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碑志楷书探析（下）■董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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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碑志楷书探析（下）

董 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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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于右任碑志楷书的分期及特点
根据取法和作品呈现风格的不同，大致可以把于右任的碑志楷书分成以下三个阶段：

（一）帖系期

这一时期可以从于右任幼年学书时算起，至1920年前，以《刘仲贞墓志铭》为代表。于右任此时期的楷书纯粹取法二王正宗帖系一路，毫无北碑的影响。所书作品笔画多长，用笔轻快爽利，线条圆润纯净，清邃秀逸。这虽然是于右任碑志楷书早期的样式，不似后期楷书个性风格强烈，但也不固守一家，而是融合了赵孟頫、褚遂良、二王等书家，化为己意出之，格调不凡，显示了于右任先生深厚的传统功底和非凡的创造能力。

（二）魏碑期

约1920年至1924年，以《张清和墓志铭》、《赠大将军邹君墓表》为代表。这一时期于右任开始用北碑的方法创作楷书，点画方起方收，中宫紧结，险峻劲利。此前于右任虽然已经临习北碑多年，但创作时仍是帖系面目。此时可能是先生有意转变书风，创作于这一时期的作品全然北碑风格，原来帖学的影子几乎荡然无存。如钟明善先所言，于右任此时期北碑风格的楷书“倘置之魏碑之中, 亦难分出真伪、高下”。短期内书风有如此大的转变，确实令人感到诧异，但如果我们对于右任的临摹、创作有了全面的了解，就会释然。于右任此时风格的骤变，一是因为之前有长时间的魏碑临习做基础，二是因为于右任作为一代书法大家，具备有超强的转化能力。如前面述及的《王太夫人事略》与《赠召卿楷书四屏》，经考证都是于右任同一年所书，但风格判若两人。同一年书写的《曾孟鸣碑》和《耿端人少将纪念碑 》，风格也有明显的区别。
此时期于右任对北碑研究之深入，实践之纯粹，也为后期碑帖融合、走向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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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三）碑帖结合期

约1925年至1932年，以《秋先烈纪念碑记》（图15）、《曾孟鸣碑》、《陆秋心墓志》为代表。在对帖和碑深入临习的基础上，这一时期于右任开始尝试把北碑与晋唐帖系行楷书以及汉隶相结合。随着自身阅历的增加、对艺术理解的深入，加上实践上的不断探索，最终实现了碑与帖的完美结合，达到了人书俱老、无心自达之境界。所作楷书兼有汉隶的朴拙厚重，魏碑的雄逸奇肆，帖系行楷书的含蓄洒脱，开创了气势恢弘，雍容大度，雄浑奇肆的于氏楷书风格，呈现出震撼人心的正大气象。这是于体楷书的成熟期书体，代表了于体楷书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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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于右任碑志楷书的价值及历史地位

对于自身来说，于右任的碑志楷书是其行草书风形成的基础，可以说，没有于右任的碑志楷书，就不可能有后来独开生面的碑体行书、草书。这正如王澄先生所说：“不少人认为于右任的行书是在帖派行书之基础上，不断融入魏碑而逐渐形成的，此看法未免本末倒置，恰恰相反，他是先确立了自己的魏楷面目，而后逐步将其行书化。”“于右任的草书是特立独行的，在草书史中无有二家。之所以独特，就在其草书源于他的碑体行书，而他的碑体行书又源于他厚实的魏碑功底，也就是说他的草书之根本是魏碑，同时融入了篆籀笔法。”
另外，于右任碑志楷书的价值和历史地位，更重要的体现在他对楷书发展的贡献上。
虽然在于右任之前，已经有不少书家尝试用碑帖结合的办法写楷书，突破了宋、元、明时期的楷书书家对晋唐帖系风格的沿袭，开创了有别于晋唐楷书和魏碑的新楷书类型，但由于处于探索的初始阶段，都不够成熟。于右任生当其时，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凭仗自己极高的艺术天份和在碑帖上非同寻常的功力，推动碑帖结合型楷书走向了成熟，达到了足以与晋唐楷书、魏碑比肩的高度，也使自己成为碑帖结合型楷书之集大成者。下面试结合书家的作品进行具体分析。
碑帖结合型楷书的代表性人物除于右任外，还有邓石如、何绍基、张裕钊、赵之谦、郑孝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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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                                 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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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石如“真书深于六朝人，盖以篆隶用笔之法行之，姿媚中别饶古泽，固非近今所有”，其楷书以方笔居多，勾挑多用分书方法，工稳疏朗，峻峭风发。（图17）

何绍基楷书早年学《张黑女》，后学颜真卿，晚年学欧阳询，作品兼有篆籀、碑版的旨趣，沉雄老辣。（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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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8                                     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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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楷书初学颜真卿，后来醉心北碑，主要受《郑文公》、《张猛龙》、《石门铭》影响，杂糅篆隶，“颜底碑面”，委婉通达，自成体格。（图19）

郑孝胥楷书早年学颜真卿、苏东坡、黄庭坚，晚年师法六朝碑版，笔致秀逸,苍劲朴茂。（图20）

艺术史批评标准包括继承传统、创新、审美三方面。在继承传统方面与上述几家对比，于右任楷书在取法的广度和入古的深度上有明显优势。在帖系一脉上，于右任对历代楷书大家如钟、王、欧、褚、虞、颜、赵的作品都进行过临习，从他早期的楷书作品中可以看出入古很深，并且学而能化。由于对北碑的大量收藏，使于右任的涉猎面更为广泛，临习过的北碑可以说枚不胜举，所下的功夫也非同寻常。另外，于右任的楷书还对篆隶、行草书有所借鉴。

创新和审美高度对比：邓石如在碑帖结合上有开创之功，但对北碑的运用还很刻意生硬，显得稚嫩，没能进行很好的转化；何绍基楷书作品虽兼有篆籀、碑版的旨趣，但颜真卿的痕迹仍然很明显，个性面目不是非常突出；赵之谦楷书虽开创新风，但失之靡弱，且有俗化倾向，后人多有讥讽，如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赵之谦学北碑，亦自成家，但气体靡弱，今天下多言北碑，而尽为靡靡之音，则赵撝叔之罪也”。郑孝胥的楷书习气较重，结字单一，用笔也多有粗率尖刻之处。

相比之下，于右任成熟期的楷书作品熔篆隶、魏碑、晋唐行楷书于一炉，各种书体在他的楷书中相融无间，达到了碑与帖的完美结合，作品的成熟度和艺术水平均高于同类型的书家，堪称碑帖结合类型楷书的代表人物。

于右任对北碑的师法，突破了前人如邓石如、张裕钊、赵之谦等对刀刻效果的简单模仿，又不同于曾熙、李瑞清、康有为等用颤栗、艰涩的笔法表现北碑的线质，用笔不计方圆，点画腴润充盈，劲健舒畅，书写轻松自如、生动自然而又不失北碑的雄强大气。这与于右任具有深厚的帖学功底、融入了帖的书写方法有关，也与其书学思想有关。于右任曾说过：“我写字没有任何禁忌，执笔、展纸、坐法，一切顺乎自然——在动笔的时候，我决不因为迁就美观而违犯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于右任的这种“自然观”决定了他对魏碑表现方法的选择，是其能够实现碑帖完美结合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为碑帖结合型楷书的代表人物，于右任成熟期的楷书与历史上楷书的两大高峰——晋唐楷书、魏碑相比，是足可比肩的。王澄先生在《碑体草书及其历史价值》一文中写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于右任）以魏楷所书丹之墓志绝不逊色于北朝。”马啸先生在《于右任书法艺术解析》一书中对于右任书写的《佩兰女士墓志铭》做出了高度评价：“这是一帧典型的以碑为构架、以帖为内涵，雅致又不失骨力、静穆又不失灵动、匀整又不失变化的饱含古典韵味的楷书作品，其用笔之丰富、造型之生动，完全可以与晋唐时期的楷书大师的作品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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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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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碑志楷书与晋唐楷书的风格区别显而易见，人们容易混淆的是它与魏碑的区别，常常把二者视为一体。如王澄先生在多篇文章中都称于右任的楷书为“魏楷”。其实只有在楷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魏碑期，于右任的楷书风格才与魏碑非常近似，但这只有短短数年的时间，后来于右任的楷书在魏碑的基础上加入了帖的成分，渐渐与魏碑拉开了距离。如果在魏碑的四种类型——墓志、碑碣、造像、摩崖中各找出一个典型代表，与于右任成熟期的楷书作品《秋先烈纪念碑》做对比（图16），能明显看出于楷与魏碑的区别：用笔不刻意求方、模拟北碑的刀意，而是一拓直下，或圆或方，一任自然，畅达洒脱，更具有帖的书写感。结体上相对端正庄严，少了北碑的稚拙荒野气，多了庙堂气、文雅气。受颜真卿晚期楷书以及篆隶的影响，结体更强调横式，宽博开张。

结 语

作为二十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书法家之一，于右任不仅在行书、草书上独领风骚，而且在楷书上也成就卓然。其楷书走碑帖结合之路，开创了有别于魏碑、晋唐楷书的新面目，是碑帖结合型楷书的代表人物，是楷书史上，继魏碑、晋唐楷书之后的又一座高峰。

重视碑版、以碑融帖的书学路子发端于清代，距今不过二百多年的历史，与帖学上千年的历史相比还非常“年轻”，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受清末民国崇碑以及当代大的社会环境影响，当代人习楷不太喜欢端庄谨严的唐楷，而偏好造型生动、富有奇趣、风格多样的碑体楷书。当代学习碑体楷书，以碑融帖、以碑入行的人越来越多，但大都找不到很好的办法，不是笔力孱弱就是故作狂怪，难得碑版精髓。作为碑帖结合的代表人物，于右任题写的楷书碑志数量众多，风格多样，脉络清晰，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明确其历史地位，探讨其渊源以及风格形成的过程，无疑对当代书坛很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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