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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姜夔、词、《扬州慢·淮左名都》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词人介绍】
姜夔 (1154-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汉族,饶州鄱阳(今江西省鄱阳县)人。南宋文学家、音乐家。他少年孤贫,屡试不第,终生未仕,一生转徙江湖,靠卖字和朋友接济为生。他多才多艺,精通音律,能自度曲,其词格律严密。其作品素以空灵含蓄著称,姜夔对诗词、散文、书法、音乐,无不精善,是继苏轼之后又一难得的艺术全才。姜夔词题材广泛,有感时、抒怀、咏物、恋情、写景、记游、节序、交游、酬赠等。他在词中抒发了自己虽然流落江湖,但不忘君国的感时伤世的思想,描写了自己漂泊的羁旅生活,抒发自己不得用世及情场失意的苦闷心情,以及超凡脱俗、飘然不群,有如孤云野鹤般的个性。 姜夔晚居西湖,卒葬西马塍。有《白石道人诗集》《白石道人歌曲》《续书谱》《绛帖平》等书传世。
【艺术成就】
一、[诗词创作]
姜夔的词境独创一格,艺术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也别出心裁。他善于用联觉思维,利用艺术的通感将不同的生理感受连缀在一起,表现某种特定的心理感受;又善于侧向思维,写情状物,不是正面直接刻画,而是侧面着笔,虚处传神。他的词在题材上并没有什么拓展,仍是沿着周邦彦的路子写恋情和咏物。他的贡献主要在于对传统婉约词的表现艺术上进行改造,建立起新的审美规范。
姜夔词清空高洁,极富想象,语言灵动自然。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他的艺术特色可用张炎所下断语"清空"二字来概括。这种清空既不同于传统婉约派的绵丽软媚,不同于豪放派末流的粗犷叫嚣,也不同于苏轼以旷达为主要特色的那种清空。要而言之,姜夔更善于以诗人的笔法入词,且更多地以"骚"的手法入词,对客观对象不作更多的质实描写,而对灵气飘忽的心境则极善捕捉与表达。在以骚笔入词时,又善于吸收江西诗风注重锤炼、讲究瘦硬峭拔的特点,因而在清空之中带有一种刚劲峻洁之气。
姜夔词具有"清空"和"骚雅"的特色。姜夔的清空出自苏轼,骚雅脱胎于辛弃疾。苏辛都是无意为词的,他们的清空、骚雅都是通过诗歌化的途径实现的。姜夔在引诗济词方面和苏辛是相同的,但他有意为词,将词的音律、创作风格和审美理想纳入一定的法度之中,将原来并无必然联系的清空、骚雅联成一体,形成一种新的词风。南宋江湖词派理论和创作就是阐释和普及这种清空骚雅词风的。 他根据自己对音乐精神的理解,改造唐宋乐谱,使市井俗乐与传统雅乐的精神相通;他总结化用才学的法度,从众多的典故中汲取其共同意义,把具体的情感升华为空灵模糊的意趣;他用近俗的题材,表现出雅正的情感。他从词体的特征出发,因势而利导,随俗而雅化,使清空与骚雅连成一体,形成一种新的词风。宋人以才学为词,抒发的情感比较空泛。沦落江湖,远离政治风波,使江湖词人抒发的情感多是一种清雅的意趣。姜夔词的情感是孤云野飞、去留无迹的意趣,由于它无所定指,以致《暗香》、《疏影》的主题千余年来尚无定论。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等风尘小吏的词作虽然有一定的现实感受,但主要还是以抒情为主,并具有结体为虚的特点。张炎、王沂孙等人抒发的是宋社既屋的亡国之痛、遗民故老的黍离之悲,这种情感很难落实到具体的事件之上。散处江湖,与社会现实比较隔膜,促成了空灵情感与骚雅人品的结合。
宋代词学的创作风格是趋向"清空"的,而审美理想是趋向"骚雅"的。到了姜夔的笔下,才把它们绾结起来。姜夔恪守本色,一切从法度出发,这使清空和骚雅的结合成为一种必然。姜夔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雅化,南宋中后期词人极工极变,皆不出姜夔的划域,并且各具姜夔的某种风格特征。后来这些相近的风格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个词学流派。这就是以姜夔为典范的南宋江湖词派。而江湖词派的三部词法,两部词选,还有频繁的词社聚会,都是在实践和传递 姜夔的清空骚雅词法。像这样同时具备词人、词作、词选、词论、词社等五种因素比较典型的词学流派,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还是不多见的。
姜夔以有意的心态从事词的创作,认真探讨词的各种法度。因此,后人把以姜夔为代表的一些南宋词人合称为"骚雅派"。其中包括南宋中后期的姜夔、吴文英、史达祖、高观国、张炎、王沂孙、周密等人。这是继辛弃疾之后所形成的又一个词派。他们既不同于香而弱的婉约派,也不同于苏辛以来的豪放派。他们更注重人工思力的安排,和周邦彦较为相近。但他们在风格上有更明确和自觉的追求,更注重发挥传统的"雅"与"骚"的传统。所谓"雅"是指他们都受时代濡染,以雅相标榜,以雅为美学理想。所谓"骚"是指以诗人的笔法入词,侧重继承以《离骚》为开创和代表的,以表现自我、抒发自我的主观性描写为主要目的的抒情传统。注重抒写心境是这派词人的重要特征,也是这派词人对词的发展和贡献。骚雅派词人加强了词的表现自我的能力,丰富了词的抒情手段,在词史上有一定的开创之功,但为了追求骚雅,又走上了过于隐晦、细小、破碎、缺少开阔意境与开阔手段的道路,将词带入一个狭小的天地,这对词的发展又起到了不利的限制作用。姜夔是这一词派的最高代表。
二、[书法创作]
姜夔也是一位书法家。他的《续书谱》仿效孙过庭《书谱》而撰写,但并非《书谱》之续。全卷分总论、真书、用笔、草书、用笔、用墨、行书、临摹、方圆、向背、位置、疏密、风神、迟速、笔势、情性、血脉、书丹等十八则,所论书法艺术的各个方面,实自抒其心得之语。是南宋书论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 姜夔"崇晋贬唐",反对俗书,和提倡文人意趣的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相一致。但他对"唐法"并非不问青红皂白一概予以否定,而是用了大量篇幅对"法"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论述,并从肯定和解释引申了"晋韵"古法。
三、[音乐创作]
姜夔是我国古代杰出的词曲作家,他的词调音乐无论在艺术上及思想上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并具有独创性。姜夔的词调音乐创作继承了古代民间音乐的传统,对词调音乐的格律、曲式结构及音阶的使用有新的突破,并且形成了独特风格。
姜夔对于音乐史的主要贡献就是留给后人一部有"旁谱"的《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包括他自己的自度曲、古曲及词乐曲调。其代表曲有《扬州慢》、《杏花天影》、《疏影》、《暗香》等,成为南宋唯一词调曲谱传世的杰出音乐家。
《白石道人歌曲》是历史上注明作者的珍谱,也是流传至今的唯一一部带有曲谱的宋代歌集,被视作"音乐史上的稀世珍宝",其中有10首祀神曲《越九歌》、1首琴歌《古怨》、17首词体歌曲(又称"曲子词",这些"曲子词"又分为两首填词的古曲《醉吟商·胡渭州》和《霓裳中序第一》)、一首《王梅令》(这是诗人为范成大所写曲调填词)、14首姜夔自己写的"自度曲"。他突破了词牌前后两段完全一致的套路,使乐曲的发展更为自由,在每首"自度曲"前,他都写有小序说明该曲的创作背景和动机,有的还介绍了演奏手法。
姜夔能娴熟地运用七声音阶和半音,使曲调显得清越秀丽,这与他独具一格的清刚婉丽、典雅蕴藉的词风结合得天衣无缝。杨万里称其有"裁云缝雾之构思,敲金戛云之奇声"。
自唐末战祸四起,经过近半个世纪五代十国的战乱时期,宫廷雅乐大受挫伤,大部分的宫廷音乐、乐人流入民间。自商周以来规模盛大、气势恢弘、象征着皇权政治与王朝文化的宫廷音乐,到了宋朝则开始让位于正在崛起的民间音乐艺术。为改进宋时较混乱的音乐生活局面,姜夔曾写《大乐议》献给朝廷,希望复兴宫廷音乐,但未受重用。《大乐议》代表宋代民间音乐艺术最高成就,更为后人提供了一份了解当时音乐状况的可贵的资料。
四、[主要作品]
姜夔今存词八十多首,多为记游、咏物和抒写个人身世、离别相思之作,偶然也流露出对于时事的感慨。其词情意真挚,格律严密,语言华美,风格清幽冷隽,有以瘦硬清刚之笔调矫婉约词媚无力之意。代表作《暗香·旧时月色》、《疏影·苔枝缀玉》,借咏叹梅花,感伤身世,抒发郁郁不平之情。其《扬州慢·淮左名都》是较有现实内容之作,它通过描绘金兵洗劫后扬州的残破景象,表现对南宋衰亡局面的伤悼和对金兵暴行的憎恨。词中"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几句颇受人们称道。他晚年受辛弃疾影响,词风有所转变,如《永遇乐·云隔迷楼》、《汉宫春·云日归欤》等,呈现出豪放风格。《白石道人歌曲》中有十七首自度曲,并注有旁谱,是流传至今的唯一完整的南宋乐谱资料。姜夔上承周邦彦,下开吴文英、张炎一派,是格律派的代表作家,对后世影响较大。其诗初学黄庭坚,后学晚唐陆龟蒙,虽精心刻意词句,但较少纤巧之痕,诗风清妙秀远,如《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十首等。所著《诗说》颇有独到见解。生平详见夏承焘《姜白石编年笺校》等。卒年据《姜夔卒年新考》。有《白石道人歌曲》、《白石道人诗集》、《诗说》、《绛帖平》、《续书谱》和琴曲《古怨》。
五、[代表作品]
《江梅引·丙辰之冬》
《点绛唇·丁未冬过吴松作》
《鹧鸪天·元夕有所梦》
《杏花天影·绿丝低拂鸳鸯浦》
《玉梅令·疏疏雪片》
《踏莎行·燕燕轻盈》
《浣溪沙·丙辰岁不尽五日吴松作》
《霓裳中序第一·亭皋正望极》(自度曲)
《庆宫春·双桨莼波》
《齐天乐·蟋蟀》
《满江红·仙姥来时》
《一萼红·古城阴》
《念奴娇·闹红一舸》
《法曲献仙音·虚阁笼寒》(自度曲)
《琵琶仙·双桨来时》
《玲珑四犯·越中岁暮,闻箫鼓感怀》(自度曲)
《探春慢·衰草愁烟》
《暗香·旧时月色》(自度曲)
《八归·湘中送胡德华》
《扬州慢·淮左名都》
《长亭怨慢·渐吹尽》(自度曲)
《淡黄柳·空城晓角》(自度曲)
《疏影·苔枝缀玉》(自度曲)
《惜红衣·簟枕邀凉》(自度曲)
《凄凉犯·绿杨巷陌秋风起》(自度曲)
《翠楼吟·月冷龙沙》(自度曲)
《湘月·五湖旧约》
【词作背景】
此《扬州慢·淮左名都》词作于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时作者二十余岁。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南侵,江淮军败,中外震骇。完颜亮不久在瓜州为其臣下所杀。根据此前小序所说,淳熙三年,姜夔因路过扬州,目睹了战争洗劫后扬州的萧条景象,抚今追昔,悲叹今日的荒凉,追忆昔日的繁华,发为吟咏,以寄托对扬州昔日繁华的怀念和对今日山河破的哀思。
【词作赏析1】
姜夔在这首词里用了他常用的小序。小序的好处就在于交代写作的缘由和写作的背景。而这首小序则更明确地交代了这首词的写作时间、地点、原因、内容、和主旨。让人更好地、更深入地了解词人写作此词时的心理情怀。
全词分为上下两阕。但两阕的写作手法都是运用一种鲜明对比,用昔日扬州城的繁荣兴盛景象对比现时扬州城的凋残破败惨状,写出了战争带给了扬州城万劫不复的灾难。
词的上阕,写出了词人亲眼目睹的景象和自身心理感受。写出了扬州城在“胡马窥江去后”令人痛心不已的凋残和败坏景象。词人先从自己的 行踪写起,写自己初次经过扬州城,在著名的竹西亭解鞍下马,稍作停留。走在漫长的扬州道上,词人所见到的全部是长得旺盛而齐整的荠麦。而昔日那个晚唐诗人杜牧对扬州城美景的由衷溢誉一去不复返。自金人入侵后,烧杀掳掠,扬州城所剩下的也只是“废池乔木”的了。人们说起那场战争,至今还觉得心有余悸和刻骨痛恨。一个“厌”字,很恰当地写出了人民的苦难,朝廷的昏聩和胡人的罪恶。日落黄昏,凄厉的号角声又四处响起,回荡在扬州城孤寂的上空,也回荡在词人惨淡的心灵间。词人很自然地实现了由视觉到听觉的转移。
词的下阕,运用典故,进一步深化了“黍离之悲”的主题。昔日扬州城繁华,诗人杜牧留下了许多关于扬州城不朽的诗作。可是,假如这位多情的诗人今日再重游故地,他也必定会为今日的扬州城感到吃惊和痛心。杜牧算是个俊才情种,他有写“豆蔻”词的微妙精当,他有赋“青楼”诗的神乎其神。可是,当他面对眼前的凋残破败景象,他必不能写出昔日的款款深情来。扬州的名胜二十四桥仍然存在,水波荡漾,冷峻的月光下,四周寂籁无声。唉,试想下,尽管那桥边的芍药花年年如期盛放,也很难有人有情思去欣赏它们的艳丽。词人用带悬念的疑问作为词篇的结尾,很自然地移情入景,今昔对比,催人泪下。
纵观《扬州慢·淮左名都》全词,行文的基调都笼罩在一种悲凉凄怆的氛围中。无论是词人所见到的“荠麦青青”、“废池乔木”还是在黄昏里听到的“号角”和“空城”还是词人自身所想到的杜牧“难赋深情”和不知亡国恨的“桥边红药”,都是一种悲剧的写照。
情景交融是这首词在写作表现手法上最显著的一个特点。移情入景,乐景写哀,都是词人经常使用的手法。特别是乐景写哀,词人在文中写了大量的乐景:名都,佳处,二十四桥……可是,写乐景是为了衬托哀情,是为了对比“现在”的惨状:名都的凋残,佳处的弊坏,二十桥的冷寂……正如王夫之所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
用今昔对比的反衬手法来写景抒情,是这首词的特色之一。上片用昔日的“名都”来反衬今日的“空城”;以昔日的“春风十里扬州路”(杜牧《赠别》)来反衬今日的一片荒凉景象——“尽荠麦青青”。下片以昔日的“杜郎俊赏”、“豆蔻词工”、“青楼梦好”等风流繁华,来反衬今日的风流云散、对景难排和深情难赋。以昔时“二十四桥明月夜”(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的乐章,反衬今日“波心荡、冷月无声”的哀景。下片写杜牧情事,主要目的不在于评论和怀念杜牧,而是通过“化实为虚”的手法,点明这样一种“情思”:即使杜牧的风流俊赏,“豆蔻词工”,可是如果他而今重到扬州的话,也定然会惊讶河山之异了。借“杜郎”史实,逗出和反衬“难赋”之苦。“波心荡、冷月无声”的艺术描写,是非常精细的特写镜头。二十四桥仍在,明月夜也仍有,但“玉人吹箫”的风月繁华已不复存在了。词人用桥下“波心荡”的动,来映衬“冷月无声”的静。“波心荡”是俯视之景,“冷月无声”本来是仰观之景,但映入水中,又成为俯视之景,与桥下荡漾的水波合成一个画面,从这个画境中,似乎可以看到词人低首沉吟的形象。总之,写昔日的繁华,正是为了表现今日之萧条。
善于化用前人的诗境入词,用虚拟的手法,使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余音缭绕,余味不尽,也是这首词的特色之一。《扬州慢》大量化用杜牧的诗句与诗境(有四处之多),又点出杜郎的风流俊赏,把杜牧的诗境,融入自己的词境。
姜夔的词风清雅空灵,此词表现得非常突出。此词的清雅空灵不但表现在词语上,如“清”“寒”“空”“波心”“冷月”,而且还表现在造境上,如用“犹厌言兵”表现兵燹之后的残破,用杜郎名句表现扬州昔日的繁华,用“二十四桥”“波心荡”“冷月无声”表现清幽伤感的气氛,用“桥边红药”表现“寂寞开无主”的荒凉。
【词作赏析2】
这首《扬州慢·淮左名都》词写于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冬至日,词前的小序对写作时间、地点及写作动因均作了交待。姜夔因路过扬州,目睹了战争洗劫后扬州的萧条景象,抚今追昔,悲叹今日的荒凉,追忆昔日的繁华,发为吟咏,以寄托对扬州昔日繁华的怀念和对今日山河破的哀思。白石到达扬州之时,离金主完颜亮南犯只有十五年,当时作者只有二十几岁。这首震今烁古的名篇一出,就被他的叔岳萧德藻(即千岩老人)称为有“黍离之悲”。《诗经。五风。黍离》篇写的是周平王东迁之后,故宫恙浮,长满禾黍,诗人见此,悼念故园,不忍离去。
这首词充分体现了作者认为的诗歌要“含蓄”和“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白石道人诗说》)的主张,也是历代词人抒发“黍离之悲”而富有余味的罕有佳作。词人“解鞍少驻”的扬州,位于淮水之南,是历史上令人神往的“名都”,“竹西佳处”是从杜牧《题扬州禅智寺》“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化出。竹西,亭名,在扬州东蜀岗上禅智寺前,风光优美。
但经过金兵铁蹄蹂躏之后,如今是满目羔坞了。经过“胡马”破坏后的残痕,到处可见,词人用“以少总多”的手法,只摄取了两个镜头:“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和满城的“废池乔木”。“荠麦青青”使人联想到古代诗人反复咏叹的“彼黍离离”的诗句,并从“青青”所特有的一种凄艳色彩,增加青山故国之情。“废池”极见蹂躏之深,“乔木”寄托故园之恋。
这种景物所引起的意绪,就是“犹厌言兵”。清人陈廷焯特别欣赏这段描写,他说:“写兵燹后情景逼真。‘犹厌言兵’四字,包括无限伤乱语,他人累千百言,赤无此韵味。”(《白雨斋词话》卷二)这里,作者使用了拟人化的手法,连“废池乔木”都在痛恨金人发动的这场不义战争,物犹如此,何况于人!这在美学上也是一种移情作用。
上片的结尾三句:“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却又转换了一个画面,由所见转写所闻,气氛的渲染也更加浓烈。当日落黄昏之时,悠然而起的清角之声,打破了黄昏的沉寂,这是用音响来衬托寂静更增萧条的意绪。“清角吹寒”四字,“寒”字下得很妙,寒意本来是天气给人的触觉感受,但作者不言天寒,而说“吹寒”,把角声的凄清与天气的寒冷联系在一起,把产生寒的自然方面的原因抽去,突出人为的感情色彩,似乎是角声把寒意吹散在这座空城里。
听觉所闻是清角悲吟,触觉所感是寒气逼人,再联系视觉所见的“荠麦青青”与“废池乔木”,这一切交织在一起,一切景物在空间上来说都统一在这座“空城”里,“都在”二字,使一切景物联系在一起。着一“空”字,化景物为情思,把景中情与情中景融为一体,写出了为金兵破坏后留下这一座空城所引起的愤慨;写出了对宋王朝不思恢复,竟然把这一个名城轻轻断送的痛心;也写出了宋王朝就凭这样一座“空城”防边,如何不引起人们的忧心忡忡,哀深恨彻。
尽管姜夔一生以游士终老,但白石词并不仅仅是游士生涯的反映,展现在他笔下的是折射出多种光色的情感世界。诚然,由于生活道路和审美情趣的制约,较之辛词,姜词的题材较为狭窄,对现实的反映也略显淡漠。但他并不是一位不问时事的世外野老。姜夔身历高、孝、光、宁四朝,其青壮年正当宋金媾和之际,朝廷内外,文恬武嬉,将恢复大计置于度外。姜夔也曾因此而痛心疾首,深致慨叹。淳熙二年,他客游扬州时便有感于这座历史名城的凋敝和荒凉,而自度此曲,抒写黍离之悲。在作年可考的姜夔词中,这是最早的一首。上片由“名都”、“佳处”起笔,却以“空城”作结,其今昔盛衰之感昭然若揭。“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虚处传神,城池荒芜、人烟稀少、屋宇倾颓的凄凉情景不言自明,这与杜甫的“城春草木深”(《春望》)用笔相若。“春风十里”,并非实指一路春风拂面,而是化用杜牧诗意,使作者联想当年楼阁参差、珠帘掩映的盛况,反照今日的衰败景象。“胡马窥江”二句写金兵的劫掠虽然早已成为过去,而“废池乔木”犹以谈论战事为厌,可知当年带来的战祸兵燹有多么酷烈!陈廷焯《白雨齐词话》认为:“‘犹厌言兵’四字,包括无限伤乱语,他人累千百言,亦无此韵味。”姜词以韵味胜,其佳处即在于淡语不淡,其中的韵味反倒是某些浓至之语所不及的。“清角”二句,不仅益增寂凄,而且包含几多曲折:下有同仇敌忾之心,而上无抗金北伐之意,这样,清泠的号角声便只能徒然震响在兵燹之余的空城。词的下片,作者进一步 从怀古中展开联想:晚唐诗人杜牧的扬州诗历来脍炙人中,但如果他重临此地,必定再也吟不出深情缱绻的诗句,因为眼下只有一弯冷月、一泓寒水与他倘佯过的二十四桥相伴;桥边的芍药花虽然风姿依旧,却是无主自开,不免落寞。尤其“二十四桥”二句,愈工致,愈惨淡,可谓动魄惊心。萧德藻认为此词“有黍离之悲”,的确深中肯綮。
扬州自隋唐以来,即处于大运河和长江航运的枢纽地位,也是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商业发达,市肆繁华。唐末著名诗人杜牧曾为淮南节度府掌书记,淮南道的治所设在扬州。他在这里写的关于扬州的诗篇,给姜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宋朝在这一带设淮南东路和淮南西路,扬州是淮南东路的治所。南宋建炎三年(1129),金兵大举南侵,攻破扬州、建康(今南京)、临安(今杭州)等城,烧杀掳掠,此后仍然不断地发动对南宋的进攻。绍兴三十一年(1161),隆兴二年(1164),金兵又大举进犯淮南地区,烽火连年,扬州自然受到影响。淳熙三年(1176)冬至这一天,在一场大雪之后,姜夔路过扬州。他说:“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予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繁华的城市已变为一片断井颓垣。姜夔看到山河残破,不禁产生了《诗经·黍离》所反映的情感。他自比为周代的大夫,在西周颠覆之后,看见宗庙宫室的废墟上长满了庄稼,心里感到悲痛。
姜夔在小序中说:“予怀怆然,感慨今昔”。今,指眼前的扬州;昔,指杜牧笔下的扬州。姜夔用对比、衬托的方法,描绘出扬州的荒凉景象。扬州,唐城有两部分:子城(即内城)是官署区,在蜀岗上;罗城(即外城)是住宅区和商业区,在蜀岗下。两城毗连。杜牧《扬州》诗说:“街垂于步柳,霞映两重城。天碧台阁丽,风凉歌管清。”《题扬州禅智寺》诗说:“暮霭生深树,斜阳下小楼。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又《赠别》诗说:“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这座富庶的城市,楼阁林立,丝管纷纷,但到姜夔前来游历时已经面目全非。上阕说:“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淮左,指淮南东路。竹西,指竹西亭,在蜀岗上禅智寺附近。词中首先指出扬州是淮南的著名都城,而竹西亭又是景色宜人的去处,衬托出姜夔在开始的旅程中驻马暂停,本来是抱着很大的希望来观赏古城的。但实际情况却是:“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当年垂柳夹道、春风弥漫的十里街衢,如今却是一片自生的荠菜和野麦,青色无限。这又衬托出,这里的居民大都在战乱中死亡或逃散,几乎看不到人们活动的迹象。
“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胡马”,指金朝的骑兵。“窥江”,指两次打到长江北岸。从此以后,扬州也只剩下荒废的池塘和高耸的古树,而劫后幸存的人们至今感到愤恨,不愿再提起这种残暴的战争。姜夔有这样的体验;凡是有创钜痛甚的经历的人,常常不愿意提起这种经历,因为怕引起痛苦的回忆,自己的心灵重新受到一次折磨。“犹厌言兵”,表示对这种战争的极端憎恶,这一句话刻划出创钜痛深的人们的复杂心理状态。至此,我们也才知道扬州还有幸存的居民,当姜夔和他们谈话时,他们作出了上述痛苦的表情。景况如此萧条,而暮色又悄悄降临。“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清角,指发音凄凉的号角。戍楼上号角吹出的使人感到阵阵寒意的声浪,震荡着空城。号角的声音更显出这座空城的可怕的寂静。作者的痛苦心情层层增添,达到了高潮。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杜郎即指杜牧。姜夔认为他具有极高的鉴赏能力和写作技巧。但料想他如今重来,看到古城的沧桑变化,也必定大吃一惊。这几句衬托出,扬州所遭受的破坏远远超出姜夔的意料,因而在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心潮起伏,难以平静下来。“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上引杜牧《赠别》诗中有“豆蔻梢头二月初”之语,以初春枝头的豆蔻花比喻美丽的少女。杜牧的另一首《遣怀》诗说:“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青楼,指妓馆。杜牧的这两首诗是写他在扬州的荒唐生活的。现在有些词学家指出,姜夔在这里所说的“豆蔻词工,青楼梦好”,是指杜牧的才华和作诗的表达能力而言。姜夔对这时复杂的情感,自己认为已经不能表达了,即使杜牧重来,也难以为他表达出来。姜夔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这场灾难,但心情同样是创钜痛深的。夜晚,姜夔在月光下徘徊。“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二十四桥也见于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诗:“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二十四桥,桥名。当年的明月夜,有多少人在桥上赏月,不时听到美人吹箫的声音,而今桥仍然存在,水中微波正环绕着月影荡漾,但冰冷的月亮却默默无声。还有谁来欣赏月光!多么寂寞的月亮!“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可怜桥边的红芍药,仍然每年盛开,还有谁来欣赏呢?多么寂寞的芍药!物尚如此,人何以堪,悲痛的心情又达到一个高潮。
《扬州慢·淮左名都》词层次清晰,语意含蓄,言有尽而意无穷。既控诉了金朝统治者发动掠夺战争所造成的灾难,又对南宋王朝的偏安政策有所谴责,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白石《续书谱》】
姜夔精通书法艺术,《书史会要》评其书艺为:“迥脱脂粉,一洗尘俗”,因其在书法艺术上有精深的修养,发为文字,则为达识之言。宋谢采在续书谱序》中有云:“白石生好学,无所不通,书法得魏晋古法,运笔遒劲,波澜老成,尤好临习《定武兰亭序》。后人认为:“宋人论法帖者米芾、黄长睿以下,互有疏密,论者谓姜氏之评在米、黄之上,可见其研习之精湛。所著《续书谱》一书,尤为学书者所称道。”
姜氏此书,乃进一步阐发《书谱》所述书法理论而有所研讨,议论精到,用志刻苦,素为书家所重。姜白石的《续书谱》,用通俗的散文格调,将《书谱序》的精意,归纳起来,作了具体介绍,再结合自己的实践,对真、行、草书的书写和学习方法、技巧以及用笔、用墨、结体、临摹等的各个方面,都做了科学分析,还举很多例子来作说明,说理浅显,不作高论,所以它不是空洞的理论文章,而是《书谱序》的注脚,又是《书谱序》的发展。
《续书谱》一卷,意在继唐孙过庭之《书谱》,自来为书家所重。凡二十条,分论书体、用笔、用墨、临摹、章法、气韵等,对书法艺术的各个方面,都有较深的体会。
真、行、草书之法,其源出于虫篆、八分、飞白、章草等。圆劲古淡,则出于虫篆;点画波发,则出于八分;转换、向背,则出于飞白;简便痛快,则出于章草。然而真、草与行,各有体制。欧阳率更、颜平原辈以真为草;李邕、西台辈以行为真。亦以古人有专工真书者,有专工草书者,有专工行书者。信乎!其不能兼美也。或云:草书千字,不抵行书十字:行草十字,不如真书一字。意以为草至易而真至难,岂真知书者哉!大抵下笔之际,尽仿古人,则少神气:专务遒劲,则俗病不除,所贵熟习精通,心手相应,斯为美矣。白云先生、欧阳率更《书诀》亦能言其梗概。孙过庭论之又详,可参稽之。
1、《真书及用笔》
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钟元常,其次王逸少。今观二家之书,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书判取士,而士大夫字书类有科举习气。颜鲁公作《干禄字书》,是其证也。矧(况)欧、虞、颜、柳,前后相望,故唐人下笔应规入矩,无复魏、晋飘逸之气。且字之长短、大小、斜正、疏密,天然不齐,孰能一之?谓如“东”字之长,“西”字之短,“口”字之小,“体”字之大,“朋”字之斜,“当”字之正,“千”字之疏,“万”字之密,画多者宜瘦,少者宜肥。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耳。或者专喜方正,极意欧、颜;或者惟务匀圆,专师虞、永,或谓体须稍扁则自然平正,此又有徐会稽之病。或云:欲其萧散,则自不尘俗,此又有王子敬之风,岂足以尽书法之美哉!真书用笔,自有八法,我尝采古人之字列之为图,今略言其指:点者,字之眉目,全藉顾盼精神,有向有背,随之异形。横直画者,字之体骨,欲其坚正匀静,有起有止,所贵长短合宜,结束坚实。[丿]、[乀]、者,字之手足,伸缩异度,变化多端,要如鱼翼鸟翅,有翩翩自得之状。[乚]、[亅]者,字之步履,欲其沉实。晋人挑剔,或带斜拂,或横引向外,至颜、柳始正锋为之,正锋则无飘逸之气。转折者,方圆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转;折欲少驻,驻则有力;转不欲滞,滞则不遒。然而真以转而后遒,草以折而后劲,不可不知也。悬针者,笔欲极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绳。若垂而复缩,谓之垂露。故翟伯寿问于米老曰:“书法当何如?”米老曰:“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后能之。古人遗墨,得其一点一画皆昭然绝异者,以其用笔精妙故也。大令以来,用笔多尖。一字之间,长短相补,斜正相拄,肥瘦相混,求妍媚于成体之后,至于今,尤甚焉。用笔不欲太肥,肥则形浊;又不欲太瘦,瘦则形枯;不欲多露锋芒,露则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则体不精神;不欲上大下小,不欲左高右低,不欲前多后少。欧阳率更结体太拘,而用笔特备众美,虽小楷而翰墨洒落,追踵钟、王,来者不能及也。颜、柳结体既异古人,用笔复溺于一偏。予评二家为书法之一变,数百年间,人争效之,字画刚劲高明,固不为书法之无助,而魏、晋之风规,则扫地矣。然柳氏大字,偏旁清劲可喜,更为奇妙,近世亦有仿效之者,则浊俗不除,不足观。故知与其太肥,不若瘦硬也。
2、《草书及用笔》
草书之体,如人坐卧行立,揖逊忿争,乘舟跃马,歌舞擗踊,一切变态,非苟然者。又一字之体,率有多变,有起有应,如此起者,当如此应,各有义理。右军书“羲之”字、“当”字、“得”字、“深”字、“慰”字最多,多至数十字,无有同者,而未尝不同也,可谓从欲不逾矩矣。大凡学草书,先当取法张芝、皇象、索靖、章草等,则结体平正,下笔有源。然后仿王右军,申之以变化,鼓之以奇崛。若泛学诸家,则字有工拙,笔多失误,当连者反断,当断者反续,不识向背,不知起止,不悟转换,随意用笔,任意赋形,失误颠错,反为新奇。自大令以来,已如此矣,况今世哉!然而襟韵不高,记忆虽多,莫湔尘俗,若风神萧散,下笔便当过人。自唐以前多是独草,不过两字属连;累数十字而不断,号曰“连绵”、“游丝”,此虽出于古人,不足为奇,更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尝苟且。其相连处,特是引带。尝考其字,是点画处皆重,非点画处偶相引带,其笔皆轻,虽复变化多端,而未尝乱其法度。张颠、怀素最号野逸,而不失此法。近代山谷老人自谓得长沙三昧,草书之法,至是又一变矣。流至于今,不可复观。唐太宗云:“行行如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恶无骨也。大抵用笔有缓有急,有有锋,有无锋,有承接上文,有牵引下字,乍徐还疾,忽往复收。缓以效古,急以出奇;有锋以耀其精神,无锋以含其气味。横斜曲直,钩环盘纡,皆以势为主。然不欲相带,带则近俗,横画不欲太长,长则转换迟;直画不欲太多,多则神痴。以捺“ゝ”代“乀”,以发代“辵”,“辵”亦以捺代,惟“丿”则间用之。意尽则用悬针,意未尽须再生笔意,不若用垂露耳。用笔如折钗股,如屋漏痕,如锥画沙,如壁坼,此皆后人之论。折钗股者,欲其曲折圆而有力;屋漏痕者,欲其横直匀而藏锋;锥画沙者,欲其无起止之迹;壁坼者,欲其无布置之巧。然皆不必若是。笔正则锋藏,笔偃则锋出,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奇出焉。常欲笔锋在画中,则左右皆无病矣。故一点一画皆有三转,一波一拂皆有三折,一“丿”又有数样。一点者,欲与画相应;两点者,欲自相应;三点者,必有一点起,一点带,一点应;四点者,一起、两带、一应。《笔阵图》云:“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便不是书。”如“口”,当行草时,尤当泯其棱角,以宽闲圆美为佳。“心正则笔正”,“意在笔前、字居心后”,皆名言也。故不得中行,与其工也宁拙,与其弱也宁劲,与其钝也宁速。然极须淘洗俗姿,则妙处自见矣。大要执之欲紧,运之欲活,不可以指运笔,当以腕运笔。执之在手,手不主运;运之在腕,腕不主执。又作字者亦须略考篆文,须知点画来历先后。如“左”、“右”之不同;“剌”、“刺”之相异;“王”之与“玉”;“礻”之与“衤”,以至“秦”、“奉”、“泰”、“春”,形同体殊,得其源本,斯不浮矣。孙过庭有执、使、转、用之法:执谓深浅长短,使谓纵横牵掣,转谓钩环盘纡,用谓点画向背,岂偶然哉!
3、《行书及用墨》
尝考魏、晋行书,自有一体,与草书不同。大率变真以便于挥运而已。草出于章,行出于真。虽曰行书,各有定体,纵复晋代诸贤,亦苦不相远。《兰亭记》及右军诸帖第一,谢安石、大令诸帖次之,颜、柳、苏、米亦后世可观者。大要以笔老为贵,少有失误,亦可辉映。所贵乎秾纤间出,血脉相连,筋骨老健,风神洒落,姿态备具,真有真之态度,行有行之态度,草有草之态度,必须博习,可以兼通。凡作楷,墨欲干,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润以取妍,燥以取险。墨浓则笔滞,燥则笔枯,亦不可不知也。笔欲锋长劲而圆,长则含墨,可以运动,劲则有力,圆则妍美。予尝评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之则缓来,舍之则急往,世俗谓之揭箭;好刀按之则曲,舍之则劲直如初,世俗谓之回性;笔锋亦欲如此,若一引之后,已曲不复挺,又安能如人意耶!故长而不劲,不如弗长;劲而不圆,不如不劲,纸、笔、墨,皆书法之助也。
4、《方圆、向背与疏密》
方圆者,真草之体用。真贵方,草贵圆。方者参之以圆,圆者参之以方,斯为妙矣。然而方圆、曲直,不可显露,直须涵泳一出于自然。如草书尤忌横直分明,横直多则字有积薪、束苇之状,而无萧散之气。时参出之,斯为妙矣。向背者,如人之顾盼、指画、相揖、相背。发于左者应于右,起于上者伏于下。大要点画之间,施设各有情理,求之古人,右军盖为独步。疏密书以疏欲风神,密欲老气。如“佳”之四横,“川”之三直,“鱼”之四点,“画”之九画,必须下笔劲净,疏密停匀为佳。当疏不疏,反成寒乞;当密不密,必至凋疏。
5、《迟速与位置》
迟以取妍,速以取劲。必先能速,然后为迟。若素不能速而专事迟,则无神气;若专务速,又多失势。 假如立人、挑土、“田”、“王”、“衣”、“示”,一切偏旁皆须令狭长,则右有余地矣。在右者亦然,不可太密、太巧。太密、太巧者,是唐人之病也。假如“口”字,在左者皆须与上齐,“呜”、“呼”、“喉”、“咙”等字是也;在右者皆须与下齐,“和”、“扣”等是也。又如“宀”须令复其下,“走”、“辵”皆须能承其上。审量其轻重,使相负荷,计其大小,使相副称为善。
6、《笔势与神采》
下笔之初,有搭锋者,有折锋者。其一字之体,定于初下笔。凡作字,第一字多是折锋,第二、三字承上笔势,多是搭锋。若一字之间,右边多是折锋,应其左故也。又有平起者,如隶画;藏锋者,如篆画。大要折搭多精神,平藏善含蓄,兼之则妙矣。风神者,一须人品高,二须师法古,三须纸笔佳,四须险劲,五须高明,六须润泽,七须向背得宜,八须时出新意。自然长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泽之癯,肥者如贵游之子,劲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仙,端楷如贤士。情性艺之至,未始不与精神通,其说见于昌黎《送高闲序》。孙过庭云: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则凋疏。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懒,五乖也。乖合之际,优劣互差。字有藏锋出锋之异,粲然盈楮,欲其首尾相应,上下相接为佳。后学之士,随所记忆,图写其形,未能涵容,皆支离而不相贯穿。《黄庭》小楷,与《乐毅论》不同,《东方朔画赞》,又与《兰亭记》殊旨,一时下笔,各有其势,因应尔也。余尝历观古之名书,无不点画振动,如见其挥运之时。山谷云:“字中有笔,如禅句中有眼。”岂欺我哉!
7、《临摹与书丹》
摹书最易,唐太宗云:“卧王濛于纸中,坐徐偃于笔下”,亦可以嗤萧子云。唯初学书者不得不摹,亦以节度其手,易于成就。皆须是古人名笔,置之几案,悬之座右,朝夕谛观,思其用笔之理,然后可以摹临。其次双钩蜡本,须精意摹拓,乃不失位置之美耳。临书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笔意;摹书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笔意。临书易进,摹书易忘,经意与不经意也。夫临摹之际,毫发失真,则神情顿异,所贵详谨。世所有《兰亭》,何啻数百本,而定武为最佳。然定武本有数样,今取诸本参之,其位置、长短、大小,无不一同,而肥瘠、刚柔、工拙要妙之处,如人之面,无有同者。以此知定武虽石刻,又未必得真迹之风神矣。字书全以风神超迈为主,刻之金石,其可苟哉!双钩之法,须得墨晕不出字外,或廓填其内,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体。虽然,尤贵于瘦,使工人刻之,又从而刮治之,则瘦者亦变为肥矣。或云双钩时须倒置之,则亦无容私意于其间。诚使下本明,上纸薄,倒钩何害?若下本晦,上纸厚,却须能书者为之,发其笔意可也。夫锋芒圭角,字之精神,大抵双钩多失,此又须朱其背时,稍致意焉。笔得墨则瘦,得朱则肥。故书丹尤以瘦为奇,而圆熟美润常有余,燥劲老古常不足,朱使然也。欲刻者不失真,朱有若书丹者。然书时盘簿,不无少劳。韦仲将升高书凌云台榜,下则须发已白。艺成而下,斯之谓欤!若钟繇、李邕,又自刻之,可谓癖矣。
【书法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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