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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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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17 12: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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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书法创作人 于 2018-3-17 14:12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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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虞世南、诗《咏蝉》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诗人介绍】
  虞世南(558—638年7月11日),北周(558年—581年)、隋(581年—618年)、唐(618年—638年),代诗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越州余姚(今属浙江省)人。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字,故世称“虞永兴”,享年八十一岁,赐礼部尚书。其书法刚柔并重,骨力遒劲,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唐初四大家”。其诗风与书风相似,清丽中透着刚健。
         虞世南,隋大业初授秘书郎。入唐,太宗引为秦府参军,弘文馆学士。贞观七年(633)转秘书监,赐爵永兴县子,授银青光禄大夫,世因称“虞秘监”或“虞永兴”。唐大宗尝称其有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五绝,誉为‘当代名臣,人伦准的”。
虞世南书法继承二王传统,外柔内刚,笔致圆融冲和而有遒丽之气。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唐初四大书家。传世墨迹有碑刻《孔子庙堂碑》、《破邪论》等,旧摹墨迹本《汝南公主墓志铭》等。书法理论著作有《笔髓论》、《书旨述》。编有《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群书理要》五十卷、《兔园集》十卷等,另有诗文集十卷行于世,今存《虞秘监集》四卷。
         虞世南身体文弱,博闻强志。少年时与兄虞世基一起拜博学广识的顾野王为师。十余年勤学不倦,学到紧要处,累旬不盥栉。尤喜书法,与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和尚友善。智永精王羲之书法,虞世南在智永的精心传授下,妙得其体,圆融遒丽,外柔内刚,继承了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书法传统。他与当时的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合称唐初四大书法家,而虞世南又是四人中最优者。他写的《孔子庙堂碑》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赞赏。唐太宗非常喜爱虞世南的字,并经常临写。虞世南死后,唐太宗叹息道:“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
         虞世南一生经历了南朝的陈、隋和初唐三个时代。陈文帝知世南博学,召为法曹参军。陈朝灭亡,与兄世基同入长安,做了隋朝秘书郎,后迁起居舍人。当时世基任内史侍郎,权倾当朝,荣华无比,妻子所用被服,尤胜王侯。虞世南虽与世基同住,仍以勤俭务本。隋灭后,李世民闻虞世南之名,引为秦府参军,又授宏文馆学士,与房玄龄同掌文翰,后来又担任著作郎。一次,唐太宗想在屏风上书写《列女传》,没有临本,虞世南在朝堂上一口气默写出来,不错一字,赢得朝中文士的钦佩。
  虞世南虽然容貌怯懦,弱不胜衣,但性情刚烈,当政得失,直言敢谏。他多次讽劝唐太宗要勤于政事,并以古帝王为政得失,论证利弊。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陇右山崩,唐太宗问“天变”。世南以晋朝以来历次山崩为例,说:“臣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德义不修,虽获麟凤终是无补;但政事无阙,虽有灾星何损于时。然愿隆下勿以功高古人以自矜伐,勿以太平渐久而自骄怠,慎终如始。”唐太宗听后敛容反省。他一再劝阻唐太宗筑陵墓厚葬,使唐太宗有所收敛。他还严正劝阻唐太宗不要恣于游猎而疏于政事。这些都对当时的“贞观之治”起着积极的作用。唐太宗曾对大臣们说:“你们如果都象虞世南那样刚正忠烈,天下何忧不理。”
  虞世南年逾古稀后,屡次上表求退,不许,被封为永兴县子,人称“虞永兴”。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五月壬申(二十五)日(7月11日)卒于长安,享年八十岁。唐太宗十分悲伤,痛哭流涕,说:“虞世南对我忠心一体,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为当代名臣,人伦准的。我有小失必犯颜直谏,而今亡故,朝延上下,无复人矣!”赐东园秘器,陪葬昭陵,赠礼都尚书,谥文懿。太宗还命画图象挂在宫中凌烟阁。
  唐太宗曾称虞世南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虞世南的书法代表作是正书碑刻《孔子庙堂碑》,还编了我国第一部完整的类书《北堂书钞》共一百六十卷,摘录了唐初能见到的各种古书。
【诗作介绍】
       《咏蝉》是唐代诗人虞世南创作的一首五言古诗,是首托物寓意的诗。作者托物寓意,一、二句以蝉的栖高饮露、蝉声远传暗喻人的清朗俊秀、高标逸韵;三、四句分别用一“自”字、“非”字,正反相生,充满张力,表达出对人的内在品格的热情赞美和高度自信。全诗简练传神,比兴巧妙,以秋蝉高洁傲世的品格自况,耐人寻味。
【诗作背景】
        李世民夺位李渊后,虞世南任弘文馆学士,成为重臣,但从不傲慢,踏实勤奋,使得李世民对其称赞有加,深得赏识,于是常邀他参加一些典礼活动。一天,李世民起了雅兴,邀请弘文馆学士们共赏海池景色,谈诗论画,李世民询问大家是否有新的诗歌作品,虞世南便诵读出该诗。
【诗作赏析】
         这是一首咏物诗,咏物中尤多寄托,具有浓郁的象征性。句句写的是蝉的形体、习性和声音,而句句又暗示着诗人高洁清远的品行志趣,物我互释,咏物的深层意义是咏人。诗的关键是把握住了蝉的某些别有意味的具体特征,从中找到了艺术上的契合点。
         首句“垂緌饮清露”,表面上是写蝉的形状与食性,实际上处处含比兴象征。“垂緌”暗示显宦身份,因古人常以“冠缨”指代达官贵人。显宦的身份和地位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和“清客”是有矛盾甚至是不相容的,但在作者笔下,却把它们统一在“垂緌饮清露”的蝉的形象中了。这“贵(人)”与“清(客)”的统一,正是为三、四句的“清”无须借“贵”做反铺垫,用笔巧妙。
        次句“流响出疏桐”描写蝉声之传播。梧桐是高树,用一“疏”字,更见其枝干的清高挺拔,且与末句的“秋风”相呼应。“流响”二字状蝉声的抑扬顿挫和长鸣不已;“出”字则把蝉声远播的意态形象化了,让人感受到蝉鸣的响度与力度。全句虽只写蝉声,但却从中想象到人格化了的蝉那种清华隽朗的高标逸韵。有了这句对蝉声传播的生动描写,后两句的发挥才字字有根。
         三、四两句“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是全诗比兴寄托的“点睛”之笔。它是在一、二两句基础上引发出来的议论。蝉声远播,一般人往往认为是借助于秋风的传送,作者却别有慧心,强调这是出于“居高”而自能致远。这种独特的感受蕴含着一个真理:修身而品格高尚的人,并不需要某种外在的凭借(例如权势地位、有力者的帮助),自能声名远扬。它突出强调一种人格的美,强调人格的力量。两句中的“自”字和“非”字,一正一反,相互呼应,表达出作者对人的内在品格的热情赞美和高度自信;表现出作者以蝉自许,雍容不迫的风度和气韵。
          实际上,《咏蝉》这首诗包含着诗人虞世南的夫子自道。他作为唐贞观年间画像悬挂在凌烟阁的二十四勋臣之一,名声在于博学多能,高洁耿介,与唐太宗谈论历代帝王为政得失,能够直言善谏,为贞观之治作出独特贡献。为此,唐太宗称他有“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并赞叹:“群臣皆如虞世南,天下何忧不理!”从他不是以鲲鹏鹰虎,而是以一只不甚起眼的蝉来自况,也可见其老成谨慎,以及有自知之明。
【书法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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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楷《破邪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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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世南小楷《破邪论序》书,日本三井高坚收藏,全文收入《虞秘监集》及历代书法论著中,传世刻本有款署“太子中书舍人虞世南撰并书”“太子中书舍人吴郡虞世南撰并书”二种。但此帖有人疑为伪迹,如清代学者姚鼎认为虞世南父名荔,而文中有“饵松茶干溪漳,披薜荔于山阿”之句,未将其中“荔”字缺笔避讳。然此小楷之清逸,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中曾这样论述,“世南书迹本自稀,而楷法尤不易得,不者唯《破邪论序》,稍大者《孔子庙堂碑》而已,《破邪》积能之极,几夺天巧,所以不入二王室,犹似不能忘情于蹊迳耳。”此帖历来转辗翻刻者不少,如《玉烟堂帖》、《停云帖》、《清鉴堂》等诸法帖,尤以《越州石氏本》为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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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世南(556-638)唐代书家。字伯施。越州余姚人。仕隋为秘书郎,入唐官至秘书监,赐爵永兴县子,授银青光禄大夫,谥文懿。工正、行、草书。师智永,妙得王氏家法。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四家。
          我们不必惊诧于他的光芒,更不必惊诧于他为何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他的家乡不但山清水秀,而且人文荟萃,真所谓人杰地灵。虽然在那时江南并不是政绐经济文化中心,但自从晋室东迁至唐二百年,因南、北分裂,政治纷乱,朝代更迭频繁,反倒使这片灵秀之地却因此发展起来,尤其是书法领域,王氏一族的南移,江南之地自然一派新气象。王羲之过江,虽是他一人之行止,却成就了被世人誉为中国书法瑰宝的《兰亭集序》。虞世南恰恰出生于此地,后来他成为王羲之书法的继承者也就不足为奇了,江南之地茂林修竹,群莺乱飞,自然也陶冶了艺术家的气度与襟怀。虞世南所在的虞氏家族在江南一带也是名门望族,他与兄长虞世基少年英发,在隋时,时人谓之“二虞”,可媲美于晋时的陆机、陆云兄弟。
         唐太宗李世民称虞世南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词藻,五曰书翰。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几乎可以称得上完人了。虞世南应该可以符合孔子口口声声称道的君子吧!我想这是毫无疑义的。历史上真正够得上君子这个称谓的是少之又少的,寥寥数人而已。君子往往专指一个人的品德和操守,好像与书法艺术扯不上什么关系。其实不然,中国传统的艺术评价体系偏偏将书法艺术和艺术家的个人品格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以人废书的例子不少,如蔡京、张瑞图等。不过,正要我们去单纯地去品评一件书法作品时,又似乎无法把作品与书法家的个体生命分离开来去分析。明人项穆讲得很明确,他在《书法雅言》中这样说:“盖闻德性根生,睟盎生色,得心应手,书亦云然。人品既殊,性情各异,笔势所运,邪正自行。……柳公权曰:心正则笔正,余今曰:人正则书正。心为人之帅,心正则人正矣。笔为书之充,笔正则书正矣。”
         项穆把书法与书法家的人格操守完全等同起来,在他看来,书法作品的格调优劣取决于书法家人品的高下。欧阳修也说过类似的话,他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其实,这种存在于书法艺术评价体系中的“人格主义”倾向古而有之,从宋、元一直延续到明、清,以至于近代,长期影响着我们的书法艺术的价值观。当然,这其中也有不同的声音。苏东坡曾经这样说:“观其书,有以得其为人;则君子小人必见于书,是殆不然。”可见,苏大才子对这种书品与人品划等号的说法并不感冒。
          在我看来,书法作品未必要与书法家的个人品质等同,但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综合历史论述,人们认为中国书法既能表现作者创作时的情绪,又能表现作者的气质、性格、修养、命运和道德情操,还能表现一个时代的兴衰,以及自然规律和一般哲理。这条以人品与书品等同的近乎苛刻的书法品论标准用在虞世南的身上却一点也不过。他被人称为君子,并且把他的书法也称为君子之书。“君子要写字,于是就有了君子书法。《孔子庙堂碑》作为虞世南的典型,至少是向我们透出了‘君子书法’理应具备的风格特征。……总而言之,君子书风在一切地方都强调藏的功用”。这就是所谓的“君子藏器”,这四个字也整体概括了虞世南的书法风格与特点。温文尔雅,平实稳健,醇厚遒丽,蕴藏锋芒,沉静内敛。在我看来,他的这种书风,并不是他刻意为之,而是他的性情、人格造就了这种书风的形成,真是“欧拙褚巧,皆不如虞世南的恰到好处”。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后来,对他的书法评价都是相当高的。唐张怀瓘在他的《书断》中这样说:“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
        清人刘熙载在他的《书概》中也同样评介虞世南的书法道:“虞永兴书出智永,故不外耀锋芒而内涵筋骨。徐季海谓欧、虞为鹰隼,欧之为鹰隼易知,虞之为鹰隼难知也。”由此可见,虞世南的书法在书法史上地位是很高的。君子之书几乎成了虞世南书法的特指。有的人虽被称为君子,而他不一定善书;有的人擅长书艺,但人格并不十分健全,称不上君子。好象只有虞世南才配得上这个称谓。
        虞世南的这种君子书风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不妨来试着探讨一下。我认为这种书风的形成必定与他的学识、品德、性情甚至与他的家庭背景和他所处的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虞世南十三岁始与其兄虞世基一道受教于同郡大儒顾野王,无疑这为他后来成为大学问家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调。他被世人戏称为“两脚书橱”,可见他学问之渊博。后来他又从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禅师学习书法,勤学苦练,深得王氏家法。他不仅在智永身上学到了书法,而且也可能在思想上受到了佛教这种宗教思想的灵化,书法上也不免带上了疏淡超尘的“僧气”。这对他以后的书法创作必定有着深厚的影响。他的书法既继承了二王恬淡萧散的魏晋风度,又一洗六朝浮靡之风,力主法度,完善创新,开创了唐代尚法的时代潮流,而《孔子庙堂碑》正是这一时代风尚的代表。
         此书系虞世南六十九岁所作,有“天下第一楷书”之誉。从他的性情上分析,虞世南沉静寡欲,从不放纵自己的行为。虽然也以直言敢谏闻名,但他懂得“道不行,吾将隐已!”的道理,不会像魏征那样以谏博名。从他所任的官职如起居舍人、秘书郎和秘书监来看,他只是学者型的技术官员,而不是政客。他的兄长虞世基才华并不在他之下,就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引来杀身之祸。虞世南虽出生于名门望族,但他的童年生活也不是顺顺当当,四岁的时候,父亲虞荔就亡故了,这无疑在他幼小的心灵蒙上了阴影。时年,因叔父虞寄无子嗣,他就过继给了叔父,故世南字伯施。过继叔父大概不能算寄人篱下,可这种挫折对他个性的形成一定有着作用的。所有的一切经历、苦难和命运塑造着虞世南的品性和人格,也为最终形成他的“君子书法”提供了一切要件。他在书写书法的同时,也在书写大大的“人”字。
          艺术是苦难者的救星,它通往那一境界,在那里,苦难成了心甘情愿的事情,闪耀着光辉,被神圣化了,苦难是巨大喜悦的一种形式。其实任何艺术包括书法艺术都离不开艺术家的个体生命。艺术就是生命,生命即是艺术。人只有在艺术中才能享受生命的充满。这其中包括创造艺术和欣赏艺术。当虞世南把书法艺术当作自己生命一部分的时候,他的书法作品中当然也充满了他的人格力量。真是“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
          艺术的最高境界没有不与作者的精神相通的。我国的古人与西方的哲人在艺术论上似乎殊途同归了。虞世南的书法用笔圆润,外柔内刚,内敛含蓄,结构疏朗,气韵秀健。连唐太宗也向他学习书法,当然也十分推崇和欣赏他的书法。虞世南死后,唐太宗常常慨叹地说:“世南死,再没有人与我谈论书法了。”虞世南书法不管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影响深远,这可能离不开帝王的推崇和时人的追捧。确实来说,艺术是无法与权力脱钩,与时代分离的。帝王的个人喜好左右着艺术的方向,无论这种方向是对的还是错的。其实这并不是艺术家的个体生命所能左右的,虞世南其实已经做到了极致。“他的书法虽然崇尚法度,平实稳健,但他仍然强调笔画动作和结构的变化,俊逸细腻,醇厚清简,浑然天成。特别是《汝南公主墓志》的书风纯粹是二王趣旨。这件作品作为他仅有存世的手迹,笔力仍如此强健,动作仍如此肯定精到,的确是一代宗师晚年炉火纯青的风范。”时年虞世南七十九岁。
          我在细细品读虞世南的书法的时候,总是被他特有的气质和韵味所吸引。宋克有云:“虞世南书,刚而能柔,却任自然,其清健皆可人意。如山林之士外夫尘俗,,抱琴独咏,王公一旦用之于朝,曾无骄色。”我也深有同感。
          观虞世南书法,正如听松涛古琴,萧散虚和,单纯静穆之气扑面而来。我觉得这“纯”和“静”就是虞世南书法的独到之处。它不显山露水、不故作汹涌,却如见故知旧友。“艺术杰作的一般优点在于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单纯指的是事物不能有深奥得令人陌生的意蕴,也不能有复杂得令人焦躁的外观。像春天的雾那样蒙胧而清新,绚丽而柔和;像抒情诗和散文那样优美而单纯,浑然天成,一清如水,潺潺流淌。宁静是指镇静自持,安稳自足,一种‘福慧的圆满自足的无争斗的静穆状态。……这种静当然并非表面的怡然恬静,而是灵魂的沉静。”我觉得用在虞世南书法上也无不可。
         任何艺术都是相通的,所谓,“美的艺术是绝对理念的感性显现。”简静萧散正是晋人书法所独有的韵味和气度,可见虞世南不愧为二王传人。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说“平和简净,遒丽天成,曰神品。”这正是虞世南书法的最好注脚。 y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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