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挥扫的饕餮盛宴】汉刑徒砖拓片专题展（网络独家海量巨献）

贺进

【纵横挥扫的饕餮盛宴】

汉 刑 徒 砖 拓 片 专 题 展

网络独家海量巨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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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进

——汉刑徒砖详解——

（注：所有文字材料来自相关专业报刊及网络。）

刑徒砖，又称“刑徒墓砖”，是古代犯人死亡后用以记录其名籍、生卒年月等内容的刻划砖铭，与死者尸骨共埋，相当于墓志铭。
　　
刑徒砖真实记载了当时文化和社会的一个侧面，无论是从史料还是艺术性来说，都具有较高的价值。
　　
刑徒砖因用于犯人，故制作相当随意草率，大多数为民间刻工直接以刀刻划而成（少数先朱书而后刻）。又因其铭文刻画草率，故多具天真、质朴、凌厉、奔放之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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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刑徒砖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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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心泣血汉刑徒砖

在洛阳汉魏故城的南郊，今洛阳堰师西大郊村的一片高地上埋葬着大批东汉时期的刑徒，这就是著名的东汉刑徒墓地。它占地五万平方米。
60年代初，文物部门对其一角进行了发掘，在二千平方米的范围内就有五百二十二座刑徒墓。墓为长方形竖穴，长130---230厘米，宽40---50厘米不等，深不到1米，除了刻有简单文字的残砖外没有任何别的随葬品。共出土志砖八百多块。 从砖铭上得知这批墓葬起自永元十五年，止至延光四年，以永初和元初的人数为最多。地域涉及中原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各州的刑徒，如豫、兖、司隶、冀、青、徐、荆、并等州，以县计共有一百六十多个。其中豫州最多，占三分之一；兖州居其二。
砖铭上刻有刑徒的姓名、刑名、死亡日期等内容。刑名共四种：髡钳是五年刑，完城旦是四年刑，鬼薪是三年刑，司冠是两年刑。其中以髡钳最多，占六成。部分砖铭上还刻有“无任”、“五任”、“勉刑”等字样。“五任”是有技能，“无任”是无技能，“勉刑”是戴刑具。刑徒多数是犯罪的百姓，罚来京城成为官府的主要劳动力。他们主要从事修建宫殿、营建陵墓、修筑城池、烧造砖瓦等繁重的体力劳动，许多人刑期未满就被折磨而死，死后仅仅可以得到一个浅坑葬身。有的是被用刀活活砍死的，遗骨上还残留有刀痕。有的遗骨上还带有刑具，至今清晰可见，令人惊心泣血...... 而出土的刑徒砖铭是反映当时文化和社会的一个详实资料。现有的资料证实，这些刑徒墓葬砖上的铭文有先朱书而后刻者，也有直接以刀刻划者。大概是因为对待那些死去的刑徒不必那样认真的缘故，铭文刻画多草率。用刀之法有些象秦诏版中简率的一路，使人感受到天真，质朴，奔放不羁的美。 按情理《刑徒墓葬砖铭》当属汉砖类，然观其拓片却没有汉砖和汉瓦当那种凝重美，据说刑墓砖是把砖头磨光后，再刻上铭文的，非翻模所为，所以它不类汉砖拓片，倒很象汉金器上的凿刻铭文。当然它纵横舒展，用不着象汉金文那样受装饰趣味的约束，它大小随意，也用不着象简牍文字那样排列成行。最妙不过的是几乎不用波挑，但隶书特征、体势全在，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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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刑徒砖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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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刑徒墓志砖的发现与研究

杜玉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在清朝末年在我国中原地区发现东汉刑徒墓志砖。公元1909年《神州国光集》第七集，首先发表一块刑徒砖砖志铭文拓片。铭文为“右无任汝南山桑髡/钳宣晓熹平元/年十二月十九日物故”。随后收藏家端方的《陶斋藏砖记》与《陶斋藏砖》又有著录，罗振玉《恒农冢墓遗文》和《恒农砖录》亦有著录。二者收录东汉刑徒砖志约有200余块。进入30年代，范寿铭著《循园古冢遗文跋尾》又收录2块。东汉刑徒墓志砖的出土与著录，在当时颇引得史学界与书法界学者的关注。虽然有数百块刑徒砖的发现与著录，但是确切的出土地点始终没有搞清楚，根据古董商传言出于河南灵宝，罗振玉故以灵宝古名恒农而命名著书。

1949年以后全国各地文物考古事业大发展，公元1957年在河南偃师西大郊村，即位于东汉首都雒阳城南郊的一处高地上，发现刑徒墓志砖。经过考古调查得以确认西大郊村的高地，应该就是埋葬东汉刑徒的墓地。公元1964年春夏之际，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驻洛阳的“汉魏故城工作队”，因配合农田基本建设与勘查古城的需要，对这处东汉时期的刑徒墓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考察，取得重大收获。

东汉雒阳刑徒墓地，位于河南洛阳市与偃师市相接壤的汉魏雒阳故城南郊偏西南处，墓地座落在汉魏时期洛河的南岸一处偏僻地方。墓地面积大约有5万平方米，考古发掘共有1800平方米，发掘清理墓葬522座，出土刑徒人骨架432具，可以用作人体鉴定标本的分属422具，全部进行了科学鉴定。出土刑徒砖志823块，对铭文全部进行摩拓，除去无字砖或当时无法摩拓的残损砖，共取得783块墓志拓片。如果加上清朝末年出土的刑徒砖志，总数应有千方以上。

整个墓地规划整齐，墓坑集中稠密，排列有序，绝大部分都是南北向的。两座墓坑之间距离一般在0.5米左右，每排之间有着大约1米宽的间距。墓穴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1.8至2.3米，墓宽0.4至0.5米。墓坑很浅，较深的约有1米，一般深度有30至50厘米。墓穴内原来放置棺材，今只保留有棺板灰痕迹，铁制棺钉遗留很多，一具棺木应有14至16个。

墓坑中的人骨架保存比较完整，葬式清晰可见。每坑葬1人，葬式绝大多数是仰身直肢葬。死者头向，以向北的占多数；东西向墓坑，头向西的居多。总体来看，当时的埋葬习俗，是以头北脚南作仰身直肢葬式为较普遍的一种形式。

在522座墓中，能够观察鉴定的骨骼标本分属422个个体。关于性别，男性占98.2%。年龄在14至54岁之间，未见老年个体，死亡年龄最多的是25岁至34岁之间的壮年阶段(占49.5%)。因此，可以认为这批刑徒多是青壮年和中年犯人。根据鉴定报告的观察统计，刑徒死亡年龄比较低，其原因可能是与某些非正常死亡因素有关。直接暴力引起的骨骼创伤有29例，是用各种器械砍击所造成的。这些受创伤的个体死亡原因显然是属于“他杀”，而且多数是在受创后即刻就死亡的。从一些骨骼折后的错位愈合和严重的遭受感染的痕迹来推测，当时对受创刑徒的治疗措施极差。通过对骨骼创伤实例的观察鉴定，足可表明当时刑徒所受到的残酷迫害是极其严厉的。

在这处墓地中，虽然这些墓葬大都具有完整的葬具和墓志砖，而且墓坑的排列也井然有序，但随葬物品却极为少见，当然这与刑徒的身份地位恐怕是有关系的。镌刻铭文的墓志砖，几乎每座墓中都有随葬，一般是2块，少者1块，也有随意放置几块的。这些墓志砖都是利用不同规格的残缺废弃砖块，绝大多数是用城砖，为东汉时期建筑遗址与墓葬中常见的用砖。砖长48厘米，宽24厘米，厚12厘米。

这批刑徒砖志的铭文，是先用朱笔将要刻的铭文写于砖面上，然后再依朱笔字迹刻出。铭文都是自右向左写刻，全部用隶书。有的书法刻工相当规整，也有比较草率的。这批刑徒砖铭，是除碑刻、简牍之外数量最大的一批汉代书法资料。砖铭内容主要是记录刑徒的部署、无任或五任、来自郡县狱所、生前判罚的刑名、刑徒姓名、最后是死亡年份日期。例如：
“右部第三无任任城/髡钳时叔永初二年/正月廿八日物故/死在此下”。(8排7号墓)
“□□陈留俊义完/城旦张仲永初二年十/月廿九日物故死在/此下”。(8排10号墓)
“五任南阳鲁/阳鬼新胡生/代路次元初/六年闰月”。(11排39号墓)
“无任颖川舞阳/司寇木召元初六/年闰月十八日死”。(1号探沟9号墓)
“无任南阳武/阴完城旦捐祖”、“永初元年七月九/日物故死在此/下”、“无任捐祖”、“(右侧残)故死在此下/宫不负/寄葬”。(2号探沟10号墓)

从刑徒砖铭文中得知，这批刑徒来自东汉京都雒阳周边的11个州，其中以豫州的颖川、汝南，兖州的陈留，荆州的南阳4郡占数最多。若以县来统计有229个，《汉书·刑法志》记载：“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狱所，其冤死者多”。按此数目，砖文所记狱所占到百分之十一。统计全部砖铭中记录死亡日期的有355块砖，最早的年号是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最晚的年号是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前后共有110年时间。本次发掘中，出土砖志的具体年代，是自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至永宁元年(公元120年)前后只有13年时间。记录年号最多的是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和元初六年(公元119年)。表明在这两个时间段里，刑徒的死亡率比较高。

砖志铭文中标记刑名的有408块，所见刑名共有4种。一为髡钳，是五岁刑，“剃发曰髡”，颈带铁钳服刑，为最严酷的刑罚。二为完城旦，是四岁刑，较髡钳略轻，不剃发服刑。三为鬼薪，是三岁刑，主要是上山砍柴“伐山之薪”，女刑徒择米也。四为司寇，是二岁刑，文献称“男备守、女为作”服劳役吧！在这四种刑罚中，记髡钳的最多，为249块，占据一半。记完城旦的有117块，占四分之一强。鬼薪刑为27块，司寇刑仅有15块。可见征集到京城服劳役的刑徒，多为罪刑较重的刑徒。

砖铭中记有“左部”或“右部”，它们都是专门管理服劳役的刑徒的机构。刑徒死亡后，立有专门登记的簿册，这些砖铭很可能是根据簿册上所记的内容而书写的。“无任”与“五任”两词是专用于服劳役的刑徒的。“无任”是指没有技能可供役使的刑徒，服劳役时要带刑具；“五任”是指有技能的刑徒，能够操作木、金、皮、设色、博植五事技能。在这批发掘出土的刑徒砖中，标记“无任”的有291块，标记有“五任”的仅有8块，两者相差悬殊。砖铭中末尾常有“死在此下”一语，古代“死”与“尸”二字通用，是指死尸埋于此地之下。

东汉雒阳刑徒墓的发现与发掘，通过研究可以丰富与补充历史资料，为了修筑与维护京都雒阳，当时的统治者从全国许多郡县狱所征调刑徒到京都服役，这些负担了替帝王贵族修建陵墓、建造宫苑、府第、太学、筑城修路、治水挖河等繁重体力劳动。结合历史文献记载，这种集中使用刑徒的现象，在秦汉时期最为突出，两汉时代稍有减少，但直到南北朝时期，官府工业中还曾大量使用刑徒。

东汉刑徒墓砖志，每块砖志刻字不多，但却简单明了的记录了死者的基本情况，可称是简练草率的墓志铭。铭文采用隶书镌刻，刚劲古朴，华美端庄，虽非名家手笔，但其字体亦是迥然生辉。近千块砖志拓本，俨然构成一部精美绝伦的书法字帖，是临摹、观赏、研究书法的珍贵资料。

公元1915年，罗振玉在《恒农冢墓遗文》中称“百余砖者不异百余小汉碑也”，他购得砖志拓本，“为之惊喜，如获异宝”。当我们看到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700余块砖志拓片，无不为之感到更大惊喜。汇集考古发掘出土的刑徒砖全部拓片，并整理记录前人著录的砖志铭文，以及一些相关文物单位收藏的刑徒砖铭文，总计约有千方，全部整理编写成书，名为《汉魏洛阳故城南郊东汉刑徒墓地》，上、下两册，全书约500余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即将出版发行。
来源：书法杂志

贺进

——汉刑徒砖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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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刑徒墓志砖发现于清代晚期，中原地区。迄今约出土有近2000块，其中有部分为私人藏家藏品。

从刑徒砖铭文中得知，刑徒多来自东汉京都洛阳周边的州县，其中以豫州的颖川、汝南，兖州的陈留，荆州的南阳。《汉书·刑法志》记载：“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狱所，其冤死者多”。其中最早的年号是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最晚的年号是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刑徒砖志的铭文，是先用朱笔将要刻的铭文写于砖面上，然后再依朱笔字迹刻出。铭文都是自右向左写刻，全部用隶书。有的书法刻工相当规整，也有比较草率的。刑徒砖铭，是除碑刻、简牍之外数量最大的一批汉代书法资料。砖铭内容主要是记录刑徒的部署、无任或五任、来自郡县狱所、生前判罚的刑名、刑徒姓名、最后是死亡年份日期。所见刑名共有4种。一为髡钳，是五岁刑，“剃发曰髡”，颈带铁钳服刑，为最严酷的刑罚。二为完城旦，是四岁刑，较髡钳略轻，不剃发服刑。三为鬼薪，是三岁刑，主要是上山砍柴“伐山之薪”，女刑徒择米也。四为司寇，是二岁刑，文献称“男备守、女为作”服劳役，在这四种刑罚中，记髡钳的最多砖铭中记有“左部”或“右部”，它们都是专门管理服劳役的刑徒的机构。刑徒死亡后，立有专门登记的簿册，砖铭很可能是根据簿册上所记的内容而书写的。“无任”与“五任”两词是专用于服劳役的刑徒的。“无任”是指没有技能可供役使的刑徒，服劳役时要带刑具；“五任”是指有技能的刑徒，能够操作木、金、皮、设色、博植五事技能。刑徒砖中，标记“无任”、“五任”砖铭中末尾常有“死在此下”一语，古代“死”与“尸”二字通用，是指死尸埋于此地之下。

东汉刑徒墓砖志，每块砖志刻字不多，但却简单明了的记录了死者的基本情况，可称是简练草率的墓志铭。铭文采用隶书镌刻，刚劲古朴，华美端庄，虽非名家手笔，但其字体亦是迥然生辉。

来源：老乐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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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刑徒砖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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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会想到，一群蠕动在酷日当头的驿道上挣扎的囚徒、一群在没完没了的徭役中被榨干血汗的服役犯人，竞也能侧身书法艺术那高雅、文静、庄严而辉煌的殿堂？尽管刑徒砖上的刻迹在古来并不为人重视，尽管很少有书法家对它记上一笔，但它是个存在！既然造像记、墓志铭乃至竹木简都可以在书法史上大模大样地安营扎寨，刑徒砖为什么就该被打人冷宫?

囚徒们当然是十分粗鲁的。整天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过日子的人，绝不会有什么“中锋用笔”的怪想头；而终日在劳累的苦役下气喘吁吁、连找口水喝找碗饭吃都被看成是天大幸运的役卒们，当然也没有挥毫染翰、悠然自得的福气。他们的境遇，比高悬峭壁凿打摩崖的工匠们还要悲惨百倍，他们连自吃其力的权利也被剥夺。因此，他们倾泻在砖坯上的刻痕，是充满了叛逆的意志和放任不羁的决心的。

没有技巧，也没有间架的精心推敲和用笔的顿挫节奏——我真怀疑刑徒砖是否是先写后刻？或者准确地说：刑徒们有没有可能去觅得一支“高贵”的毛笔？当然，对于书法结构的占领四维塑造空间，刑徒们不予理睬，他们的刻痕大都是一面倒的歪斜，只是靠某种生理上的平衡本能让每个字有可能站稳当些；对于线条的提按起伏，刑徒们也麻木不仁，只用刀斧刻凿，线条除了头尾的露锋尖笔之外别无他骜，至于华美的节奏意匠更是与此无缘。因此，我们可以据此为刑徒砖的书法艺术风格(如果它可以算是书法艺术的话)作一小结，它是纵横挥扫、毫无顾忌的；但它又是比较幼稚、在艺术上不甚严谨的。前者决定了它的充沛饱满的抒情性格，真可谓是情动于中而形于“书”，比起那些老气横秋的馆阁体或董、赵末流，它有着勃勃的生命力；后者则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书法史上的楷范——它可以成为备员的一类，但离书法艺术的最高宝座则还差得远。至少，后人如对它奉若圣明是实在无甚必要的。

来源：《历代书法欣赏》 作者：陈振濂 著

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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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

张政烺

一、秦上郡戈
古代中国“兵”和“刑”不分，刑罚和征伐在暴君看来同样是惩罚的手段。罪犯和俘虏的命运也相同，除了容易地丧失生命外，大多是被剥夺自由，转化成奴隶。
囚和俘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奴隶，起初是无条件无限期的，虽然也可以赎或被舍免，但这种机会终竟是很少的。后来，人类越来越文明，阶级斗争剧烈了，法律公布了，于是犯罪和服刑有了大小轻重的分别。大罪服重刑，小罪服轻刑，这样便出现了有定期的刑徒。无期的刑徒是奴隶，有期的刑徒同样地也是奴隶，只是服隶役的期限缩短了些罢了。这如同古代的债务奴隶，有无条件无限期的，有条件有限期的，身份都是奴隶却是无可怀疑的。
朝鲜平壤曾发现一个古铜戈，内上面有铭文三行：
廿五年上郡守庙
造。高奴工师。
丞申。工鬼薪。
见《周汉遗宝》图版
郭沫若先生在《金文丛考》里有一篇《上郡戈》专门考证这件戈的铭文。郭先生说这个戈的年代是秦，“盖秦始皇之二十五年”，这是完全正确的。郭先生考释“鬼薪”一辞说：
“鬼薪”见《始皇本纪》，九年处治嫪余党，“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集解》引应劭曰“取薪给宗庙为鬼薪也”，又如淳曰“律说鬼薪作三岁”。此言“工鬼薪”，盖乃罪人，受三岁之徒刑，流徙于上郡而为工者，鬼薪而为戈工，则应劭谓“取薪给宗庙”，盖望文生训之说。
郭先生的这段考证是对的，应劭的注解也不错，鬼薪从“取薪给宗庙”变成冶铸工人，正说明中国古代的奴隶制度从原始阶段要走上发展的阶段。
上郡是秦的边郡，北边和匈奴接境，大约因为战争多，铸的兵器也多，今天知道的上郡戈就有五个。上面引的一个可以叫作“二十五年上郡戈”，另外还有四个，分述于下。
《严窟吉金图录》卷下第五十八图著录一戈，内的两面都有文字，正面的铭文两行是：
王六年上郡守
疾之造。□□
反面的铭文已模糊不清，未印出。根据铭文，知道作戈在秦称王之后，称皇帝之前，究竟是哪个王的六年则不敢定。这个戈可以叫作“王六年上郡戈”。
于省吾先生编印的《商周金文录遗》五八三号有一个戈，铭文在内，共三行：
三年上郡守□
造。漆工师□
丞□。工城旦□。
这个戈可以叫作“三年上郡戈”。
最近参观北京故宫博物馆收藏的铜器，发现了两件上郡戈，一件内上有铭文三行，是：
廿七年上守趞造。
漆工师。丞
恢。工隶臣篑。
另一件的铭文三行也在内上，是：
年上郡守
图工帀藉。丞秦。叿
隶臣庚。
这两件戈和前举的三件上一样，都是刻款，笔划细浅，不易辨认。匆忙中不能拓墨，随手作了释文，请于省吾、唐兰两位先生校对一过，但是还不能尽识。前一件可以叫作“二十七年上郡戈”，铭文在这几件中算是保存得最好的，可惜原来刻时在“上”字下脱了一个“郡”字。第二行“漆工师”三字和三年上郡戈同，和二十五年上郡戈的“高奴工师”句相当，高奴是县名，漆应当也是县名，有些像漆字，《汉书•地理志》上郡有漆垣，或许有些关系。后一件可以叫作“四十年上郡戈”，铭文第二行末尾的“秦”字残存上半部。因此推测内的末端可能曾经损折了一段，铭文的前两行或许每行都少掉了一个字，依据文例，第一行末可以补一个“造”字，第二行末可以补一个“工”字，这样文义便完整了。“工帀”就是前几件戈上的“工师”。秦王有二十七年的有秦昭王和秦始皇，有四十年的只有秦昭王一人。四十年上郡戈当作于公元前267年，二十七年上郡戈据字体推断也是秦昭王时的，当作于公元前280年。
这几件上郡戈铭有一个共同的程式，首先记明那一年，其次是上郡守某名造，再其次是某地工师某名、丞某名，最后是直接生产者“工”的名字。在工字下，人名上，二十五年上郡戈有“鬼薪”二字，三年上郡戈有“城旦”二字，二十七年上郡戈和四十年上郡戈有“隶臣”二字，这都是说明这些直接生产者的身分。鬼薪是刑徒，郭沫若先生的考证已经说明。城旦、隶臣也是刑徒，城旦见《始皇本纪》，三十四年焚书“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集解》引如淳曰“律说：论决为钳，输边筑长城，昼日伺寇虏，夜暮筑长城。城旦，四岁也”。据此，知秦的城旦是四岁刑。隶臣见《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凡五见。《刑法志》记汉成帝时减刑的决议，关于男子的罪名是“完为城旦，满三岁为鬼薪，鬼薪一岁为隶臣，隶臣一岁免为庶人”。这是从城旦罪降为隶臣，这种隶臣是已经服刑四年还要服刑一年的人。“隶臣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免为庶人”，这是正罪是隶臣，这样的隶臣服刑至少是三年。汉法沿袭秦制，上郡戈铭的隶臣大体说来就是这种刑徒。
城旦、鬼薪和隶臣都是官奴隶，他们从事冶铸铜兵器，上郡守是监造的地方最高官吏，工师和丞是技术指导和管理督查者，从这几段铭文可以考查秦的奴隶制度。《礼记•月令》（郑玄注）：
孟冬之月……命工师效功……必功致为上（工师，工官之长也。效功，录见百工所作器物也）。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勒，刻也。刻工姓名于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功不当者，取材美而器不坚也）。
《礼记•月令》向来学者公认是秦制。从“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几句可以知道当时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奴隶怀着反抗的心情不好好生产，奴隶主统治阶级则峻法严刑“以穷其情”，在“必行其罪”的政令下，城旦、鬼薪、隶臣名义虽是有期的徒刑，事实上却罪名连续不断，势必变成终身的奴隶。

二、后汉洛阳刑徒砖志
清代光绪末年（约1907年）修造陇海铁路，经过河南省西部，碰到汉代刑徒丛葬的地方，出土许多砖志，大部分归了端方，大约在二百件以上，但是他作的《陶斋藏砖记》却只著录了113件。罗振玉对这批砖志很感兴趣，先后搜集到拓本很多。罗氏听信一位“厂估”（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人）的话，说是“出灵宝县”，因为“今之灵宝为汉弘农郡”，便定为汉弘农郡的刑徒砖志。又因为清代避高宗弘历讳，不愿用弘字，改用北魏地名“恒农”，所以他发表这批材料称《恒农冢墓遗文》（勾摹文字完整的31件，1915年印行）和《恒农砖录》（汇录铭文231件，1917年印行）。1950年冬我写《汉代的铁官徒》一文，根据罗氏的说法，推断这批砖志是汉代弘农郡铁官徒的遗物。文章要发表时已觉得未免武断，把语气稍微改动了一下，但从此这问题却成了我的一件心事。后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同学到河南去作考古实习，尝托他们在灵宝一带调查访问，毫无踪迹可寻，我推测罗振玉大约是上了古董商人的当了。我们知道这批砖志出土后，首先发表的是《神州国光集》（第七集，1909年），在登载《汉宣晓葬志》拓本的下边有段跋文：
此葬志近代洛中兴治铁路得之，昔人所未知，同时出土数百枚，文字皆刻砖上，多为端午桥制军所得，然完全者至少，今选完全而文字较佳者影印之。
这段跋文虽简短，叙述原委却很清楚，说洛中出土，应当可信。又如范寿铭《循园古冢遗文跋尾》（卷一）著录《汉毕通葬砖》，跋文说：
东汉罪人丛葬砖记，清季洛阳出土丅，共百余种，太半为讬活洛氏端方所得，《陶斋藏砖记》已详著之。是刻《藏砖记》中因砖中断分列为残砖二方，余所藏完全拓本在归陶斋以前，故入斯录，以正《藏砖记》之误。
范寿铭在河南做事很多年，对于河南出土的金石文字极熟悉，他说这批砖志是洛阳出土，当无问题。近年我曾听到有的人说这批砖志是孟津出土，又有人说是偃师出土，这也不奇怪，因为汉魏洛阳故城在近代的洛阳县城以东三四十里，不在洛阳县境内，南部属偃师县界，北部属孟津县界，如果砖志出土是洛阳汉魏故城附近，正是孟津和偃师地界。因此我相信这批砖志是洛阳汉魏故城附近出土的。古董商人为垄断专利，从来不肯告诉人古物出土的真实地点（像甲骨文初出售时说是汤阴出土，便是一例），习与性成，常常顺口撒谎，罗振玉根据一个古董商人的一句话，便定出了两部书的古雅的名称，未免太轻率了。
刑徒砖志铭文开头或有“右部”或“右”字，如：
右部无任□□安完城旦□□，元兴□年□月□□物故，死在此□。
右无任汝南山桑髡钳宣晓，熹平元年十二月十九日物故。
也有“左部”或“左”字，如：
左部无任东郡濮阳完城旦夏侯当，延光四年九月一日物故。在此下。
左无任任城鬼薪纡便，建宁元年七月十六日物故。
“左”“右”就是“左部”“右部”，自无问题，所谓“左部”“右部”也是简称，《后汉书•桓帝纪》建和三年十一月甲申诏书：
徒在作部，疾病致医药，死亡厚埋藏。
左部右部的“部”字即指“作部”，而左右的分别则系《左工徒》和《右工徒》。《后汉书•百官志》四“将作大匠”属官有：
左校令一人（本注曰“掌左工徒”）、丞一人。
右校令一人（本注曰“掌右工徒”）、丞一人。
左校署掌管的工徒叫作左工徒，他们的作部简称“左部”；右校署掌管的工徒叫作右工徒，他们的作部简称“右部”。后汉官制沿袭前汉，初期为了俭省，左校只设令不设丞，右校只设丞不设令，所以《后汉书•安帝纪》记载：
延光三年秋七月丁酉，初复右校令、左校丞官。
此后左右校的令丞才齐备了。上边引的元兴年右部城旦砖在延光三年之前约二十年，恰好可以证明安帝以前右校署是存在的。但因右校久不设令，事权多归左校，所以《后汉书》记载官吏犯罪皆《输作左校》，如宗整（卷一二）、张俊（卷一三）、韦著（卷五六）、李（卷六一）、朱穆（卷七三）、杨秉（卷八四）、虞诩（卷八八）、李燮（卷九三）、史弼（卷九四）、皇甫规、段（卷九五）、翟超、黄浮（卷九六）、李膺、刘佑、曹鼎（卷九七）、尹端（卷一○一）、刘猛（卷一○八）等，仅卷一○八记黄浮“坐髡钳输作右校”，但和卷九六记载矛盾，知系误字。《后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在左右校令、丞下皆注“安帝复也”，好像安帝以前没有左右校，那更错了。
刑徒是古代专制国家的官奴隶，这是没有问题的事情，年来有的史学家怀疑这点，实在是不必要的。我们应当从历史发展来看。上古的罪人和家属终身为奴，后来改为有定期的为奴，时间缩短了，性质上却是一样的，《唐律疏议•名倒一》：徒者，奴也，盖奴辱之。《周礼）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又“任之以事，寘以圜土而收教之。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此并徒刑也，盖始于周。
可见唐代的法律学家还能认识这一点。刑徒虽然是自由人转化的，但既然转化成刑徒便已不是自由人了，所以《后汉书•光武纪》建武五年（公元29年）五月丙子诏书说“见徒免为庶人”（参考陈垣先生《史讳举例》第六十例）。他们的生活很苦，劳役繁重，从大量刑徒砖志的发现，说明执役期限虽短却很难熬过这一关。执役的刑徒过着苦难的日子，必然会有反抗的行动，这样会罪上加罪，永久不得恢复自由。
晋张裴《汉晋律序》：徒加不过六，囚加不过五（罪已定为徒，未定为囚）。累作不过十一岁（五岁徒犯一等加六岁，犯六等加为十一岁作）。累笞不过千二百（五岁徒加六等笞一千二百）（《太平御览》卷**二）。
可见刑徒虽然名义上最多是五岁刑，事实却常是累作十一岁以上，累笞一千二百以上。试问那种生活如何能挣扎十一年？所以刑徒执役者大部分都成了终身的奴隶，把髡钳、鬼薪等罪名刻到砖志上去。刑徒的生活不自由，使他们有反抗压迫的决心，他们的劳动是集体的，使他们有了组织和团结的能力，所以每次暴动都表现了坚强无比的力量。西汉后期的铁官徒起义带头摧毁奴隶主政权的黑暗统治，在东汉末年农民大起义中，刑徒也贡献了他们的力量。《后汉书•朱催传》叙述黄巾起义失败后，各地起义军蜂起云涌，毫不畏惧，有各种称号，说：如此称号，各有所因，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

来源：《中国书法》

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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