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镛：“古”不仅是时间概念

渤海郡男

    王镛是中国当今艺术界颇具影响力的书法家、篆刻家、画家，先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院长等职，在书法界可算是为数不多的学者型艺术家之一。5月15日，由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太原美术馆、北京杏坛美术馆承办，北京画院副院长吴洪亮策展的“艺圃寸耕·王镛书画印近作展”在太原美术馆开幕。借由展出的书、画、印作品，让人直观感受到王镛多面的艺术人生。

    艺术的回乡之旅

    王镛1948年3月生于北京，祖籍山西太原，此次展览被视为王镛艺术的回乡之旅。王镛也颇为认同这一定位，他说：“来太原的当天下午，太原市领导见到我说了四个字‘欢迎回家’，我听了心头一热。我虽出生在北京，但我的祖籍是山西，特别是现在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的故乡情结也越发明显。今天这个展览，实现了我回家的愿望，也是我对家乡人民的汇报。山西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书画大家，王铎、傅山等等，我以山西为骄傲。”

    “此次展览最明显的亮点莫过于书、画、印一体，而且是回乡展，这里面涵盖着一种乡情。艺术是人性化的东西，他恰恰体现了这一点。”书法家胡抗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傅山论书中有“四宁四勿”说，书坛人尽皆知，中国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席陈洪武将王镛的格调总结为新“四宁四勿”：“宁高古勿精俗；宁老辣勿甜滑；宁大拙，成之拙朴，勿轻薄，流之于形式；宁独美于欹崛，勿柔媚于世人。”

    冥冥之中，王镛的艺术风格似乎也与山西地域文化有着某种默契关系：其书风朴拙，画风浑厚巍峨，向往原始，向往自然的人文态度，透脱着一份苍茫与雄浑的大朴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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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耕堂鉴藏 王镛	艺圃寸耕 王镛

    跨越书、画、印“三界”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在展览开幕式上说，在中国当代艺坛，王镛是一位学术修养深厚而艺术风格独特的大家，他在书法、篆刻和山水画多个领域都有丰厚的成果，影响跨越书、画、印“三界”，堪称独特的“王镛现象”。

    早在1979年，中央美术学院李可染、李苦禅教授首次分别招收5名山水、花鸟画研究生时，王镛就凭其自学的书、画、印等杂家功底，获得山水兼攻书法篆刻的研究生名额。其书、画、印基础的扎实此时便可见一斑。王镛的博士生、如今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杨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王老师这个展览是在用作品告诉我们，书、画、印等艺术的道和精神，是互相打通与促进的。”王镛的确一直秉承着这一相通理念，他认为：“美术（绘画）与书法、篆刻的章法构成，其根本规律是完全相同的。许多只搞书、印的人太把‘字’当成凝固的标本去对待了，这就阻碍了将字的构成因素抽绎出来进行改组的思路，进而失去了创造力。再者，我认为‘美术’这一概念，即造型艺术或曰视觉艺术，它当然包括书法和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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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赠卢司户》  王镛

    探寻书法的原始形态

    王镛的作品涌荡着一种向往原始，向往自然的人文态度，透脱着一份苍茫与雄浑的境界。胡抗美认为，王镛的作品因博大而接地气，他说：“民间书法是我们的传统，在大家对经典认可甚至追捧的时候，被忽略的恰恰是民间，当经典在发展当中需要不断补充的时候，民间成为对经典补充的动力和源泉，给人无限想象力和创作欲望，王镛认识到了这一点。”范迪安则评价说：“王镛以独到的眼光看到了上古书法、民间书法的美学品质，这种极自由与极朴素的书法原生形态，也是中华文化追求的‘天人合一’境界在书写上的体现。古代书法已有的碑帖经典一方面丰厚繁茂，一方面也嶂严壁垒，王镛目光的超人之处就在于他不仅研究书法的成熟形态，更努力寻找书法的初生形态，从书法的‘源头’上分析书写的美学特征。在篆刻上，王镛更是深谙‘书篆同源’的道理，于上古的篆刻遗产中看到了书与篆的神通貌合，从古代的石印、陶印、铜印、瓦当文等遗存中取用结体，直追古朴天然之趣。王镛更像一个印学的考古者、一个篆刻研究上的远涉者，也是一位及时将秦砖、汉瓦、魏碑石中的篆刻碎片做学术拼接的一位艺匠。”

    在王镛看来，“古”字不仅是个时间概念，“古”源于大自然，先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低下，故易与大自然融合亲近。人类早期的艺术包括各种生活器物，无不具有“古”的审美品格。“如瓦当文，我以为那些古代专业美术工匠的杰作，首先是启发了我对文字造型的可塑性的认识，在不违背基本结构的前提下对文字的大胆变形，充满着智慧之光。很早之前我也刻了一些‘不知秦汉，无论明清’的新东西，结果无根无源，总不耐看。久之悟出了篆刻的审美品质首先要‘古’。实际上，高古、古雅、古拙、古朴等的对立面肯定是俗媚、甜熟一类。”自然，王镛也是这样影响学生的。“王镛老师取法民间的瓦瓦罐罐，虽与传统主流的士大夫审美趣味相左，但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博大的一部分。他教会了我们何为传统，是广义而不是狭义。”杨涛说。

    年近七旬愈感学无止境

    王镛在一次采访中说起一件有趣的事，他说有人问他：李可染先生又不搞篆刻，你能学什么？他认为这种提问只能属于“小儿科”水平。“韩愈《师说》中写得明白，‘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其中属技术层面的只在‘授业’之中，‘授业’只是‘童子之师’的职能，而且强调授业是‘小’，传道与解惑才是‘大’。李可染老师授课，从不讲技能技巧，即使一定言‘技’，也要提升到‘道’的高度去阐释，这个道，即是自然与艺术的根本规律。再不然，也要立足于美学的层面。”

    除了从前辈老师身上感悟艺术之道，美院的艺术氛围，同样给予了王镛宝贵的艺术财富。对此，王镛在展览之后的座谈会上感恩地说：“我把今天座谈会上大家的发言，当成对我的期许和激励。我虽年近七十，但现在真正体会到了那句老话，活到老，学到老。我的身边有很多老前辈却降低身份，自允‘白发学童’，这种为艺、为人心态，是我学习的榜样。在中央美院这样一个艺术的大熔炉里，我资历很浅，我向我的同学、师兄等都学了不少东西，甚至‘偷’了不少东西，即使有时摸不到具体学到了什么，但那么多前辈、同行，都在无形当中影响着我的艺术观念和创作理念，我甚至觉得如果我当年没有走进中央美院，我可能什么也做不成，或者只是有一些小成绩而已。”面对王镛的谦恭，范迪安评价说：“王镛先生是中央美术学院书法专业的创建者之一，在教书育人上一向坚守正脉，为中央美术学院书法专业的建设贡献了长期的心力，培养了许多书法篆刻青年才俊。”

    如何坚守艺术，并以深厚的积累、持续的思考，深入感知艺术、挖掘艺术，最终呈现自己的艺术面貌？这是王镛不断探索的命题，也正是此次展览抛给观者的问题。王镛自有他的艺术初衷和抱负，尽管他的艺术形态未必一定获得满堂喝彩，但他的艺术实力与定力，以及自成理路的学术思索，终究成就了“这一个”的王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