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靖出师颂之宣和帖研究（初稿）

沙子古浪

索靖出师颂之宣和帖研究（初稿）

明代文坛领袖、官刑部主事、累官刑部尚书的太仓人王世贞，对出师帖情有独钟，却苦于无法得之。后其弟王敬美(世懋)花重金购得，方了却夙愿。王世贞《续稿》“墨迹跋”之《隋賢書出師頌》一节称：“史孝山出師頌係古章草法在宋時有兩本天府志索幼安所謂銀鈎之敏而人間則盛推蕭子雲余舊於文壽承所見一巻上有祐陵泥金御題征西司馬索靖書與宣和瓢印蓋天府本也第黯黮不甚可别細翫其行筆處亦似微蹇澁往往有楓落吳江之恨今年秋家弟敬美購得一巻其大小行模相彷彿而結法特加遒密古雅墨氣如新又有大平公主胡書王涯僕射永存珍秘二印越國公鍾紹京半印楮尾米友仁敷文鑒定以為隋賢書遂入紹興内府余竊謂二跡皆自幼安臨出特紹興之所入者佳而宣和之所藏當小次耳小米不能别所以而槩以隋賢目之大似暗中摸索余良幸獲再覯此希世之珍所小不滿者子雲竒跡遂以永絶令人慨歎”（原文列出）。王世贞对米芾把出师颂视为“隋人书”给予了否定，称之为“暗中摸索。”王世贞眼中的隋人书系临自索靖。而这件出师颂书法似乎便是十年前出现的隋人书出师颂手卷，即今所官定的“绍兴本”。将其鉴定为绍兴本的，正是王世贞这段话。这由此成为了一个愈描愈黑的问题。

王世贞是明代文物收藏大家，利用出入朝堂之便阅尽各朝书画刻帖，乃至清《四库全书》馆臣亦称其：“自古文集之富,未有过于世贞者。”因而王世贞对文物有发言权，亦具权威性。他鉴定索靖《月仪帖》，在《续稿》中言其非索靖书，系唐人伪作。王世贞当时享有着影响力重大的话语权，就连李时珍为《本草纲目》事都要亲赴太仓求得王世贞赐序后方得出版。太仓城至今留有“李时珍求见王世贞上岸处”的文保遗迹。然而，没有任何史料可显示绍兴年像宣和年有《宣和书谱》那样有“绍兴书谱”。“绍兴”二字只是米芾“审定”日期所用年号。而王世贞于文寿承那里见到的绍兴本具“祐陵泥金御題征西司馬索靖書與宣和瓢印”的特征又是自相矛盾的，绍兴的“一卷上”何以盖宣和瓢印？再者，宋徽宗的字概为瘦金体，“御題征西司馬索靖書”九个字是瘦金体才对。可现在的绍兴本既无“祐陵泥金御題征西司馬索靖書”这样的御题，又无“宣和瓢印”，与王世贞所言出入明显。是不是时间久了的原因，让王世贞记忆有误？他自己也说是“余旧于文寿承所見”，这个“旧”到底有多旧？既然盖有宣和瓢印，那就应该被收入《宣和书谱》才对，可为什么宣和瓢印盖到了“绍兴本”上？所以说诸如此类问题，愈描愈黑。但不论怎么说，王世贞却是被“忽悠”了——因为索靖不是“征西司馬”，而是征南司马。上场伊始就出乖露丑，下面的戏会演得怎样？
这岂不是既拿王世贞说事却又让王世贞不能自圆其说吗？

索靖的身份本不是问题，却在出师颂书法上成了问题，也因此而成为鉴别出师帖真伪的要点。索靖不是“征西司马”，是征南司马，史籍都这样记载。

《宣和书谱》卷十四草书二“索靖”章节载：“索靖字幼安，敦煌人，张芝之姊孙也。官至征南司马。少有出群之才，与乡人汜衷、张魁、索介、索永俱游太学，时称敦煌五能。及举贤良方正，对策高第。张勃荐之，谓靖才艺绝人，宜置台阁。经史之暇，喜作字，遂以章草名动一时，学者宗之。如欧阳询以翰墨自名，未尝妄许可，路见靖碑，初过而不问，徐视乃得之，至卧碑下不忍去。王庭尝得靖书，每宝玩之，遭永嘉丧乱，乃四叠缀衣中以渡江。故论者以为飘风忽举，鸷鸟乍飞，以状其道劲。或以谓如雪岭孤松，冰河危石，以状其峻。或以谓精熟至极，索不及张芝；妙有馀姿，张不及索靖。或以谓八分亚韦钟，楷法过卫瑾。何其得誉之甚！有至于此，非特人誉之也，而其自许亦甚高。尝谓上稽科斗鸟篆之文，幽穷造化物象之奥，可以命杜度运指，张芝回腕。要是靖自得意处，宜其刊名与羲献相后先也。今御府所藏章草四：

璺就章，月仪，出师帖，七月帖”。

乾隆十年成书的《石渠宝笈》之〈宣和书谱〉卷十四草书二“索靖”章节载：“索靖字幼安，敦煌人，张芝之姊孙也。官至征南司马。”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钦定《四库全书》之〈宣和书谱〉卷十四草书二“索靖”章节载：“索靖字幼安，敦煌人，张芝之姊孙也。官至征南司马。”

《宣和书谱》记载索靖为“征南司马”，为其御题的宋徽宗却写出了“征西司马”，名实相悖，这对文牍一丝不苟的宋徽宗而言，显然令人难信。此公风流雅胜，治国无方，治学却有术，以严谨见长，尤书画上钩深致远，探骊得珠，造诣非凡。他对艺术要求精而又精，人才选择拔犀擢象。他自己的作品更是大含细入，云兴霞蔚，独现功力，成为风流蕴藉，令人击碎唾壶。除了一等翰墨，他在文字上亦另有一功。中国文字历经篆、隶、草、楷，至唐时已成定格，宋徽宗赵佶却自出机杼，独创一体——瘦金体，在中国文化史上独树一帜。据此，他会在出师帖这样的绝世秘籍、缥湘精品之上留下如此明显的笔误而致世人诟病吗？出师帖出现“晋征西司马索靖书”这样的“御题”，说得轻一点乃强差圣意。若用瘦金体标明“晋征西司馬索靖書”，这样的造假倒还算得上到位。由此可见王世贞岂不给忽悠了。

征南司马“南”者所指是不是惠帝之后贾南风？诚然值得研究。就事论事，《宣和书谱》记载的是“征南司马”，只能以此为指南。《宣和书谱》到宣和本，宣和本到宋徽宗御题，之间出现误区，当然不合常理。继续认为标明“晋征西司馬索靖書”这八个字的才是宣和本的出师帖的，可休矣。不过，标明“晋征西司馬索靖書”的出师帖还真的有，这就是清拓出师帖，正文字体与宣和本出师帖如出一辙，同样缺一“我”字。特点有二。其一，释文刻于正文每字右旁，为何人所刻不详。其二，“皇运来授”之残损“来”字释为“来”字，因而行间距被扩大。从该帖与宣和本出师帖特征相同情况看，宣和本出师帖原石至清代尚存于世。清拓本尚显“皇运来授”，早于清拓本一千多年的隋人书怎么会写出“皇运未授”？这件手卷，不光书法上有问题，文章上同样有问题。这也许是历史上最后出现的出师帖，一个“来”字，让出师颂正本清源，返璞归真，仿佛在告慰史孝山，告慰索靖。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宣和御府所藏出师帖具有哪些特征，没有提及，因为《宣和书谱》“立目不录文”。标明“晋索靖出师颂”的出师帖实实在在，不留假象，毫无破绽，朴实无华，默默固守着宣和本的本来面貌。然而宣和本出师帖的特征已被许多专文论及，归纳起来具有以下特征：其一，帖首标明“晋索靖出师颂”，没有宋徽宗御题。其二，帖前刻有宋徽宗双龙圆玺，下端为“宣”“龢”方形连珠印。其三，正文末“显显令闻”之闻字下方刻“書印”小方印，下端连刻“文藝薮澤”大方印，右印款“文藝”二字刻入正文“我将军启”之“我”字下端与“启”字上端。其四，帖尾刻有“政和”长方半印，“永存”长方半印，二印为三分之二大小。拓本最大特点是字体连绵流贯，毫无奇崛生涩，字字清晰，章草书法焕然如新，历经数百年岁月毫无黯黮之相。尤“人神攸赞”之“人”字，左边一捺竟连枯笔都被显出，一如手书，无愧于下真迹一等。“薮泽”，指人或物聚集的地方。文藝薮澤这四个字也只有用之于御府才贴切。况“政和”、“永存”这样的文字也不是等闲物上敢用。有文章论及出师颂相关拓本出自同一原石的情况，应该是存在的。考帖尾“政和”“永存”为半印，实出于出师帖原石被释文所占之故；却又不敢多占，只占去三分之一耳。这位借大名家索靖而流芳百世的好事者即是明代篆刻家章藻是也。而藉此认为此本即全部是由章藻所刻，此观点有误，不能成立。理由有二。其一，章藻只能完成他自己的文字即释文，无法另刻一件宣和本的出师帖，像出师帖这样的刻本，非朝廷力量不可。只要将他所刻释文与出师帖相比较，功巧泾渭分明。章藻是在得到了宣和本出师帖原石后，为充分利用之，更为“傍大家”以传世而刻了释文。不过章藻也确实摹刻过宣和本出师帖，但所刻为双线刻，且三页中摹刻了后两页。

《宣和书谱》同样有“萧子云”的章节，同样有收藏他书法的记载。《宣和书谱》卷十七草书五“箫子云”章节载：“萧子云，字景乔，晋陵人，官至侍中。善正隶、行草、小篆、飞白，而正隶、飞白尤工，意趣飘然，仃骞举之状，而世多其草字、正隶。初学王献之，晚学钟繇，乃能研二家之妙。梁武帝遂以为二王可以比迹，亦雅为齐高祖所重，尝谓子云书日：“笔力劲俊，心手相应，巧逾杜度，美过崔疟，当与钟繇并驱争先。子特作草隶，遂逼于卿。”其见赏如此。尝以飞白作一萧字于建业壁间，后人取其壁入南徐海榴堂中，以为奇观。至唐有李约，复载归洛阳仁风里，构大厦以覆之，目日萧斋，张谂特为记而序其事。初子云以书得名，时百济国使人至建业求书，适子云出麾东阳，维舟将发。使者望舟次远三十步，辄落膝丐于前曰：“侍中尺牍之美，远流海内，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云为停舟三日，书三十纸与之，当时以为荣。今御府所藏三。”这里的“三”应指“书三十纸”中的三纸，否则当另有立目。《宣和书谱》没有言及萧子云出师颂。

“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出师颂在历史上被许多要人、名流所收藏，譬如北洋政府秘书长张伯英，他为自己取“小来禽馆”的斋名，可见对邢侗选辑“来禽馆帖”出师颂感情殊深，实显出对索靖及其书法之酷爱。但该帖破损严重，不堪所用。这位研究了一辈子出师颂的张伯英张大人最终还是得到了出师帖，惜这位“东涯老人”只得到了原拓出师帖三页中的第一页，另两页则是大跌身价的双线刻，即章藻摹刻的双线刻《戏鸿堂帖》。此帖帖后留跋云：“鸿堂出师颂文寿承摩予斋木刻本李文勤公心远堂旧藏世所希有此刻可与之抗惜存三之一耳李书楼摩此颂变其行次点划细瘦尽失其茂密之致此书或曰萧子云或曰隋人均属臆测固未必征西其书自出月仪上丰肥而不重滞由笔力健举也文藝薮澤艺字鸿堂失摹赖此存其梗概”。这位1949年去世的晚清书法大家张伯英，对帖内文字的研究是有成果的，他在帖后与留跋中缝处注有这样十字：“有汉有误为顯顯误顒顒”。张伯英治学严谨，令人赞佩。但就是这样一件拼凑起来的“一页宣和二页章”的出师帖，亦是被马思赞、蒋春雨、张庭济收藏后才到得张伯英手上的。现藏故宫。而这一页，被示为“自宣和帖原石拓出”。此更佐证本文之出师帖即是宣和本原石之帖。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张伯英以后鲜有出师帖消息，直到十年前才出现隋人书出师颂。其实故宫对这件书法从未说过它是索靖的墨迹，始终说它是隋人所书，问题是社会有一种条件反射，一听到出师颂，立刻会想到索靖，就好像只要提及兰亭序，就想到王羲之那样，形成了一个思维上的惯性与定律。这都是因为索靖书法已见不到了的缘故。隋人书手卷自身存在的问题则自当别论。今天还能有这样一件来自于宣和本出师帖原石的帖子存世，还能让世人目睹草圣索靖的书法真貌，同时还能见到章藻的释文，可算万幸之事了。这样的观点，实在说来并不过分，假如它不是宣和本出师帖，那宣和本的出师帖在哪里？是个什么样子的？又有谁能够提供出来？该帖同时与文徵明收藏过的宋最佳刻本大观帖之王羲之正楷《佛遗教经》合而为本，自是不可小觑的了。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总起来看，至少有两点可以认下来：一个是作品以外的“西”字，另一个是作品以内的“未”字。都可以把它们看做补偏致弊，适得其反。细节决定成败在文物上更是如此，常常因为一个细小之处而否定了整体。可为什么在出师颂问题上不要细节了？对出师颂的研究，这应该是好事，因为真理越辩越明。经过有意义的研讨，可以出现许多有关出师颂的文章和观点。本着这样的心态，兹抛砖引玉，吹箫求凤，恳盼与朋友们交流，更盼着有另一或更多的宣和本出师帖出现。由于出师颂从史孝山到索靖，从文章到法书，又从索靖到萧子云，还有宣和与绍兴，等等，影响深远，研究领域广阔，完全可以成为像“红学”那样的“颂学”。它需要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事关汉祚，诞生了史孝山《出师颂》文章；事关晋祚，诞生了索靖《出师颂》法书。书法与国家命运相联系的，唯有《出师颂》，这成为它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所在，更显出它丰富的情感与思想的活力，以及艺术的无穷魅力，因而使之有别于其他任何一件书法作品。章草为中国书法有规矩向“不规矩”转变的产物，因为“不规矩”，有些字体的认读与今天的认读是有不同的地方的，所以出师颂书法字体很值得研究。诚为个人之管见，欢迎朋友们无情地批判。

百扇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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