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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风与书风 中国书法源远流长，而影响深远。累世绵延，成就了难以计数的书法大家，从而又一人一面，形成了不同的书法风格。究其书风的形成，历来论者不乏，仅在此稍缕其绪。 我国书法自魏晋分自觉与自发两个阶段。在魏晋以前，书法并未为人有意识的进行艺术加工。对于汉字的改造，也多是从实用出发。正是由于当时人的忽视，以至于现今所见的先秦两汉时期的书法作品，大多为无名写手所为，而其书法的独立面貌也不是很明显，更无从考证其书风源流。所以在此对于魏晋以前的书法暂不作讨论，本文仅对以王羲之为代表的魏晋书法做一些分析。 想要对书家书风的形成作讨论，我们不能避开书家所处的时代及世风。以书圣王羲之为例。王羲之生活在西晋末期至东晋前期这个极其动荡的年代。前期较为跌宕，从临沂老家辗转入越。东晋以降，社会才稍稍安稳。然而社会风气一如西晋之时，世家大族流亡至江南依旧如前一般耽于享乐。他们生活在物质享受和故国破灭的纠葛之中。由于政治的黑暗，人人自危，享乐便成为躲避政治斗争的一种很好的方式。而当时所流行的清谈风气，又让士人在找到了精神的寄托。清谈的内容大多是玄言。所言者不着边际，然而这却可以避免因言获罪。这就是为什么阮籍的《咏怀》诗旨让人难以把握的原因。阮氏与司马氏之间关系复杂，而钟会又常常有诬陷之辞，以至于阮籍只能终朝生活在酒醉与痛苦之中。正如王羲之在《兰亭序》中所言：“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我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可谓是对当时士人的极佳写照。但是王羲之对于清谈之风有着自己的认识。他对谢安说：“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思自效，而叙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他的言论表明其清醒的认识，以至于反映在书风上，形成了刚健之风，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一种蓬勃的生气。 晋人尚名士风度，而书法也是其考量的标准。而晋人对于书法的重视程度也是极高的。世家大族南迁之时皆将前代名帖妥加珍藏，带至江南。这也间接影响到了南方书法的发展。王羲之家藏名帖众多，而族人又多善书者，家庭的熏陶和书学基础，为王羲之研习书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与此同时，书法工具的改良为非常成功。当时在剡溪一代，盛产极便书写的藤纸。而书家用的笔更是精良，不少书家又兼能治笔。王羲之写《兰亭序》所用的鼠须笔便是其中的代表。这种笔“心圆管直”，弹性极佳，书写时“万毫齐力”，得心应手。书写工具的改进为晋代书法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书写工具与书家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书写工具会影响书写习惯，从而影响书风。而书家又会根据自己的好恶，审美标准选择合适的书写工具来表现。就如明代董其昌好禅之虚空，所用的纸张皆是吸水性较差的纸张，所用的笔皆是弹性较好的笔。 两晋之际，道家思想盛行，影响到书法方面，便形成了晋人书风，自由洒脱，汪洋恣肆的面貌。王羲之虽然反对沉溺于清谈，具有务实主义的精神。但他仍然深受着道家思想的影响，并且他也是个虔诚的道教徒。历来有“《黄庭》换鹅”之说，虽然这个故事有待考正，但也可以从侧面表现其道教信仰。他信奉的是五斗米道，而其子亦然。关于王羲之及其众子为何都从“之”，有人认为这恐怕是他们教内是平辈的缘故。而他喜好服食丹药也是以个明证。这在他的诸多尺牍中都可以找到依据。诸如《君顷帖》、《十月五日帖》、《寒切帖》、《干呕帖》等都述及了他在服食丹药后的种种副作用。在精神上晋人显示出了与黑暗压抑的现实截然相反的面貌。他们在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极智慧的。晋人的这种个性解放非常有利于书法艺术的创新与发展，为今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沈子善评论王羲之“风神潇洒、不滞于物之性灵，发而为超妙之书艺”。晋人因其心性所向，故而崇尚书法的韵律感。其书风与其他时代迥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此。 晋人最喜品评人物，这个稍稍看看《晋书》便可见一斑，而《晋书》与其他史书相比，也更富于浪漫色彩，其缘由也大致如此。我们更容易见到的是记录两晋人物的《世说新语》。晋人注重容止与言语，更主要的是关注人的精神风貌。《晋书·安帝纪》评价王羲之“风骨清举”，殷浩也说王羲之“清鉴贵要”。颜推之更是用“风流才士，萧散名人”八字来形容。晋人品评人物的风气影响到了其他领域，这个时期以至稍后，在诗歌绘画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形式。诸如钟嵘的《诗品》、谢赫的《古画品录》、姚最的《绪画品录》等。其品评人物的标准又对书风产深了较大的影响。他以此中精神面貌投入到书法创作中时，必然是书法作品中显示出更多的气韵与神气，便显现出了“飘若游云、矫若惊龙”的风貌来。 历来都有“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的说法。正如一时有一时之文学，同样，书法也是如此。虽然同时代的书家有这不同的面貌，但由于大环境的相似，他们在不同中有显示出来一些共性的东西。正如孟子所言的“知人论事”一样，我们通过对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掌握，可以更有助于对当时书法风格的把握。 | 
狗仔卡
发表于 2014-8-6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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