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曹向春 于 2013-9-8 10:15 编辑
由父亲住院想到的
父亲住院了，他骑自行车不慎摔倒，左胳膊肘先触地，水泥地，硬哩很，何况他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了这个肘部。当医生剪开他血肉模糊的左臂棉袄时，顿时惊呆了：大半条胳膊面条似的，医生后来说，总共碎了17块儿。 父亲今年70了，这是平生第一次住院。 我们弟兄仨轮流值班，下一个来了，这一个还不愿走，都想着法儿给老爷子弄好吃的。更让爹欣慰的是，我们仨争着去交医药费；另外，天天来医院看望的人络绎不绝，有我单位的领导，有同学朋友，还有南阳和老家跑几百公里来的；医院领导也特别照顾，给老爷子安排个单间，带暖气的。 有一天晚上我值班，父亲大发感慨，我们爷俩聊了很久才睡。父亲说海鸿，我就是现在死了也值了，咱曹庄的老头儿老婆儿谁也享不到我这福啊！我跟恁娘当年供你们弟兄仨上学，他们说个这道个那，说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都想坐轿谁抬吔？”，你复习好几年，咱庄上的人把你腌臜哩不是一啥儿，我跟恁娘背多大压力啊，几年没睡过囫囵瞌睡。恁娘要是不死，看现在高兴不？我总结了，咱家之所以有今天，还是上学得来的，这是教育的功劳！ “教育的功劳”，老爷子还怪会总结哩。
我不由想起了我大爷（伯父）。我爹就这一个兄弟，我想拿他们俩的命运作一番比较，以证明教育的作用。 我大爷病逝于1995年，也就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大爷走时只有50多岁，走的很惨。可大爷年轻时却风光无限，他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木匠，成天跟大队干部在一块吃喝，“排场哩很”。我小时候经常见他满面红光、醉醺醺地从外面回来，对家人颐指气使、吆五喝六。可他不重视教育，也不懂得培养孩子，四个孩子（两儿两女）没有一个上过初中。尤其对小儿子书志溺爱有加，那一年麦季，书志都十三、四了，家里人忙得连饭都吃不上，书志却到处跑着玩，大爷说，书志你去地里拾麦吧，拾一穗奖一毛钱，书志说不拾，大爷也就不吭了，笑眯眯地看着他虎背熊腰的宝贝儿子跑远。
最让我父母伤心的是大爷“不顾把儿”。土改时，我爷被划成地主，大爷和我爹也随即成了“四类分子”。可大爷会混，凭着一手木匠活和出色的交际能力混成了村里的“光贵儿”，他给大队支书、小队队长做家具从来不要一分钱，管顿饭就行，所以虽成分不好，也没谁敢咋着他。我爹就不行了，老实、窝囊，不会巴结干部，更要命的是，逢着刮风下雨，人家大老爷们儿都去串个门，打个麻将，跟村干部混着喝个小酒，可我爹却闷屋里看书（土改时我爷偷着藏起来的书），你说你一个老农民，看啥书哩？所以，我爹慢慢混成了“人家脚窝里的人”。有一年腊月，我大概八九岁，正和村上的小孩玩，几个有劲的“胡蠢孩子”把碾麦的石磙推到池塘里去了，小孩们咋咋呼呼，一会儿生产队长来了，看到我厉声喝道：回家把恁爹喊来。我把爹叫来，队长高声命令：曹汉云，把石磙捞上来！我爹没吭声，找个钉耙把冰敲碎，慢慢脱下棉袄棉裤，下了水，用脚摸到石磙后，一个猛子扎下去，过了好大一会儿，石磙在岸边露出了一角，几个好心的邻居帮爹把石磙弄到岸上，爹浑身哆嗦，脸色苍白，嘴唇乌紫。 可这一切都被大爷归结为我爹“不会混”。他甚至故意和我爹划清界限，以证明他“改造得好”，已经成了一个清清白白的贫下中农。有一年，霍葡萄和小团两个身强力壮的妇女在“高温堆肥”的粪堆上打我娘，把我娘的头发都拽下来一攥子，大爷正好路过，听着我娘凄厉的惨叫竟然一声不响地走了，别人问他咋不管，他说，谁叫她不老实，打哩轻！ 我高中复习那几年是我家最难过的时期，家里已经穷得没人愿意借给我们东西。1990年春上，青黄不接，家里没粮食了，我爹去大爷家借，竟然一个粮食子儿也没借出来。最让我伤心的是，我连续几年高考落榜，大爷竟然也加入了嘲笑我的队伍当中。
就在我考上中专那一年，大爷忽然得了“脑血栓”，病得很重，不能走路，也哑巴了。后来听爹讲，在王岗卫生所住了十几天院，书志就把他拉回来了，医生不让出院，说再住个十来天就保证治得能走路、会说话，书志死活不同意，说家里没钱，计划生育罚款还没交上哩。书志有一个哥叫运动，弟兄俩分工，一个养活爹，一个养活娘，书志分的是爹。大爷拉回来后，书志把大爷的床搬到了灶屋里，逢人便讲自己命不好。 大爷卧床不起，想说话只能哇哇乱叫。一开始他那些“好朋友们”还都来看看，两个女儿还轮流来照顾几天，时间一长，大家都“忙哩很”，不见人影了。就连我大娘也不够夫妻道理，大爷这边想解手，急哩哇哇叫，大娘能整上午整下午地坐在村东头的树荫下“喷空儿”，无奈大爷只能屙床上、尿床上。据说大爷死时，下身快烂完了，床上蛆乱爬。
这些故事已经离我很远了，但在我脑海里却永远无法抹去。我无法责怪大爷在那个扭曲的时代、在那个蒙昧落后的村庄里对我家造成的伤害，正如我无法原谅自己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没对大爷尽一点儿孝心一样。莫言在其诺奖演讲词中提到的小故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们必须承认“集体田地的看守人并不是后来的那个老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宽恕”，宽恕那些被“吃人的”、“疯狂的”体制和时代所扭曲的个体。2009年我调进政协书画院，随即我爹、我二弟一家全部搬迁到郑州，有一次我爹半开玩笑地说“咱国家是1949年解放的，而咱家2009年才解放！”我听后大笑，笑完又陷入了沉思。 父亲是幸运的，他用大半生的屈辱、勤劳终于换来了晚年的安宁和幸福；我是幸运的，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父母竟然忍辱负重、节衣缩食供我读书，甘做人梯、甘做垫脚石让我一路摸爬滚打完成突围；我的家族（狭义的）是幸运的，我们弟兄三家提前完成了“城市化”进程，弟弟、弟媳们在相对文明的环境里工作，侄子、侄女们在教学质量相对较高的学校里读书。 我想，文明的时代就要到来了，很快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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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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