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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光就新帖学答记者问

新时代呼唤“新帖学”
——张旭光就“新帖学”答记者问
采访人： 书法导报驻京首席记者  白景峰



白：2006年4月30日《书法导报》发表了姜寿田先生的文章《当代新帖学论》，这是书法界第一次郑重提出的有关“新帖学”的学术文章，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尤其是您在多种场合表示了对这篇文章的赞赏和支持，请问您为什么会对这篇文章产生浓厚的兴趣呢？
张：4月30日《书法导报》发表了姜寿田的这篇文章，看了之后我觉得非常好，很有史观意识，也很有时代意义，而且对整个碑帖的历史都有了一个很翔实的分析，提出发展“新帖学”这样一个概念。我是学帖的，所以本能地就对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按照心理学来讲，人对最感兴趣的东西会最敏感，但这还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我感觉帖学在整个书法史上，它属于那种更深奥、更厚重、更文化、更人性化的一个范畴。同时我也思考过所谓清代的“书道中兴”。清人是很有成就的，特别是隶书、篆书。隶书、篆书在唐代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了，宋人、元人、明人，基本上都没有书法意义上的隶书、篆书，所以说到了清代才出现中兴的局面，比如隶书出了伊秉绶、郑谷口、金农等大家，篆书出了邓石如等，还有写北碑的，像赵之谦，成就都很高。所以说，在整个书法史上，应该说清代书坛是非常活跃，也是非常有成就的，我非常认可这一点。但同时我有一点古怪的想法，就是清代的书法家们也有失误的地方，他们把博大精神的帖学搁到一边了，专门搞这个碑版、碑刻，这样就把书法流美的一面，那种以书写为核心的一面丢掉了，草书、行草、行书几乎可以说没有大家，这样想想，也挺不划算的。清代二百多年，那么多书法家聪明才智都被浪费了，没有在非常深厚的帖学资源中进行挖掘，似乎有些顾此失彼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对这个问题我一直都很感兴趣，康有为作为变法维新的领袖，提出“扬碑抑帖”，我认为有政治上的原因，当时又是鸦片战争，又是八国联军，弄得国家有一种行将灭亡的感觉。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扬碑抑帖”，就会有矫枉过正的地方。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当代如何很好地研究帖学的发展问题，或者说如何借鉴帖学和碑学发展史上的一些经验教训，是很有意义的。我的兴趣更多的是在这一点上。所以我在不同场合表达了我这样的观点，赞成和支持发展“新帖学”的说法。

白：那么您如何来理解“新帖学”的概念，“新帖学”之“新”应该包含那些内容？
张：姜寿田在文章中讲到了“新帖学”的意义和它的紧迫感、重要性，及可行性的瞻望。至于“新帖学”如何发展，涉及得不多。我认为“新帖学”的“新”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帖学”不是无源之水，必须坚定地继承帖学的优秀传统。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更深层地认识、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帖学，或者我们就说书法，它本身是传统文化土壤中成长出的一朵奇葩，要是将它拔起来，就会看到它下面纵横交错的全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儒家的、道家的、佛家的，包括禅宗的东西。如果不把传统文化研究得更加精深，这对于理解书法的传统就是一个障碍。而当代书坛的现实状态是，中青年书家都是在新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也大都缺乏系统的传统文化的研习和积累，这是一种先天不足。这种不足直接制约了我们（包括我在内）深入理解和把握书法的传统经典。比如，当代人都学二王，都感觉学有所成，而由于对当时的玄学不理解，对周易、老子和庄子缺乏研究和领会，使得今人在书法的继承上，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还远远没有接近‘二王’的核心。”因此，要真正的理解和继承帖学的传统，就必须深入到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文化之中。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再新也不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一点，应该是很明确的，也是坚定不移的。
2．“新”要体现在表达时代情感上。上边讲到的深入传统一方面是深入传统文化；一方面是书法本质在古法的运用和碑帖的理解上要有很强的再现能力。这点呢，则重在要有很强的表现能力。以前我们都在强调要有再现能力，譬如我写王羲之，就得很像王羲之，这只是一种再现能力。但是光这个就不够了。相对于“旧帖学”来说，“新帖学”的“新”就表现在有表现能力。以表现主义的创作思想来指导创作，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没有这种表现能力就不可能把时代的情怀和情感抒发和表现出来。同时，这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种责任。我最近在兰亭奖的问题上一直在讲，当代的书家要提高现代审美能力。如果说前边讲的对传统文化的积累不够是先天不足的话，这里就是后天不足。因为当代书法已经进入了艺术审美为主的这样一个时代。电脑时代的到来，从实用功能看，连钢笔都很少用了，就更不用说毛笔了。我们已经感觉到，在21世纪的今天，书法将由原来的以写字为主转变为以艺术的方式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果还停留在以传统的写字为主的书法状态中，就远远不够了。现代审美能力的提高，一方面我们要研究它作为视觉艺术的表现方法，关注线条和审美心理的关系，也就是要研究视觉对心理的影响，这是一个现代美学很重要的特征。要研究审美心理学，还要研究空间构成，包括线条的组合和生命的律动有怎样的关系。书法作为最传统、最古老的艺术，在这一点上的研究是不够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书法美学本身研究就不够，书法美学的资源不丰厚，这是一个方面。二是在现代审美的范畴中，姊妹艺术也是可以借鉴的。比如美术，特别是中国的文人画，完全是靠书法的介入发展起来的，从苏东坡开始，米芾、董其昌，这些人都是用书法的意识介入了绘画，随之文人画便成长起来了。实际上文人画也影响了书法，文人以画家的身份和感觉去写字，便是在一种美术思想的贯穿中去写字，实际上和那种纯粹实用性的写字有区别了。实际上绘画也在影响书法。而现在我们大部分的书法家都不搞绘画，所以说这种介入的意识不够。还有，音乐的节奏和旋律最接近书法，书法的笔画组合，就如同音乐音符的组合，组合好了便可激动人心；再有如舞蹈，被称为运动的书法。总之，当代书法的艺术素质，应借鉴姊妹艺术的精神。第三是在现代生活中发现现代的美，如城市建筑、家具、服装都体现了强烈的时代审美意识，要在生活中打通它们与书法的联系，以增加创作的现代情感。
3．要新在综合发展上。我个人认为书法家应该是一个文化学识、人格理想、才情禀赋、阅历识鉴以及勤学苦练的集合体。过去的文人画讲究诗书画印“四绝”。我觉得这就是宋人的表现主义的一种思想。就书法来讲，宋代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在宋人以前，晋唐基本上属于“道法自然”阶段，就是以自然的法则，来指导书法的创作，如“作一点如高山坠石”等；宋人以后呢，进入了“书为心画”的阶段，也就是表达内心世界。如何表达主观意趣，实际上，和绘画一样，宋人绘画也是从写实走向了写意的，我的理解，当时书法也走向了写意。诗也是如此，大画家都是诗人，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董其昌，都是大诗人。从中国的思想史和美学史上看，当时如果只会写字，不懂诗画，是不能成为书法家的，在当时，这就是一个现象。就此来看，“新帖学”的发展，书法家们也要综合发展。不光能够写字，能填词，能作文，还要旁通其他的艺术。我们看明清的徐渭以及后来的八大山人、扬州八怪这些很有个性的书家，他们的画是写意的，个性的，他们的诗、字要配合画，也就是要和谐。因此字也非常个性化，这对我们是个启发。
4．要在技法上表现得更高超。要寻找以书写性为核心的书写感觉。实际上书法的书写性是书法艺术创作的一个主要动力。以自然书写来反对做作，这是书法本体核心的东西。在技法上来说，从帖学的源头来看，古人大都写小字，写得都很文雅。实际上在中国书法史上，一直就有这个矛盾。文人字比较雅，但气势弱。写大字，气势来了，但又不够文雅，这一直是个难题。新帖学如何解决这样一个难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课题。要朝有难度的地方去攀登，一点法度、一点高度都没了，那就不是艺术了。扛麻袋、抡大锤，那很容易，可那不是艺术，艺术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必须是有思想、有知识、有文化、有高超技艺的人才能完成的。如果能把字写大，并且能够保留那种文雅的气息，那就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大潮相一致了。这也就有了新的东西，有了超越前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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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要吸收碑学二百年来的新成果。在独尊赵董时期，碑学被压抑的时间长了，就有了反叛，要取法的自由，要倡导个性，于是碑学的大旗被树起来。清代在讲碑学的时候，人人都讲追求自己的面貌，成为一种潮流。“新帖学”中也可借鉴这种精神。帖学在唐代尚法的时候，也出现了张旭、怀素，追求那种禅宗顿悟的、浪漫的书写，就是庄子所讲的“官止而神欲行”的东西，规范的和浪漫的并行发展，所以吸纳碑学的成果和倡导“新帖学”其实并不矛盾，是完全可以互相借鉴的。

白：新时期中国书法复兴以来，书法的发展基本经历了几个阶段：八十年代，多元互动，传统的、现代的各种流派纷纷登场；九十年代，向民间碑刻、汉简、写经等学习、取法成主流时尚，有人把它定性为书法的一个后碑学时代；新世纪以来，对经典帖学的传承、创新成为一种主流，尤其今年以来，全国许多书法报刊发表了很多对帖学讨论的专题文章，中国书法院也将在今年举办一个以研究二王帖学为主的这样一个展览，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您认为提出“新帖学”有什么时代意义？
张：大家都有这样一种心态，就是追求文化、追求民族精神的高扬。其实，这是一种大的气候。国家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不断发展，实力越来越强，中华民族开始进一步追求一种话语权和民族地位。在这种形势下，各行各业都有这种精神的诉求和欲望，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民族精神的寻根和民族文化的回归。这是大势所趋，谁也阻挡不了的。书坛出现了对帖学的一种渴望，包括中国书法院即将举办的关于二王书法的活动，甚至为帖学有成绩的一些书家搞一些提名展，实际上都是对深层文化的追求，都是书法如何深入发展的灵魂深处的一种追问，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现象。这样的话，就会在书坛出现一个追求文化、追求高雅、追求人文精神的局面。其时代意义，我想至少有以下几点：
1．文化价值。实际上帖学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书法之所以博大精深，主要还是指帖学，帖学从东晋时期起可以说逐步成熟了。一个是生命意识的觉醒，把人的生命价值看得很重，社会哲学讲玄学，追求人格理想。从书写材料上讲，纸普及了。再一个，书体都完备了，搞书法的人不用再去研究字体了，而是专注怎么把书法写得更美。这样的时代产生王羲之这样伟大的书家也是必然的。帖学的兴起，实际上蕴含了儒家、道家的思想的发展。上层精英的士大夫阶层追求艺术的自觉，使得帖学形成了一个资源很丰厚的局面。王羲之既有儒家的一面也有道家的一面，既有欢乐的一面也有痛苦的一面。他既跟着道家去深山采药，也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其实，《周易》的阴阳互动原理，直接影响了书法的刚柔相济、虚实相映的审美标准；儒家的中庸思想、人格主义、文教思想等，深入书法的内核，使书法成为修身内养的社会思想；道家的“无为”思想，导致了书法追求自然和谐，反对制作的审美追求；禅宗的顿悟和不主故常的精神，催生了草书的狂颠状态。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佛教思想，都直接影响了书法，又都伴随书法的发展而传播和光大。在这个意义上，学贯中西的林语堂在讲到中西方文化的时候，说西方在找审美体验的时候往往是在女人身上去寻找韵律，而东方则是体现在书法的线条中。他还说：“书法提供了中国人民以基本的美学。”“书法的韵律、形态、范围等基本概念给予了中国艺术的各门类，比如诗歌、绘画、建筑、瓷器和房屋修饰，以基本的精神体系。”所以说，书法具有比其他艺术更高层的意义，主要来源于中国哲学的意义。“新帖学”在追求文化的寻根上，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有文化意义的。
2．道德价值。帖学从一开始就蕴含了很强的哲学思想，以及修身内养的功能。历代文人都将书法作为修身养性的重要构成。特别到了宋代国破家恨的时候，极力推崇颜真卿忠正壮烈、报国殉节的高尚人格，形成了以人品论书品这样一个评价标准，柳公权也讲“身正则笔正”，字如其人。我觉得书法的这一载荷价值，对当代如何建设和谐社会是很有帮助和现实意义的。帖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把道德和艺术合一了，实际上我们天天讲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实际也是同一个问题。包括毛泽东所讲的，高尚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其中所包含的思想实际上也是从传统的儒家文化里边来的。
3．艺术本体的发展价值。帖学讲究书法能够流美，实际上是讲心灵律动的一致性。书法高就高在不是描摹一种具体的形象，而是一种心灵意象的描述。帖学的流美，“新帖学”要把书写性，作为书法的核心摆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从而回归到书法本体的动力上来。我前几年写了一篇评他人篆刻边款的文章，说历史上一个时期是以草书入边款的，但是最后没有发展起来，为什么，就是以刀代笔，并不符合人的生理结构，草不起来，草起来就破坏了草书的过程，绵延不断的曲线的组合靠刀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倡碑以后清代就没草书了，也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帖学的讲律动、讲流美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精神。从这一点讲，抒发性情，帖学是最科学的。如果我们提倡和鼓励这一点，很可能为书坛带来一股以性情为主的创作风潮，以书写为核心的创作局面将得到振兴。
现在看来，“新帖学”的提出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其重要性也体现在这个时机上。我们曾说，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因为当时的宗教礼法把人们的思想禁锢了，人们要反叛，恢复到古希腊那个时代，使整个人文精神得以重建。我们现在最近五年应该说在帖学的研究和创作上有了一大批的成果，有了不少在帖学上有成就的中青年书家，这个时候，我们提倡“新帖学”，以现有的人才力量，当代的审美水平、审美情怀和审美视角，重新回到帖学的源头“二王”，重新阅读经典、开掘经典，必将对书法发展产生一种新的推动力。其综合价值，现在说还为时过早，但可以认为是无法估量的，重大的。因为谁也没想到米开朗琪罗、达•芬奇等画裸体、塑人体，带来了人性的大解放，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哲学思想，推动了现代化进程。

白：千百年来，帖学维系着中国书法的文化道统，从这一点上说，提倡“新帖学”与对书法的文化捍卫是否相一致，它对扭转书界不尚文化的浮薄风气有什么意义？
张：书法界对人文精神弘扬远远不够。原因主要是文化修养不够，最重要的是没有经过传统文化的长期训练。中国的儒家、道家思想是形成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理想的重要来源。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这种精神在以前的知识分子是严格恪守的，也是作为人格理想去追求的。帖学所倡导的是人格高尚，行为高雅，书法高标。当然也不是说人品高了，书法水平自然就高了，这里有一个转化的问题。还有一个天性问题，有的人学问很高，人格很高尚，在别的方面有天赋，但在书法上却不行。现在有人对书法界“书家学者化”提出异议，要害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反对学识的作用。我们现在倡导人文精神，对克服浮躁的创作情绪，是有好处的。实际上兰亭精神最重要的就是一种超越精神，寄情山水，超越功利。人格高尚，行为潇洒出尘，书法才能超越群品，王羲之就是这样的楷模。现在书坛有抄袭的，有找人捉刀代笔的，还有为了参展反复只写几个字的等等，这都特别需要人文精神来提升人格和修养。“新帖学”的发展因为强调深入传统文化，追求人格理想，表现文人风雅，会对克服当前的一些浮躁风气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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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这些年来，书法界因为观念之争，或者因为倡导一些不同流派，事实上产生很多“山头”、“圈子”，这些一方面对书法发展产生积极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也带来很大负效应，那么提倡“新帖学”，是否是倡导一种新的流派，如果是，它又如何才能跳出狭隘的流派圈子？
张：流派从书法史上来说有“南帖北碑”之说，这种流派并没有形成圈子，因为这是由两个政权的敌对造成了不能交流的局面。随着中原文人南迁，也就是这个国家的文化核心的南迁，加上气候和地理条件的影响，和士大夫阶层的精神追求，才出现了以流美为主要书写态势的帖学。北方呢，则在佛教思想影响下，石窟、碑版、造像到处都是。要讲韵，南方胜，要说深刻豪放，还是北方，不存在人为的狭隘的小圈子问题。当代，在“新帖学”的大旗下，我认为还不太好形成小圈子。一方面，帖学所承载的文化含量、艺术思想，基本涵盖了碑学的思想，比如宋代以来的表现主义艺术思想，其实也就是清人碑学的一种思想。帖学和碑学其实是共有一个源。当然，可能不同的风格会有的，个人的面貌会有不同，甚至会有群体的面貌和风格。但这和形成山头、圈子是两回事。形成圈子的思想根源是“唯我独尊，占山为王”，当然还有很多复杂原因。我想，在帖学里谁也不好当头儿，头儿是老祖宗——王羲之，谁当头儿都不够资格。“流行书风”主流是从民间书法去吸收营养，独辟一种不同于人的发展道路，这个方向应该说是很有价值的，可能在开发资源上很有成果，比如清人把甲骨文变成了墨迹，悬挂起来，成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审美样式。“流行书风”的价值全在能否把当代文人审美情怀注入民间书法，化俗为雅的努力和成果。但由于审美思想的不同或对立，一些年轻人以无法为荣，而一些老先生一时难以理解，于是人为形成了一些圈子。但“新帖学”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是当代书法界共同需要承担的历史责任。在这样一张大旗下，文化是一致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提倡新帖学不会形成狭隘的流派圈子，也不会有人产生想当头儿之类的想法。

白：您认为新帖学发展的前景如何？您是否会倡导一些这方面的展览，或有关这方面的学术性活动?
张：我对“新帖学”发展持一个很乐观的态度。帖学在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宝藏，博大精深，会为当代人提供源源不断的艺术灵感、艺术思想的资源和推动力，提供大展才华的平台。我看书法史的时候，感觉在王羲之之后行草或者帖学成熟以后，宋元明清这几个朝代仍然是大有作为的。王羲之的时代，追求人格理想，追求潇洒出尘，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到了唐以后它也有很大的发展，一路是遵循了大唐盛世的需要，强调法度，使楷书更加规范化，还有一路是张旭、怀素的浪漫主义的极限张扬。书法从玄学的时代走到唐代的时候，向着浪漫主义、禅宗顿悟的方向发展，为什么能做到，这也就是玄学里的老庄哲学本来的应有之义，帖学本来就蕴含着这些素质，所以才能够发展起来。另外，到了宋代，强调尚意，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墨戏”，书画就是表达性情，当时的画是讲得意忘形，书法也就随之进入了写意时代，进入了书为心画的时代，又发展了。当代人写意或者表现主义能力的培养是“新帖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指向。把时代的审美融入书画去写意，这是常变常新的事情，永远不会封闭，永远不会过时。可以这样说，是宋代的艺术思想进一步丰富了帖学的精神追求。放在当下，自然也就不会阻碍心性的发挥和创作的发展。这是帖学本身的博大精深和开放的体系所决定的。甚至董其昌也提到过这个问题，董其昌提出“熟后生”的审美思想，这又为帖学的发展增加了活力。追求“熟后生”，也就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样的一个很高的境界。在一千多年的帖学史上，艺术思想不断丰富、发展，为后来开掘、探寻和发展它提供了广阔而深厚的基础。所以对它的前景，我还是非常看好的。
还有一点，“新帖学”的提出和推动，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格局，就是帖学不断壮大、碑学继续发展，他们的关系说是互补，更准确一点应该说是互相依存。辛亥革命以后，很多书家已经意识到碑帖结合的发展道路的重要性，碑帖双方相互激荡、碰撞的矛盾运动，会为书坛大的格局不断发展提供前进的长久动力，这是好事情。所以倡导“新帖学”的发展，对整个书坛发展是好事情。
怎样推动“新帖学”的发展？我想一是提高历史责任感，抓住时机，真情拥抱，担当使命。为“新帖学”鼓与呼，亲力亲为，不遗余力。二是举办当代在帖学创作上代表性人物作品展览，以展览来推动它的发展，同时要有很好的学术介入，以学术的介入为创作如何进一步向前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三是要很好地认识和研究帖学发展过程中一千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很好地清理和整合帖学的资源，为帖学创作的深入发展提供条件。第四，要发展书法美学，为帖学之新，提供理论，指引方向，批评修正。展览可以是小型的，同仁式的，也可以是大型的。中国书协也可视情况参与，我作为分管展览的成员，也可以在这方面作一些事情，推动“新帖学”的发展。

白：您是当代在帖学领域取得较大成功的书家，受到书法界普遍关注，您如何评价自己在帖学创作中“新”的倾向？
张：这两年，许多书法界的朋友说我在帖学创作上有一些新的东西，甚至有一些新的思考。我感觉离我的目标还很远，也不成熟，有待朋友们批评总结。在这里我可以介绍一下学习过程，请大家批评指导：一是取法上来讲，我对帖学有兴趣，我写二王这一路时间比较长，越深入进去，越感到自己不足，越深入就越被二王的东西所左右，我也没有办法。这里有一个过程，我最早写二王，写了很多年，但是在创作上一直缺神采，为何如此呢？就是二王的东西太高深了，它的特色太不明显，属于大象无形，真水无香的境界，用在创作当中，没有特点的时候，就容易平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写了一段颜真卿的东西，写来写去，我才认识到，原来唐人和晋人是一回事。这些东西都很高贵、典雅、端庄，不容易出神采，之后我就又写了一段宋人的东西，主要是苏、米两家，他们追求生命的一种律动，一种态势，苏东坡往右欹，米芾往左侧，他们写字都有一个姿势。写了一段好像就克服了过去那种平板的状态，增加了一点生命跃动，也就是神采的东西。在六届全国展的时候，我在文联工作，投稿之前，我突然就发现我写的作品，“米”加多了，格调就下来了，从而也就发现了宋人和晋人在品位上的差距，和二王的差距。所以我就又返回来写二王，再创作，这才觉得品味和境界上去了，才敢投。当时也有人在《中国书法》杂志上评论，说这张作品应该获奖。从自己的经历看，更理解了二王品位、境界之高。这就是我对帖学的一个理解。折腾来折腾去，发现好的东西都在宋人以前，赵孟頫我也写过，他可能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
我曾经长时间写典雅的东西，南方人也说，你写字是江左风流，但后来我又变了，变得表现汉代的中国精神。以前我老理解不了瞬间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创作上的冲动、灵感，可就是在1991年到西安碑林看过汉代石雕以后，我被震撼的不得了，惊呼这才是大气的、磅礴的中国精神。接下来就想，如何用书法来表现这种神采、气韵和境界，可也不知道怎么表现，于是去请教一些人，从给我的回答来看，感觉到他们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一种审美体验，如何用书法的语言来表现出来。我没听人讲过，实际上这很简单、浅显，就是艺术源于生活。但书法离生活比较遥远，大家都讲临帖出帖，讲个人面貌，在书法创作中从来没有人讲过与生活的关系，可是我的这种体验却印证了当年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悟得笔法是真实的事情而不是传说，只不过当时张旭的书法技术上已经炉火纯青，才情功力比我高。感觉到了这一点，但还没有悟到笔法。所以我就找了一个中介，开始写颜真卿的楷书，颜的楷书结构是往外撑的，那种开张的、雄浑的气势，和汉代大石雕的那种感觉很相似。然后又写过一段时间的汉隶，写过这些以后再来写行草，按现在的体验美学讲，就是瞬间意义的生成，瞬间的体验、直觉成为永恒的审美追求。后来感觉自己才气不够，干脆就放弃吧！说是放弃，可那种永恒的生命记忆已经永远烙在心灵里了。原来用狼毫，后来就开始用羊毫，以前用仿古宣，后来又用很吃水很吸墨的白宣。写了这么几年，到了2003年“非典”以后，有一段时间，突然找到了一点感觉，就是汉代的那种开张、雄浑、弥漫的感觉，这其实是一个长期努力和探索的过程。这个时候，我就非常警惕，警惕什么呢？我一直认为书法真正的、最高的东西就是文雅，实际上就是儒家讲的平和，所以说最高的格调是雅而不是势。从生活体验中这个势有了，但不能影响雅，必须保持一个雅的格调，在这个前提下表现性情，否则会因小失大。以后在创作过程中一直就坚持守住帖学雅的格调和状态，去表达自己性情、追求个性的东西。完全写那种典雅的东西，也许是替别人写，而不是我骨子里、血液里流淌的东西。不管写什么，都必须在保持帖学的高雅、文气的基础上，再追求个人的东西。
从现在来看，由于我们对传统文化积累不够，对二王这些作品我们到底理解了多少，到现在我心中也没有数。所以这两年又开始写草书《十七帖》等，最近网上要发一批我临帖的东西，叫“写意右军帖”，实际上这个写意也就是宋人说的表现主义下的写意。写什么意？还是我所体验到的审美追求，那种汉代精神的意，要把这个意写进去。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对我来说，我主张有空就临帖，老是没空，这很麻烦，事情很多，展览活动很多，各地办展览的积极性很高。我们今年本来要控制展览的，但还是控制不住，书坛也有些意见，觉得办得过多过滥。所以明年确实要控制，要控制在五六个左右，把每个展览办精，把综合效益挖掘得更多，可能会比办更多展览要好一些，也会减少一些紧张，也会有一些到传统中去开掘的空儿。总体上说，我还是希望多读一点书，多受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审美观的熏陶和影响，可能才能体会到我们传统帖学的精髓。还是我经常说的那句话，如何进一步提高现代的审美意识，然后用这些现代的观念去重读经典，到古典传统中去挖宝，来用到帖学的创作中去。我想这是我的一个课题，也是“新贴学”的一个课题。
最后，我感觉你今天提的问题太学术了，难度太大。所以我讲得太乱，请原谅。

梁羿整理

无恙

相当好,的确是高人,知音啊！！！！！！！！！！！！！！！！！！！！！！！！

吴邦志

张老师对帖的理解确实很深很透，其孜孜以求的精神值得敬仰！

过客匆匆

:lol:lol:lol书协里面张先生是难得的高才!

郭立文

精彩，学习了

丰草

旭光先生字写得有自我面目，思想也很深刻，有深度，有高度，可感可佩也！

卢凤勇

清人是很有成就的，特别是隶书、篆书。隶书、篆书在唐代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了，宋人、元人、明人，基本上都没有书法意义上的隶书、篆书，所以说到了清代才出现中兴的局面，比如隶书出了伊秉绶、郑谷口、金农等大家，篆书出了邓石如等，还有写北碑的，像赵之谦，成就都很高。所以说，在整个书法史上，应该说清代书坛是非常活跃，也是非常有成就的，我非常认可这一点。但同时我有一点古怪的想法，就是清代的书法家们也有失误的地方，他们把博大精神的帖学搁到一边了，专门搞这个碑版、碑刻，这样就把书法流美的一面，那种以书写为核心的一面丢掉了，草书、行草、行书几乎可以说没有大家，这样想想，也挺不划算的。清代二百多年，那么多书法家聪明才智都被浪费了，没有在非常深厚的帖学资源中进行挖掘，似乎有些顾此失彼了。

张先生高论.

马有林

拜读！！！！！！