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及部分书帖

和欢路

顺治五年，他的外部环境发生激变：左良玉的部属、明朝的降将、清朝的江西提督金声桓，年初突然率部叛清归明。稍后，控制着广东的降将李成栋也叛清归明。湖南的清军害怕遭受夹击，仓皇撤走，一时南方的抗清形势大好。可是南明的永历帝这时却被一个地方军阀挟持在浔州，这军阀竟敢当场殴毙朝廷的户部尚书，也敢当面大骂皇帝“忘恩负义”，而皇帝却只有“愧愤面赤”，毫无办法，连自身的行动自由也没有。这样的皇帝，这样的朝廷，哪里还谈得上利用当时的大好形势谋划“匡复中原”！而清军却因此赢得时间，调集大军反攻，屠九江，围南昌，驱押南昌周围的丁壮老弱都去掘壕筑桥。酷暑施工，日仅—餐，饥、疲、病死者达十余万人。清兵又掳掠当地妇女分发各旗，淫虐而死者不计其数。清兵还将当地人口掳走，装船外运贩卖，男女老少都按斤计价出售，“扬州以上千余里，此等交易极为普遍”(《江变记略》)。致使南昌周围地区的“田禾、山木、庐舍、丘墓，为之一空”，成了人间地狱。而被围困在南昌城内的金声桓的兵将们也一样凶残暴虐，以人肉为美味，有计划有组织地杀人而食。他们预先派人在大街小巷的两端守望，用隐语互相联络，其中隐语中的男人叫“雄鸡”，女人叫“伏雌”，带刀的人叫“有翅”，结伴而行的叫“有尾”，“闻无翅无尾，即共出擒而食之”(《爝火录》)，简直成了豺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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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县就在南昌附近，八大山人应该就是这场人间惨祸的耳闻目睹者。在这样一场惨绝人寰的大灾难面前，大清宣扬的“天命所归”和大明宣扬的“夷夏之辨”，虽然彼此对立，却同属儒家教义，也都在实践中露出了狰狞面目，在血污火光之中显出了苍白和破绽。既然如此，“经世致用”的念头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也就无从谈起，他应当去寻找另一处精神家园，另一层生命意义了。

　　这一年，二十三岁的八大山人逃离新建县，来到进贤县的介冈灯社出家为僧。当他默坐在佛堂里接受剃度时，当那些“受之父母”的长发在磐钵木鱼与佛号声中纷纷剃落的那一刻，儒家理念、家国命运、世俗幸福和人间苦难等等，也都同时离他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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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从二十三岁削发为僧，到五十五岁焚裂袈裟回到故乡并且“慨然蓄发谋妻子”，他在佛门中耗费了三十二年时光，用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演绎了一部“削发——蓄发”的“头发的故事”。

　　八大山人在剃度后的最初十年确曾潜心学禅，在佛门中的地位也迅速上升。二十八岁时，他被当地颇有名望的颖学弘敏禅师收为入门弟子，成了禅宗曹洞宗的第三十八代传人。这一年他的师父为进贤县八景题诗，要他奉陪唱和。这种师唱徒和的方式，往往是师父测试徒弟的品性、才情和禅学根基的常用办法。留存下来的那次唱和诗中，有一首是咏“吼烟石”。这块怪石的模样虽已不得而知，但看那名字就使人产生“七窍生烟”和声若洪钟等联想。师父的诗是：“梦回孤枕鹧鸪残，春雨萧萧古木寒。往事不须重按剑，乾坤请向树头看。”诗中有往事、残梦、按剑而起的冲动和对乾坤的关注，可谓遗民气息十足。而八大山人的和诗却是：“茫茫声息足烟林，犹似闻经意未眠。我与松涛俱一处，不知身在白湖畔。”可谓物我两忘，了无人间烟火气，真是六根清净了。外部世界的杀戮、血污、卑劣和壮烈、遗民与新贵、天命和华夷之辨等等纷争，这时统统都已留在他的视野之外了。也许因为这样的唱和使师父对徒弟的才情、悟性和禅学修养等都相当满意吧，所以四年之后，八大山人三十二岁的时候，便接替师父在进贤县的介冈灯社“竖拂称宗师”，聚徒讲经了。

　　“灯社”即禅堂，是禅宗僧侣们教育培训的场所。这一制度由唐代百丈禅师创立，后来因时代与地域的不同虽有所演化，但基本格局大致类似。僧侣们在禅堂中过着清苦严格的生活，白天劳动，晚上进修或参省。必读书有《碧岩集》、《虚堂录》、《无门关》、《槐安国语》、《临济录》等多种。每年更有一段停止劳作、集中学习的时间，这期间每天从清晨到深夜坚持坐禅或互相提问辩诘。也可以个别“参禅”即单独向师父请教，而这种请教也是针锋相对的辩诘。住持僧即是师父，他是禅堂的精神支柱，必须是精通禅学而又经过考验的人，通常由年长的僧侣担任。禅堂生活并无固定的学习和毕业年限，有人在禅堂中学了二十年也不一定能通过考验，可是八大山人却在剃度后的第九年，以三十二岁的青年即“竖拂称宗师”了。这不仅证明了他的悟性好，也可旁证他在那些年曾多么刻苦努力地潜心学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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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仅仅过了两年，三十四岁的八大山人就在答赠南昌友人的诗中，写下了“十年如水不曾疏，欲展家风事事无”这样充满失落感的文字。他的“家风”是什么?明代的诸王宗室既然都是政治阉人，他们无穷的闲暇时光如果不甘心被醇酒妇人空耗，就只有往学术技艺等方面使劲了。八大山人的祖先中曾出过不止一位知名的书画家，或“雅擅诗翰，遍交海内贤豪”，或“精于绘事，擅长山水，兼工花鸟”，所以书画翰墨应该就是他的“家风”。问题是八大山人在少年时代似乎并不怎么珍视这一“家风”，否则他完全可以像祖及父辈那样袭爵食禄，寄情诗文书画，以此怡神养性打发时光，犯不上弃爵应试去博取功名、另谋前程了。怎么在历经离乱忧患，遁入佛门十多年以后，却忽然想念这一“家风”，并有憾于未能“展”它即发扬光大它了呢?更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他写下上述答赠诗后不久，在这一年的年底或第二年初，他突然离开进贤，去奉新定居。他在进贤一帆风顺地当住持，称宗师，聚徒百余人讲经，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呢?而且一去十八年，期间再也没有回过进贤。这样的姿态显然有点儿不寻常。

　　而且，和前几年不同，在三十四岁的下半年他忽然作了多幅画，题了多首诗，像是他当时的心境渴需排遣发泄似的。画意难论，且看他的一些题诗罢：“和盘托出大西瓜，眼底无端已着沙。寄语士人休浪笑，拨开荒草事丘麻”；“不是霜寒春梦断，几乎难辨墨中煤”；“吸尽西江水，他能为汝道”等等这类诗句，似乎有某种委屈、争辩、无奈、自勉等复杂情绪。看来他在人事方面遇到了麻烦和不快，所以才会出现一走十八年不再回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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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佛门并非净土，像他这样剃度不久就获得师父赏识、在僧界的地位迅速上升而又心高气傲的人，遭人妒忌和倾轧排挤那是意料中的事。再说他不是“土人”即当地人，因此决然离去便成了明智抉择。当初他剃度出家，原是为了摆脱那个血腥纷争的外部世界，寻求心灵的净土即明净的精神家园，如今面对佛门内部的纷争和倾轧，内心不免再度彷徨，只有到僧俗两界之外的艺术天地中去安顿自己的心灵和寻找精神自由了。这时，祖传的“家风”——诗文书画的创作——便对他有了全新意义。

　　这一年的岁末或第二年初，八大山人离开进贤，投奔奉新山区的“耕香院”。那里是他和师父共同创建的一处修禅之所，他的师父早几年已经驻于此了。

　　一位名叫裘琏的士子曾去“耕香院”拜访过八大山人，他在诗中描述了那里的景象：“兰若千峰外，寻幽此数过。溪声咽石细，树色抱云多。入座驯鸥鹭，临窗冷薜萝。忽闻钟磬罢，观世意如何?”请注意他说八大山人是在此“观世”，而不是在避世、遁世。换句话说，外界世事这时已重新进入八大山人的视野，重新受到他的关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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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交裘琏对于八大山人来说，是由“观世”进而“入世”的一个重要契机。这一年是康熙十年，他四十六岁，已经在耕香院定居十多年了。期间没有他从事佛事活动的资料，倒是留下了一些为人作画和与清朝官吏交往的记载。例如他为一个名叫吴云子的人画梅于扇面，而清廷一位道台周体观则为他的画题诗并称他为“雪公”(八大山人僧号“雪个”)。不过，这样的事例很少，也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活轨迹，只可说明他的书画作品在这一时期中已开始外传，并渐渐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器重。而他和裘琏的交往就深入多了，二人不仅谈经、看画，而且讨论了八大山人离开耕香院另外“买山”结庐的事。八大山人还为裘琏的亡母书写《行略》并作跋，裘琏则赠诗作别，还邀请八大山人秋天去新昌县作客，因为他的岳父胡亦堂是清廷的新昌县令。而第二年八大山人果然去新昌，结识了胡亦堂，裘琏便劝他在新昌“买山开精舍”，因为有胡亦堂这样的“陶令”可以为他提供方便。

　　需要说明的是，这期间清廷对“故明宗室”的政策已大有改变。康熙四年，清廷“令明宗室改名易姓隐匿者，皆复归原籍”，允许他们做顺民，不再斩尽杀绝了。康熙八年，又令“故明废藩田产，免其易价，改入民户，名为‘更名地’，令其耕种，照常征粮”，承认他们拥有田产所有权，有点儿“给予生活出路”的意思了。外部环境的明显改善，对于八大山人以诗文书画拓展外界交游，当然有利，而大清的官绅士子们和这位“故明宗室”唱和结交，也无须顾忌了。从此八大山人便不再讳言他的身世，和他酬唱应和的人们也敢于在诗中公开称颂他那高贵的出身了。

　　从康熙十一年秋至十二年夏，八大山人在新昌逗留将近一年。“作客”的时间如此之长，显然他对此行是有所企图的。尽管由于现存资料稀缺，我们无从推断他在新昌这一年间的具体活动情况，但早在康熙九年他为《花卉图卷》所作的三首题诗中，正如萧鸿鸣先生所指出：“多少流露出一种怀才不遇、希冀成功和受人赏识的热望。”(见《八大山人生平及作品系年》)这已经是对“入世”的热望了，怪不得他乐意接受裘琏的邀请，欣然前往新昌结识清廷的“命官”胡亦堂，并在那里一住经年。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他的师父于康熙十一年冬在耕香院去世，八大山人并没有回去料理，却仍然滞留在新昌，这也许可以旁证他在当时对于“入世”是多么的热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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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二年，大清帝国的形势骤然紧张，朝廷和“三藩”面临着即将摊牌的局面，而江西耿精忠控制下的福建，在军事上已成前线。大乱将起，时局动荡，八大山人及时地于这一年的夏天躲回奉新山区的耕香院中去了。

　　明清易代之际的遗民们，除非他负有策反、刺探之类特殊任务，一般都避免和清朝的官方人士打交道，谁如果去结识满汉新贵，与他们酬酢唱和，谁便难免有贪图利禄、失节降清之嫌。尤其是作为“方外之人”的僧尼，发生这种奔走于官吏之门的举动，更容易被认为是玷污名节的行为。可是八大山人似乎对此少有顾忌，他一生中结交的清朝官吏不仅有胡亦堂这样的县令，更有翰林、知府、亲王幕僚、旗人布政司使等等。可见他对大清政权并没有多少敌意，把他说成是“守节西山歌采薇”、“豫章旧传吞炭哑”那种绝不妥协，甚至决心复仇的“遗民僧”，这只能说是在“塑造”，并非是他有血有肉的真实面貌。

　　那么他结交这些清朝官绅士子的目的何在呢?这是因为他自负书画才能并渴望得到社会承认，还因为他有发扬光大“家风”的情结。而在他的那个时代，诗文书画的创作和流传，往往和参加社交活动是一回事，二者密不可分。投诗赠画，题跋书轴，在文酒之宴中彼此酬酢唱和，这些都是当年的“上流社会”，具体地说即官绅士子们已成习俗的交往方式，有时甚至已成一种生活方式。人们的才情和学养，通过诗文书画作品在此得到比较、鉴别，获得肯定和流传，人们的名声和关系，也主要通过这些活动而获得提高和扩展。这是除了科举考试以外当时能够获得社会承认的惟一途径。既然八大山人不愿或不能再去参加科考，那么他惟有经由上述途径来获得社会承认了。但也只能在他超越了儒家教义，不管什么天命、夷夏，大清、大明，遗民、新贵，顺、逆、忠、节等等观念的对立以后，才得以一个企求发展自己才能的艺术家的姿态“入世”，去开展社交活动。因此，只要是和他气味相投的人，不管是谁，他都毫无顾忌地乐意和他交往。应该说，这是一种并不遵从遗民社会的政治道德禁忌，“以我为主”、率性由情的入世姿态。这一姿态越到晚年越是明显，去新昌结识胡亦堂只不过是这一姿态的最初一瞥而已。

　　然而他这种坚持自我发展，追求入世的率性由情的姿态，不仅有违儒家教义与遗民社会的政治道德禁忌，也和佛门清规与禅宗观念相矛盾。这一矛盾在他从新昌返回奉新以后的几年中，便逐渐明朗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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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三年，即他返回奉新的次年，一位友人为他作了一幅肖像画。画中的八大山人头戴凉笠，面容清癯，神情略带忧郁，虽然身穿僧服脚登芒鞋，却更像是一位谦谦君子。当时八大山人不仅为此画题名《个山小像》，而且还写了题记和题跋，自称是“凉笠老僧”，又用了一方“西江弋阳王孙”的朱文方印。他对这幅画相当满意也相当重视，甚至表现出某种自恋情结。等到江西的局势因清军击退吴、耿叛军而渐趋稳定，他便在康熙十六年间携此画回到阔别十八年的进贤介冈，拜访他的同门师兄兼好朋友饶宇朴，求他为此画题跋。他俩彼此知根知底，饶作这篇短跋时又经八大山人本人在场、过目，此跋因此成了解读八大山人的第一手权威资料。这其中至少有两点值得一提：首先，跋文中没有任何地方暗示八大山人这位“豫章王孙”有反清复明的遗民情结，倒是那些和八大山人并无一面之缘的人士在后来的诗文中想象他是在为大明王朝“守节西山歌采薇”。其次，饶的跋文中说他是在修禅之余，“间以余绪为书，若画、若诗”。八大山人却告诉他说：“兄今后直以贯休、齐己目我矣。”这分明是在补充和修正饶的说法。贯休是五代十国时期受到蜀王优待的著名诗画僧，齐己也是唐末著名的诗僧。八大山人的意思是说，如果说他以前是以修禅的“余绪”从事书画创作的话，那么今后他将像贯休、齐己那样，寄情致力于诗画并力求著名于世。这是他疏离修禅的公开宣告。

　　进入康熙十七年，清政权在“平定三藩”的内战中已是胜利在望。朝廷及时调整政策，以诏开博学鸿词科和修纂明史为题目，大力收买以遗民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汉族人心。上行下效，清廷的各级地方政权也都着手荐举“贤才”，修纂地方志，礼遇遗民中的知名之士了。这时，已调任临川县令的胡亦堂，也着手编修《临川县志》。临川曾是明代的封藩之地，宁献王这一支中就有“临川郡王”这一房。胡亦堂这时便想起宁献王的后裔八大山人，邀请他去顾问编修方志，是一件既合时宜也有助于抬高自己“官声”的事。总之，到了这个时候，不仅八大山人在主观上已有入世的愿望，客观上也为他的入世提供了相当有利的条件。于是，约在这一年冬或第二年初，他最终离开了耕香院，到临川去成了胡亦堂的座上客。

　　就在即将离开耕香院去临川前夕，康熙十七年的中秋节前后，他忽然在已经有了自己和别人题跋的《个山小像》上，又一口气写下了四首似诗似偈语的文字。这种情形颇不寻常，通常只有在时值佳节、情绪波动、进行反思和自审时，一个人才会面对自己的画像想这想那，写下当时的内心独白。请看中秋节那天的自题诗：“没毛驴，初生兔，嫠破门面，手足无措。莫是悲他世上人，到头不识来时路。今朝且喜当行，穿过葛藤露布，咄!”且不说其中的身世之感、Z•W自恋之情，单看“今朝且喜当行”等语，便可见他对应邀去临川作座上客的喜悦之情，以及摆脱外界和内心纠缠不清的“葛藤露布”般矛盾的决心，那最后“咄”的一声因此相当传神，成了他当时心情的点睛之笔。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几天后写的末一首自题诗中，似乎已经从“葛藤露布”般的矛盾复杂的内心中理出头绪来了，简直像在进行“思想小结”似的写道：“生在曹洞临济有，穿过临济曹洞有，曹洞临济两俱非，赢赢然若丧家之狗。还识得此人吗?”

　　曹洞宗、临济宗，是禅宗两大主要支派。八大山人曾是曹洞宗第三十八代传人，所以说自己“生在曹洞”。从诗中看，他也曾修习过临济宗。这一年他已五十三岁，恰巧是他剃度为僧的整三十周年。如今面对自己的肖像画，他反思这三十年来苦苦追求精神家园的心路历程，得出的结论竟是“曹洞临济两俱非”——都不是他可以安顿灵魂之处!致使他从内心到实际人生都“赢赢然若丧家之狗”似的彷徨无依，自己也不清楚现在成了个什么样的人了。于是他不禁茫然自问：“你还识得这个画中人是谁吗?”……

　　至此，在去临川作客的前夜，八大山人在精神上不仅早已超越了儒家教义和遗民禁忌的束缚，而且开始摆脱禅宗学说和佛门清规的羁绊了。他在面临“入世”的时候，心灵上已经成了“自在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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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二年胡亦堂任新昌县令时，裘琏从浙江去看望他，由裘琏出面邀请八大山人去作客，并建议这位客人利用“人因陶令在”的有利条件“结庐新昌”。很显然，如果没有得到胡亦堂的同意甚至授意，自己也是来作客的裘琏是不会这样做这样说的。而胡亦堂本人却避不出面，甚至也没有留下和八大山人交往唱和的任何痕迹。看来胡亦堂虽然欣赏八大山人的书画才情，但因当时国内局势紧张，清廷对遗民的政策主要还是着眼于镇压和防范，他这位“朝廷命官”对于和“故明宗室”的交往便心存顾忌，不愿落下任何不利于自己仕途前程的把柄，所以才一切转由自己的女婿裘琏出面。

　　但是到了康熙十八年，随着清廷对遗民政策的重心由镇压防范转为收买分化，胡亦堂对八大山人的态度也起了明显的变化。这一回不仅由他亲自出面邀请，而且将这位和尚“延之官舍”，住进了临川县衙门，称之谓“上人”，中秋赏月与共，雨中高轩同坐，县中古迹名胜一一请他题咏。有一口唐代古钟只因八大山人“一见夸灵异”，胡亦堂便为它修建钟楼，还作了一篇《古钟歌》……可谓待如上宾，备受尊崇。而八大山人对这些礼遇似乎也很受用，至少在康熙十八年间是如此。胡亦堂重修文昌桥，他便题诗捧场：“也知茂宰随天象，船载嶙峋起壮图。”“茂宰”当然是胡亦堂了，“天象”在表面上可以理解为诗中的“银汉云章”、“斗杓星聚”，骨子里却是在隐喻康熙诏开博学鸿词科延揽人才之类举措，是一篇十足的歌德颂圣之章。临川另有一处景点叫“翻经台”，相传是谢灵运翻译《涅槃经》之处。八大山人当时还身披袈裟，是以“高僧”身份来此题咏的，按说他总该写几句歌颂功德、弘扬佛法之言，谁知他竟在诗中写道：“独怜秘阁书多少，何必区区译梵音!”“秘阁”即皇家藏书楼，八大山人这是在批评谢灵运不去“秘阁”中好好儿做学问，却到这里来干“译梵音”的区区无聊事。这种离经叛道之言，和“曹洞临济两俱非”观点倒是一脉相通，然而对照“也知茂宰随天象”等颂圣捧场话，这位“山人”在当时决心脱离佛门、热衷入世的内心姿态，也就很清晰了。此外他还写下了“赑屃情愿出蒿莱”和“惆怅秋风茂陵客，到来惟见野棠花”等等诗句，充分利用题咏的景点做文章，隐喻、暗示、曲折表达了愿意入世效力，感慨人世沧桑之类复杂情绪。还应该提到，这些诗章的风格已充分“文士化”，和此前此后他的那些偈语或世俗口语式的诗篇大异其趣，而是典故累累，对仗森森，颇具庙堂气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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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曾经拜访过八大山人并和他有长夜之谈的邵长衡（此人是清廷太学生，又曾是江苏巡抚幕僚)写了一篇《八大山人传》，其中写到：“临川令胡君亦堂闻其名，延之官舍。年余，意忽忽不自得，遂发狂疾，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其浮屠服焚之，走还会城(南昌)……”

　　这真是叫人目瞪口呆的事：县太爷的这位座上客，诗文书画籍籍有名的这位高僧，突然发疯颠狂，哭笑无常地撕毁袈裟并且烧掉，径自跑回故乡南昌城里去了。有人说可能是胡亦堂纠缠他，逼他和清廷合作，而八大山人坚守气节，不干，便“佯狂”装疯跑掉了。另一种意见恰巧相反，说八大山人可能因为好朋友胡亦堂即将离任而去，对自己的将来生出空虚无奈之情，再加他的祖父曾有颠狂之举，因而可能有这方面的遗传病因，于是“情绪突告激怒沸腾”而发狂了。不管怎么说，这两种互相对立的意见都认为八大山人颠狂的原因和胡亦堂有关，又都认为是由于胡亦堂方面的原因，所以才导致八大山人发狂，换句话说，胡是这件事的主因，八大山人自身反倒成了次因。这就未免本末倒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