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军《汉代书刻文化研究》签名版网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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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书刻文化研究》
王元军 著

签名版网络首发

《汉代书刻文化研究》一书封面

关于活动：
1）本次签名版活动网络首发仅限于书法网；
2）本次活动承蒙王元军先生大力支持；
3）每本邮购价：32元（免挂号邮寄费，并赠《墨品-书法网五周年特刊》）


关于这本书：
《汉代书刻文化研究》，由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27万字，定价32元，262页，开本87x1092，欧阳中石先生题签并撰序。全书以汉代“书刻”为切入点，以社会文化为贯穿主线，旁涉政治、风俗、宗教、阶层等多个方面，既有宏观的把握，又有对细节的捕捉，条理清晰、史料翔实、论据充分。是作者《六朝书法与文化》之后又一部断代书法文化研究的专著。


关于作者：


王元军，1965年2月生于山东省莱西县。1985——1989年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89——1992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92——1995年留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工作，1995——199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历史学（魏晋南北朝方向）博士学位，1998年7月——1999年10月在中华书局期刊编辑室工作。1999年10月进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研究所，在欧阳中石先生指导下进行博士后的研究工作。为中国第一个书法博士后。现为首都师大书法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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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书法网 于 2008-3-24 10:4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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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中石题签并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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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书刻文化研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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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书刻文化研究作者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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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书评

独辟蹊径、阐幽发微
———读王元军先生《汉代书刻文化研究》
王  祥

    《汉代书刻文化研究》是王元军先生于1999年随欧阳中石先生做博士后时的研究项目，这是一部用文化的眼光全面阐释汉代书迹时代特点成因的极其严肃的学术著作。它向人们展示了汉代书迹与当时社会历史错综复杂的联系，以及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自然和人文环境等相互之间因果互动的关系。

    王元军先生对这一项目的研究有着良好的背景和条件。他于1989年毕业于山东师大历史系后进入陕西师大师从赵文润、牛致功二位先生，攻读隋唐史硕士学位。彼时对书法拥有浓厚的兴趣和良好的基础，其间完成学位论文《唐人书法与文化》，这是大陆地区第一部研究唐代书法史的专著，后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获得海内外同行的褒赞。1995 年进入北京师大跟随黎虎先生，攻读魏晋南北朝史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六朝书法与文化》对“书法”这一文化艺术现象在魏晋南北朝时的特点和意义与当时社会历史关系作了深刻的探讨，弥补了这一断代书法研究的空白，该学术成果荣获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纵观王元军先生的书法史研究，他始终将对书法史的研究置于文化的背景之下，这正与欧阳中石先生所倡导的“将书法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的精神相契合。在对六朝进行了深刻研究之后，王元军先生发现，与之紧密衔接的前朝汉代的“书法”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他将对书法史的研究追溯到汉代，着力研究汉代书迹的产生过程（书刻）、书迹风格形成的历史真相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背景。

    在“将书法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汉代书刻文化研究》从文献学、艺术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汉代书迹的特点以及形成这些特点的成因。其内容涉及到书写的方法、法则、规律、文化约定和书写艺术，从而对于汉代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下书刻文化的成就和产生的原因作了理性而深入的探索。比较《六朝书法与文化》和《汉代书刻文化研究》，我们发现，汉代“书法”与六朝时有着明显的不同：魏晋南北朝时期，上流社会阶层已经有了特定意义的书法意识和观念，书法是作为士人文化素质和精神风貌的一种体现。在那个讲究人物品藻、门阀等级观念的时代中体现家族的文化地位，书法已经成为超越于艺术价值之上的社会价值，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而在汉代，大多数书写者尚未意识到“书法”是一门艺术创作行为，因而他们的书写只是无艺术创作意识的书迹，属于社会的底层文化元素。

    因此，此书首先在绪言中就界定了“书迹”与“书法”的概念。简而言之，“书迹”指的是人们书写留下的可视痕迹，“书法”是书写的艺术创作。从范围上来说，“书迹”显然比“书法”所涵盖的内容大得多。而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书法史，实际上研究的对象都是“书迹”，并非“书法”。若将二者等同起来，无形中取消了“书法”的艺术标准。这一模糊认识，势必造成特定阶段书法史研究的混乱状态。

    著者以充分的依据表明，用“书法”的视野研究探讨汉代的书迹，存在较大的局限。若沿袭汉之后各朝代“以书家为中心、作品风格的流变为线索”，或简单的从“书法艺术”的角度阐释，汉代书法史的研究便无从下手。从汉代的社会文化来看，影响书写发展的各种内外因素才是研究汉代书迹的关键之门。因此，“书迹”与“书法”的概念界定，澄清了大多数研究者经常将“书迹”等同于“书法”的这一阙误，这无疑对于整个书法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以往中国历代书法史，基本上是一部贵族书法史，名士书法几乎成了全部内容。叙述汉代的书法史，往往以张芝、崔瑗、蔡邕等著名书家及其作品为中心。然而，现存的汉代书迹，多为不知名的书吏、佐吏所作，还有一些普通平民日常的书写行为。这些书写者的出身和社会地位都不高，他们的书写大都是出于实用目的，是一种生存的工具，而非士人修身养性、体现文化地位的书法艺术。但是，出自这些下层官吏、平民阶层的书迹有相当部分在今天看来堪称杰作，例如著名的《礼器碑》、《曹全碑》等隶书名碑以及众多的汉隶简牍，皆无具体书者姓名，书者显然属于社会的中下层。我们今天将这些优秀的作品称之为“书法”，那么这些下层官吏和平民构成了汉代“书法”深厚的社会基础，他们理所当然应在汉代书法史中占据主要位置。但是，汉代的著名书家张芝等人，《后汉书》既未给他们立传，也极少言及他们的书艺，甚至没有一件可靠的作品传世，他们凭什么始终占据汉代书法史的主要位置呢？为什么我们对汉代“书法”会有如此多的误解？

    著者认为，历史上所谓的“书法”、“书家”、“书品”，在汉代还未出现。张芝、锺繇都有过“书圣”的称呼，但皆为晋唐人的观点。晋唐人将自己的观念阐释、附会汉代书艺，给予极高评价。今人对于两汉的书艺状况的理解，不是借助于两汉的基本史料，而是借助于晋唐人的有关论述。若不结合汉代的社会情况，偏信晋唐人的论述，很容易做出错误判断，从而滑入他们固有的思维模式中去。

    历代书法史研究者大多重视对墨迹的研究，而缺乏对石刻的考察。米芾《海岳名言》说“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针对练习书法而言，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石刻的忽视。汉代的碑石资料与墨迹同样具有重大的价值意义，无论是从练习书法还是学术研究的角度，二者皆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汉代社会文化的杰出成就。著者专论“碑石书刻考察”一节，将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相结合，从“碑石书人”、“门生、故吏、书佐与碑的书刻”、“石工镌刻”等方面探讨汉人碑石的书写、刻凿情况，以及书刻者的文化心态和相关的文化、社会现象。这一系列独特见解都是建立在对汉代历史的深入了解和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之上作出的，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并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对于道教书迹的研究是本书在书法史研究中颇具新意的一项内容。道教与文学、哲学以及绘画、雕塑等艺术的研究多有论述，但是，道教与书迹文化的研究鲜有深入者。在《六朝书法与文化》中，王元军先生便对宗教（佛教、道教）与书法的关系作了系统的研究。六朝道教承源于汉代道教的发展，道教的书写程序，在六朝时期比汉代更加成熟。著者指出，道教与文字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甚至称道教为文字教，道教不仅重视文字的书写，还进行加工和改造，赋予神圣性，为其宗教服务。二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道教写经和画符上，汉字在道教抄经中得到了有效的发挥，道符则是对于汉字的一种改造和运用。道教的精神和思想渗透于书写过程之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道教书迹。道教与文字相互为用，构成了汉代道教文化的一个鲜明特色。基于著者现有的研究发现，使人们增加了一个新的视角以进一步认识这一社会现象，有助于对当时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此书的创新和突破不仅表现在上述之重大问题和方面，还体现在对于许多具体问题的考察中。如关于对汉代简牍书写的考察，著者从简牍的形制推断书写的字体、字形和状态；又举例属吏书写，分析研究书写的内容、书者对文字的处理过程以及书者书写时的精神状态；再由出土的少量的汉人习字的残篇断简，了解汉人学书的基本情况，以及对于今人练习书法可供借鉴的意义；最后，从编籍的整理与书写看到当时社会的文化体制和相关政策。凡此种种分析、推理，并非主观臆断，均有大量的史料文献作为依据，诸如此类的考察在此书中俯拾即是。另外，著者在运用考古资料时，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特别注意将其与文献资料密切结合，即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将“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互印证，从而使其论证更为充分、具体。这些都表明了著者深厚的治史功力和敏锐的洞察力。

    著者对于当今相关领域的学术成果，也表示了极高的热情和密切的关注。陈寅恪先生说：“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此书除了运用古代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外，还借鉴了近代及今众多学者的新成果。如王国维《简牍检署考》对上古简策书体问题的研究；启功《古代字体论稿》对古代各种字体流变的考察；欧阳中石《书法与中国文化》将书法置于文化背景下分析；丛文俊文集中对先秦两汉的深入探索，张天弓的系列论文对于汉魏晋时期书法文献的考订、甄别。凡此种种，能为自己的更深入研究提供借鉴的高学术成果，皆无遗漏。然对于其中的阙疑，著者更是补漏纠偏，爬罗剔抉。诚如欧阳中石先生在此书序言中说：“资料翔实，补足扩大，很能表明了他耙梳之密，整理之谨慎，识点高而思维清晰。” 对他的研究态度和方式大为推崇，洵非溢美。

    区别于一般史学研究者的是，撰述这样一篇关于书法学术性质的论文需要著者渊博的专业书法知识和素养，否则无异于隔靴搔痒。而别于一般书法家的是，著者须具有深厚的文史功底、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学术创新的理念。综观全书，文中征引极其宏富广博的文献资料自不待言，举凡有关正史、杂史、类书、文集、笔记小说、僧道典籍等相关资料均在其网罗之内。而对于考古资料的重视和运用更加突出，不论古今出土之金石文字、竹木简牍，或地上之寺窟画壁、摩崖碑刻，莫不旁徵岛索，竭泽而渔。著者兼史学、书学功底于一身，以科学的态度将之完美结合。使其研究具有边缘学科相互交叉的特点和互补的优势，从而能够突破传统书法史研究的窠臼，独辟蹊径。

    总而言之，《汉代书刻文化研究》一书通过研究汉代书迹的特点、成因，全方位、深层次地揭示了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精神风貌、文化素质、宗教信仰等有关社会史、文化史、宗教史多方面的问题。此书既有对宏观问题的全面把握能力，亦不乏细致的文献学考察。它不仅对于汉代书迹研究作了诸多建树和突破，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王元军先生的既有成果、研究态度和研究视角均是我辈学书者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

吉安郭继国

祝贺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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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