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李锐的谎言比“亩产万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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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锐讲过一段后来广为民运和党史著作引用的“故事”，说的是1959年7月11日庐山会议期间，他曾经向毛泽东发问：“主席您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主席回答他说，一位科学家写文章说太阳能利用得好就能办到，所以就相信了（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
　　这里的科学家指钱学森先生。钱先生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短文，指出：“土地所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我们：还远得很！”
　　李锐的“故事”一问一答，老来秀显得得意非凡 －－ 你看，毛泽东是多么地把他当个人物（似的呀）！这姑且不论。本文要告诉读者，李锐的这个“故事”不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谎言罢了。（未完待续）

羽一先生

   好，再想听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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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相不相信钱学森的话，相不相信有“亩产万斤”这档子事，这就好比去问邓小平相不相信央视在打假广告，本身并无特殊的研究价值。然而这对民运分子、对于极右派和部分党史工作者来说，意义似乎很不同寻常。你去读读那些大部头的著作，这些作家念念不忘的，就是把“相信亩产万斤”这顶大帽子硬扣到毛泽东的头上，但他们也很苦，苦就苦在找不到任何证据。偏巧这个时候，李锐的谎言出笼了，这自然使得作家们万分的受用。这个时候，什么孤证可不可以入史呀，什么创作者本人（李锐）的信用问题啦，全都抛到了脑后；以至于谬种流传，不少的读者上当受骗，这才产生了本文对李锐证伪之必要。
　　要证伪李锐是在编造，第一，谘询中共中央档案局有否当时的谈话记录？第二，谘询李锐本人当时有否第三者在场？但从李锐书中内容来看，谈话记录和旁证显然均不存在；也就是说，李锐编的那段故事只是一段死无对证的“二人谈”而已。这样对我们来说，证伪过程反而变得比较简单，这就是依据于历史事实来对下述的逻辑完成一个覆盖：
　　这第一个逻辑是，从媒体上出现“亩产万斤”报道起、到1959年7月11日毛泽东找李某谈话止的一年多时间，如果毛泽东曾经有过肯定、附和甚至宣传“亩产万斤”的言动记录，那么李锐所说成立。
　　如果上面的逻辑不成立，即已证伪。但我们还有第二个逻辑，这就是在同一时期，毛是否有过批评、否定甚至直接阻止媒体宣传“亩产万斤”的言动记录？如有，那么李锐的行为就不只是造假，简直就是颠倒黑白和搞诬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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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后一个逻辑是增强型的。
  我们来看历史的事实。近年来，随着大量权威性史料被发掘和引述，使得民运和极右派们编造的许多谎言不攻自破。例如，楼下“我真不知道”网友贴的《有关大跃进运动的几个问题（修改稿）》一文，就是一篇史料翔实，实事求是，很具说服力的好文章。引用该文所提供的大量证据，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毛泽东从来就不相信什么“亩产万斤”，从而证明，流言的始作佣者李锐的那段死无对质的“两人谈”，不过是一则卑劣的伪造出来的谎言而已！
　　这里引用《有关大跃进运动的几个问题（修改稿）》中的几段。
－－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同志和社领导汇报说，亩产10万斤。他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的同志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往水稻上站。他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简称《晚年》)”
－－　“在湖北省时，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试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信’。外国朋友问他，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晚年》第138～139页）”
－－　1958年11月初，毛泽东说：“现在要减轻一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千9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千万人。...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晚年》第 138～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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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反复讲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的道理，但是仍纠正不了高指标、浮夸风的盛行。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他个人的名义，用党内通信的形式写信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其中说：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　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
　。。。。。。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包多少。……每项都　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文稿》　第八册第237页）。”
－－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成了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同上书)　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无产阶级领袖的气概，实事求是的作风，本是历史上罕见的。但是，有些人却不深入研究毛泽东的所作所为，认真宣扬这种高尚的精神，反而把大跃进中出现的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等等，统统扣在毛泽东的头上。他们认为反正大跃进是毛泽东发动的，因此存在的问题也都是毛泽东造成的，什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什么‘毛泽东好大喜功，脱离了中国实际，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等等。这些说法，有的歪曲了事实，有的甚至颠倒了黑白。由于毛泽东坚持“气可鼓不可泄”的原则，主张对“热心搞大跃进的同志，应该是既批评又鼓励，不要挫伤他们的积极性”。通过循循善诱，组织学习等办法解决，不主张用反冒进办法，因此形成了一个渐进的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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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亩产万斤”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应该很清楚了，这里我再补充一些事实。
－－　毛泽东对于亩产能够搞到多少，是胸中有数的。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毛泽东对于农村的了解、对于农业的研究所达到的水平，不要说李锐之流，就连一般的农业专家也不能与之比肩。1956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二千斤行不行？”同年主持制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粮食每亩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要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要达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要达到八百斤。”这就是有名的“四、五、八”。你看，连一千斤都不到，还有谁能让他相信短短两年不到一下子就搞到了“亩产万斤”呢？毛泽东懂行，所以他不信；他不信，所以才会有前述否定“亩产万斤”的言论，这，才是历史的真实。
－－　再看毛泽东的文稿和讲话，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亩产万斤”这个专门搭配。《文稿》中提到的亩产数字，最高的是1958年年初孝感县创造的二千一百三十斤（见《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五十四条，1958年1月31日）：
“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造，亩产二千一百三十斤；
　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八十斤；陕西宜
　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五十四
　斤；广西百色县的拿坡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斤。这些单
　季高产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
这是1958年初，毛泽东仍然认为粮食最多就能打这些，二千一百三十斤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故要求各地研究试行。这里所说也只是试行而非什么硬性规定。

兴平蛋糕

还有一个逻辑：如果毛不露声色呢？这又说明甚麽？是支持是反对，还是将信将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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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文稿中有没有出现过“万斤”或“亩产千斤”这个专门搭配呢？是有的。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作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中，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然后…………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万万吨钢转化，
　使亩产一百多斤或者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或者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
　同志们，我们就是做这些转化工作的。同志们，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
　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
　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
　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
　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
　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
　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
这段话挺有意思。时态，“或者甚至”，“可能性同现实性”，“太热了……可能跌筋斗”，请读者自己去琢磨，可同时参读丁抒写的《人祸》，丁氏只引用了一句，从中可学到民运特有的歪曲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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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化。农林口上报的经各地汇总后的粮食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不同意，说搞不了这些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后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于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积极性了。
－－　1958年秋起，毛泽东开始倾注全力来纠正第一线中央领导在工作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在1958年11月初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数，其余当作谎报。他说：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
　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
　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
　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
　笑。”
　　我们看到，人民公社化后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就在那里疾言厉色地批评谎报了。59年以后类似的言论更多，部分可参考笑多先生《有关大跃进运动的几个问题（修改稿）》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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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那么，它是在什么时候消失了踪迹的呢？是到58年底。从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产2105斤开始，到该年10月22日《新湖南报》报道浏阳县红专人民公社亩产66277斤，媒体上这类“广告”大约做了20多则，论数量其实并不多，当然它造成的影响是不小的。这些亩产广告也并非全都是假广告，有真有假且大都是从试验田获得的高产记录，媒体宣传使之变得言过其实。毛泽东是容不得假广告的，他一再提醒，特別是在5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醒《人民日报》，他说：“《人民日报》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逐渐减少，到年底至59年初绝迹。所以说，在中共高层是毛泽东站出来才阻止了“浮夸风”的蔓延。
　　广告的问题，个人认为《人民日报》也没有错。试问，搞经济活动能不做广告吗？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假广告数量之多、门类之齐全，堪称世界之最　――　假烟、假酒、假糖、假盐，假衣、假鞋、假裤、假帽，假药、假肉、假陪，，，不胜枚举！所以，为何偏偏责难“大跃进”中的假广告呢？不通。尤其需要指出，大跃进中的假广告和市场经济下的假广告相比，带有本质的不同。前者为的是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因此属于一种高尚的假广告；而后者只为图财害命，卑鄙龌龊，人人可得而诛之。
　　上述大量事实明白无误地证明了，我们在文章一开头提到李锐的那段“故事”，乃是李锐本人所编制出来的、一个地地道道的谎言！从媒体出现“亩产万斤”报道起，到1959年7月11日毛泽东找他谈话止，这一年多的时间毛泽东从来就没有肯定、附和甚至宣传过什么“亩产万斤”，这是因为，毛泽东本人根本不相信在当时的条件下亩产能够达到万斤之数。不是吗？毛泽东不仅不相信“亩产万斤”，当大多数党内高层领导（包括彭德怀，可能不包括陈云）都陶醉在“浮夸风”之中为之欢呼不已的时候，正是毛泽东第一个站出来对“浮夸风”予以严肃的批评，正是他最终阻止了“浮夸风”的蔓延（自然而然地，可能有人会问当时负责宣传口的中央领导是谁？就请读者自己去查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