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宋拓本足以雄矣——索帖论之十

沙子古浪

得宋拓本足以雄矣
——索帖论之十
沙子古浪
　　　 《中国历史书法年表》记载:“ ……■239—303 三国蜀后主延熙二年—晋惠帝太安二年索靖《幼安》作《草书状》 。索靖书 《月仪帖》《出师颂》……”（原文照录）
　　　宣和本索靖《出师帖》的出现是书法界的一大幸事，同是史学界、文化界的一大幸事。它的历史文化价值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其一，能够得见标准型章草笔触。其二，能够反馈西晋史。其三，能够反制对《出师颂》的认识。其四，能够还《出师颂》本来面目。其五，能够弥补索靖《出师颂》的缺位。其六，能够为临习章草提供善本。
　　一、 标准型章草笔触
    原始型章草   原始型章草特点是章草法度在字中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因处在初始阶段而具有初始性质。其代表作为各种汉简，如史游《急就章》等。
　　　简章型章草　  简章型章草特点是章草带有一定的汉简风格，向规范性章草过渡。其代表作为张芝《八月帖》以及陆机《平复帖》等。 　　
　　　标准型章草    标准型章草特点是全帖之章草法度稳定，在简率的笔意中显现隶书的底蕴，堪称章草之典范。其代表作为皇象《急就章》、索靖《出师颂》等。以上论点见章草专著《章草大典》。
　　　从明代文坛领袖王世贞谓“索靖书史孝山《出师颂》，章草，苍郁深厚，古雅天成”，“以其体最古雅不落尘也”成为其书法流变观的核心，到清代大书法家、香泉体创始人陈奕禧《隐绿轩题识•临索征南》中之谓：“章草以索靖、皇象为宗，此书家之星宿海也，备极精微，甚多突奥。明乎此，而后其法得矣！”及至清末进士、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康有为所言“若欲复古，当写章草，史孝山《出师颂》致足学也”，不难发现，“古雅”成为标准型章草的基本特征。它是这一书体的亮点，是晋人气格的文化符号。
　　　章草书法研究专家余德全先生编著的《章草大典》，将章草分为七个类型：“一是原始型，二是简章型，三是标准型，四是章今型，五是今章型，六是正章型，七是章篆型。”在章草第三类型标准型一节内，具体指出了标准型章草的特点：“简率的笔意中显现隶书的底蕴，堪称章草之典范。”对标准型章草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章草大典》指出：“皇象的《急就章》，索靖的《月仪帖》、《出师颂》等是其代表。”由此，索靖章草及其代表作《出师颂》是标准型章草有了定论。索靖作为标准型章草宗师，书法地位至高无上。《章草大典》同时指出：“由于章草是从隶书演变而来的，有些字完全和行、草、楷书不同，绝对不是把上述‘蚕头雁尾’和右斜捺凝重的笔调参杂写成的，要参考前人的书迹，要有本有源，才不至于谬误。”可见，一方面，章草是经历了时代衍变而出现的，另一方面，解读它却又容易出现谬误，体现在单纯把书体的“蚕头雁尾”等笔调视作章草。说明章草尤标准型章草的书写有讲究，否则清代书法大家陈奕禧不会说“伯英只许幼安知”这样的话。对章草历史衍变的解读，窃以为南朝梁代文学家、书法理论家庾肩吾《书品》对章草的诠释至为切当：“寻隶体发源，秦时隶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见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难制，遂作此法，故曰隶书，今时正书是也。草圣起于汉时，解散隶法，用以赴急，因草创之意，故曰草书。”这一字体自身的章法，这一字体与汉章帝的关系，形成了两种认知。汉章帝之于草书的确立与推广，作用不可低估，这归因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形成了唯帝王价值观马首是瞻的社会风尚，这必然反映到书法书体领域，并决定了它们的价值取向。尽管对章草之“章”与章帝之“章”之间的关系见智见仁，但对于帝王的书法价值观必然影响社会的书法价值观这一点，应予认同。《书品》认定了当时“善草隶一百二十八人”，索靖的舅公，东汉末草书大家张芝（号伯英）被列于草圣之首——“伯英以称圣居首。”索靖传承了张芝的书法衣钵，在继承的基础上将章草发展为标准型章草，因而被尊称为后张芝时代的草圣。这归因于其家族的书法渊源，乃因索靖的奶奶是张芝的姐姐，无怪乎陈奕禧发出了“伯英只许幼安知”的感叹。陈奕禧言下之意旨在强调只有索靖得到了张芝草书的真传，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标准型章草，其最高境界即是他的《出师颂》。
　　　索靖章草法帖《出师颂》展现了标准型章草的笔触。

二、 反馈西晋史
   
　　　一件书法，一段历史。索靖《出师颂》蕴含着西晋一段英勇斗争史。索靖（公元239—303）,字幼安，西晋时期敦煌龙勒（今属甘肃省）人。他出生在一个累世官宦之家，父亲索湛，担任过北地太守。索靖年轻时就有“逸群之量”，与同乡汜哀、索永等五人均在太学读书，才艺过人，被称为“敦煌五龙”。索靖“博经史，兼通内纬”，在文学和书法艺术上造诣很深。索靖又是一位思想家，当时的显官名士如傅玄、张华等人，对索靖非常赏识，都乐意和他交朋友。索靖平生著述除《草书状》等书法专著外，还著有《五行三统正验论》一书，以及《索子》、《晋诗》各20卷等。索靖一生担任过西晋的重要官职，初拜驸马部尉出守西域，官征南司马、尚书郎，酒泉太守、大将军、散骑常侍等职。《晋书•索靖传》记载：“靖有先识远量，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成语“铜驼荆棘”即出自索靖，表明索靖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铜驼荆棘后被用作形容国难当头或山河残破的常用成语。
　　　大凡在历史上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书法作品，总是与一定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与历史事件相联系，本身又光彩射人的作品，才可能为世所重。索靖《出师颂》正是这样的一件作品。《晋书•索靖传》载：“元康中，西戎反叛，拜靖大将军梁王肜左司马，加荡寇将军，屯兵粟邑，击贼，败之。迁始平内史。及赵王倫篡位，靖应三王义举，以左卫将军讨孙秀有功，加散骑常侍，迁后将军。太安末，河间王顒举兵向洛阳，拜靖使持节、监洛城诸军事、游击将军，领雍、秦、凉义兵，与贼战，大破之，靖亦被伤而卒，追赠太常，時年六十五。后又赠司空，进封安乐亭侯，谥曰莊。”据此可知索靖之非凡。索靖领兵作战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与西戎反贼作战，击贼获胜由荡寇将军迁始平内史。第二阶段转入对司马伦、孙秀逆贼的讨伐。此时即是西晋“八王之乱”之际，索靖遂转入讨伐孙秀等的争战，直至为国捐躯。“八王之乱”持续了十六年之久，死亡几十万人之多。是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在西戎反贼进犯中原大肆杀戮王公士民的烽火狼烟中，面对内忧外患，索靖恫瘝在抱，士民之痛犹如痛在自身，遂于元康中（公元290年）受朝廷之命率兵与贼作战。战时在甘肃通渭平襄镇，索靖挥毫录写了东汉文学家史孝山文赋《出师颂》，作为战斗动员令。《出师颂》便是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于战火中的战斗檄文。当年西戎扫荡劫掠凉州，东汉朝廷诏命将军邓骘率左右羽林军、北军五校部队及各部军队以讨伐，汉安帝刘祜与太后邓绥亲自在平乐观饯送邓骘。文学家史孝山创作了汉赋《出师颂》，鼓舞士气。索靖在西戎再次进犯中原之际录写史孝山《出师颂》，除了鼓舞士气，更为决胜千里。正是索靖“屯兵粟邑”期间所写《出师颂》为世所知，为世所赞，以致千百年来讲到《出师颂》便联想到索靖，就像说到“兰亭序”就会联想到王羲之那样,形成了《出师颂》思维或思维定势。这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对文化的认可。有文化认可才能上升为文化现象，而文化现象势必形成文化概念。
　　 以确凿的文字反映索靖写作《出师颂》这一史实的，是宋末元初著名学者、程朱理学的忠实传承人张頯（张达善）。张頯在其写的隋人书《出师颂》题跋中，将索靖书写《出师颂》的时代背景、写作时间与地点作了明确陈述：“元康中西戎叛，拜靖大将军梁王彤左司马。时欤冀西平襄之役，无足称者，侯书是颂也”。“侯”，为索靖卒后朝廷所加“安乐亭侯”之封号，这里显示张頯对索靖之尊，同时表达了他对索靖的一腔敬仰。张頯言“平襄之役无足称者”，堪为公允之词，指出了索靖身为文官却要带兵打仗的无奈——可见当时的晋室已派不出很合适的武将为帅，索靖领兵出师委实系国难所须。“侯书是颂也”，表明索靖是在平襄之役中写下《出师颂》的。这一段题跋原文为：“宣和书谱定为晋索庄侯书，意元康中西戎叛，拜靖大将军梁王彤左司马，时欤冀西平襄之役无足称者，侯书是颂也。”张頯之跋同时表明：宣和秘府是清楚地知晓索靖《出师颂》写作于平襄之役这一史实的。事实也是这样，张頯所知晓的索靖写《出师颂》的情况，宣和秘府会不知晓吗？宣和秘府所掌握的索靖及其《出师颂》的情况较之张頯只会有过于而无不及。
　　 东汉安帝时出现“西戎不顺”，诞生了史孝山的《出师颂》文赋。西晋惠帝时又出现了“西戎反叛”，受命出征的索靖扬其所长录写了《出师颂》赋，从而诞生了《出师颂》法书。这是历史的延续，更是文化的延续。以文学式样出现的《出师颂》与以书法形式出现的《出师颂》，在不同历史时期却共同演绎了让文化发力为国家站台、做开路先锋成领军大纛，向进犯中原的逆贼下的宣言书。由此显示出了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在特殊时期可以成为特殊武器的历史事实。因而文化作为一种力量同样具有战斗力，而且文化的力量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晋书》载，索靖捐躯后，他的几个儿子继承其遗志，亦相继为国捐躯。一门忠烈，可歌可泣。少有书法作品像索靖《出师颂》那样洋溢着大无畏的民族节气以及高雅的晋人气格。
三、 反制对《出师颂》的认识
    索靖是一位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前贤，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不光在于他的《草书状》专著为章草书法提供了理论体系，使章草书法上升到艺术的高度，在汉字学中拥有了很高学术价值，在书法学中拥有了很高文化价值，更在于他在国家危难关头写下的不朽巨作《出师颂》对中国书法产生了的深刻影响。西晋时代，中国书法在前代草圣张芝简章型章草基础上开始向标准型章草过渡，这一历史任务的实践者正是索靖。索靖章草书法为研究章草的转型提供了实物，其研究价值正在这里。中国书法艺术作为一门独立的文字线条艺术，这一点在索靖《出师颂》书法中发挥得淋漓酣畅。
　　　索靖写《出师颂》的地方甘肃通渭平襄镇，一千六百多年后，正是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写下不朽诗篇《七律•长征》的地方。一个小城镇在历史上诞生过两件伟大的书法作品，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上天的有意安排？历史有时确会出现难解的现象。《长征》写于当年诞生《出师颂》的同一地点——平襄镇小学校内，这一史料在通渭平襄镇政府官网上可见并可下载。有文章言《长征》写于腊子口，显然有误。《出师颂》与《长征》诞生于同一地点姑且认为是历史的巧合，但两件诞生于不同时期的法书都出现了漏字，形成了一个相同点，就不能不令人称奇了。索靖挥写《出师颂》时许是完全进入了无“我”的状态，以致将史孝山《出师颂》赋中“况我将军”的“我”字漏却。而诗作没有出现过漏字的毛泽东，却在《长征》诗中出现了漏字——“大渡桥横铁索寒”句中将“索”字漏却。从该诗墨迹可见，“索”字是后来补加在“铁”字旁边的，由于空间很有限，“索”字只能写的很小。而漏写的这个“索”字恰是索靖之姓，又与索靖相关。许是毛泽东挥写《长征》时想到了索靖的《出师颂》而漏写了“索”字？个中玄妙，耐人寻味。《长征》作于1935年，从毛泽东在1962年4月20日重写的两佚《长征》书法手卷看，不论是“金沙浪拍”或“金沙水拍”卷，“索”字均为漏却后所补写，这表明毛泽东当年在平襄镇写的《长征》手卷也是漏却了“索”字而后补写的，为保留或还原该卷原貌遂在1962年的手卷上再现了对“索”字的补写。以此而论，假如索靖后来继续挥写《出师颂》，很可能仍然是“况将军”。正像《出师颂》达到了标准型章草书法最高艺术成就那样，《长征》手卷不光在毛体书法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更是中国诗歌宝库中的灿烂明珠。无论是对波澜壮阔的长征史而言，还是对丰富多彩的诗歌史而论，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是我国文化界对《长征》一致的评价。它所以享有如此崇高的历史地位，是因为它的诞生与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事件紧密相连，字字负载着长征路上的种种艰难险阻，饱含中国共产党人的万般豪情壮志，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了起来，因而无论从书法地位还是从历史地位上评价它，都不至于过高。毛泽东未经长征，焉有《长征》？索靖《出师颂》亦然。这两件共同诞生在民族危亡时刻，又诞生于同一地点的不朽书作，却又都出现了漏字，使得这两件书作在熠熠生辉的光环之中仿佛陡生几许“灵异”之色，给对它们的研究添加了别样的题外之话。
     章草为行草乃至今草的创立奠定了基石。章草是行草与今草的必经阶段。唐初，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向太宗李世民晋献王羲之书作，以及王羲之叔父、东晋三朝宰辅王导十世孙王方庆为凤阁侍郎时有累代族祖书迹凡二十八人计一十一卷献于朝廷之故，使当时的书法价值观随帝王所好而偏重于王羲之书法。李世民不仅倡导王羲之书风，“当贞观年中，鸠集二王真迹，征求天下，并充御府”，还亲自为《晋书》撰《王羲之传》，由此出现了“右军之外，一步不窥”的状况，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内索靖及其章草被淡出了书坛，在唐代窦臮、窦蒙兄弟编纂的《述书赋》中，居然没有索靖的名字，甚至也不见张芝的名字。由于唯右军书法为是，自上而下的模仿使得赝品充斥于世，“假他人之姓字，作自己之形状。高风甚少，俗态尤多。吠声之辈，或浸余波……国初时好为伪迹。其《大急就》称王书，及七贤书假云薛道衡作叙。及竹林叙事，并卫夫人‘咄咄逼人’。嵇康绝交书，并怀琳之伪迹也。”这些论述都有史籍记载。李世民像他得天下那样欲得到所有的王羲之真迹，结果竭泽而渔。假如李世民把心放平一些，不去苛求更多的“王羲之真迹”，说不定还能保留下来几许王羲之墨迹。李唐一朝“重王抑索”恰恰给其后潜心研创书体的宋徽宗得到索靖墨迹留下了契机。宋徽宗像李世民搜求王羲之书法那样搜集索靖存世书法，终得四件，分别是《急就章》、《月仪》、《出师帖》、《七月帖》（见《宣和书谱》）。因而清乾隆时书法家王文治这样评价宣和秘府与《宣和书谱》：“晋人精神全赖宋帖以存。” 南朝宋明帝时书法家、藏书家、位中书郎、廷尉的虞龢所著《论书表》记载：宋明帝刘彧(466─472)时，朝廷尚藏有“张芝縑素及纸书四千八百廿五字”，藏有“索靖纸书五千七百五十五字”。从这些纸书数量上看，可达百卷之巨。然至宋徽宗时索靖书迹仅存四件，可见历史名迹的不断灭失是一件很无奈的事。历史名迹遭规模性毁灭，在历史上有六次之多，王世贞总结为“六厄”并痛心疾首。   
　　　从张頯《出师颂》题跋不难看出，他对索靖《出师颂》情有独钟，研究精深。讲到这一点，有一个坎似乎过不去：即张頯之跋究为何本《出师颂》所题？鄙见：张頯之跋系为历史上的隋人书《出师颂》所作。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解读张頯的题跋，都能说明这一点，同时也说明历史上确有隋人书写的《出师颂》。本文不在这个问题上赘述，仅对张頯所跋意义上的隋人书《出师颂》的鉴别要点略陈管见。要点有二。其一，正文应当是“皇运来授”而非“皇运未授”。张頯那样作风严谨的朱熹传人，是不会发现不了隋书《出师颂》中“皇运未授”这样的谬误的。他对此未有议及，说明隋书《出师颂》中应是“皇运来授”而非“皇运未授”。大汉至汉安帝时皇运已授十二之纪，怎言“皇运未授”？其二，太平公主“三藐毋驮”收藏印章为黑色而非朱色。关于这一细节，同为唐人的书画理论家张彦远（815—907年）所著《法书要录》作了解说：唐中宗时太平公主曾将宫中名迹“倾库悉与之”，“别造胡书四字印缝”，作为她个人之藏赠予“宰相各三十卷，将军驸马各十卷，自此内库真迹，散落诸家。”可知刁蛮任性的太平公主确有一枚玉斫胡书“三藐毋驮”的印章。张彦远称：“有商胡穆聿在书行贩古迹”，太平公主印章用梵语胡书，成为她与胡商相勾结贩卖书迹之证。关于这枚胡书印章用墨涂一事，张彦远《述书赋•下》如是说：“印验则玉斫胡书，(三藐毋驮太平公主武氏家玉印有四胡书，今多墨涂，存者盖寡。梵云“三藐毋驮”四字也）金镌篆字。”文字中透露出这样一件史料：太平公主李令月在武则天死后因谋反被唐玄宗发兵擒获，赐死于家中，死后，她的生前之物被毁，能够留存下来的盖有胡书印章的名迹之上，其印章已被黑墨所涂，而这样的名迹，在张彦远所处的唐乾符年间已是“存者盖寡”的了。这距离太平公主死后已将近200年。
　　　梵语“三藐毋驮”的含义，净空大法师在《认识佛教》一片中解释说：“无上正等正觉”。由此看来，既不正又不觉的太平公主之胡书印章后被黑色所涂，倒也色如其人。
　　　乾隆最想学宋徽宗，凡有宋徽宗留题的名迹一概照收，因此在《石渠宝笈》中对“隋人书《出师颂》”有两次题记。乾隆倒是个虔诚的“赵粉”。然而乾隆的第二次题记“前所识语之误”，却明确表示了他第一次的题记是错误的，误在了将不是索靖的《出师颂》认作索靖《出师颂》而摩刻在了三希堂帖中。当他后来发现《淳化阁帖》虽有索靖作品却没有索靖的《出师颂》时，遂又“记下”。看来学宋徽宗不是那么容易的。
    宣和本索靖《出师帖》的存在，成为对《出师颂》认识的一种反制。
　　　
四、 还《出师颂》本来面目

　　　对《出师颂》的判定，曾以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六一中的一段话为依据，即“绍兴本”说——“隋人书”《出师颂》为“绍兴本”。但恰恰是王世贞，随着对《出师颂》研究的深入，自己推翻了先前的观点，在后来对《出师颂》的论述中，再也不见了“绍兴本”一说，代之而起的是他的“宋拓论”。这显示晚年的王世贞已彻底扬弃了先前在《出师颂》问题上持有的观点。
　　　王世贞晚年所作的《艺苑卮言》是一部博大精深的鸿篇巨著，对自秦汉至明代各家各体各作品给予了广泛而又深刻的评说与评判，精彩篇幅比比皆是，集中代表了王世贞与时俱进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对索靖及其《出师颂》有了全面和完整认识基础上，王世贞对中国书法也有了精辟的见解，从而完成了他的书法流变观，即：“行草自二王外，独有皇象、索靖及亮白一纸耳。何也？以其体最古雅不落尘也”（“亮白”，即王献之《亮白帖》）。对古雅的认识与定位，成为王世贞书法流变观的核心。在《艺苑卮言》第八卷中，王世贞这样评价张芝与索靖：“张芝、索靖并用古体俱足，周事飘乎若起鸿之乘劲风，腾麟之蹑惊云。”而他关于“章草古隶之变也。行草今隶之变也。芝旭草又行草之变也”的观点，则成为他对中国书法的精辟归纳。学者们关于王世贞书法流变观方面的文章，互联网均可查阅。
　　　王世贞对索靖《出师颂》的认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六一中的观点为代表，即提出了“绍兴本”一说，同时表达了对萧子云《出师颂》的厚爱以及对萧书永绝的抱憾。第二阶段，以《艺苑卮言》中的观点为代表，即扬弃了先前的“绍兴本”说，前提是知晓了宣和秘府所以不录萧子云《出师颂》的原委：“索靖出师颂，亦有宣和记识，考书谱良合。然宋时诸公极艳称萧子云出师颂，而秘殿不收，盖是唐人临得萧子云颂，因见阁帖内靖数行相类，遂鉴定以为靖出师颂耳。”这一个“考”字形象地传递出了王世贞对《出师颂》进行研究的信息，由是搞清楚了宣和秘殿为什么不收萧子云《出师颂》的原因——所谓萧子云《出师颂》尽为唐人所临，有的字临得与索靖相似而进得秘殿，结果被别具慧眼的宋徽宗识破，因此标明“萧子云”的《出师颂》未能著录于《宣和书谱》。这是王世贞《出师颂》研究中的典型之例。在书法墨迹上同时标明作者，这一做法在唐以前并未出现。从标明“萧子云”《出师颂》的影印件上可以发觉，其字体笔画与章草显异。系统的研究使王世贞不再坚持先前的观点，重新认识的结果使他形成了“行草自二王外，独有皇象、索靖及亮白一纸耳”这样的书法观，亦称书法流变观。第三阶段，以《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七十中的观点为代表，即提出了“唐临本”与“宋拓本”的论断。《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七十对《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六一而言，虽只是增加了近十篇文稿，但是在量化上体现出文稿内容不同与前。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七十中，王世贞毫不含糊地提出了“凡二王得唐临本，钟索以下得宋拓本，亦足以雄矣”的论断。
　　　像王世贞这样的一代文豪、收藏巨擘，改变自己的观念不是一件轻易之事，因为其名重当时，一诺千金。当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无处可印，后有书商称：除非王世贞撰写序言，否则难以出版。据说现在太仓城内仍保留着李时珍驾船前来求助王世贞的“李时珍上岸处”这一文物点。“宋拓”论不仅表明王世贞对索靖《出师颂》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表明王世贞已否定了自己在文彭处所见到的“上有祐陵泥金御题‘征西司马索靖书’”的《出师颂》，乃臆造之品。“祐陵泥金御题”实为无稽之谈，《宣和书谱》卷首刊有历代诸帝为名迹所写的后附，没有宋徽宗的御题；若有，《宣和书谱》焉能不刊？《宣和书谱》卷十四“草书二”《索靖》篇目中明明写着“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张芝之姊孙也。官至征南司马”，宋徽宗作为《宣和书谱》的决策者、审定者，又怎么会在明知索靖为征南司马的情况下写出“征西司马”这样自相矛盾的御题？又为什么所有著录件均不见徽宗御题而唯独《出师颂》有徽宗御题呢？王世贞举一反三，正本清源，遂将在《出师颂》问题上的立场与观点转移到了《宣和书谱》的鉴识之上，最终形成了“宋拓”论。
　　　《宣和书谱》在《出师颂》帖前仅标明“晋索靖出师颂”六字，没有借帝王名头以抬高作品，直截了当，一锤定音，着实彰显出宣和御府在名迹鉴识上的深厚功力，要不然，《四库全书提要》断不会对宣和一朝有“宣和之政无一可观，而赏鉴则为独绝”这样的整体评价。这在否定宣和政绩的同时却又肯定了宣和一朝对历史文化的特殊贡献。事实上自《宣和书谱》以后，就再无索靖《出师颂》出现，很能说明问题了。
　　　《宣和书谱》著录的《出师颂》出自索靖，明代以能得到宋代所传《出师颂》法帖拓本为殊荣，是王世贞“宋拓”论的思想内核。“宋拓”论的提出丰富了《出师颂》的文化内涵，为后人鉴识界定《出师颂》奠定了定海神针。因而这一件宣和本索靖《出师颂》法帖拓本理所当然成为为后王世贞时代的“宋拓本”。
    王世贞底气十足地提出“宋拓”论，表明他后来收藏到了索靖《出师颂》，至少收藏到了宣和本《出师颂》法帖拓本的。假如不是这样，“宋拓”论就会因为缺乏实物作为凭据而失去依托，论点就会苍白无力而难以为继，在社会舆论的凌厉围剿之下不攻自破。而从“绍兴本”说到“宋拓”论，如果没有这样的拓本托底，这么大的一个弯子也是不会转过来的。正因为这样，当有人向王世贞显示索靖《出师颂》“真迹”时，他才会不屑一顾。“唐临”、“宋拓”论原文是：“近日之鬻索靖出师颂、顾恺之女史缄者可知：凡二王得唐临本，钟索以下得宋拓本，亦足以雄矣。”“鬻”（yu），即卖，古代买卖字画常用到此字。知道王世贞为安置所藏，专门扩建了“弇山园”，且尤喜索靖《出师颂》，有人便怀揣索靖《出师颂》、顾恺之《女史缄图》“真迹”找上门，王世贞告诫“真迹”拥有者：凡是王羲之、王献之的名迹若能得到唐临本，钟繇、索靖的名迹若能得到宋拓本，已是万万之幸，足以称雄称霸的了。如果说“古雅”是王世贞书法流变观的核心，那么“唐临”、“宋拓”论则是王世贞名迹流变观的核心。
　　　“唐临”、“宋拓”论的提出正是王世贞研究了各种名迹造假法后的理论成果。这一成果与他研究并总结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名迹造假法密切有关，如为了作旧用屋檐水滴、黄檗水染的造假法，以及双钩填充、照本描仿、集字合成等，不一而足。
　　　《宣和书谱》的巨大功绩就在于保持了索靖《出师颂》进得秘府时的原貌。若将几个残缺字补齐，这对宋徽宗秘府的那些高手们而言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徽宗创办的书画院正供养着一大批职业补手。但没有这样做，这才让这件不朽之作保持住了著录时的原貌。由此体现出历史的本真，因而它的几个残缺字残缺的真，残缺的实。
    索靖《出师颂》的本来面目——
　　　帖前标示“晋索靖出师颂”六字正楷，帖前史孝山右上刻有北宋徽宗双龙圆玺，下为“宣”“龢”连珠印，章草《出师颂》全文，“况我将军”缺“我”字，计197字。“皇运来授”之“来”字残缺，仅见起首一横之半与一竖之上半部，却失部分为残边框。帖尾刻有“政和”长方印、“宣和”长方印，并有“永存□□”半印、“书印”长方印、“文艺薮泽”大方印等收藏印。是本帖后增刻章藻释文，系“明章藻摩刻《墨池堂选帖》”。
　　　“宣和书谱”问世四百六十年后，在明代万历年间出现了《出师颂》热，士大夫文化名流争相以拥有晋人书迹为荣耀，当时除章藻《墨池堂选帖•出师颂》外，尚有邢侗等《来禽馆帖•出师颂》、陈元瑞《玉烟堂帖•出师颂》、王秉錞《泼墨斋帖•出师颂》、松陵陆氏《有美堂帖▪出师颂》以及董其昌《戏鸿堂帖•出师颂》等刻帖，对《出师颂》来了一次广泛的且近距离的接触，仿佛为索靖作了一次宣传，为《出师颂》作了一次普及。不同馆堂的版本所摩勒刻的却是同一字体，反映出它们都是以宣和本《出师颂》为祖本的事实，表明当时的士大夫文化阶层对《出师颂》的认知和判断是与《宣和书谱》相一致的，从而形成了对《出师颂》整体性的历史认可。这些职业书法巨匠对索靖《出师颂》的尊崇则进一步铸实了《出师颂》思维，进而使之定势化。同是那时的法帖拓本，刻工上却有优劣之分，《善本碑帖录》对它们均有评价，还引用了古人将董其昌《戏鸿堂帖》视为“第一恶帖”这样的评价。这证明古人对历史名迹有着极其严格的建鉴识能力与评判标准，发现不对就会拍你的脸，就连工欠与否都不会放过，非要分出三六九等不可。同样，也不会因为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宋徽宗定下的调子就照单全收，例如，王世贞在肯定《宣和书谱》索靖《出师颂》的同时，对《宣和书谱》索靖的《月仪帖》就毫不买账地指出它有问题——系将索靖之字集字而成。仔细验看《月仪帖》，有些字确有移植痕迹，远不及《出师帖》那样一气呵成，全无斧凿之虞。诚然正因《月仪帖》原系索靖的字，徽宗及其秘府是清楚这一点的，方著录于了《宣和书谱》。但这也恰恰说明在对待历史名迹问题上王世贞做到了态度鲜明，实话实说。更说明王世贞对历史名迹的研究是下了功夫的。
　　　对于评价甚高但存世量却极少的章藻《墨池堂选帖▪出师颂》，《善本碑帖录》也给出了原因：章藻历时八年完成《墨池堂选帖》，“原石不久佚毁。”章藻版《出师颂》所以难觅，有了答案。
　　　奇怪而又有趣的是，距离那一次《出师颂》热四百年后，2003年，中国大地再次出现了《出师颂》热，何以如此相似乃尔？似乎某种规律使然。这一次的《出师颂》热，学界形成了“宣和本出自索靖”这样一个共识。而不到十年，这本沉睡有年的宣和本索靖《出师颂》法帖拓本出现了，且形成与之相关联的十余篇研究文章。其实不是不到十年宣和本索靖《出师颂》法帖拓本出现，即在《出师颂》热开始的2003年6月16日，作者在古旧书店门口报摊上竟诡异的买到了最后一张6月14日的《美术报》，由此将作者推入了对《出师颂》的研究之中，且近十年（这张《美术报》一直保存着）。因而认为那一次的全境式大搜“索”浪潮，同时唤醒了沉睡中的又是唯一的宣和本索靖《出师颂》法帖拓本，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观点。假如不是那一次的《出师颂》热，这本《出师颂》法帖拓本也许还将继续沉睡。
　　　如同《出师颂》与《长征》诞生于同一地点又同有漏字让人难解那样，《出师颂》热出现的“两个四百年”现象，亦是让人难以理解，因此而很有趣味，似乎有某种周期律或某种规律性意义上的趣味。且不议有没有趣味，因为它是另一码事，但这后一次的《出师颂》热让许多人士在《出师颂》问题上变得理性了，甚至理性得“离性”了，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第一次的《出师颂》热发生在王世贞“宋拓”论提出之后，章藻上石的《出师颂》亦有可能来自于王世贞之藏，原因是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多次说到章藻这位名震当时的篆刻大家。至于詹景(1532-1602)《东图玄揽》卷三中称“王太常（王世贞）藏索靖书史孝山《出师颂》，章草，苍郁深厚，古雅天成，不犯斧凿”，仍然在拿王世贞先前的“绍兴本”说来说事，这也表明詹氏全然不知王世贞的书法观发生了变化，更不知晓王世贞的“宋拓”论，因为他接着提出了模棱两可的观点：“臆此颂幼安必原书有二本”。如此臆念说明王世贞已明了的问题在詹氏身上仍然是问题，因为他还在臆想着“二本”《出师颂》的问题。然而就在东图先生抱着对《出师颂》的遐想与渴望于1602年在家乡安徽溘然长逝之际，另一头的苏州章藻已经开始了对《出师颂》上石的工程。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地诡异，这样地作酷。
　　　专家在作出以上版本《出师颂》“应归入‘索靖出师颂’系统”的结论时，同时指出宣和墨迹本早已消失，亦指出宣和本“今仅存法帖拓本。”事实上仅存的法帖拓本亦难以得见，百度“度”不出，互联网同样“联”不出（有关的图书馆或可见法帖拓本影印件）。
    宣和本《出师帖》的基本特征正是索靖《出师颂》的本来面目。
　　　
五、 弥补《出师颂》法帖的缺位
   
　　　索靖捐躯的303年恰是王羲之诞生之年。亦有王羲之诞生于321年之说。在王羲之生于何年问题上尚未形成一致。此外，较流行也较一致的定论，是索靖《出师颂》比陆机的《平复帖》尚早22年。然而应予指出的是，王羲之正是在索靖章草基础上兼收并蓄各家书风之长，像索靖创立标准型章草那样创立了行草书法（也有说今草的）。《宣和书谱》载：“王廙尝得靖书，每宝玩之。遭永嘉丧乱，乃四叠缀衣中以渡江。”王廙是王羲之的叔父，官至晋平南将军侍中，为晋明帝司马绍之画师。王廙所得索靖书系《七月二十六日帖》。《书谱》这样记载诚是依据前代史籍为凭的，如唐朝学士刘鼎卿所著《国史异纂》就有王廙怀揣索靖《七月二十六日帖》墨迹渡江至建康（南京）的记载。公元317年3月（建兴五年），移镇江东的丞相、琅邪王司马睿在建康即晋王位，改元建武，中原的西晋王朝宣告结束，历史开始东晋纪元。有史书称王廙珍藏的索靖《七月二十六日帖》，若干年后四叠折痕依然可见，这是夸张之言，但却足见王廙对索靖何等崇拜，对索靖墨迹又是何等珍惜。王廙对索靖书法的态度不会不影响到王羲之，他学书自然要学索靖章草,何况当时学习章草已蔚然成风。对于王羲之学书“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七岁善书”等，史书多有记载，而明代杨慎所著《墨池琐録》所言更是一言以蔽之：“今之笑书学者曰：吾学羲、献。羲、献当年学谁？予诘之曰：为此言者，非唯不知书，亦不知古今矣。羲、献学锺、索，锺、索学章草，章草本分隶，分隶本篆籀，篆籀本科斗，递相祖述，岂谓无师耶？”则一语道明了二王的书法渊源。《世说新语》记载庾翼在荆州时，见到王羲之用章草给庾亮的信函，满心欢喜，随即给王羲之写信道：“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此说表明王羲之是由章草书法入门，且是精于章草的，他用章草给庾亮写信即是明证。只谈王羲之如何学卫夫人书法，回避他学索靖的事实，是片面的。行草乃至今草即便由王羲之创立，也是需要经过章草这一阶段的。近代著名书法家王世镗指出：“今出于章，习今而不知章，是无规矩而强求方圆，未见其可也。石氏《草字稾》搜罗虽富、不入章草一字，未免数典忘祖。”其实把王羲之书法捧的愈高就愈能反衬他章草功底的扎实。倒是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中对自己学书历程作了这样的阐述：“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爵、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遂成书尔。”这段话大似表明王羲之有后悔之意，当初以为学了卫夫人书会大有用处的，后知“徒费年月耳”，遂改换门庭，正是他不断开拓视野，广闻博取，兼收并蓄各家书风之长，才逐步取得书学上的成就。
　　　章草之于书法，不可越脱。原因在于章草乃为各种书体之枢纽，章草过关了，书法才能融会贯通。难怪近代著名书法家康有为会发出“若欲复古，当写章草，史孝山《出师颂》致足学也”的呼吁。康有为所言“史孝山《出师颂》”显指宣和本《出师颂》，盖史孝山《出师颂》系文赋，而与章草相关的史孝山《出师颂》只能是宣和本。
　　　宣和本《出师颂》的出现能够弥补法帖上的缺失。
六、临习章草的善本
   
    章草是有个性的书法。索靖章草研究不仅有着繁荣文化、繁荣书法的需要，而且在研究内容上也有着很大的空间，譬如标准型章草是什么样子的等等。法帖的缺位使得对标准型章草的诠释同样缺位。索靖标准型章草代表作《出师颂》，珂罗版不能为凭，印刷品无济于事，须以法帖为范本。但因法帖的缺位，书法讲座《章草》（3-4)论及索靖《出师颂》时，虽充分肯定其书法地位，对章草的解析亦十分精确，却同样存在法帖缺位的问题。由此说开去，各“书法大全”索靖《出师颂》一概缺位，作为中国书法史上标准型章草奠基人的索靖及其《出师颂》缺位，岂能称之为大全？“历史文化名人传”索靖这样一位划时代的名贤亦缺位，凡此种种反映出了历史信息的科学传播中的诸多问题。
　　　在本系列文章第一篇中言及该《出师帖》拓本有“徵明”之印章，当为文徵明曾收藏，此说系经网上求助所证知。按此说，矛盾就出现了：文徵明（1470-1559），明代嘉靖时人，画家、书法家、文学家，曾官翰林待诏。按是本为明代章藻《墨池堂帖》论，章藻摩勒刻《出师帖》时间为明万历三十年至三十八年，即1602——1610年，此时文徵明已作古半个世纪，拓本之上是不可能出现文徵明的收藏印章的。除非在文徵明所藏拓本后面续上了章藻的释文，否则说不通。而该拓本又确可视为文徵明曾收藏，依据是：与此帖联袂成册的是另一拓本《大观帖》之《佛遗教经》法帖，所盖印章为“衡山”，衡山恰为文徵明别号。对“衡山”印章的认定，同样经网上求助高手所征知。在这两件合册的拓本上均有文徵明的藏印，似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一个是章草《出师颂》，另一个是小楷《佛遗教经》，而文徵明的小楷之工是史所公认的。宣和本《出师帖》与《大观帖》之《佛遗教经》帖两帖合璧，形成前后观照，相互印证，加重了藏品的分量。如果仅有宣和本《出师帖》一件出现，就显得突然，会令人难以接受甚至嗤之以鼻。尽管拓本作伪是件很困难的事。此本《佛遗教经》帖后刻有“文定公家藏”并“文定五子”相叠长方印等。文定公何许人，这是谁都知道的。从苏轼的小楷到文徵明小楷，再到香泉太守陈奕禧的小楷（而拓本之上同样有“香泉体”创始人陈奕禧的收藏之印，原来他们的身后是有“靠山”的），如此这般有序之传承均在此藏品之上得到了验证。然对《佛遗教经》帖，《善本碑帖录》言为唐孙过庭假王羲之之名所写，而法帖拓本亦为苏州章藻于明万历年间摩勒刻，如此则在藏印上就有说不通的地方。《善本碑帖录》乃云：“明代刻帖与宋刻帖基本同，选集各家所藏真迹，或刻帖或相借摩”。由此对它们的辨识愈加明晰。由于宣和本出自索靖已形成共识，因此是本法帖系宋拓或是明拓，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源自于宣和本。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风急天高猿啸哀， 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宣和本《出师帖》无疑是一份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充分运用这份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同样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诚如故宫书画鉴定专家单国强老师所言：对历史文化资源“在原迹不存的情况下，‘下真迹一等’的复本或临摹本（并非有意作假的伪本），应视为真迹加以妥善保存与合理利用”。单国强老师的观点完全正确，涉及的是对待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问题。这件宣和拓虽非真迹，犹似真迹，工之精湛无以伦比，有些字枯笔清晰，宛若流星，虽历经四百余年岁月沧桑，章草笔画丝毫未损，俨然真迹再现。这在拓本之上不可多见，不可多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名迹的复本或临本也已廖若星辰。出于从这件法帖的稀有性上考虑，本文作者没有将此本法帖随文全部刊发，只发了三之一页，这是深望各位方家多多见谅的（互联网时代是可持续复制的时代）。所发的第一页即与北洋政府秘书长张伯英所得到的那一页索靖《出师帖》相同。张伯英没有能够得到三页中的另两页，只能用其它双线刻的两页以代之。本文作者对《出师颂》的学习与研究，为的是搞清楚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东西。2011年8月5日以后，文稿陆续在相关互联网站的发表，出发点始终为抛砖引玉，吹箫求凤，以期反证。《出师颂》不仅是文学意义上的文赋，书法意义上的书作，它实质上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相关的研究文章亦将与之共存。作者以为研究《出师颂》很有意义，宣传索靖、弘扬《出师颂》精神是功德之事，因而写作氛围比较宽松，研究范围也比较宽泛，这就免不了有不当之处，文章的总体水平也不高，篇幅亦显得过长，观点也不一定完全都对，尽管作者力求观点正确。对此，同样深望各位方家多多见谅，并多加指正。在企盼专家、学者和各位书法家们的严肃批评的同时，将继续对《出师颂》进行学习与研究。作者亦深望广大朋友与作者一起共同关心这件唯一存世又刻工一流的法帖拓本。
　　　幸存的宣和本《出师帖》让书法界目睹深深影响中国书法的一代宗师索靖的书法风采，同时将为标准型章草的传承注入活力，成为临习章草的善本法帖。
　　　（2012年7月5日，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中国书法》（报）第7期3版发表作者《索靖〈出师颂〉考辨》一文。
　　　（2014年2月15日，《中国书法》（报）第2期6版发表作者《从〈墨池堂选帖〉看索靖〈出师颂〉》一文)
　　　
　　　

寒巢___寒石

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
=======================================让你一说，俺弄不清这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