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碑志楷书探析（上）■董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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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碑志楷书探析（上）

董 玮
         引   言

楷书于汉末从隶书草体中逐渐产生，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经历了两次高峰，一是南北朝时期的魏碑，二是唐代的唐楷。前者一般归为碑学系统，后者一般归为帖学系统。隋唐以后，虽然宋、元、明时期也有很多名家擅长楷书，但大都沿袭晋唐帖系风格，个性面目不够突出，楷书一直处于衰落的境况。时至清代，由于考据学的兴盛，碑版的大量发掘，使清代、民国的书家把目光重新投入到了汉魏碑版上，开始尝试用碑版的方法写楷书，走碑帖结合的路子，如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于右任、弘一等，为楷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可以说，清末、民国时期碑帖结合的楷书是继魏碑、唐楷后，楷书史上的又一座高峰，而于右任因其楷书风格之独特、成熟度之高、造诣之深厚、作品数量之众，实可谓是这座高峰上的代表人物。因此，于右任的楷书在书法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然而，可能是由于于右任碑体行草书的名气太大，楷书成就为之所掩，目前见到的有关于右任研究的文章，大都是关于其碑体行草书的，很多文章对于右任的楷书只字不提，有提及的也是一带而过，缺少专门的论述和深入的分析，如著名书法家王澄先生写过多篇介绍于右任书法艺术的文章，如《魏体行书及其代表书家》、《于右任书法评传》、《碑体行书近想》、《碑体草书及其历史价值》等，其中对于右任行书和草书都有专门的论述，却很少提及于右任的楷书。以研究于右任著称的钟明善先生写了很多有关于右任的文章，但也没有专门介绍于右任的楷书。这样的研究状况未能充分认识于右任楷书的价值和历史地位，全面反映于右任的书法成就，也不利于后人的学习借鉴。

本文相对系统地对于右任碑志楷书进行了梳理，分析了于右任碑志楷书的取法渊源，并根据取法和风格的不同对于右任碑志楷书进行了分期。最后，通过与晋唐楷书、魏碑以及同类型的书家相比较，探讨了于右任碑志楷书的价值和历史地位。

于右任传世的楷书墨迹极少，其楷书主要集中在为他人题写的碑志上。由于于右任书丹的楷书碑志数量众多，纪年清晰，信息量大，故本文以于右任的碑志楷书为探讨的重点，旁佐墨迹楷书。

一、于右任楷书碑志概况

碑志包括碑碣和墓志，是古代丧葬风俗的产物，起源于秦汉时期，魏晋以来长盛不衰,至民国时期渐趋衰亡，碑志数量减少，由名家书丹的更不多见。但于右任却是一个特例，他不但搜集了大量的汉魏碑刻，还身体力行，从上世纪初开始，为许多民国革命烈士及社会贤达撰书碑志（以墓志铭为主），如《张清和墓志》、《邹容墓志》、《佩兰女士墓志》、《秋先烈纪念碑》等，数量众多，书艺超绝，成为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书坛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由于时代的变迁，于右任以后为先人树碑刊志的习俗几乎消失殆尽，将来很难再出现名家题写的碑志，因此，于右任所书丹的碑志可以说是中国碑刻书法史上的绝唱，具有特殊的意义。

据考证，于右任书丹的碑志大约有四十余方（其中墓志约占五分之四，碑刻约占五分之一），加上遗失和不为人知者，应该有近百方。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于右任撰书这么多碑志确实令人诧异。关于于右任的这个“特例”，青年学者姜勇在《于右任书碑志略论》一文中的解释我觉得较为合理：“首先是三秦风俗使然。于右任籍陕西，这里丧葬树碑撰志之风自古有之，历代不绝，他所作碑志，绝大多数为陕西之事或三秦人氏。另外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于右任从1918年开始收集珍藏墓志，沉浸其中研习，碑志书风最为其偏爱，碑志文法也最为其所谙熟，且他中年书名即播振海内，又一生举事为民，研习倡用，加之不以书家自贵，有求必应的作风，这些碑志作品的产生便是情理中事。”另外，于右任志于国事，而能从细微处着眼，书写碑志，为国为民，传之千古，亦不朽之盛业，君子之雅事，这也应当是他乐于斯道的一个原因。

于右任书丹的碑志既有楷书，也有行草书。目前所知，于右任书丹的楷书碑志约近二十方，书刻时间主要集中在于右任四十岁至五十三岁之间（见附表一），正值人生的壮年时期。其后于右任兴趣转移到了草书的研究上，所书丹的碑志也几乎全是草书，楷书碑志极少。

因载体、制作的特性，于右任碑志上的行草书远不如其墨迹行草书精彩，而楷书却非常适合镌刻，铭于石上后更显体魄雄强，神采熠熠，因此最能代表于右任碑志书法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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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于右任碑志楷书取法渊源

自晋代以来，以二王为代表的帖系书风长期在书坛处于主导地位。清代乾嘉时期，金石考据之风兴盛，带动很多书家把目光和兴趣从刻帖转移投向碑版和石刻作品，从而促使了碑学理论的产生，开创了有别于二王帖系的碑派书风。

于右任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其时，碑学振兴已百年有余，继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包世臣《艺舟双楫》之后，康有为正在编著《广艺舟双楫》。在实践上，已经出现了邓石如、吴昌硕、沈曾植、康有为等碑体书法大家，正是帖派一脉急剧衰微，碑派一统天下，成为书坛主流的时期。康有为曾这样描述咸同时期的书法风尚：“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祉，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 ，此言虽有所夸大，但也说明了碑派书风在当时的影响之巨。

于右任的出生地关中地区是中原文化的发祥地，周秦汉唐字迹多有遗存，具有自然质朴之美的北碑也不鲜见。据传，于右任儿时在山野牧羊，见到断碑残碣，便对上边的字生发了浓厚兴趣，常以手指或树枝在地上比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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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于右任七岁入私塾读书习字。尽管当时正值碑学鼎盛时期，自己也对碑碣感兴趣，但为了应对举考试的需要，以及私塾先生的影响，于右任学习书法还是从帖系楷书入手的。据亲身受过于右任教诲的刘自犊先生讲, 于右任早期“ 学赵孟頫, 写得肥而舒”。 书刻于一九一九年的《刘仲贞墓志》（图1），是迄今可见到的于右任书写最早的楷书墓志铭，用笔速畅，字迹遒丽，清劲舒展，除了赵孟頫的影响外，捺画的舒展，体态的颀长，还有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褚遂良《枯树赋》（图2）、虞世南《孔子庙堂记》（图3）的影子。总之，完全是二王一路正宗帖派面目，全无北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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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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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对帖系楷书的学习借鉴不只限于学书的初始阶段，在其致力研究汉魏碑刻后仍没有放弃对帖系楷书的学习。如于右任一九一二年书写的《赠召卿楷书四屏》（图4）完全是魏碑风格，而同一年所书的《王太夫人事略》（图5）却与之大相径庭：《赠召卿楷书四屏》用笔以方为主，一些长笔画如横、捺直来直去，字形瘦长，中宫紧收，属斜画紧结类型；《王太夫人事略》用笔圆厚，长画多曲，强调一波三折，结体宽博，属平画宽结型。《王太夫人事略》是于右任为蒋介石的母亲王太夫人所书的碑文，据说书写此碑时，于右任应蒋介石的要求在魏碑体的基础上加入了颜楷的成分。从《王太夫人事略》的风格特点看，确实与颜真卿晚年所书的《颜家庙碑》（图6）有很多相似之处，证明这一说法是比较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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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                            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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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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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多年后，于右任成熟期的楷书作品《曾孟鸣碑》（图7）、《秋先烈纪念碑》中也显露有颜楷的影子。而与《曾孟鸣碑》立于同一年的《耿端人少将纪念碑 》（图8）却书写得敦厚温润，精气内敛，与钟繇《荐季直表》（图9）、王羲之《黄庭经》笔致相近。如果把《荐季直表》、《耿端人少将纪念碑 》中相同或相近的字形放置在一起（图10），会发现二者字形结构非常相像，只不过《耿端人少将纪念碑 》的点画相比要圆润一些。由此可见，于右任对帖系楷书一直是很重视的，并且取法非常的广泛。

于右任楷书取法的另一个主要对象是魏碑。据王澄先生考证，于右任入手魏碑的时间为一九二0年。事实上，于右任着手魏碑研习的时间应该更早。据记载，一九0六年，于右任到日本考察报业，得识孙中山先生。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革命党人多喜北碑，于右任在随后与众人的交往中也加深了对北碑书法的理解。于右任曾告诉友人，孙总理提倡北碑，就是因为北碑有“尚武”精神。孙中山等人的影响促使了于右任从帖向碑的转变。王澄、李义兴先生所编《于右任年表》中记述，一九0七年，于右任创办《神州日报》，“办报期间专习北魏碑帖，尤以临习何绍基藏《张黑女墓志》极神似。”另外，民国九年（1920年），于右任见到在白水县史官村出土的《广武将军碑》，如获至宝，赋诗赞美，并说：“我初学魏碑与汉碑，后来发现《广武将军碑》，认为众美皆备，即一心深研极究，临写不辍，得大受用，由是渐变作风”。这也说明于右任开始临习魏碑的时间在一九二0年以前。可能是由于前期的碑体楷书不如帖系楷书成熟，于右任不愿示人以璞，抑或作品遗失的缘故，我们目前能见到的于右任最早的碑体楷书作品书于一九二一年，其前所能见到的作品均是帖系风格。

      也许是少年时即对北碑的喜爱之情，由于学帖受到了长期的“压抑”，加上受孙中山先生影响，把学习北碑与济世救国相关联的缘故，于右任一经入手魏碑，就迸发出了极大的热情。于右任对魏碑的热情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一九二四年开始，不遗余力，四处搜集收购汉魏碑刻，后来竟多达三百八十余方，其中仅北魏墓志就有一百四十九方。当时对魏碑的痴迷和收集的艰辛，于右任有诗为记：“曳杖寻碑去，城南日往还，水沉千福寺，云掩五台山，洗涤摩崖上，徘徊造像间，愁来且乘兴，得失两开颜”。二是勤于临池，朝夕不辍。“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于右任写于一九三0年的这首诗，是对前期学书的概括，从中可见其对汉魏碑刻的虔诚、投入。当然，诗中提到的《石门铭》、《二十品》只是对汉魏碑刻的代称，于右任临习的对象远不只此。据说于右任案头常见的碑拓，除《石门铭》、《二十品》外，还有《三公山碑》，《封禅国山碑》、《爨宝子碑》、《曹娥碑》、《龙门造像》、《郑文公碑》、《张猛龙碑》、《夏承碑》、《华山庙碑》、《石门铭》、《瘗鹤铭》、《曹子建碑》、《大公吕望婢》、《吊比干墓文》等等。这些碑刻的影子在于右任的碑志楷书中也时有闪现，如一九二四年书刻的《邹容墓表》（图11）、《张清和墓志》(图12)，方笔起收，中宫紧结，以险取势，风格与《张猛龙碑》（图13）、《元遥墓志》非常相似。1927年书刻的《佩兰女士墓志》有《张黑女墓志》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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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                         图12                          图13

由于于右任收藏、观摩了大量的汉魏碑刻，对于碑版、帖系楷书的取法非常的广泛，加上几乎无临摹作品传世，自己所书楷书也面目多样，绝无完全拟古之作，因此不可能精确的对其取法一一列举，以上也只是大概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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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于右任碑志楷书的取法主要有晋唐帖系楷书和魏碑两大类，另外从于右任楷书的字形结构和笔画形态上（图14），还可以看出取法篆隶、行草书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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