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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书家评论系列·杨 雯】杨雯的大草世界——兼谈大草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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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4 15: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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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雯的大草世界
——兼谈大草的几个问题


贺进

可以说,帖学大草的创作在当今是处于“高位”的巅峰时期的。我们知道,自魏晋至今,关于帖学的创作乃至研究始终是没有中断的。所谓的帖学,更多的是基于书体而言的,比如帖学体系中,主导的书体还是行书与草书,也就是一些学术上的定义为“动态艺术形式”。魏晋时期的帖学为后代帖学奠定了无法企及的高度,以至于发展千余年来都以魏晋为“标杆”,百年后的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等因素的原因,帖学处于停滞的状态,以碑学体系树立起另一种书法意识形态,隋至初唐,也延续碑学体系,直至盛唐、中唐乃至晚唐,帖学又一次兴起,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行草大家都是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出现的。十六国时期还是由于动荡的政局等原因,帖学又一次中断,直至宋之后,直至清,帖学又一次引领书法书法的审美视角,当然清中期乃至晚期,碑学也一度兴盛,但是这并非与帖学背道而驰,而是两者共同发展,民国时期的帖学则以恢复魏晋文人“手帖”的形式为帖学开拓了新的艺术样式,建国至文革时期,乃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毋庸置疑,政治斗争影响了书法艺术的发展,直至新时代发展至今,帖学体系依然是当今书法发展中的重要力量。我们细数帖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在书法史中帖学一直是起起伏伏,但却没有终断,可想帖学的艺术审美在一定程度上为广大的艺术家乃至社会公众说喜闻乐见。

在帖学体系中,草书的创作虽然算不上主流,但是历史沉淀下来的经典佳作却说明草书的生命力是极度旺盛的。魏晋时期的“二王”,由于王羲之的书名盛极一时,其书名得自于他的婉美如水般的行书及小草成就,无论是当时的“王谢”家族还是位高权重的“郗家”大户,都称颂王右军,这大抵是与当时的士族审美有关吧。“中庸”的传统思想让王羲之的行草书更讨人喜欢,直至唐太宗及后代诸帝王都喜王羲之书,这样的历史沿革注定王羲之成为了“书圣”,在这一点上我也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在这样的观点上我却为王献之叫屈,在父亲如此书名的影响下,王献之却承受着更大的压力。王献之的才气不比父亲差,从书法上来说,他正是看重父亲盛名的情况,所以他力图摆脱这一现象,在书法中融入更多的新的元素,摆脱王羲之的书法意识形态,所以流传下来的书作多以大草为主,然而这样的书法缺不为他人所承认,如当时的谢安曾多次嘲讽他,并遣他为“太极阁”题匾,有一次王献之曾书信谢安,却被谢安在信后“跋尾”批评他的书法,然后将原信退回,质问他与其父书法高低等问题,这都是有意无意间嘲讽王献之。数百年之后,唐太宗极度推崇王羲之,却将王献之做反面教材,宋代大书法家米芾也瞧不上王献之书法,并以谢安“跋尾”讽刺,不得不说,米芾的书法风格其实是很受王献之影响的,就连据传王献之的唯一流传下来的《中秋帖》都为米芾裁剪后仿制,但他为何又这样嘲讽王献之?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我之所以为王献之鸣不平,其实是为大草的鼻祖叫屈,真正的大草其实源于王献之,他的书法不同于王羲之的涓涓行云的特点,他敢于突破行书乃至小草书的藩篱,并开创出“一笔书”的书写体势,无疑是为今后的大草风格奠定了基础,此后的唐代草书书家如张旭、怀素、李白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王献之的启发,明清时期的徐渭、傅山、王铎等大家的大草乃至狂草作品也受到王献之的影响。

如果说在草书概念上讲,应该包含两种观念,一是“草形”,一是“草意”,两者融合一起便是草书应该达到的境界。一幅草书作品如果只有“草形”而无“草意”的表达,其作品是缺乏艺术声明表达的,如果具备“草意”却无“草形”,则会让作品缺乏技法及形式上的内涵。所以说两者都具备才是草书的理想境界。我们对草书的评判标准大概也必定借鉴这两种观点。

可以说当今擅长书写草书的作者不是很多,尤其是擅长大草及狂草的书家更是少之又少。我们知道,草书的表达更多是感性的表达,所谓感性表达更多是指情感的宣泄与表达。当然理性对于草书也很重要,但是缺乏感性的表达在创作时会有很大的局限,比如大草书家徐渭,他创作的大草作品恣肆狂放、奔放不羁,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这都源于他创作激情的表达及心性的自然流露。当今书写大草的书家中,则以理性居多,更多的大草书家很能去研究线性、字法、空间等细节,却在“任笔为体”上做的不够,所以呈现出来的作品让观者无法激动。

我对杨雯的草书认识是这样的,他的草书作品给人的视觉冲击力是很强大的。他的草书不拘泥于点线面的细节分析,更多是在整体上的有机统一,我们看杨雯的草书,无论是墨色的变化还是空间的布白、线性的表达等等各方面,他都做到有机的统一,这种统一当然不是源于他的“经营布置”,草书需要经营,但贵在任意挥洒的表达。我没有见过他书写草书的情形,但是从他的作品中却能看到书写时的畅快,以及挥洒笔墨时的酣畅淋漓。“草意”表达这一点上我想他是有了深刻的思考,时而涓涓流水,时而恣肆狂放,其实就是自己心性自然流露赋予作品的那种生命力,杨雯由于个人的性情富有激情和突出的思想,使得他对草书的驾驭能力远在其它草书书家之上。当然,大草的“任意挥洒”并非是天马行空的漫想,这种感性的表达还基于一定的“度”的把握,这需要作者对作品有一定的掌控力及感知度,我们从杨雯的草书作品中,能看到他的“任意挥洒”也是有“度”的把握的,无论是墨色的变换还是字的穿插、布白等还都是限于“法度”之内的,我想这样的观念对于他的草书作品来说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前段时间曾见他临摹王铎行草条幅作品的视频,我很难想象如此擅长大草创作的书家,在临摹的过程中能够做到如此“精准”。“精准”对于临摹来说至关重要,只有临摹上做到“精准”,才会在创作中吸收更多的元素。杨雯在临摹中能够把握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在书论中曾说到,书法讲究“取法为上”,也就是说无论书法艺术表达如何面目多样,但是最终还要秉持对经典的敬畏之心,每一笔每一画都要有来处,取法高古自然会导致作品的水平。这对于草书创作来说也是一样,大草表达更多的是“感性”,但是更不能缺少“理性”认识,“理性”包含多种层面,比如对章法的布局、点画的精准等等。只有基于“理性”认识之上进行的“感性”表达才是最有说服力的,我想杨雯的草书是有这样的认识的,他的草书作品取法很高,其中对魏晋草书的形态有所吸取,还有唐代草书的形式也有借鉴,当然明清草书的情感表达上他做到了一定的高度。我想这样的“理性”观点必定会让他的草书作品更加耐看。

杨雯在当今书法家中是一位佼佼者,他做到的不仅仅是对草书的理解,更多的也是在草书的表达之上参入的深刻思想内涵。近年来,他获得更多的书法奖项,这说明他的草书作品为大家所肯定,我希望他会越来越好!
发表于 2013-12-21 19:0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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