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帖摭言(戊)

种纸山房

          民国书法在在总体上沿袭了清末书法的格调和布局，一方面书法创作的基本力量仍以传统体制下的政治官僚和特色鲜明的文化学者为主。另一方面，对颜体书法的推崇和改造以及董其昌书风余绪仍然是书法创作的主流，谭延闿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他的字从钱沛那里来，和刘墉，温方纲，翁同和一脉相承。何绍基也体现着同样的倾向，颜体的骨鲠气逐渐被一种更圆融、柔美、玲珑、恣肆、淋漓的用笔趣味所代替。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溥儒等人仍然坚持痴迷于从王文治那里寻找董其昌的影子。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是一大批诗书画印俱佳的艺术家和醉心于碑版的学者悄然崛起，对金石味的追求逐渐显现到书法创作中来。这里我们要提到康有为、吴昌硕和陆维钊，以及深受这种潮流影响的于右任、张大千、齐白石，还可以加上徐悲鸿和鲁迅。随着传统的封建官僚选拔体系的解体，书法学习的功利性逐渐淡化，布衣艺术家和书斋学者的书法创作开始具有了职业化色彩。民国时期，艺术教育纳入平民教育体系，书法也和其他艺术一样，因其专业化，逐步进入学术范畴。一大批书法家在艺术教育的良好氛围中脱颖而出。比如邓散木、沈尹默、诸乐三、沙孟海、林散之等。在民国时期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频仍的战乱、复杂而混乱的政治环境、地方行政权的割裂等等并没有影响书法家对于书法艺术私人化的探索和试验，恰恰相反，因时局的动荡而阻断的艺术交流无意中保护了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书法创作者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郑孝胥、沈曾植、弘一、李瑞清、谢无量、乔大壮、曾熙等等——他们在那个年代进行的艺术实验至今为当代的书法创作提供着丰富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