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现场】“澄怀味道——董玮书法展”在北京举行（获奖名单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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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玮书法集评

其进愈难，所见愈奇
——记董玮和他的书法艺术
　　　　
起点多高，走的路就有多远；走的路有多远所达到的目标就有多高。我坚持的认为董玮正在沿着一条光明大道前行着，他的前面一片灿烂。

董玮是我的同学，我们都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首届研究生班的学员；董玮是我的同事，我们毕业后又同时留在中国书法院教学部工作；董玮是我的同室，多年朝夕相处，以至于思路都有一种默契。所不同的是，他比我小十五六岁，风华正茂，雄姿英发。他现在是我的领导，教学部主任。还有更不同的他是当今书画大家王镛先生的得意门生，在艺术的道路上，他正沿着大师的路前进着。

董玮年轻，但在书法艺术上他却已经走过了一段坚实而成功的路。他在河南老家时是写米芾的，一手漂亮的米字透着他的英俊潇洒，沉静的性格，飘逸的线条，把米芾演绎得出神入化，风流倜傥。到了中国书法院，通过聆听名师们的教诲、和同辈高手的切磋，他眼界大开，直如一只出林小鸟一飞冲天；一尾小溪游鱼奔入江河，那种久积的聪明才智得到了空前的发散与释放。这一年的学习让董玮找到了艺术的感觉，深悟到艺术的堂奥，象浇足了水施足了肥吸足了养分的小苗一样滋滋润润、蓬蓬勃勃地成长着。这一时期他也不再局限于米字的潇洒飘逸了，而是上追秦汉，象乃师一样从最高古最博大的书法源头发韧。于是，《大开通》、《石门铭》、《好大王》、《秦诏版》成了他日夜临习的法帖，线条的生辣，结体的宽博，章法的姿肆，气息的高古洋溢于字里行间，弥漫于斗室之内。

书法到达一定的高度，所需要的不仅是技法的娴熟，更重要的是学识的蒙养涵咏和生活的历炼积淀。董玮很幸运，一年的集中学习后，他没有脱离京城良好的艺术氛围，而是留在了中国书法院教学部工作，进入了离大师更近的圈子，得到了持续充电的机会。

在中国书法院教学部，他负责教授的联络和接待，听教授上课，陪教授吃饭，饭后和教授一起散步聊天，晚上到教授宿舍请教。沃兴华、石开、何应辉、刘正成、丛文俊等当代大家，徐海、于明诠、张羽翔、刘彦湖等青年名流，都是他衷心崇敬并认真学习的楷模，都给他进行过悉心的指导。这样的朝朝暮暮，这样的岁岁年年，经过反反复复的陶淬、薰染，董玮对艺术的认识更深刻了，他的书法也变得更丰富、有内涵了。

董玮是一个刻苦勤奋的人，白天工作忙，他就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写字，常常一写就到凌晨三四点，多少次我一觉醒来，见他屋里的灯还亮着。星期天，他哪里也不去，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字。放假了，学员们都走了，他松了口气说，可以轻轻松松自自在在地写写字了。时间对于董玮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妙的东西，他为得到她而兴奋不已。我真佩服他的执着，羡慕他充沛的精力。

几多耕耘几多收获，董玮的付出也获得了回报。近几年他的书法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深得王镛、刘正成、沃兴华等先生的嘉许，在京城也崭露头角。他是《五号线》书法社团的骨干成员，每年都要巡回在各省办展，还经常被提名、邀请参加一些展览，如《南北精英提名展》、《全国青年书法名家（苏州）提名展》、《拳拳五人展》、《全国百名书家青岛展》和《百名书家舟山邀请展》等。

董玮还在路上，在攀登着，没有理睬路边的野花，没有眷顾路旁的精美小景，因为他的目标在那能够领略无限风光的凌绝之顶，他知道要攀上去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仰之弥高，其进愈难，其所见亦愈奇。等到把锦绣山川尽收眼底的时候，他的脸上定会露出灿烂的微笑。

我祝福他。

姜玉波
二00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夜于燕下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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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玮书法集评

略谈董玮其人其艺

贺进
　　　　

圣贤孔子曾言“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其寓意大抵为有仁心的人，不受环境动摇，没有忧烦；真正有智慧的人，什么事情一到手上，就清楚而明心，不会迷惑；真正大勇的人，没有什么可怕的。对于董玮，此三“者”应是对他的评价，于人、于书、于事。

2008年，我自南京学业完成来到北京，寓居京东燕郊，偶然的一次机会，认识了董玮，熟络之后方知董玮也居住燕郊，于此，我们接触的机会便多了起来。从2008年以来，我们彼此都在各个展览中碰面，也曾同董玮一起走南闯北、游山玩水。每次与董玮兄一起，必然心情大悦，董玮是一位性情中人，儒者外衣下掩盖的是他乐艺、乐己的生活态度。董玮长期负责中国书法院教学部工作，与学员朝夕相处，亲如兄弟，所以在书法圈博得极好的人缘，每次有好友谈及董玮，都对他倾以眷慕之情，对董玮的好感来源于他的乐于助人，更来源于他本身就是“自来熟”，能与志同道合的朋友打成一片，脸上始终洋溢着“温情”的笑靥，让人倍感亲切。我曾在2009年冬天亲自登门造访，当时正值大雪弥漫之际，我与董玮兄着南窗对坐，品茗谈艺，颇得自在之神。那一次对话也是我第一次跟他长谈，从生活到艺道，我对他有了很深的了解，也是那次长谈，我对他更是刮目相看。所谓仁者，必以仁之心宽人，必以仁之心感人，以此之“仁”居心，方得大自在，故无烦无忧，逍遥自在。董玮是仁者，宽于人，严于己，得大自在之人，应是董玮为人处事之道。

董玮的书法作品我看的还是比较多的，从书法院的各个展览或京城大大小小的展览中都几乎能看到他的作品，今年春节过后，董玮亲自交与我一本他最新创作的作品打印稿，这是我第一次较为系统的观看到他的作品。董玮整体浸淫于书法临习与创作，且在书法院从事教学工作，我觉得这样的环境造就了他对于书法的“感性”与“理性”认识都是较为有高度的。所谓“感性”，是指他对于书法的感性认知，一种“懵懂”的认识体系。一件成熟的书法作品不单单取决于技法的纯熟和章法的巧夺天工，更取决于书者对艺术的高度敏感把握，也就是具备对书法的感性认识，两方面具备才是真正意义上成熟作品。董玮的书法是感性的认知，他的感性来源于对书体的高度认识，董玮擅长行草书创作，但是其篆籀、楷等书体也具有相当高度，正是对于五体有着明显的认识，才使得他的行草书呈现出丰富的书法内涵，也让他的作品更加具有气息上贯通。“理性”是建立在“感性”认知之上的锤炼才凸显出来的高度。董玮的作品，“理性”在于他对于古帖的揣摩和对碑帖的掌控，加上纯熟的技法和独到的视角来运用到书法创作中，致使他的作品既遵循传统又彰显自己的艺术语言。从他的作品中我窥察到董玮是一位智者，对于书法明心、明志，故而能执着不迷茫。

每次见得董玮，他总是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温文尔雅的处事方式让人颇感亲近，然而正是这样“儒雅”的人做出来的事情却是“胆大妄为”。董玮来中国书法院之前曾在河南某县担任文化局相关职务，其生活也是颇得自在之趣，然而自来北京求学毕业之后，毅然决然地舍弃其职务，与家眷一起来京成为了“京漂”，后经几年的磨练，不但在书法的造诣上越来越有高度，也在京东安家，可以说他也找到了他对于自己的那份归宿。对于这样的董玮，我是刮目相看的，这种对书法的挚爱之情让人感动，所以对于他的这种“胆大妄为”应该说明董玮是一位“勇者”，真正大勇之人，他坚信的东西不会轻易放弃，勇者，其董玮矣。

董玮以他的为人、为艺在京城开创了属于他的天地，在书法院教学之余更是对书法的体悟有更透彻的见解，这对于一个从事书法学习的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我相信在以后的路上，董玮会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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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玮书法集评

开张大而慨 简率朴无华
——董玮书法品格略识

彭再生
　　　　
书法之善，要在立格。立格之要，在求诸文化。概言以蔽之，儒家之忠义气节，道家之逍遥简静，佛家之寂灭虚空，中国文化的精髓总是以对宇宙、人生的认识为旨归的，而这种旨归，大抵也是书法品格最高的宿求了。儒道佛作为至高的品格法则，各自之间本互为融通而无有高下。然而，透过外在的表相，其共存的精神内核却不容忽视，这就是“大气”和“阳刚”。儒家自不待言，道与佛从本质上来说更是如此：至博大才能至空渺，至阳刚才能至虚静，否则，又何以“扶摇直上九万里”，何以“如如不动”呢？以此种精神观照中国书法史，千载而下，亦复如是。因此，即便说到妍媚之祖书圣王羲之，也是以“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来品评的，不然，就真沦为张怀瓘所说的“有女郎才，无丈夫气”，恐难立于书史，彪炳后世了。

对于此，董玮深谙其中的道理，其书法所流露出的最为集中和高贵的品质也正在于这种对“大气”与“阳刚”的追求。其书点画果敢劲健、率直纵出；结体气局宏阔、大开大合；章法跌宕率真、生发自然，且无论对联立轴，还是扇面手卷，无论字若径尺，还是小字行楷，这种品格均能一以贯之，精神灿灿。可以说，对董玮而言，对这种品格的追求由内而外，深之入骨。记得其曾在一件《意临兰亭》的手卷中自跋道：“以碑版之法书王右军兰亭集序，一扫冯摹本媚俗糜弱之态也。”由此可见，董玮的凿凿用心所在。而这种核心审美品格的确立，也为其书法道路的选择和深入奠定了基础。

和大多数学书者一样，董玮最初也是从帖入手的。其之前对王羲之手札包括阁帖的浸淫日久而力深，临摹王书的精致、准确程度也非一般人所及。而后，董玮写过一段较长时间的米芾。因此，看其早期的一些作品，能明显地察觉出其中“二王”和米芾的灵秀与潇洒。只是，这种一味的灵秀与潇洒终究不是董玮内心里所想要的，因而，董玮后来书法的旌旗一变也是自然而然的了。问道中国书法院之后的近年里，董玮的书法逐渐偏向于雄强开阔、大朴大拙一路，并且这种方向确乎是日益地明朗和坚定起来。而从直接的取法来看，主要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可以泛称为碑版的各类书法资源，自上而下，从金文大篆到汉碑隶书到隋唐墓志，概莫例外。而其中，尤其醉心于大气磅礴、奇古稚拙的作品，如《散氏盘》、《大开通》、《石门铭》、《四山摩崖》、《好大王》、《秦诏版》等。与这些经典的朝夕相对与摹习日深，赋予了董玮书法更为深厚的积淀和更为宽广的品格。篆隶用笔与大气雄浑的气度自不必说，更难得的是涵养其中所孕育出的高古、朴拙、率真的气息，这种气息流淌于毫端，贯通于各体，使其作品在宏肆之外更添了几多耐人品味的内蕴。其二，是对于右任的师法。有了之前碑版的学习，在此基础上对“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的于右任的师法表达出董玮深入挖掘这种审美内涵的决心和慧心。于右任书法初亦以帖入，后从北碑及墓志中化出，融入楷、行、草的创作，为继康有为、何绍基等之后的又一碑派书法大家，且在此前境界上多了一层率意和生拙。董玮对其心追手摹，体味至深。而值得一提的是，身为国民党元老的于右任先生晚年被迫寓居台湾，其在86岁时曾有名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读之，不禁让人铭感五内。推人及书，可以想见，于右任先生这种高尚、深沉、伟大、质朴的人格与情感或许也是董玮在学习于右任书法的体貌技法之外，更多的一层精神的感召和润泽吧！

至此，沿着古人及前贤的轨迹，董玮完成了从帖学到碑学的互通互融，其“开张大而慨、简率朴无华”的书法品格和风貌也基本确立。而且，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董玮这种不为时下“导向”所误、汲汲于己心所求的叩问与表达，合于书法“书以载道”、“书为心画”的最高准则，也预示了其书法以后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深度。

秦汉泱泱，盛唐雄迈，此种精神万古不可磨灭。由是观之，董玮其书立浩气于环宇，择旨趣于雄阔，上接民族之精神，下匡时俗之流弊，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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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玮书法集评

未知之处最引人
——董玮答书艺公社编辑问
　　　　
贺进：你是河南人，我们知道河南是书法大省，名家林立、书家众多，河南的书法家大多取法篆隶、王铎等书风，作品极具气势。而你在书法学习上却取道二王，可以说是闹中取静、独具己见。这种意识是从什么时候萌生的呢？对二王书风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董玮：当时选二王和米芾并没有太多的主观性，只是喜欢，后来写碑倒是有意识弥补自己的不足的。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学书的开始阶段，临什么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怎样临。同样临一个帖，出来的结果千差万别——有的俗，有的雅，有的很快就能运用，有的只能依葫芦画瓢，这说明临习的方法很关键。
到一定程度临帖应广泛，在广泛涉猎基础上形成的风格才会后劲足、更有深度。就像一颗树，只有根扎得深、远，才能枝繁叶茂。学书不应刻意追求某种地域书风。
王羲之无疑是书法史上的一个巅峰。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王羲之的作品笔笔考究，字字精彩，空间布白混若天成，每幅作品都堪称经典，我觉得他就类似于做一辈子好事的人，这是一种高度。
虽然二王很经典，但也仅是众多传统经典中的一种，只认二王肯定是不对的，就如餐桌上的某一道菜，味道再好，吃多了也肯定会腻，长期单吃那道菜肯定会营养不良。曾翔老师曾经打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各种碑帖如同人体内需要的各种营养，含某种你需要的营养的菜即使你不爱吃，为了身体健康也得吃。道理易懂，但当今任性挑食的人还是很多。

贺进：我们看你近年创作的书法作品，更多的是体现出“碑帖结合”的思想，在作品中既有碑刻书风的大气磅礴，又不失帖学书风的雅致入味。关于碑帖结合的思想，从清末到现在，一直存在争议，有人提倡这种思想，其观点是“碑学运动”将碑刻书法发掘出来，与帖学书法相结合是一种意识上的独具匠心；也有人反对这种思想，认为书法的技法还是要存在于二王的体系中。这两种思想的存在我认为最终还是存在于“碑帖结合”的道路难以琢磨。不知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你在“碑帖结合”的取法上有什么样的观点呢？
董玮：碑帖结合的路子很宽广，可变性非常大，因此难以琢磨，也正因为难以琢磨，有很多未知的东西，搞起来像探险一样，才更吸引人。如果未来的事自己都一清二楚，自己干起来还有劲吗？
你纯粹写帖也可以，但你不能否定碑帖结合。庄子说“道在屎溺”，屎溺中都有道的存在，都可以从中悟道，难道与“帖”关系那么密切的“碑”就不能为“帖”所用吗（或“帖”为“碑”所用）？其实看看近代很多有成就的书法大家就可以明白——齐白石、徐悲鸿、于右任、李叔同、徐生翁、匋博吾、黄宾虹等，哪个不是碑帖结合呢？碑帖结合肯定是拓宽书法风格、推动书法发展创新的一条路子。当今只写帖不写碑的人不多，专写碑不写帖的人更少，以写碑著称的孙伯翔先生，他的行草作品也是碑帖结合的。
“碑帖结合”也只是一个名词，我觉得书法远远不只是“碑帖结合”，书法可以融合的东西还有很多，除了古代残砖烂瓦上的文字，街头的涂鸦外，与相关的艺术门类也可以融合，如设计、影视、音乐、绘画等等。对于一些现有的名词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字面的理解上，这样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致广大而尽精微”方能有大成。我觉得古今有成就的艺术家大都是视野开阔、取法广泛的，如陈国斌先生的篆刻，融入了砖瓦陶文、滑石印、唐宋官印、明清流派印、甲骨、钟鼎、砖瓦、竹木文字痕迹甚至道符、图腾等，取法非常广泛。沃兴华先生除了在名家书法上下过超人的功夫外，对敦煌写经、砖瓦陶文、摩崖造像以及形式构成等都有很深的研究。

贺进：我们知道，你在来北京之前，已经在当地小有名气，而且已经是当地的“局长”了，那么来到北京在书法院学习之后，毅然辞去局长职务，在北京专心学习书法，你当时怎么想的呢？难道是痴迷书法的情结才这样选择的吗？
董玮：纠正一下，是“副局长”，并且工作关系还在原单位挂着呢，只不过舍弃了一些升迁的机会。
脱离岗位来京上学一是因为自己不喜欢官场的应酬，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为了书法。为了书法我经历了三次大的抉择，第一次是放弃在银行的优厚待遇到文化局工作，第二次是舍弃仕途来北京学习，第三次是决定留在书法院教学部工作。
我刚在银行工作时，工资就超过了工龄几十年、还是政府办主任的父亲。2002年我任文化局副局长时是全县最年轻的副科级干部，如果不出来学习，提升的机会应该很多的。世事有得就有失，有失也意味着就会有所得。选择自己喜欢的道路，虽然有苦，但很充实、畅快。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贺进：在书法院学习，想必应该是你颇有成果的阶段，也是影响你书法创作的阶段，同时你也是王镛先生的入室弟子，我们想知道你在书法院学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王镛先生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董玮：到书法院学习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的艺术和人生轨迹都因此发生了改变，是我人生中很关键的一步。中国书法院名师众多，且风格、观点各异，注重书画印并举，无疑对学艺者很有启发性。我最大的收获首先是提高、开阔了眼界。这一点对每位学书者都是至关重要的，王镛老师曾说过：“把艺术的规律想通了，就如同了解一个院子，站在高处看要比在地面转几圈心里还清楚得多，立足点高对学习每一门艺术都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大的收获就是从老师、同学那里获得了很多经验、方法，提高了创作能力，同时也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这些都是我一生的财富。
从1996年和王镛老师认识、2000年拜师到现在这么多年，王老师从未明确指令我要临什么、下一步怎么走，但从王老师的作品中、发表的言论中、交谈时有关艺术的只言片语甚至题外话中，还是让我感悟颇多、受益无穷。王老师对我影响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独立思考，这也是王镛老师一贯强调的。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有一次我与一个朋友去王镛老师家，那个朋友拿出画请王老师指导，王老师看后说他对古人研究得还不够细，并顺手拿出一本齐白石的画册（北京画院出的《草间偷活》），指着其中的一幅紫藤说：“看到这幅画你要研究这些藤条是怎么交叉的，哪疏哪密，哪粗哪细，并要琢磨齐白石为什么要这样画。作品是会说话的，作品摆在面前自己还看不出来，光靠别人说是没用的。”我当时听了后很受触动。二是对待艺术要认真、踏实。认识当初王老师对我说，虽然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靠炒作出了名，但最终能站住脚还是要靠实力。这句话一直在耳边提醒我。

贺进：你认为书法的学习应该经历哪几个阶段呢？
董玮：书法的学习一般都要经过临摹、临创结合、创作（形成个人风格）这么几个阶段，我是坚决反对“临摹到家了自然就能创作”这个观点的，我觉得临创是密不可分的，形成个人风格后仍然需要不断的临摹，汲取新的营养；初始的临摹阶段也需要有创作意识贯穿其中。一些名家后来之所以僵化，一些人之所以“只会临摹不会创作”，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临创脱节。

贺进：你在书法学习的道路上有没有走过弯路？你认为怎样才能提高学习的效率？
董玮：我开始学书就注重传统，坚持临帖，没走太大的弯路，但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我认为提高书法学习的效率如同到达某个目的地一样，一是要方向正确，二是要速度快，二者缺一不可。眼界高、审美情怀宽广能保证路线正确，掌握读帖的方法、临摹的方法、临创转换的方法能保证高速度的前进。

贺进：作为中国书法院的教学部主任，你是怎样看待当今的书法教育问题的？中国书法院的教学体系是一套为社会所公认的较为优秀的教学规范，你认为中国书法院的教学优势在哪里？相比当今的“学院派书法教学”体系有什么不同呢？
董玮：书法在社会上的混乱现象在教育界也同样存在，“写字”与“书法”的混淆使一些只会“拿毛笔写字”的人成为了教书育人的老师，年复一年的“毁”人不倦，真令人痛心！书法教师专业水平差在各综合类大学中很普遍，专业院校相对较好，但也不容乐观。
我觉得中国书法院教学的优势一是名家众多，二是开放包容，三是书画印并举。来中国书法院任教的老师有20名左右，大都是在书、画、印三个方面具有非凡实力的大家、名家，如王镛、何应辉、刘正成、石开、沃兴华、陈国斌、丛文俊、曾翔等，这些老师来自大江南北，各有所长，观点不一，对学员特别有启发意义，有利于学员的兼收并蓄。书画印兼攻一是有利于学员融会贯通、相互裨益，二是为大家以后的发展拓宽了道路，书法院有不少往届学员现在就走到了国画专业的路子上，如首届的赖昌平，现在已经是圈内很有名气的画家了。
书法院每届学员的学习时间只有一年，上课的老师又多，这就决定书法院的教学是“浓缩型”的（用学员的话说是“吃不了兜着走”）。书法院的教学没有按书体逐个来，也不局限于一碑一帖（有的老师虽然也讲某个书体，但不单单局限于那个书体，对其他书体也有指导意义），在进行临创训练的同时，注重书画印的互补，注重各种书体的互通，注重不同艺术思想的碰撞，注重以道驭技，我想这些可能是与“学院派书法教学”体系最主要的区别吧。  

贺进：你在负责教学工作的同时，还利用业余时间编写出版了十多万字的《痕迹?中国书法院助教日志》，另外你的创作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你平时是怎样分配自己的时间的？
董玮：与别的专业院校相比，中国书法院在选用任课教师上有充分的自主权，加上王镛老师个人的号召力，才使中国书法院能荟集那么多的名家大家，这个优势是别的院校很难具备的。把这样的教学记录下来，使众多名师的艺术思想、学书经验能广为传播，惠及众人，我觉得很有意义。因此从2007年9月开始，我对书法院第三届书法班授课的全过程进行了记录，日日伏案，几经整改，历时近两载终于完稿、出版，耗费了很大的精力，但后来看到读者给予的好评，特别是听到一些老师的高度评价，心里就一个字——值！
书法院招生每年一届，因教学采取的是全脱产的形式，学员吃住都在校，所以事务特别繁杂，这些年教学工作牵涉了我很大的精力。在教学部与教授、学员接触，我得到了大量有关书画的信息，但因事务多、练习的时间少，没能很好的消化吸收，总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很多想法没有表达出来。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大量空闲的时间来进行书画印的学习研究。

——原载书艺公社《问答书坛》栏目，略有删减。

贺进

澄怀味道——董玮书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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