正是索靖这样难以改变的节操而为皇甫谧所深深敬重，而代表他书法艺术最高成就的便是《出师颂》。何至于晋人，今人不也在传颂着他的《出师颂》嘛。难道晋人在乎索靖的不是《出师颂》却是他的“发布号令”？难道皇甫谧会羡慕索靖的发布号令？作为高深之人，皇甫谧似乎已预料到索靖书法将来的历史地位，故而用了“乎今人”之语。将《出师颂》以“发令”为借代词，缘于“颂”可作“令”之解。恰恰是这一条线索提供了索靖写《出师颂》最早的历史依据。

分析这七个字，假如用“幼安章草乎今人”，与《出师颂》完全沾不上关系，因为索靖章草有许多，岂只《出师颂》。假如用“幼安发颂乎今人”，语法上又说不通。只有用“发令”二字最为贴切，把《出师颂》简约为“发令”，既合乎语法，又托出了主旨，还又圆满地收住了句子，遂为后面的评议之句作好了铺垫。

把索靖与他的《出师颂》之间的关联相脱离而解说索靖，必然说不清楚“幼安发令乎今人”这句话的丰富内涵。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解，

二、索靖书法的历史地位

本文作者在前年最早发表的《恫瘝在抱索幼安，千古不朽出师颂》一文，认为索靖写《出师颂》的时间是在西晋“八王之乱”时期，索靖以左卫将军率兵出征讨伐乱臣孙秀之际所写，依据皇甫谧“幼安发令乎今人”的记述，那样的认识有误。盖“八王之乱”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在西晋290年（持续到306年），而皇甫谧在282年逝世，“八王”尚未起乱，而此前已有“幼安发令乎今人”的记述，这就表明索靖写《出师颂》的时间只能在282年之前，而不可能在其后。这一信息更说明索靖书法在当时已经名闻天下了。因此之前认为索靖《出师颂》诞生在八王之乱”时期的观点是需要纠正过来的。然而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徐传武先生考证，皇甫谧逝世的时间不是在282年，而是在293年（见徐传武“《皇甫谧卒年新考》补证”一文）。即便这样，这一发现对《出师颂》的诞生并不会带来影响，因为《释劝论》作于282年以前，这是事实，据此为认识《出师颂》的写作时间提供了依据。如果“幼安发令乎今人”确是指索靖的《出师颂》，那么这一线索毫无疑问恰恰是索靖写《出师颂》最早的历史依据，遂给以往的“传说”论画上了历史性的句号。

索靖在书法上的用功程度，宋代的苏东坡回答了这个问题：“笔秃千管，墨磨万挺，不作张芝作索靖。”正是这样为章草书法矢志不移的节操成就了索靖书法，皇甫谧才会发出“幼安发令乎今人”的赞叹。索靖书法艺术成就的取得与他深厚的家门书风渊源密不可分。从他姥爷书圣张芝那里继承了章草法书，他必须传承，这就是“香泉太守”陈奕禧所说“伯英只许幼安知”的出处。魏晋以后，书法重家族间传承，遂由门户之派，如北朝望族崔植、卢谌家族的后人，是定向学习索靖章草的。可见索靖及其书法在当时影响力已非常之大。索靖书法的历史贡献在于它完成了中国书法由章草过渡为行草的历史任务。精与美是索靖书法的最大特点。索靖逝世后同年诞生的王羲之，在索靖章草基础上创造了流行的行草。砻糠搓绳要有起头之人。王羲之书法是由章草入门的，因而对王羲之书法的赞美其实包括了对索靖书法的赞美。传统上所能了解到的史料是，鄱阳郡守的王羲之伯父王廙东渡前，怀中珍藏的是索靖的书作，究竟是《出师颂》还是《七月帖》，是有待研讨的。王廙工书法，到江南后，在建康生活了十六年。这时的王羲之四岁，王廙把自己珍藏的索靖书作给了王羲之为范本。因此，《四库全书》记载了唐代书法家贯休回答“羲、献当年学谁”这一问题时的会答：“为此言者，非唯不知书，亦不知古今矣。羲、献学钟、索，钟、索学章草。章草本分隶，分隶本篆籀。篆籀本科斗，传递相祖述。岂谓无师也。”此言道明了书法的承袭谱系。钟繇第17代世孙，唐睿宗李旦是宰相钟绍京亦言：“智永砚成臼，乃能到右军；石穿透，到钟索。”同样道明了书法的承袭谱系。这与王羲之又学卫夫人的书法不冲突，博采众长方可自成一家。至于后来王羲之认为唯自己书法为高的言论，实在说来也不足为奇。唐代书法家欧阳询喜爱索靖的书法，史载其“率更尝出行，见古碑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步复下马伫立，疲则布毯坐观，困宿其旁，三日而后去。”（“率更”即欧阳询。见《国史异纂》）。这样一位在弘文馆教授书法、名噪大唐的书法家，在一次出行途中偶遇路旁立一书有索靖章草的的古石碑，竟然宿于碑下，护碑临帖，三日而去，从而领略了“索靖妙难言”的真切含义。此例表明唐代对索靖的尊崇已到了顶礼膜拜甚至神化的地步。

极为幸运的是经宋徽宗御府认定的索靖《出师帖》、并经陈奕禧等收藏过的真迹拓本今尚在，今人仍能够目睹到这位深深影响中国书法的宗师的笔触，也算一件不小的事件了。

    本文作者提出“幼安发令乎今人”系指索靖为传承章草书法矢志不移的志向，借“发令”替代本体幼安的书法艺术最高成就《出师颂》，这一观点，且不议可笑还是可考，由此提出该如何理解“幼安发令乎今人”这句话的问题。这是索靖及其《出师颂》研究中至关重要的问题——索靖与《出师颂》的关系的问题。为此，恳盼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文史哲专家学者、书画界专家学者、各位书法家和关心索靖与《出师颂》的同仁，就“幼安发令乎今人”之句应该作何解释的问题，发表高见，使这一问题经过钩探九流而得以水中澄清。

老李

耕志斋主

笔墨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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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