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珣,字元琳，小字法护。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出身于东晋王氏一族。祖父王导、父王恰均精于书法，“书圣”王羲之是其堂叔。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王珣，他的墨迹自然倍受重视，何况他的《伯远帖》是东晋时十分难得的名人法书真迹，且是东晋王氏家族存世的唯一真迹，一直被书法家、收藏家、鉴赏家视为稀世瑰宝。  《伯远帖》是王珣问候亲友疾病的一通信札。行笔自然流畅，俊丽秀雅，为行书早期典范之作，通篇用笔精熟，疏朗飘逸，从平和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洞窥到东晋一代的“尚韵”书风，那种追求完美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和当时的社会风尚是有密切关联的。
  董其昌称之为“尤物”，他在《画禅室随笔》中这么评价《伯远帖》：“潇洒古淡，东晋风流，宛然在眼”。的确，《伯远帖》为我们提供了“直入晋室”，“书追二王”的途径，它的笔法、结体和王羲之的很多法帖相近，不过更瘦硬、开张，有自家面目。清人姚鼐赞云：“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洞”。
   清高宗弘历把《伯远帖》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笔者按：后二者非真迹，为描摹本）定为“三希帖”。他还在《伯远帖》上题跋褒扬，于空白处补绘树石。弘历还以“三希”为名，编刻大型法书丛帖，这就是著名的《三希堂法帖》。
原文：“珣頓首頓首，伯遠勝業情期群從之寶。自以羸患, 志在優遊。始獲此出意不剋申。分別如昨永爲疇古。遠隔嶺嶠，不相瞻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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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荟,字敬文，王导第六子，王珣之叔。历官吴国内史、会稽内史、镇军将军、散骑常侍，一生恬淡虚静，不竞荣利。善书，书法笔锋挺秀，与其恬虚守清、不竞荣利的人品相近，辽宁博物馆藏有其书法摹本《疖踵帖》、《翁尊体》。

王慈, 字伯宝，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僧虔子。少与从弟俭共学书。善隶，行书。王慈草书运笔圆浑，含蕴凝重，然体态十分灵动，纵横姿肆，使人联想到王献之书作风格。书作有《栢酒帖》、《尊体安和帖》等存世。 谢凤子超宗诣慈，慈正学书，未即放笔。超宗曰：“卿书何如虔公？”慈曰：“慈书比大人，如鸡之比凤。”超宗狼狈而退。卒年四十一。


王慈《栢酒》《汝比》释文：
唐怀充，

臣六代从伯祖齐侍中懿子慈书
得栢酒等六种，足下
出此已久，忽
致厚费，深劳
念慰。王慈具答。
唐怀充，
范武骑。
汝比可也，定以何
日达东，想大
小并可行。迟
陈赐还。知汝
劣劣，吾常耳。即具。

王徽之,字子猷，羲之子，弟王献之，文章为世人所推崇，善书画。子猷生性卓荦不羁，性好竹。时人钦其才而秽其行。后为黄门侍郎，弃官东归。

释文:
臣九代三从伯祖晋黄门郎徽之书
二日，告□氏女，新月哀摧不自胜，
奈何奈何。念痛慕，不可任。得疏知
汝故异恶悬心，雨湿热复何
似，食不？吾牵劳并顿，勿复，
数日还，汝比自护。力不具。
徽之等书。
姚怀珍，
满 骞。

王志,字次道，琅琊临沂人。王僧虔子。《梁书》卷二十一《王志传》：“志善草隶，当时以为楷法。”

《一日无申帖》（又称《喉痛帖》）释文：
臣六代从叔祖梁中书令临汝安侯志书
一日，无申只□正
属雨气方昏，得告
深慰。吾夜来
患喉痛，愦愦，何
□晚当故造迟
叙。诸惟□不□。

谢安, 原藉太康，寓居会稽。东晋著名政治家。谢安出身士族，年轻时就注意修身养性，喜欢读书习艺，才器隽秀。但却不愿做官。他在上虞的东山筑庐蛰居，“高谢人间，啸咏山林”，过着闲适的隐居生活。直至他的好友、侍中王坦之去东山面请，痛陈社稷危艰，国势衰微，亟需良将谋臣匡扶，谢安才悚忧而起，应召出山。其时已年过不惑。既“东山再起”，受命于危难之际，谢安宵衣旰食，不敢懈怠，开始了他中年以后二十年的奋作争斗。公元383年，前秦军南下，苻坚携兵百万，大有一举踏平江东之概。谢安临危不惧，要谢石、谢玄力拒，结果淝水一战，大获全胜，给中国战争史写下了以少胜多的辉煌一页。

谢万,字万石，谢安的弟弟。他的器度不如谢安，却也很有才气，而且擅长自我炫耀，年纪轻轻就颇有名气，仕途通达。升平二年（358），谢安的哥哥谢奕去世，谢万便被任命为西中郎将，监司、豫、冀、并四州诸军事，兼任豫州刺史。然而他并不是统兵作战的材料，在升平三年十月受命北征时，仍然是一副名士派头，只顾吟啸歌咏自鸣清高，不知抚绥部众。谢安对弟弟的做法非常忧虑，劝戒说：「你身为元帅，理应经常交接诸将，以取悦部众之心。像你这样傲诞，怎么能够成事呢？」谢万于是召集诸将，想抚慰一番。不料这位平时滔滔不绝的清谈家竟连一句抚慰的话都讲不出，憋了半天，干脆用手中的铁如意指着在座的将领说：「诸将都是劲卒。」如此凌辱轻慢，不仅不能抚慰将领，反而使他们更加怨恨。谢安无奈，只得代替谢万，对队帅以下的将领一个个地亲自拜访，尽力加以抚慰，拜托他们尽力协助谢万。但这并未能挽救谢万失败的命运。谢万率军增援洛阳，还未与敌军交战，手下士卒就惊扰奔溃。谢万单骑狼狈逃还，军士们本来要杀了他，看在谢安的份上才没有动手。损兵折将的谢万不久就被罢免为庶人。

  卫夫人，名铄，字茂漪，自署和南。生于晋武帝泰始八年（272年），卒于晋穆帝永和五年（349年）。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东晋女书法家。

　　卫夫人族祖卫灌，官至西晋司空，录尚书事，与索靖仅善草书，人称“一台二妙”。从父卫恒，官终黄门郎，亦善书法，著有《四体书势》。父卫展，历官江州制史、廷尉，卒于官。卫夫人少好学，酷嗜书法艺术，很早就以大书法家钟繇为师，得其规矩，特善隶书。据她自述：“随世所学，规摹钟繇，遂历多载。”她曾作诗论及草隶书体，又奉敕为朝廷写《急就章》。其书法作品虽未能流传至今，但从前人的有关论述中，尚可窥见其风格之大概。晋人钟繇曾称颂卫夫人的书法，说：“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婉然若树，穆若清风。”充分肯定了卫夫人书法高逸清婉，流畅瘦洁的特色。这实际上是对钟繇书法风格的继承，但在钟繇瘦洁飞扬的基础之上，更流露出一种清婉灵动的韵味。唐代韦续则曰：“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芙蓉；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又若红莲映水，碧治浮霞。”连用三组美丽的形象来比拟其书法，可知卫夫人的书法充溢着美感，带有女性特有的妩媚娇柔的风格，又与钟繇迥异其趣。这是卫夫人结合自身气质特点，在学习钟繇基础之上的发展和创造。韦续因此将卫夫人归入著名书法家，列为上品之下，即第一等第三级。唐代李嗣真对此持相同意见，并指出卫夫人“正体尤绝”。唐代著名书法理论家张怀灌甚至把卫夫人的书法归入妙品，仅仅屈居最高一等神品寥寥数人之下。美术史论家张彦远对卫夫人的评价则要相对低一些，他将卫夫人归入中品之上，即第二等第一级。但同时说：“李妻卫氏，自出华宗。”由以上评述，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卫夫人在当时书坛上的重要地位。

　　卫夫人不但在书法艺术实践上有突出成就，不让须眉，而且在书法艺术理论方面也有重大建树和比较全面深入的论述。她撰有《笔阵图》一卷，全面深入地参考了有关的书法理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她在书中首先提出，书法之妙“莫先乎用笔”。主张学习书法要上溯其源，师法古人，反对谙于道理，学不该赡，以致徒费精神，学无成功。卫夫人又提出，在学习和创作时，要注意选用笔、墨、纸、砚的品种和产地，强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着重指出，执笔要有讲究，不同书体应采用不同的执笔法，并加以具体分析，说：“有心急而执笔缓者，有心缓而执笔急者。若执笔近而不能紧者，心乎不齐，意后笔先者，败；若执笔远而急，意前笔后者，胜。”超出了单纯论述执笔的范围，而对书法艺术中的笔、意关系和书家修养等作出深刻的论述。对书写不同字体时的用笔，卫夫人亦有精辟论述，她认为用笔有六种方法，如篆书是“飘扬洒落”，章草为“凶险可畏”，八分书为“窈窕出入”，飞白书为“耿介特立”，倘能“每为一字，各象其形”，则“斯超妙矣，书道毕矣。”应该说，卫夫人关于用笔的论述，在今天也仍然有其可取之处，她实质上是就此提出了书法家把握不同字体书写风格的问题。具体到笔划上，卫夫人针对七种不同笔划的书写，提出七条标准，卫夫人对七种基本笔划的描述，形象生动，恰合关窍，实为初学书法者良好的入门途径。此外，卫夫人在《笔阵图》中还提出初学书法，“先须大书，不得从小”，“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等理论原则，也都是宝贵的经验之谈。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卫夫人概括她对书法艺术总体的认识，提出了“力筋”之说。她认为：“下笔点墨画芟波屈曲，皆须尽一身之力而送之。”“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这实质上是卫夫人毕生从事书法艺术实践所得，代表了她对书法艺术理论总的认识，为后代书法家指出了努力方向和途径，也成为中国书法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和评判标准，对历代书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卫夫人的《笔阵图》参考和汲取了前人的某些论点，但卫夫人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创造，功不可没。

　　卫夫人生前名望已远播海内，著名大书法家王羲之少年时曾拜在门下，学习书法，其后青出于蓝，成为中国书法史上首屈一指的人物。卫夫人成年后嫁给汝阴太守、汀州刺史李矩为妻。有子名李充，官至中书侍郎，受其母影响，亦颇有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