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独脚一首，纸尽不书。香严智闲十九颂，所谓十二部经清净法眼目，《传灯》备载而《玉英集》止取五颂，不知具何种择法眼也。
　　对照现存拓片可知，《十九颂》前十首仅剩两个标题《答郑郎中问二首》，《谈道》)和七个残字：即《答郑郎中二首》之二末尾二字“乘龙”一各本均误释为“华严”二字，这便是前述水赉佑先生所定(华严帖》之原由）及《谈道》)首句“的的无兼带”。不过自第十一首《与学人玄机》的第二句末字“迟”字起，一直到帖尾题跋却保存完好。这使我们得以欣赏这件山谷草书杰作的最后精彩一段。
　　无论是书写格式，还是书法的气息神韵，《香严十九颂卷》都与《谈道章卷》惊人地相似，看来这也是《郁孤台法帖》残拓的收藏者无法分辨两件作品，造成装裱次序严重混乱的直接原因。不过，由此我们也得出一个推论：大抵两件作品的创作时间、背景应该基本相同。

与《谈道章卷》相比，《香严十九颂卷》的流传情况则不甚了了。目前所掌握的资料，除元末明初人谢应芳（1296－1392）《龟巢集》卷十八著录此作并有一段题跋外，没有更多关于此作的著录。谢应芳跋云：
　　宋高宗谓书学废于五季，至本朝蔡襄等方入格律，苏、黄、米、薛各有旨趣。然山谷之书为一代名笔，岂易得哉？
　　谢应芳转述高宗赵构评宋人书法的原话，见《翰墨志》，而其谓“山谷之书，为一代名笔”则应是一个时代话语特征的反映。因南宋以降，山谷书法倍受尊崇，深识书者，往往宗其为宋代以来第一大家，尤其在谈到山谷草书成就时，更几乎是众口一词，有如上述谢应芳语。
　　大字行楷书与狂草的交替，是《香严十九颂卷》给人的强烈印象，可以说这也是山谷晚年草书形成的一种基本模式。试看他的许多草书名作，无不有大段的楷书题跋，而这一件《香严十九颂卷》，不管作者在创作时是否有意，客观上突显了山谷老人两种代表书体交相辉映的特殊情景。
                                                            　　 （黄君《山谷书法钩沉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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