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尹默书法批评

北国

艺术评往往要落入两种境地：要么是倾向于像西方的沃尔夫林那样只强调纯粹的形式分析而使艺术归于一种“存在”的风格式样研究，要么就是像中国传统文艺论那样多以人品模糊艺品——于忽略艺术品的“存在”而只倾向于追寻形式运作过程中文化干预的可能性。对艺术品的观的的确确离不开审美形式和文化内涵这样的双向价值寻绎，尽管她们是一事物的两方面：说的两个视角。

　　当我面对着本世纪以来影响深远的沈尹默书法时，同样也进入上述情我们无法回避一艺术品乃至一艺术现象自身含义的多重价值显现，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割裂地看待艺术与文化意义的话，其结果想必有“看山不是山”的中层阶境之嫌。学说就立场，理论就是视角。由于艺术本身与生俱来的神秘性质，致使所有阐释都只能成为“一可能”。正缘此，艺术文化可以与人类生存共生存。门阵一论：人们经常讥嘲的“自相矛”事实上笔者以为只有“矛盾地存在”或“存在着矛盾”才似乎更接近一种存在的真实！

　　者对于沈尹默书法便怀有一种“矛盾”式的看法。从艺术角度审视，沈尹默书法所具有的统因素以及非常的功力无疑是现代书法中的一个代表。特别是对笔法以及“书势”的烙守追求尤显特殊。沈书理解中的传统笔法精要是“笔笔中锋”和“提按”，对此先生有许多述。先生之书十分重视具体点画的微妙处理，纤毫向背，擒纵生死，可谓体悟深刻，不是于丰富的书法历史传统有认真深入的研悟，断难及此。由于把握和理解上的自如与深化，现在具体作品上便呈现了非常和谐而富于变化的形式美感但那是一种轻幅度的变化美、节律美，绝少强化的形式处理，如丝竹如古筝，乐音蕴藉典雅，显示着清新而古雅的书卷气息不失一种丰富变化的华贵之美。

　　沈尹默书法的遗传因子就表现的类型来说是直崇《兰亭序》的，在平和中追求美的变化与丰富。这类书法要细读才可能品尝其内在的滋味，因为不以表面化的气势与姿态“先声夺人”，它的美是渗透给观者的。因此，在今人看来这种格无疑太“传统”或者失之古典主义了。也就是说，沈的书法较为欠缺某种“现代感”。审美心理体验上，先生理解古人多于超越古人，所以风貌上的“传统化”——古典主义倾是显然存在的。能够臻至这种阶境的书家需要较深湛的笔墨功力和书法技法修炼，这种需沈尹默先生已达相当自如的程度，为常人所不及，勿庸赘言。也正是这一点，沈尹默书法在现代书坛占据了重要的一角，同样因此，才使得先生的书法在社会的特殊历史时期—过了战争和革命洗礼后的建国初期成为一种“正统”的接力，自觉不自觉地肩负了某种传承法传统的使命。特别是在东南地区，这种影响与作用是无人可比的。在淞沪，以沈为首，成了一个由潘伯鹰、白蕉、马公愚、李天马等先生参与的书法家群体，他们的影响向四方辐射。由于社会变革影响了书法在三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正常发展，所以沈尹默书法及其书学想可以说是顺时而生的产物，这固然与先生的活动地区、学术名望分不开。

　　回头再说沈书自身是否具有如有人所推重的那样的高度。首先，必须承认沈的书法功力的深湛与技法熟练精能，甚至可以树先生书为“技法派”的代表也不为过。横向比照现代书法，其对笔的讲究与表现出来的书写才能是第一流的无疑。（少时读几部古典名著如《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等书时，对于沈尹默封面题签书法的迷恋至今记忆犹新。）先生书法紧紧住点画自然形态的“原始美”并予以适度合理的加工与美化，在形式上极富秩序化之美。深层的文化心理当是“中和”的儒家思想意识作源。故风格上的“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书谱》）是以法度理念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为皈依的。仅从主体品格而言，其书真所近者或为王盛之、颜真卿一类。但是，就创造性的审美开拓沈书自远无法媲美于二家，是在某种“中和美”与丰富变化的“矩度美”方面与二家有点相似。事实上，沈书毕生以的也是晋韵唐法，这可以在他的《书法论丛》等著述中证明到。

　　应该指出，沈尹默书法在观念上有复古主义的倾向。这是其书的长处，也是其书的短处。这一方面使其书法具备了必需的传统书法素养与功技，但另一方面也使其在追踪古贤的途程上未能自开新境、卓有建树。说句轻松话，本来沈先生要到山上检完珠宝就回来打磨成精美的珍玩，但上山后便迷恋于珍奇世界而有些留连忘返。这是也遗憾也不遗憾的事儿。观念上，他苦研蔡邕《九势》、王僧虔《笔意赞》、颜真卿《述张旭笔法十二意》；实践上，他由唐人上攀晋人、下步宋人，正是进入了唐宋书系统，期于博采众长，而后独成一家。然而毕竟他没有能够攀折到《平复帖》、《丧乱帖》。《姨母帖》《伯远帖》等晋书的高韵，也没有臻至宋之苏、黄、米三家的境界。他在唐得褚、颜之常法，而在宋得蔡襄、薛绍彭之端温，终未能创造性地开辟出自我审美的大天地。继承多于创造，入古多于出新。这也是他的艺术生命价值的不足与遗憾。 比较一下，在现代书坛，于右任的善于化用北碑与简，牍白蕉的深悟晋唐韵致，谢无量的独辟新径等都有一种善学之妙。沈尹默书法气格之不如于书恢宏，不如白书流洒，不如谢书天真，而是独标文雅，根源似在于书家主体品格质类型的心理属性的规定性使然，所谓“风格即人”。因此，我们不便于从书法审美的境界上去比照其气格的不够宏逸达或不够洒脱放旷。风格显现是人的主体外化。正如一个豪放的人不可以指责一个人的谨慎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书是自我实现的，也是自我完满的。理论的困惑与此有关。但是作为精神世界的寄托载体——书法艺术，我们又完有理由追求和向往一种大自由的大之境。设若“庄禅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终极之境的话，则艺术格境的促狭与繁冗就均失之远矣。沈尹默书法有儒家思想的审美品性，却相对缺少道释思想的一种超脱的意味，这当不是苛责罢？审美创造的境界升华是人类文化和文明的一个共性欲求，以此视之，沈尹默书法从文化内涵的终极关怀去看，恐怕难以给予过高的代评价，尽管如此，平心而论，仍不足以动摇先生在现代书法史上的特殊地位。在一味崇碑使书法美感式样走向简单化、粗率化、面化、雄强化的时风之中，先生高举晋唐以及宋元帖学的大旗，对于传递帖学特别是在崇尚二王法乳——使书法保持“雅”化和“和之美”方面所起到过的非常积极的历史作用，功不可没。虽然艺术创造的品格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书法的价值判断，但其法“内”里的文人气质与“外”表的儒雅醇正仍是超迈等伦，风雅难匹的。

　　在现实中，沈书的强调“入古”与追求技法的表现精微是完全应该给以肯定的，由于先生自身的学者兼诗人素质以及对于书学传统的独特、深刻理解，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其书法艺术感受力方面的不足。在中国，书法是文化，也是艺术。沈书的书卷气不仅无愧古人，也启迪今人，其优雅美足以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先生书法主张因笔得势（时序性）正与启元白先生的主张结体第一（空间性）映照对比于现代书学界，别饶研究的价值。海德格尔说：“艺术作为诗意是一种发现。”我们多多少少感到：沈书更多联系着古人，而不是现代人。不过那里边有细腻、有性功、像南宋周邦彦的词一般

居南

好文,有见地,受启发.

居南

好文,有见地,受启发.

共产党员

楼主之文学生也有同感

心平

但我还是非常喜欢枕老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