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理论如何“引进”

杨天才

书法理论如何“引进”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文革”时期,书法理论阵地是寂寥萧瑟的。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书法活动的广泛普及和一阵阵的书法热潮，书法理论阵地也渐渐复苏并繁荣起来。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艺思潮大量涌入中国，中国的书法理论阵地也受到了较为宽泛的影响，发生了细微而深刻的变化。随着西学东渐的文艺思潮愈演愈烈，书法理论工作者的书法理念和书法观点也悄悄发生了变化，中国传统的书法理论也开始被肢解并分营。目前，书法理论界基本上分成两种派系：一为恪守传统，以书论本源为宗，进而古今相糅，循古论今的“国粹派”；一为照搬西方文艺理论和借鉴日本书道理论，以几家书法理论为参照所建构的书法理论体系。
实事求是地说，随着20年来书法活动的蓬勃发展，书法理论阵地从20年前的杂草丛生到20年后的枝繁叶茂，真是天翻地覆，成绩有目共睹。随着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西方的多种学术与思想观念不可避免地涌进。这一时期相当部分的书法理论工作者被所谓新的学术观点和审美取向所吸引而不加选择地全盘引进“这些理论成果”。“少数字书法”、“前卫书法”、“现代书法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书法新术语在各种书法报刊、理论著作内比比皆是。这些都是西方文艺理论和日本书道的翻版，而中国固有的书法理论成果，只不过被作为一些人撰写此类理论的印证或参照罢了。
客观上讲，这些西方文艺观点和审美价值取向——不管是何种学派，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学术性。然而，这些学术观点是不是能全面而客观地把中国书法的本质阐明呢？是不是能够丝丝入扣地和中国书法本体相融呢？只要你认真读一下时下持此种学术观点的文章，你就会发现，文章中大量的西方文艺批评被改头换面或拼凑嫁接。这种生搬硬套的书法理论，读来使人觉得十分勉强，很有生吞活剥之感。
正如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讲的那样，中国的艺术与西方的艺术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背景的艺术，尤其是中国特有的书法。用所谓新潮的西方理论观点来阐述中国的书法现象，不可避免地会同中国书法固有的理论观点发生碰撞。这些来自西方与日本书道的理论和学术观点，要想真正对书法有较强的阐述效用，还有一个融合的过程。当前书法理论套用来的一些观点，在解释中国书法本质现象时，虽然也费了些琢磨，但仅仅是隔靴搔痒。像中国书法的意象、韵味、笔意这些问题，用西方任何一种文艺理论和学术观点，都是无法做出准确的解释的。也就是说，西方的文艺理论在面对中国书法独有的现象时，往往是无能为力的。也就是说，西方文艺理论或观念在面对中国书法独有意象时，具有不可解释的局限性，而这一局限性，正是其需要与中国传统经典书论的书法观相融合的客观理由。
中国文化史上的佛教东传就是一个绝好的说明。佛教在东汉时传入中国，开始时影响非常微弱，这是因为它与中国本土的玄学未能融合。通过与玄学的融合和对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广泛吸收，佛教走向中国化，其中禅宗最有代表性。而佛教的另一宗派——唯识宗，由于唐太宗李世民的提倡以及在经济上的支持，得以风行一时，但很快唯识宗便急剧衰落了。
佛教中的唯识宗只在中国昙花一现，而禅宗却在中国传续下来，两种宗教派别的不同命运告诉我们：引进西方及日本书道理论观点，必须与中国书法精神相融合，使之中国化，适应当前中国书法的实情需要。上世纪80年代以来竞相涌入书法理论领域的外来的文艺理论和观点，不可说少，可除了与中国书法理论相近的新评论派具有较强的活力外，其他各种理论，虽然仍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但远没有当初舶来时那样气势如虹了。因此，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中国的书法理论，对西方先进的文艺理论成果固然应该吸收借鉴，以丰富、扩大我们的理论视野，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根据中国书法理论研究课题的实际需要，有选择地引进西方文艺理论，使之中国本土化，能对中国书法所面临的各种现象和问题——不管是现代的和古代的——做出合理而准确的解释，从而完善中国书法的理论形态。而这些，比起毫无选择地盲目照搬西方时下各种流行的理论，更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