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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承祚:做人“书生痴气”, 做学术“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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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17 09: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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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岁时,一部甲骨文字典《殷虚文字类编》让商承祚一举成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盛赞此书“可以传世矣”;37岁时,访古笔记《长沙古物闻见记》扬名考古学界,“自此书后,世人方知有楚文物”……

世人给商承祚冠上很多学术头衔:古文字学家、金文篆刻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但对商承祚本人来说,做学术研究是兴之所至,所依仗的不过是一个“痴”字。正因爲这份“书生痴气”,他可以花整整七年的时间去摹写一份楚帛书,可以在战火逃亡途中还不忘抢救文物,可以毫无保留地将最新的材料送给全国的同行分享。

如今,当我们追忆商承祚的时候,除了给他的学术成就一个公允客观的评价,也许更重要的是,还原他“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学术传统。南方日报记者采访了商承祚的助教、中大中文系曾宪通教授与商承祚的研究生、中大中文系陈炜湛教授,追忆这位前辈的学术品格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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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就
甲骨文最突出,精于摹写描述



南方日报:古文字是一门艰深的学问,但商承祚却在多个细分学科上都有贡献,如甲骨文、金文、帛书、竹简等。如何整体看待商先生在这一领域的学术成就和贡献?

陈炜湛:在古文字方面,他的甲骨文研究是最突出的,他在21岁时出版的《殷虚文字类编》是一部甲骨文工具书,王国维曾盛赞曰:“如锡永此书,可以传世矣。”后来转向金文方面也很突出。
从整体上来说,比较“与时俱进”,凡是新出来的第一手材料他都有兴趣去研究,这也是爲什麽在帛书和竹简学方面他在当时都是领先的。抗战时期他就开始研究长沙的古文物,包括后来对于楚帛书、楚竹简的研究,可以说是开了楚文化研究的先河。1957年,商先生获得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拍摄的楚帛书全色照片,开始研究战国楚帛书,据此写成《战国楚帛书述略》,这个研究应该是代表了中国上世纪60年代的学术水平。

曾宪通:《殷虚文字类编》的影响很大,它主要是集合整理了老师罗振玉和王国维的研究成果,他自己考释的好些单字也得到王国维的充分肯定,赞其“精密矜慎,不作穿凿附会之说”。
对于楚简的研究,商先生应该是最早的开拓者。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一共出土了7批竹简,他都亲自到工地去考察,并根据照片作了初步的整理。上世纪70年代,他又带着我们几个年青教师对这些竹简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和考释,并油印彙编成了《战国楚简研究》,一共5册,还有摹本和释文,每一个字都经过反複摹写和核对,对楚简的形制和内容都作了详细的描述。商先生把这份资料寄给了国内的同行共同研究,曾一度在学术界颇爲流行。这本书如果能够在上世纪 70年代出版的话,商先生应该是稳坐楚简研究的第一把交椅的,因爲在当时这些资料是最新的。遗憾的是,这本书直到商先生逝世后的90年代才正式出版,这时新的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已经大量涌现,所以影响力也就大不如前了。

南方日报:从上一辈的王国维到与商承祚同一时期的郭沫若,民国时代应该算是古文字研究的黄金年代,大家辈出。在这些大家中,商承祚先生在研究上的特别或者过人之处在哪里?

陈炜湛:商先生研究的面比较广,除了古文字研究外,其他方面的成就也很突出,我总结爲“契斋四绝”——摹拓、辨僞、篆隶、印章。这四条一般学者不能兼具。
第一,摹拓。商先生的摹写非常厉害,甲骨文、帛书、青铜器的摹本不仅准确、生动,而且还有神韵,在这一点上像陈寅恪、郭沫若都做不到。
第二,他对文物的辨僞能力非常强。因爲以前上当买过僞器,所以他曾经专门研究过,写过一些重要的文章,容庚先生曾称赞他“富收藏、精鉴别”。
第三,他的书法。中年时期,甲骨文、金文写得非常漂亮,晚年时期他专攻秦隶,写得也是非常漂亮。
第四,篆刻方面也颇有研究,他的印章很精致。

曾宪通:商先生找一手材料千方百计、无孔不入。如他找“土夫子”了解楚帛书的出土地,他还带着我们到全国各地的博物馆、考古工地跑,去看那些竹简、青铜器。爲什麽说他精于辨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看的东西很多。
商先生另一个过人之处就是他非常善于做基础性的研究,他的功夫在收集、整理、分类和临摹,这几条他做得非常细致,非常出色。他对研究对象的描述十分到位,往往能够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他对字形的分析十分精到,看到一个形体,就能够根据偏旁部件的分析,大体说出见于哪片甲骨或哪件青铜器。

南方日报:王国维将商承祚与唐兰、容庚、柯昌泗并列称爲“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但从现在的名气和学术评价上来看,对于商承祚的评价还是不及唐兰、于省吾等同辈。如何看待对于他学术上的一些负面评价?

曾宪通:商先生在提供研究材料方面确实是第一流的,基础性的工作做得特别扎实和细致。但如果论及具有独创性的解决难题的建树方面,就略有逊色。商先生非常重视对字形的考究,但对字音和字义并非特别注重,尤其不太重视运用古音韵去通读出土的文字资料,这使他在通读出土文献的过程中受到一些局限,比如古代中山国国君中山王墓出土了一批很重要的青铜礼器,商先生亲自到墓地去指导摹拓铭文,爲学术界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资料。在大鼎上有一句告诫后辈的话:“吏少女长,吏愚女智”,古代史、吏(使)、事三字同源,商先生最初从字形出发,释成:“使少女长,使愚女智”,意思是使不聪明的女儿智慧起来,这个也读得通;但如果从字音文义来分析,还可以读作“事少如长,事愚如智”,那就涉及如何做人的问题了,比较符合通篇铭文的语境。后来商先生还是把“使”读爲“事”,把“女”读爲“如”了。
上世纪70年代,商先生带我到北京“红楼”参加秦汉简帛的整理工作,商先生和傅熹年先生负责《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摹本工作。来自全国各地的古文字学家和语言学家各擅专长,又通力合作,商先生作爲老一辈的学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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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态度
不到一千字的帛书摹写了整整七年

南方日报:商先生从事古文字研究非常强调看实物,在这方面他是如何身体力行的?

陈炜湛:他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随着金陵大学南下时,路过长沙,就实地调查,甚至跟那些盗墓的“土夫子”交朋友。2002年在北京故宫召开的纪念商先生诞辰一百年座谈会,会上考古学家们就说,考古学界有一句话“有了《长沙古物闻见记》,世人方知有楚文物”。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商老实际上是楚文化研究的鼻祖了。考古工作他解放后一直在做,哪里有出土的墓,商先生都去看过,包括北京路的地砖,他都很有兴趣看。

曾宪通:一般非科学发掘出土的文物很难了解到详情,但是商老就会去找,他会先去找那个收藏的人,但收藏的人都骗他,不让他知道是谁挖的。商老总能通过各种途径找到盗墓的“土夫子”,不仅找到一个,还能找到第二个、第三个,彼此互相印证。
他经常带我们去各地的博物馆,以及考古工地还有人家收藏的地方看。唐兰先生说古文字的学问在古文字之外,做这一行光靠书本还不行,一定要出去学习,多接触实物、要知道文物是怎麽挖出来的,看它所存在的地层。那个时候靠容老、商老的关系,我们到过很多博物馆的库房去看那些不展出的文物。

南方日报:罗振玉曾评价商先生“论聪明,锡永远不如昌泗,但锡永知道自己短处,实事求是地刻苦,将来有成就的还是他。”商先生在治学方面的严谨体现在哪里?

陈炜湛:商先生那种严谨的态度是现在的学术界很难做到的。他在上世纪50年代就拿到了楚帛书,但直到1967年摹本才发表,一共不到一千字,他摹了整整七年,一遍一遍反複地摹,反複地改。这种态度现在是很少见的,对竹简也是,对每一个字都认认真真地看。

曾宪通:他研究楚简和帛书的时候,学校给他配了一个助手叫曾畏,专门帮他摹写,他一个字可以叫曾畏摹十几次,改十几次,今天看不对叫他改,明天看了又再改,直到满意。
他收集资料的每一步都非常认真,非常讲究。他在教学生作拓片的时候,说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掌握上色(用墨)的湿度,因爲舌头的湿度是恰到好处的,既不乾,又不湿。他便不断用拓包蘸墨在舌头上调湿,等到拓片拓好了,他的整个舌头也都变成黑色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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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商先生的教学方式也很特别,听说不用上学,也不用考试?商先生那一辈的学术传统和治学态度有哪些方面值得现在的学者学习?

陈炜湛:那个时候不讲课,完全自主学习,商老和容老让我们自己找课题来做,有问题可以来问,学生与老师不只是课堂上的联系,学生写的文章,老师再改一改,写得好可以发表。不过,商老还是强调打基础的,他让我们第一年多读书,古文字方面的经典著作都要读,但他从来不要求我们读他写的书,他总是让我们多读读郭沫若、王国维他们的书。
民国时期的治学传统和我们现在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四书五经功底非常厉害,另一方面是民国时期正处于西学东渐的活跃期,学者们接受了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最典型的就是王国维的双重证据法。而这两点我们现在都是欠缺的,国学功底自不用说,西方的理论又太庞杂,很多时候根本不知道从何处著手,生搬硬套。第三点是民国时期的学术环境比较宽松,现在的学者“总是被打扰”。要求几年内要写多少文章,出什麽成果,搞学术研究本来就有失败的可能,这样的硬性要求对于做学问来说是一种打扰。以前商老他们那辈的学者拿到资料要研究几年才出一个成果,但现在拿到材料马上就去写论文,这种治学传统自然不可相提并论。

曾宪通:不上课、不考试,这是容庚、商承祚二老的特点,他们有放鸭式和填鸭式两种方法:平时是放鸭,抄字书,读专著就是填鸭。他们没有要求一定要读自己的著作,但两位老先生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第一年要抄三本字典:《说文解字》《甲骨文编》《金文编》,并且是作爲习作,他会批阅,圈出哪个字字形错了,哪个字出处错了。当然这不是单纯地抄,而是要注意这个字在哪个器物上,是什麽意思,有什麽特点,并且很强调写书评。
现在的资料多了,学生也不用去看实物,直接在网上就有很多资料可供选择,可以做到快、准、多。但这是“拿来主义”,不容易在脑子里生根。以前我们抄过那三本字典之后,那些字形是从脑袋里自然而然生出来的。如果现在的学者能做到既有扎实的基础,再加上这些先进的研究手段,在学术上的造诣应该会超越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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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生活
爱管一切不平事,自称“多事商”


南方日报:商氏家族是广东有名的书香世家,这种家学传统对商老有什麽样的影响?

陈炜湛:商老的家学渊源还是很深的,特别体现在书法、篆刻这些基本功上,他的书法是从小练就的“童子功”,篆刻功夫则是从老师罗振玉那里学到的。商老一直认爲像书法这些都是雕虫小技,字写得好是应该做到的本分。所以当年中大有这样的传统,容庚、商承祚二老招研究生的时候,首先看字,字写得不好直接就被剔除了。

曾宪通:商老的父亲商衍鎏是晚清探花,商老曾经多次说过自己的楷书比不上父亲。由于商家是书香世家,家里有很多名帖,所以商老的学习环境很好。我去商老家里,经常看到他和老太爷在切磋书法,讨论字画。由此可见,这种家学渊源是一直延续下来的。
商老在书法上一个特别之处在于,他不仅书法写得好,而且有理论,他晚年写的《说篆》谈到了怎样写才能达到字形平衡,怎样才能写得好看。许多人字写得好,但是没有理论,但是商老既有理论,又有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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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在您印象中,商老的性格是怎样的?

陈炜湛:商老是个很随和的人,谁求他都很容易,有一个1978级的学生黄荣章毕业论文《古今楹联拾趣》要送到花城出版社出版,想请商先生题个书名,虽然商先生不认识他,但还是欣然同意了。
商老喜欢散步,每天都在中大校园里走来走去,跟门卫保安聊天,一般的工人都能求到他的字,比知识分子还容易。他每次看到学校里的牌匾写得不好,就要自己重写,中大“教材科”牌子就是商老写的,至今还保留着。有趣的是,他还给商店小卖部题牌匾,他经常去小卖部喝酸奶,看到没有招牌,就跟店家说:“你这儿都没有招牌,我帮你写啦。”以前的“康乐糖烟酒商店”也是商老写的。

曾宪通:虽然商老的家境很优越,但是能屈能伸。他带我们出去,吃住都和我们一样,1961年大饥荒的时候,我们在郑州考察,每天吃高粱、玉米拌的糊糊,吃生大蒜,虽然他一直养尊处优,但是吃这些他一点怨言都没有。爲了照顾他的营养,上级领导都会每周给他买只鸡,他都是和大家一起吃。在北京历史博物馆整理竹简的时候,食堂只有发霉的番薯乾,他照样在窗口排队,从来没有抱怨。
他对晚辈很好,我们在北大红楼整理秦汉简帛时,由于地方不够,我和商老还有北大的一位孙先生都挤在一间地下室里,他们俩都抽烟,冬天窗户不开,房间里烟雾缭绕,每次我被呛到咳嗽,他们俩就立刻说:“就最后一口了。”然后把烟熄了。
受父亲在德国大使馆工作的影响,商老年轻的时候喜欢穿西装,骑摩托,但晚年大家都兴西装的时候,他又写信给胡耀邦,认爲不应该过度提倡西装,就是招待外宾时穿西装也不妥当。晚年的商老总是穿着一身唐装、白裤子,拿着一把扇子在校园里散步。还好管闲事,看到学校里的布告有错字,便在上面改正并署名。当时他住的地方和中文系之间有个小门常年不开,他老写信向学校反映,开头还署名,后来写多了就干脆自署“多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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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商老和容老师出同门,又是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但因爲两人的性格不同经常争得面红耳赤?

陈炜湛:容老曾说商老是“甲骨文的逃兵”,因爲商老最早是因爲甲骨文研究出名的,容先生认爲商先生的《殷虚文字类编》应该出第二版、第三版,不断补充。但当时商先生因爲去了金陵大学,一直在颠沛流离当中,没有条件做研究,他自己也在《我的大半生》中说那是他最痛苦的一段时间。后来新中国成立有条件后,他的兴趣就转移了。
容老和商老经常“抬杠”,但基本是容老骂商老,商老会让着他。容老性格耿直,商老则性格很温和。

曾宪通:关于容老和商老“抬杠”的故事,我印象最深的是,1978年古文字研究会第一届成立大会在吉林大学召开,那时是冬天,容老已经84岁了,天气太冷,路途太远,所以容老早就跟学生们说不去长春了。但商老没有征求容老的意见就敲定了到长春开会的名单,当商老宣布自己同一班青年教师一道到长春参会后说:“容老因年纪大,这次就不去了。”容老听后马上发火道:“谁说我年纪大就不去,你比他们大三四十岁都能去,爲什麽我比你大八岁就不能去?”
容老和商老平时相处得还相当融洽,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商老讲话比较多,容老则不太爱讲话。当商老说到容老不爱听的话时,两人就会抬起杠来。由于他们有着共同的学术渊源和爱好、有着共同的学术圈和朋友圈,他们彼此只是性格上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矛盾。而我们这些在二老身边的弟子更是他们之间的缓冲区和润滑剂。每当容老面红耳赤的时候,商老就会自己找台阶下,大家把话题一岔开,气氛立刻就缓和下来了。
商老和容老有着60年的交情,一直都是相当要好的朋友。特别是到了晚年,容、商二老一住楼上,一住楼下,形同一家。容老去世后,商老特地叮嘱容师母,有事或打电话、或敲地板,他都能听见。


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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