軺軒薦文之一：《“重寫書法史”與藝術經典的泛化問題》

轺轩

上了这么多年的学，被追问怎么“读书”的次数也很多，一直很惭愧没读几本像样的书。

近来又被问到怎么写文章没？至今也没写一篇自己满意的文章。

但还好，读到了一些写得不错或者有些见地的文章。

发来以飨众友。

从关于书法的文章开始吧。

张兴成先生《“重写书法史”与艺术经典的泛化问题》一文分为三个部分：

一 经典的泛化与“艺术史的危机

二 重写艺术史的政治修辞

三 历史主义的解经逻辑

张兴成——《重写书法史_与艺术经典的泛化问题》.zip (135.24 KB, 下载次数: 604)

2012-10-8 19:13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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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发表于2011年《文艺研究》，传上全文的pdf格式文档，供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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轺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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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可以把“前人的一切文字遗存”作为当今书法取法的对象一样，似乎所有的人类创造的“视觉形象”都可以纳入到艺术史研究和记录的范畴。尤其是电子媒介的高度发展和商业化对文化的无限渗透，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日渐消弭“，艺术在生活化”，日常生活被塞满了艺术品格；同时，“生活在艺术化”，从都市景观到个人身体的各个细节，都被美学包裹起来，装饰无所不在。虽然人们今天依然承认达·芬奇、拉斐尔作品的经典地位，但它们与15世纪意大利的某件手工艺品、20世纪某超市的食品包装盒可能以同样篇幅被写进艺术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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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是艺术家”，也意味着“人人都不是艺术家”；什么都是艺术，也意味着艺术什么都不是。当一切的废物都可以当成艺术品来展示时，也就意味着无论多么高贵的艺术作品都同样可以被当作废物。“如今对视觉艺术家而言，一切都是可能的，不过这种极端的开放性的一个后果是：成为一件艺术品即使它仅仅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不再受到可能面临的谴责”。

轺轩

         由于当代艺术史家放弃传统审美经验的范畴和对艺术作品的规定，放弃艺术所应秉持的高雅与低俗、审美与生活的界限，那么，他们同样会丧失关于艺术和文化的发言权，因为当“标准”和“共识”都不存在的情况下，人人都有发言权，专家就失去了意义，人人都可标榜为专家。在这种混乱的格局中，商业的逻辑、权力的法则可以更加轻易地渗透到艺术的自治领域。

轺轩

对经典的解释主观化和相对化，使篡改经典、发明经典和利用经典成为合法性行为。人们不再抱有对经典的敬畏之心，甚至自以为高于经典———“我比作者本人理解得更好”；或者把经典的高度降至“我在”的层次———“我只能按我自己的水平来理解你”。以我观六经，六经皆着我色，我有多高，六经就有多高！用这种“读者中心主义”的极端主观化方式去阐释经典，必然矮化经典，难以真正理解经典。

轺轩

历史的变迁不会成为改变经典地位和标准的动力与依据，相反是检验经典的最好方式。

能称之为“书法经典”的首先是那些被历史确立下来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法书，那些法书不仅仅是历代学习书法的人都应取法的“径路”（法度、规范），更重要的是它们承载着中国人关于人生意义、伦理道德、社会秩序和审美追求的常理与常道。经典的范围的确在不断地变化，会有新的作品进入经典的家族，它们将和以往的经典一样，继续刻画人类进步的坐标。但不管怎么变化，经典总是“反复灌输着相同的、永恒的人文主义价值。它们使我们想起相同的、人类经验的永恒特征”。

轺轩

千百年来，中国人在那些经典法书中反复临摹，一笔一画，精雕细琢，仿佛在攀登一座座天梯，我们越是持久地接近她们，我们越发感觉到她们的伟大，诚如卡尔维诺所言，是那些伟大的经典作品帮助我们理解了我们是谁和我们所到达的位置。

轺轩

在传统社会精英结构解体、文人书法审美精神衰落、普罗大众主导文化标准的时代，经典书法史的现实支撑已然崩塌。新的民主政治召唤新的审美范式，大众审美意识和市民趣味必然要投射到书法史上，希望在历史中找到表达自我的经验和合法性根据。所以说，书法经典的变迁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精英结构解体的结果，也是当今大众文化、消费文化、边缘文化对传统主流文化消解的表现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仅是书法，当今整个文化领域（文学、绘画、音乐、雕塑等）都面临着一个经典的泛化和重新界定的问题。这一问题其实在艺术界早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辩，还催生了种种“艺术史危机论”和“艺术终结论”。

轺轩

传统经典的衰落和新的经典的确立，不仅仅涉及书法内部的审美趣味、艺术观念和文化价值的转变与调整，也折射出整个中国文化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价值秩序和权力结构的变迁与重建，所以，书法经典的泛化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问题。在当代学界对书法史的不断“重写”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主导潮流：打破“经典书法史”，重写“民间书法史”，艺术经典面临着不断泛化和解体的危机。这导致书法艺术界定的困难，带来书法取法、审美取向和评价机制的全面变革和调整，也折射出中国文化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价值秩序和权力结构的变迁与重建。“民间书法”是一种利用了审美规律的政治修辞，以政治的平等来抹煞艺术和文化价值上的本质差异。历史主义观念及其阐释学深刻地改变了现代人对经典的态度和理解方式，通过对经典的历史化和政治化的处理简化了经典的多重意义，消解了经典的永恒性和普世性价值，以极端主观化的阐释原则矮化经典，打破了人们对经典的敬畏和信仰。

轺轩

从宋之陈傅良开始，明之王阳明，清之袁枚、章学诚、龚自珍，民国之章太炎，都主张“六经皆史”，而梁启超则进一步宣布“六经皆史料”，经典的永恒性不断遭到质疑。在章学诚看来，六经不过是三代圣人传“道”之“器”耳，三代之后的“道”，非六经所能尽也。

轺轩

通过“尊史抑经”的方式，逐步建立了“以史概经”、“以今代古”的理论，这一理论开创了两个重要的学术传统：一是，对于经典最重要的不是信仰，而是解释，这与西方现代解释学是相通的。二是，从“历史真实”的科学主义角度来研究中国的古代经典。尤其在西方现代科学武装下的新史学的检测下，“圣人崇拜”的经典传统基本上都是“神话”，无信可取。于是，人们逐渐从“信经”转向“疑经”、“释经”。到了后现代主义泛滥的今天，“亵渎经典，解构神圣”已然成为文化造反派的民主宣言，而极端主观化的现代解释学正是后现代思潮的理论基础之一。

当今艺术史研究更关心经典作品背后的权力关系和那些非经典作品，由“意义和思想的基础问题”转向“由博物馆和市场支持的狭窄的专业化”的“学术规范”，培养的研究者多是重知识和数据的“知道分子”与“专家”，而非重鉴赏和修养的“艺术家型学者”。充满激情、想象力和生命情调的艺术世界，被“沉闷的社会科学”带入与美隔绝和远离人生意义的学术加工厂和文化死水，艺术研究者蜕化为机械工人。

其实，“治经”和“治史”是不同性质的问题。“经典”存在的基础是“信仰”与“教化”，而历史的基础是“真实”和“认知”。“史之贵实”，因此治史者强调事实判断高于价值判断，求真是最重要的史德；而“经之贵义”，治经者强调价值判断高于事实判断，经典存在的合理性不在于真假，而在于通过确立价值典范、树立高贵精神、创造完美艺术来提升人性，促进文明，美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