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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旧事——民国大师们的逸闻趣事(建议先收藏~再细细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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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29 09: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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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
黄侃一身傲骨,满腹牢骚,他睥睨学术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甚至对太炎先生的经学,有时也会批评一声,“粗!”一次马寅初去看他,谈到《说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问,他便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黄侃处处维护国故。他认为木版书便于批点、执持和躺着阅读,讥讽精装的西式图书为“皮靴硬领”;又说中装的文明和舒适远胜西装,一边说一边将脚上的布鞋脱下又穿上,并指着一位同学说:“看,你穿皮鞋,就没有这么方便!”胡适评论道:“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黄侃挺身而起道:“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孙诒让
1903年,孙诒让见到《铁云藏龟》后,闭门谢客,足不出户,把自己关在楼上的一间书房中,两个月不曾下楼,专心研读这些奇怪的文字。有一天,下人突然听到他大叫一声,上楼一看,孙也打开房门走了出来,满面喜色地喊道:“我解通了!我解通了!”孙成为文明史上第一个读通并考释甲骨文字的人。

梁启超
1906年,清廷正式废除科举制。梁启超说:“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目不足致用也。”黄仁宇则说:“科举废除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头等大事,从此上下两层社会被打成两截,无法得到有效的沟通。”

康有为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康有为在日本,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惴惴恐栗”,他说,“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甚非策也。”他认为可以用“旧朝旧君”,或者孔子嫡裔来做“虚君”,实行“虚君共和”。

章太炎
章太炎谓曾国藩之起兵“平洪杨”并非“赞清”,而是为了扶持“名教”。在曾看来,一切治国活动,上至天文、地理、军政、官制,下至河工、盐漕、赋税、国用以及“平洪杨”这类军事活动和“曲全邻好”的华洋交涉活动,均属“礼”,即道德实践活动的范围。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时,以为自己再无恢复自由的希望,就写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给夫人汤国黎女士,信中提到两件事:一是“我死了以后,国粹便中断了”;二是“先人窀穸未安,为莫大憾事。”

陈寅恪
王静安(国维)遗体入敛之时,清华师生去给王遗体三鞠躬以敬礼。陈寅恪与众不同,他身着袍子马褂,跪在地下叩头,并三叩头。陈行孔孟之道,非此一端,他在国学研究院时,其学生到上海陈家去谒见其父散原老人,散原老人与一帮学生谈话,均坐,独陈先生站在一旁,并坚持到谈话完毕。胡适认为陈寅恪是当世“治史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然陈的文章实在写得不高明,“标点尤赖,不足为法”。实际上,陈寅恪毕生以文言写作,自未必遵守新式标点。陈寅恪曾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他在晚年自挽说:“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陈寅恪为王国维所写之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沈兼士
1922年,清室曾以经济困难为由,欲将由沈阳运抵北京故宫的文溯阁《四库全书》盗售日本人,且价已议定,为120万元。此事被当时的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获悉,沈致函民国教育部,“竭力反对,其事遂寝”。

刘师培
刘师培曾是同盟会员,思想激进,为较早接触社会主义的中国人之一,认为阶级斗争学说为“千古不磨之论”,曾为《**宣言》的中译本作序。他更一针见血地指出,若农民问题不能解决,则民生革命于事无补,可说是超迈时代的高见。不过事实上他更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不以为然,认为如此一来,此国家又以新面目令人民成为其奴隶。他的妻子何震也是社会主义最早的鼓吹者之一,且是妇女解放先锋。刘师培曾向湖广总督端方上言辞激烈的劝降书,但他后来竟投靠端方,转而恶毒地攻击革命党,并曾出卖陶成章、陈其美等旧日同志,转变之速令人侧目。民国建立后,孙中山等人皆惜其才,不忍加罪,蔡元培更将他聘为北大教授。在新文化运动中,他虽然托名旧派,事实上多少有点支持新派。他逝世时才36岁,蔡元培评论道:“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援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作,其所成就岂可限量?惜哉!”

张慧剑
张慧剑说:“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国文艺史——第一千年为屈原,第二千年为李白,第三千年为王国维。”

辜鸿铭
辜鸿铭少时在英国读书,曾依中国礼节在房间里备下酒馔,遥祭祖先。房东太太问他:“你的祖先何时能来享用你的祭品呢?”他答道:“就在您的祖先嗅到您所献鲜花的时候!”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认为中日之争为兄弟阋墙,而日本之所以能御侮于外,非明治西化之故,实中国传统之功。西方人言性恶,互为猜忌攻伐,衍为欧战,若听任之,必成人类之浩劫。日本若持续西化,亦必将扰乱东方,因此应喝止西化,荷担起复兴东方文明的使命,进而拯救世界。日本之喝止西化,亦足以喝止中国之西化,日本须将纯正的中华文明反馈中国,这是上天给予日本的使命。这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化建设之论,日本人因之而成大东亚的政治理论。辜鸿铭学中文较晚,以《康熙字典》为入,六经子史为出,自以为不须旁求。沈曾植很轻视他,说:“尔所言吾尽知,然尔欲知吾所言,非二十年不可致也。”辜鸿铭在北大的讲坛上说:“我们之所以学习英文,是为了用我国温柔敦厚的诗教,去化谕那些蛮夷。”他居北京时,洋人络绎来访,都说:“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一次有英国作家毛姆来访,抱怨他的油灯太过昏暗,他说:“我们中国人讲求明心见性,其灯自亮,不像你们西洋人专务外表。”民国始肇,鸿铭时为南洋公学校长,不肯易其辫服,自诩老大中国之最后代表。尝笑解云:“常人笑我愚忠于清室,吾岂止如是。吾非仅效忠于世受皇恩之清室,亦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也。”

蒋廷黼
蒋廷黼在德国出版协会演讲:“中国可以,而且一定会再成为一个伟大国家,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并不想建立一个大帝国。在中国悠久的历史过程中,曾经作出许多种尝试,包括建立大帝国。但中国诗人对唐代的开疆拓土、丰功伟业并不歌颂,反而有许多惨痛的描述。我们中国人对建立大帝国的确有丰富的经验,但却坚定认为建立帝国或是占领其他人的土地是人类的谬想。”

柳诒徵
某新学者对柳诒徵说:“线装书在新社会已毫无用处,不如付诸一炬!”柳答道:“我非常赞同,且应做得彻底!否则此处焚毁,别处未焚毁,终究无益。应该号召全国一致行动,将线装书焚尽。然而即便如此仍不够妥当,因为世界各国的图书馆里尚有不计其数的中国线装古籍,故应动员他们一起焚毁。否则国外有些汉学家,正在孜孜不倦地研究汉学,倘使有朝一日他们来华,就经史子集向我们提出问题,我们却瞠目结舌难以应对,岂不会贻笑于世界么?”

梁漱溟
梁漱溟说:“中国传统中该变化的早就变了,不该变的永远都不会改变,而这些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中国传统将统领世界。”他认为中国有以贡献与世界者,不外八个字:“人生向上,伦理情谊。”而这正是世界和平的基础。梁漱溟应邀来清华短期讲学,贺麟抓住这一良机,拜访梁漱溟几次。梁漱溟推崇王阳明,他对贺麟说:“只有王阳明的《传习录》与王心斋的书可读,别的都可不念。”

吴稚晖
吴稚晖批评“整理国故”:“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

林语堂
林语堂在哥伦比亚大学讲“中国文化”课,对中国文化的称颂可谓不遗余力,一个女学生有点生气地发问:“什么东西都是中国的好,难道我们美国就没有一样东西比得上你们中国吗?”林语堂答道:“有的,你们的抽水马桶比中国的好!”

殷海光
殷海光以“五四”英雄的传人自命,崇尚进取,轻视和疏远传统。60年代台湾发生中西文化大论战后,他才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认识上的转变。1969年他临殁前,在病中遗言中说: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殷海光对弟子陈鼓应说:“要好好的读《庄子》,《庄子》对人性的了悟这么深切,比现在的存在主义要高明多了。”

蒋百里
蒋百里说:“国粹者,特色而带有世界性者也,非然者,癖而已矣!”

梁思成
梁思成说:“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家庭组织、生活程度、工作休息,以及烹饪、缝纫、室内的书画陈设、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与西人相同。这一切表现的总表现曾是我们的建筑。”梁思成去扬州主持筹建鉴真纪念馆时,作了有关古建筑维修问题的报告。他说:“我是个无齿之徒——我的牙齿没有了,在美国装了这副假牙。因为上了年纪,所以没装纯白色的,而是略带点儿黄,因此看不出是假牙,这叫整旧如旧。我们修复古建筑也要如此,不能焕然一新。”

于右任
于右任有“草圣“之称,他说:“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即每日一个字写无数次),两三年间,可以执笔。此非妄言,实含至理;有志竟成,功在不舍,后之学人,当更易易……”

王韬
王韬说:“见世之所称为儒者,非虚骄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而反嚣然自以为足。及出而涉世,则忮惟险狠,阴贼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谓旷朗坦白者,千百中不得一二。”

鲁迅
鲁迅批评借保存国粹而维护专制政治的“国粹派”们,他说:“我们要保存国粹,须得国粹也能保存我们。”

沈曾植
沈曾植说:“学士者,国之耳目也,今若此,则其谁不盲从而踬蹶也。且学者,礼之所出,礼也者,国人之准则也。若今学士,可谓无学,国无学矣,而欲质之以礼,其可得欤?”

郑振铎
抗战期间,上海一度成为“孤岛”,中国图书文献流失严重。郑振铎缩衣节食,千方百计筹款,抢救珍贵图书,他在《劫中得书记》中说:“余以一人之力欲挽狂澜,诚哉其为愚公移山之业也!杞人忧天,精卫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从!”

陈济棠
陈济棠跟胡适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他认为生产建设可以要科学,但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胡适说: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陈说:“你们都是忘本!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

弘一法师李叔同
弘一法师圆寂,丰子恺悲痛之余,怅然若失,继而曰:“人生境界可分三等。一曰物质生活,此大多数也。二曰精神生活,即学者之流也,此亦不在少数。三曰灵魂生活,即宗教也,得其真谛者极少数耳。弘一法师则安步阅此三层楼台也。事母孝,待妻爱,精深艺术,精研佛法,实最完美一人也。艺术家之最高境界,实与宗教相近。艺术之情景交融,与宗教之诸相非相,实止差一步耳。故所谓格律诗、山水画之属,绝非雕虫之技,为其有宗教精神在焉。吾脚力甚小,故不能随法师更上层楼,惟斤斤于小技,但可攀其栏杆作一窥视,深自惭愧云耳。”

苏曼殊
苏曼殊云:凡诸学术,义精则用愈微。

张元济
毛泽东和张元济等人游天坛。毛问张说:“你以前做京官的时候,可曾来此?”张元济说:“天坛是敬天之所,我六品小官安能到此?”毛大笑,接着又批评了“戊戌变法”的不足。张元济曾先后与光绪、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五位巅峰人物促膝而谈,这样的人是绝无仅有的。

杜维明
杜维明对唐德刚说:“近百余年来,我们都在向西方学习。现在他们的好东西我们都学会了,他们也该学学我们的好东西了。”

唐德刚
唐德刚总结道:我国军界素有“无湘不成军”之说,现在美国的高等教育界,也有“无华不成校”的现象。北美稍为像样点的专科以上的学校,差不多都有中国教授,其总人数盖在千人以上。中国人之所以能在美国高等学校内一支独秀的道理,实在是因为美国教授生活最适合“百无一用”的中国书生的脾胃。做教授要有专业知识,要有最高学位。这些都是急功近利的美国知识分子多不愿为、不屑为、也不易为之事,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之所长、之所好。教书生活安定,人事单纯。经济收入虽胀不昏,也饿不死。一个“清高”的头衔,也足使礼仪之邦出来的穷秀才,发生足够阿Q式的自满;也可使远在港台的父母亲大人,乃至丈母娘、未婚妻,提起来笑逐颜开。教授!教授!你真是个中西通用、长幼咸宜,港台大陆都可唬人一下的好招牌!

熊十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熊十力向陈毅哭诉道:“我的学问无人可传呵!”文革中,红卫兵抄熊十力家,焚毁无数手稿和书籍。他大受刺激,常精神恍惚地四处吟游,喃喃自语:“中国文化已亡!”熊十力在无限孤独的暮年哀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后顾茫茫……即令如此,这位中国现代新儒家最富原创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于未来: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游乎广天博地之间,将为世界文化开出新生命。

胡适     
有一次胡适之的朋友们在胡家里聚餐,徐志摩像一阵旋风似地冲了进来,抱着一本精装的厚厚的大书,是德文的色情书,图文并茂,大家争着看。胡适之说:“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                                                

郑、傅所长   
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傅斯年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郑天挺任副所长。有人来访时,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接待人员总是先问:“你找傅所长还是郑所长?傅所长是正所长,郑所长是副所长。”来访的客人总是被问得一头雾水。                    

梁启超
1914年11月初,梁启超在清华作题为《君子》的演说,引用了《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大家,希望清华学子能够“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大家深受鼓舞,从此清华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                             

陈寅恪
梁启超推荐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国学院导师,校长曹云祥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廖廖数百字有价值。”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陈寅恪每次讲课,开宗明义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姜亮夫
姜亮夫回忆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时有这样一段记述:“在清华这个环境中,你要讲不正经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同学与同学,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个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                                                            

蔡元培
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时,范源濂任次长,他们办教育的方法相对立。范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的大学?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元培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                                                                        

梁漱溟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一篇文章,当即决定聘其做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梁漱溟辞以对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说:“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又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友,指的是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陶孟和
北大最初不招收女学生,五四时期,许多女学生要求入学北大,蔡元培公开表示支持,但不久蔡元培暂离北大。1920年,代理文科学长陶孟和准许了9名女生入校旁听,引起社会上的议论和教育部的批评,甚至总统徐世昌都出面警告北大当局,认为国立学校应该保持“崇高的道德水准”。但是当时并无法律明文禁止男女合校,已经回到北大的蔡元培就凭这一点,没有请求政府的许可,便正式批准了那9名女生注册为北大正式学生。但事实上,美国和中国基督教徒合办的广州岭南大学早在1918年就已经开始男女并校了。                                                                    

辜鸿铭
辜鸿铭刚到北大任教的时候,学生们看到他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都忍不住哄笑起来。而他,则不动声色地走到讲台上,向下面的学生打量一番后,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 一席话把学生统统镇住了。以后上课就没人敢笑话他了。                                                                                            

蒋梦麟
蒋梦麟说:“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钱穆
1930年,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校长司徒雷登问他对燕大印象如何,他答道:“起初听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大学,心中特别向往。我来燕大一看,才发现并非如此。一入校门就看到M楼和S楼,这难道就是中国化吗?我希望将燕大各建筑都改为中国名。”不久,燕大专门召开会议,决定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施德楼为贝公楼(James White Bashford(1849-1919),中文名字曾被先后翻译成贝施德或贝施福,此楼名为施德或贝公皆是为纪念此人,但是否为钱穆所改,尚难证实,且备一说),其他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钱穆还为校园的一个湖取名叫“未名湖”。              

束星北
20世纪50年代初,留英回来的王竹溪(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到山东大学讲学,讲座中途,束星北走到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大约四十分钟。王竹溪一直尴尬的站在一边。校领导为此找束星北谈话,束星北说: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蒋百里
蒋百里就任保定军校校长的第一天,对全体学生训话道:“我此次奉命来掌本校,一定要使本校成为最完整的军事学府,使在座诸君成为最优秀的军官,将来治军,能训练出最精锐的军队。我一定献身于这一任务,实践斯言。如果做不到,当自杀以谢天下。”后来,他因学校被政府拖欠经费,深感愧对学生,遂写下遗书,真的当众自杀,子弹穿过胸膛,幸而未死。                                                   

林语堂
林语堂在东吴大学讲英文课,开学第一天,先生带来一个皮包。皮包里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课堂变成了茶馆。林先生开始讲课,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大讲其吃花生之道。然后,他将话锋一转,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生。”学生们哄堂大笑。                                          

闻一多
闻一多上课别致。据学生回忆,他身穿黑色长袍昂然走进教室,先掏出烟盒向学生笑问:“哪位吸?”学生们笑而不接,他就自己点了一支,电灯光下烟雾缭绕,拖长声音念上一句:“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才开始讲课。            

沈从文
沈从文论及原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时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傅斯年   
傅斯年之于台湾大学,一如当年蔡元培之于北大。他的甘棠遗爱几十年不衰,如刘绍铭在小说《二残游记》中说:“傅校长,虽然我在大洋这边的美国也拿了个什么博士,但我最骄傲的,还是杜鹃花城的那个学位!”                                                   

季羡林
北大新生入学。有名新生拎着很大的包裹来报名,看见路边一个老头,就把他叫过来,说:老头,给我看下包,我去报名。老头等了一个小时,一直不动给他看包。后来新生在开学典礼上看到,讲堂上给大家作演讲的正是那个老头,他就是季羡林。         

黄侃      
黄侃是饕餮之徒,好暴饮,喜赌博,性情暴躁。他在北大上课时,常突然停下来对学生说:“这段古书后面藏着一个绝大的秘密,想知道么?……对不起,就凭北大这点薪水不值得讲,要听,饭馆请!”他对自己的学问十分自负,与人讨论“小学”时,若有观点不合者,大怒之下常持刀杖相向。然而他却有“三怕”,即一怕兵,二怕狗,三怕雷,其中怕雷甚至怕到“蜷踞桌下”的地步。                                   

梁实秋
梁实秋听梁启超演讲,见任公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                                    

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
1937年在长沙临时大学时,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三位校长巡视学生宿舍,看见房屋破败,蒋校长认为不宜居住;张校长却认为学生应该接受锻炼,有这样的宿舍也该满意了。于是蒋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宿舍里!”张却针锋相对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梅没有表态。                 

张伯苓   
南开是私立学校,经费需向社会各界募捐,有学生提出:“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张伯苓校长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梅贻琦
梅贻琦从1931年到1948年一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竺可桢  
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一次联欢会上,有人请他“训话”,他说:“训字从言从川,是信口开河也。我不训话。”                                                

李宗吾
李宗吾曾在四川任中学校长及省监学等职,有一年中学学生毕业,省府派李为主试委员,李认真考试,学生恨之。一夜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李宗吾拖出,痛打一顿,临走骂道:“你这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李被人扶起,大声说:“只要打不死,依然要考。”后裹伤上堂,继续考试,学生不敢再抗,一律就试。         

谢国桢  
谢国桢是梁启超学生,1982年,谢国桢因病住院,犹坚持看书不已,别人劝他养病期间不要看书,注意休息。谢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

陈独秀
蒋梦麟和陈独秀都中过前清秀才,文人惺惺相惜。晚清秀才有两种,一是考八股的秀才,人称“八股秀才”;另一是废八股改策论后的秀才,称“策论秀才”。一般以“八股秀才”为正宗,且更值钱。一次,陈问蒋:“你是什么秀才?”蒋答:“策论秀才。”陈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可是八股秀才!”

吴世昌
吴世昌先生曾回忆十来岁时,读杜牧的《阿房宫赋》,旧书没有标点,一开头只见十二个字“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怎么也看不懂。就跑去问比他大四岁的哥哥吴其昌,哥哥并不教他,反问:“六是什么?”答:“四五六的六。”“王呢?”“国王。”“毕是什么?”“毕是完了。”“六王毕呢?连起来讲。”答:“六个国王完了。”“这就对了,怎么会不懂呢?”哥哥鼓励他。这样一问一答,只有“兀”字实在不懂,哥哥说是“光秃秃”。他问:“四川的山为什么光秃秃?”“自己想想看。”“没有树了。”“树到哪里去了?”“砍了?”“砍下来干什么?”他看到下句有“阿房出”,便答:“造阿房宫了。”这一下全懂了。吴世昌先生说:不教之教比任何教导都有效,要养成自问自答自己钻研的习惯。词本身是清楚的,是可以读懂的。有一条经验:要读原料书,少读或不读选集和注本,要独立思考,才不至于上当受骗。

周作人
周作人看中国书(包括所有的文学艺术)有一条标准非常独特,就是看作者“对待人的态度”,特别是“对待女人儿童的态度”,所以中国书惟有《红楼梦》是好的,《西游记》和《聊斋志异》可以给儿童带来乐趣,也可以一读。《水浒》里他最喜欢鲁达,最憎恶的是武松,原因就是武松杀人太多,杀嫂子,还血溅鸳鸯楼,虽然是中国传统中的英雄,其实是狗熊;而鲁达在水浒英雄中杀人最少(仅仅一个),也是无奈和失手。周作人读书万卷,他说:“我最为佩服的中国思想家只有三人:一是汉王充,二是明李贽,三是清俞正燮。”

叶嘉莹
叶嘉莹学成出师,南下的时候,顾随对她说:“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这重托让叶嘉莹一生都忘不了,她说:我之所以在半生流离辗转的生活中,一直把我当年听先生讲课时的笔记始终随身携带,惟恐或失的缘故,就因为我深知先生所传述的精华妙义,是我在其他书本中所绝然无法获得的一种无价之宝。古人有言“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先生所予人的乃是心灵的启迪与人格的提升。

夏承焘
夏承焘先生曾在日记中记下这样一个梦,谓其前身为宋徽宗云云。但是更加重视的还是后天的努力。他说:“我曾经谐笑地告诉一位朋友,‘笨’字从‘本’,‘笨’是我治学的本钱。”他的成就、他的词学建树,就是在“笨”字上下功夫而取得的。

周祖谟
周祖谟读书做学问遵循着“次第读书法”。他说:“专攻某一门学科,也要先读有关的基础书,然后兼及其它。如从事语言研究,语言学就要先学好,要会发音,会用音标记音,这是必要的一个次第;从事文学研究的,文学史概要就是必要的一个次第;关于语言文字,就得先看《说文解字》,然后才能研究古文字;研究历史,应先从通史入手,再进行断代史研究。”

冯至
冯至在自然、人生、生命几个方面的思考都是很有意义的。他主要提出了几个问题:
一、忍受寂寞,忍耐,默默担当一个大宇宙。像自然一样默默;二、平凡中的伟大,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像自然界的贵白草一样“不辜负一个名称,像往山上凿路的老人、化缘在孤岛上建造灯塔的人一样做有益的事业,体现平凡中的伟大;三、以自然为楷模,维持向上的心情。

钱穆
钱穆做小学教师10年,中学教师8年,任大学教师时间更长。但他对小学教师生活却情有独钟。他说,在小学任教时,每校学生都在百人左右,师生相聚,同事如兄弟,师生如家人。每天住在学校,吃在学校,工作在学校,团体如家庭,职业即人生。学校就像堂屋,故在小学任教,总觉心安。而中学、大学规模比小学大,人员比小学杂,师生之间、同事之间来往也比较烦琐。由此才知中学教师、大学教师更是个职业。晚年钱穆曾多次对人说,教大学不如教中学,教中学不如教小学。

沈从文
沈从文第一次对书发生趣味,得到好处是五本医书,从中知道鱼刺卡喉时,用猫口涎液可以治愈。第二次对书发生趣味,得到好处是读《西游记》,培养了他的幻想,他说,使我明白与科学精神相反那一面种种的美丽。第三次看的是部兵书,本来他认为可以世袭云骑尉,但读后有了一个转变,发现自己已没有拘束别人的兴味。沈从文说:“这三种书帮助我,影响我,也就形成我性格的全部。”沈从文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

杨伯峻
杨伯峻是杨树达的侄子,黄侃的弟子。他在叔叔的带领下,十分不情愿地磕头拜黄为师。黄对他说:“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这指的是黄拜刘师培为师的往事。杨伯峻心结顿解,从此拜服。

洪深
洪深说:学生的等级可分为四等。最好的是牛,喂以草料,分泌牛奶。其次是酒壶,灌以液体,可如数倾出,仅有少许遗留。再次是破碗,盛之以水,若如数倒出,则涓滴不剩。最劣为漏斗,倾以污水,水则流出,渣滓尽留其内。

汤用彤
汤用彤为人温润,一团和气。钱穆与傅斯年有隙,却都与汤交好;熊十力和吕澂于佛学方面每每相左,却均与汤相得;汤虽参与学衡派,却与胡适不伤和气……汤因此得了个“汤菩萨”的绰号,钱穆说他是“一纯儒之典型”。

罗振玉
1901年,罗振玉在刘鄂家第一次见到甲骨这种古物,欣喜异常。他惊叹之余,自许道:“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扬、许诸儒所不得见也。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晏阳初
晏阳初在接受赛珍珠访谈时曾说:“我向全世界提出这一个问题,请求解答。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

徐复观
殷海光临死前,徐复观去看望他,他对徐承认自己以前的某些说法不对。他对徐复观这样说:“相识二十多年来,先生常为海光提到时厌恶的人物之一,但亦为海光心灵深处所激赏的人物之一。”徐复观则认为,二十年来,在文化思想上他所遇到的最大麻烦,多半与殷海光有关。得到殷海光死讯时,徐曾绕室彷徨地自言自语:“今后的生活更寂寞了,再没有一个可以谈天的人了。”被他的太太听到,立刻责备说:“你怎能说这种话!你说这种话,对得起其他的朋友吗?”

吴宓
《吴宓日记》出版前,编者想请已八十多岁的钱钟书为之作序。钱氏为此写了一封信给编者,请其将此信“附入日记中”。此时钱氏才在日记里见到,几十年前自己的一篇文章曾使吴宓先生很不愉快。他在序里说,“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他还说,将此文附入书里,“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头白门生倘得免于削籍而标于头墙之外乎!”吴宓有《红楼》癖,自比“怡红公子”。在西南联大时,他见昆明有牛肉馆名“潇湘馆”,认为亵渎了林妹妹,竟去砸馆,直至人家改名才了事。

杨步伟
杨步伟曾说:“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她少时即“胆大妄为”,上家塾时,启蒙老师说,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在饭桌上批评孔夫子浪费东西:“他只吃方块肉,那谁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的边边呢。”结果,遭到父母一顿臭骂,骂她对圣人不恭。她还捉弄先生:“赵钱孙李,先生没米;周吴郑王,先生没床;冯陈褚卫,先生没被;蒋沈韩杨,先生没娘。”被长辈斥为没有规矩的“万人嫌”。

李赋宁
在耶鲁时,李赋宁曾和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同学王佐良、许国璋,以及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周珏良通信,相约共同回国执教,“我教中世纪,佐良教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国璋教18世纪,珏良教19世纪”。有人赞曰:“这就是绝配!”

叶德辉
叶德辉性情古怪,他藏书甚富,不轻易示人,在书橱上贴有“老婆不借书不借”的字条。但他对性问题有想法,校刻了不少有关性问题的旧书,像《素女经》、《交欢大乐赋》、《杂事秘辛》等都翻印过。潘光旦评说,叶翻印的书还有“几分科学的价值”。

钱钟书
钱钟书常讲:“二十岁不狂是没有志气,三十岁犹狂是没有头脑。”他清华大学毕业后正是二十来岁,陈福田等人想让钱钟书读清华研究所。钱钟书当时答道:“望眼清华,还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来当我的导师!”“五马”、“四陈”、“三沈”、“二周”
北大全盛时期,名流云集,时有“五马”、“四陈”、“三沈”、“二周”之称,“五马”是指: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准和马廉;“四陈”:一说为陈独秀、陈寅恪、陈垣、陈启修。“三沈”即沈兼士与其兄沈士远、沈尹默三人,他们同在北大任教,同为北大评议会成员,当时在北大被称为“沈氏三兄弟”。“二周”则是谓周树人、周作人兄弟。

吴组缃
有一次,曹禺见吴组缃进来,便偷偷对他说:“你看,钱钟书就坐在那里,还不赶紧叫他给你开几本英文淫书?”当时清华图书馆藏书很多,中文洋文均有,整日开放,但许多同学都摸不到门。吴组缃听罢,随即走到钱钟书的桌边,真请他给自己开录三本英文黄书。钱钟书也不推辞,随手拿过桌上一张纸,飞快地写满正反两面。吴组缃接过一看,数了数,竟记录了40几本英文淫书的名字,还包括作者姓名与内容特征,不禁叹服。直到很久以后,钱钟书还爱考问吴组缃:“马克思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了?”吴组缃只好回答不知道,但不免反击说:“你专会搞这一套!”

叶公超
鲁迅去世后,叶公超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把鲁迅的所有作品又重读一遍,叶赞扬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颗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胡适责怪叶公超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说:“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费巩
1940年,浙江大学流徙到遵义,在艰苦的流亡时期,竺可桢邀请费巩担任训导长。费巩接受了职位,同时表示:“吾不要训导长的薪俸,仍要教授原薪,一年可省出四五千元钱来,可拿这笔省出的钱用在学生物质生活的改善上面。”他上任后身体力行,亲自动手烧开水为学生杀臭虫。学生宿舍灯光太暗,他花费精力设计了一种亮度大而烟气小的植物油灯,拿自己的工资购买玻璃、铅皮等材料,制作了800多盏分发到各宿舍。学生们称之为“费巩灯”。

洪述祖
杀害宋教仁的主凶之一洪述祖,是清代大学者洪亮吉的后人,世代书香,曾制有一联云:“长安居大不易,天下事尚可为。”可见其才气!清朝隆裕太后的退位诏书就是由他拟就的。而他还有一个争气的儿子,那便是著名的戏剧作家洪深。

陶铸
陈寅恪是学者,陶铸是国家官员,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然陶铸主政华南时,对陈寅恪十分尊敬,两人结下友谊。文革中,陶铸几次要求善待陈寅恪,红卫兵都置之不理。后来陶铸也被批斗,红卫兵质问他何以如此庇佑陈寅恪,陶铸正色道:“你们要是有陈寅恪的水平,我也那样待你们!”

黄炎培
黄炎培对儿子黄万里教育甚严,要点凡三:“一,必须尊重农民。黄炎培多次教育下属说,我国自有历史以来,劳动的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他们的统治阶级。二,为人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爱乃是道德的根基,所谓真善美实皆包含在爱中。三,戒骄傲。戒骄必须从内心出发,仅在形态上不虚伪犹不足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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